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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3)01-0022-05
　　自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庸俗”政治经济学分裂之后，沿着完全不同的研究路线各自发展，在东方、西方的长期隔离中，各自形成理论体系。这期间，西方经济学在经济领域反复检验并不断发展，消化成为如今观点各异的繁多学派；我国的传统政治学则经历了对原苏联学科建设的照搬、僵化与困境。在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中西各种大相径庭的“新”政治经济学旗号的出现，加上我国现实国情的复杂性，有关政治经济学概念的混淆与碰撞愈演愈烈。本文只试图从政治—经济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演化与研究现状，并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一、政治经济学演化中的政治经济观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看似交叉学科的名称出现时，独立学科名称意义的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严格来讲，古典政治经济学，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自由市场主义，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即使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了商品价值，但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与政治相关的核心，仍然是在经济学讨论中强调了国家因素，或者说是选择了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宏观路线。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常常被直接称为古典经济学，我国学者也承认这一点[1]。我们只能“遗憾”前辈们的不“严谨”，没有长远的“预见性”，权且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当作一个“误会”。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以《资本论》作为成果总结，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劳动价值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引出商品的二重性，即价值与使用价值来说明劳动的二重性决定商品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进而分析了商品的价值形式向货币形式的转化，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劳动力转化为特殊的商品形式为前提，确立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殊性，区分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源泉。这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导致的异化，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导致资本主义无可挽回的腐朽和崩溃。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为最终解决资本主义深层矛盾指明了出路，标明了资本主义后的社会发展方向。
　　可以看出，马克思所论述的政治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当时暴露出深刻矛盾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落脚点是革命意识形态化的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在研究路线上，已经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往的政治经济学即使强调国家的作用，但落脚点仍然是经济，“政治”成为“经济”的单向度的影响因素。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探讨资本主义时，将“政治”与“经济”的影响设定为“双向度”，把两者看作不可分离的相互融合。以此为研究思路，最终得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产生反作用”的结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两个并列领域的交叉。
　　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反，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政治”味道却继续削弱，被马克思斥为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成为后来“政治”字眼被剔除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前奏。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出于对现有社会制度的维护，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劳动价值等有关阶级关系的命题，在经济学研究中被漠视。以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解决经济领域的矛盾为目的，经过西方学者建立“纯”经济学的努力，经济学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因此，政治—经济相结合的研究路线遭到彻底的抛弃，直到1980年马歇尔的着作《经济学原理》问世，“经济学”的名称开始逐渐替代“政治经济学”。
　　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社会主义部分，苏联无可选择地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研究路线。建国后，由于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是苏联“原版”。由于学术研究的限制、停滞，中国20世纪80年代前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实际问题，都没有被整合进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文化革命等，导致了基础理论的探讨和对现实国情的解释都成为空白。因此，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可以直接追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些学者在看待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时，认为它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部分，“政治本身就是基础的意思”，将其作为经济学（实质是西方经济学体系）的分支学科[2]。这种观点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自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来存在长期割裂、分歧的现实，它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
　　在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主义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向着流派多元化的方向发展[3]。其中，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主流研究路线、甚至被视为主流经济学的异端的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引人注目。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并不是一个严谨的概念，主要用来指称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有时还包括其他一些研究领域。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论运用到制度和政治领域，这是其被冠以“政治经济学”的原因。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讲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争论点是阶级社会中的分配问题，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则与这种争论无关。
　　新制度经济学可以简要地定义为“一定政治与经济制度背景下的理性决策研究”[4]。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了制度的变迁等课题，强调经济与制度之间的互动，但总是不能超越经济领域的范围之内。即使制度的泛化涉及到政治制度，也远远不能完全涵盖政治学讨论的课题，有学者就只把新制度经济学看作新古典经济学的某种修正[5]。至于公共选择理论，研究对象和课题都是传统政治学领域的，如选举问题、集体决策问题、政治交易问题、政党轮替中的政治周期问题等。不能因为贯穿其中的对人性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就认为它是经济学本身的一部分，并将所有引用这种假设的研究都打上经济学的标签。公认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人布坎南开诚布公地承认：“公共选择理论不过是经济分析工具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和延伸”[6]。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能称为真正的政治学与经济学的学科交叉。
　　　　二、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现状与误区
　　由于学科发展的惯性，许多学者采取了“旧瓶新酒”的做法，就是仍延续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框架，在社会主义部分中试图融合现实材料，并称之为中国本土的“新”政治经济学。这样的情况在当前的学术着作中仍然相当普遍，特别是一些教材性质的编着[7]。然而这种“省时省力”又“安全妥当”的政治经济学，面对现实仍然是乏力和生硬的。我们面对的是从来没有经验借鉴的社会转型，如果仍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课题框架内研究，是显然走不通的。
　　政府—市场分析在西方有时也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甚至纳入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其实，这种分析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范式。从重商主义开始直到今天，研究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学者和决策者关注的焦点。梳理经济学在西方的发展，可以把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变化作为线索。如今，关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讨论仍是我国当前一个重要的学术课题[8]。但将这类研究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是勉强的。因为无论如何看待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仍然要落脚到经济上，本质属于经济学范畴的。而且，在作政府—市场分析时，往往将政府行为仅作为经济发展中众多影响因素之一，是经济领域的外在变量。更关键的是，在讨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时，主要是从政府的公共性职能出发，而政治的涵义却远远超越了这一范围。
　　出于各种原因，还存在对政治经济学的滥用。有人将经济学内容冠以“政治经济学”，其实所论述内容不是上述任何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9]。这是由于我国传统学科划分的惯性影响，因为我们过去只有政治经济学而没有单纯的经济学。
　　面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乏力，许多学者采取了另一条途径，就是“洋瓶中酒”。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以后，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于是，翻阅许多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其实就是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现实问题。比如，有学者以公共选择理论为支撑，建立关于改革的模式选择与分析的框架，并进而解释中国的改革现实问题[10]；以新制度主义中的理论来分析中国改革[11]；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为框架，通过现实案例调查来分析中国制度变迁[12]。对国外理论的借鉴无疑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思路，然而由于对外来理论的消化吸收很仓促，和对分析中国问题的迫切，仍然存在“洋酒”和“中瓶”的适应问题。西方新政治学理论来自于西方现阶段的时代背景，而我们面临的问题常常是西方从未出现过的，或者是在西方早已经被超越了的。所以，在中国现实分析中，西方新政治经济学框架不免带有生硬的痕迹。
　　讨论西方新政治经济学，必然无法回避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强势。这种强势凭借精致的分析方法和计量化而推动经济学方法论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延伸和扩散，有人称其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家贝克尔对此有过经典的论述：“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以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13]
　　但这种试图以方法论来统一所有人文社会学科的“雄心”受到许多学者的置疑。丹尼斯·缪勒就客观地评价公共选择理论对政治领域的“入侵”：“政治科学家对作为选民和政客的看法，总的来说与公共选择中假定的很不一样。这些角色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环境通常被假定拥有某种制度上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也许远远超出了这些抽象模型所隐含的意义。在许多政治科学家来看，公共选择的各种模型不过是一副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14]
　　“人”本身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是针对人类各种不同“角色”来划分并进行研究的。同一对象的不同“角色”必然是存在相互联系的，这种联系应该以“角色重合”来体现，而不是以简单的某些学科所使用的方法论扩散来涵盖。所以，“角色重合”而不是“方法论重合”，才是建立交叉学科的基本逻辑。具体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应该是那些既可以用“政治眼光”、也可以用“经济眼光”来审视的共同对象。
　　新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大部分都是经济学家。从这一点上，除了经济学的强势，还可以看出政治学的消极和被动。相对于政治学与经济学交叉的被动，美国一批年轻的社会学家采取了“以牙还牙”、主动出击的对策，以一种“社会学帝国主义”的方法（网络分析中的嵌入性与社会建构），把社会学研究的范围扩张至传统上属于经济学的领域，来反击经济学对社会学的入侵[15]。我们不提倡社会科学研究的“门户”之争，但政治学者确实需要反思政治学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能动性。
　　　　三、“以政治眼光审视经济生活”是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那么，能不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研究当前适合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学呢？前面论述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观为我们提供了思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存在不同倾向：一种将其看作理论体系，一种将其看作方法论与具体理论的结合。作者认同第二种倾向，即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方法论体系。卢卡奇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博大精深，我们可以试图跳出具体方法论层次，立足于当前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从研究路线上入手，寻找有意义的借鉴。把研究对象同时看作具有政治性与经济性，也就是“以政治审视经济”的交叉学科研究路线，正是我们在构建中国现实政治经济学时所要汲取的最有价值的营养。
　　任何社会学科建设都要在研究现实的基础之上来描述现实、解释现实并指导现实。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如果忽略了这个基本原则，就成了泛泛空论。在当代中国，我们恰恰发现“政治审视经济”可以成为一种描述现实的带有普遍性的视角。
　　我国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种政治全能社会，国家权力触及到社会各个层次与角落。在这样的社会组织方式中，必然带来政治的泛化，就是以政治的眼光审视所有问题，而不仅仅局限于严格的政治领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时代的前进，这种政治全能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界限如何进行界定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讨论，政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有逐渐淡化的趋势。但这种政治全能惯性并不能轻易消失。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中国现实政治制度下，经济领域的问题仍然需要从政治的视角进行审视，才能得到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同时，许多经济领域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上升到政治层面去考虑。这样，以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经济问题，在现实中更具有解释力和指导力。
　　这种政治审视经济的思维在邓小平理论中有充分的体现。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若是单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邓小平理论，将其对发展经济的强调看成是绝对的，就会流于片面。“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7]的论述，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论述，更是这种政治经济观的集中体现。这样的论断绝不是断章取义，在邓小平着作中，我们可以发掘出系统的有关于此的论述。比如，“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18]就很简单明了。又如，邓小平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19]这些话可以直接地理解为“政治就是经济，经济即是政治”，其切中要害的启示，就是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的理论逻辑。与上文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观相比较，我们可以认为，邓小平理论是对前者“以政治审视经济”研究路线的一脉相承。
　　具体看待这种政治经济观，可以认为是从政治功能的角度看待经济问题。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20]。同时，可以理解为把经济发展作为政治合法性的基础。这种政治经济观把衡量一切工作的是非标准定位为经济发展。对此，邓小平也有过详细的论述：“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1]
　　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20年之后，仍然要保持这种看问题的政治敏感性、高度性与全局性。“讲政治”得到重新强调，可以看作是邓小平理论在新时期的进一步延伸和诠释。
　　在西方有一种研究，与“以政治审视经济”路线相似，这就是政治—市场的研究。与前面所论述到的政府—市场研究相比，这里的区别在于以“政治”代替了“政府”。林德布洛姆同时作为政治学家和比较经济学家，在这方面作了尝试。对于如何看待经济，他有其独到的视角：“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也是政治性的。那么两者有何区别？就普遍意义而言，‘经济’是一种特殊行为，不论这种行为是由个人、企业还是政府进行。更确切地讲，‘经济’是指这么一种行为，他有可能也是政治的行为，寻求以特殊的方式实行。”[22]这样，他从市场关系中抽象出“交换”这个对整个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影响的要素，与权威、说服要素一起，试图解答西方多头政治中趋于明显的大众化控制循环，实业界在市场经济内的特权地位以及市场制度的双重领导权等这些典型的政治、经济相互交叉的问题。
　　无论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各种新政治经济学，都与英文名称Political Economy或New Political Economy相关。有些学者认为，把它们翻译成政治经济学不准确，而使用“政治—经济研究”更加贴切。作者认为，除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外，对于其他大部分所谓的政治经济学，这个建议是中肯的。针对Political Economy的局限性和模糊性，在国外有人使用"Political Economics"来替代"Political Economy"，则可以直接翻译成“政治的经济学”。从学科交叉性上讲，与“政治—经济研究”相比，“政治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更加接近。“政治的经济学”认为，它有两个独特的组成部分，可以用两个问题的形式表述。第一，经济形态用什么方式影响当选政府在选民中的声望；第二，经济政策是由政治家（而不是由中立的技术专家）所制定这一事实，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已经形成的经济政策类型[23]。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是来自对西方政治与经济背景的考察，但其基本思路与邓小平理论中以合法性及功能性看待经济的政治经济观相类似，同样可以借鉴于我国现实。所以，“以政治审视经济”并非一个臆测的研究路线，在其他国家和当代中国的现实环境中，往往可以同时找到依据。
　　呼吁经济学研究中的人文关怀，在近年来一直是个不容忽视的声音。有学者谈到，他曾与一位美国教授论及中国的经济改革及其理论现状，那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为不谈政治的经济学取了一个尖刻的名字，称其为"No heart economy"，即“没心没肺的经济学”[24]。当前国内学者们主要从伦理角度来讨论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等问题[25]，但经济学的“心灵”绝不能仅仅从伦理学的讨论中找寻得到。在前所未有的中国社会转型现实中，期望从伦理层面，而不是政治层面上解决问题，仍然是空泛、难以操作的。所以，经济学的这个“心”，应该就是经济学的政治内涵。
　　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演化历程和动向，都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同样，政治经济学的交叉，也是鲜明的时代背景中对解释、解决大量实际问题的迫切需求。传统政治经济学，无论对资本主义还是对社会主义的探讨，以及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在研究课题框架上都有着沿袭教条倾向，包括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劳动价值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社会发展阶段问题等。不是说这些问题不再需要讨论，而是说，学科交叉本身强调的应该是从“交叉”的角度去分析问题，是一种研究路线，而绝不是强调一个固定的课题范畴。如果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前由于政治环境的原因不允许研究者研究问题，只能用空泛的理论来诠释理论尚可以理解，那么，今天的研究者如果仍停留在这个层次上，就是故步自封了，从根本上有悖于“与时俱进”的精神。
　　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宏观的研究方法和抽象的理论探讨。宏观的、中观和微观的研究方法，各自之间相互补充，共同构成研究方法体系。何者应当成为主导，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同样应该如此。如果仅仅限于宏观的研究方法，必然在针对具体问题时缺乏解释力和指导力。过于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探讨的传统倾向，也是与宏观的研究倾向相联系的。对于复杂的社会状态，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时更需要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来考察问题。
　　无论传统政治经济学在课题范围上的教条，还是在宏观研究方法上的单调，都根源于没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政治学和经济学是“显学”，是为了解释、解决现实中的迫切问题，而不是仅仅为了研究而研究。中国现代化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相互交织，研究者必须具有敏感的问题意识，才能把握时代脉搏。可以说，现实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问题背景，这也是这门交叉学科研究的最大潜力所在。
　　　　四、结语
　　本文提出的以政治审视经济的研究视角，其思路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路线，其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现实国情，逻辑上符合当代中国从政治全能社会演变而来的社会惯性，并可以从当代政治领袖的思维逻辑中得到直接的验证。相对于其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线，包括传统政治经济学和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路线在理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时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当然，这里提出的仅仅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思路，至于如何建立充实的理论框架，确定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研究课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2～26F11理论经济学张伟20032003在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到了真正的学科交叉，具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政治审视经济”的研究路线。邓小平理论从政治合法性和功能性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是对这一研究路线的现实继承。在庞杂纷乱、存在误区的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种与中国政治全能惯性有关的研究视角，对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是经济学真正的“心灵”，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研究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政治经济学/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交叉张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作者：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2～26F11理论经济学张伟20032003在政治经济学的演进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到了真正的学科交叉，具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政治审视经济”的研究路线。邓小平理论从政治合法性和功能性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是对这一研究路线的现实继承。在庞杂纷乱、存在误区的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这种与中国政治全能惯性有关的研究视角，对现实有很强的解释力，是经济学真正的“心灵”，可以使政治经济学研究保持强烈的问题意识。政治经济学/现实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交叉

网载 2013-09-10 21:5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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