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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初，发端于文学评论界进而扩展到整个思想文化界的“人文精神”讨论，已成为当代极富悲壮色彩的文化景观。遗憾的是人文精神概念至今仍无统一的定义。笔者以为，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现实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与超越。这里的现实既指社会现实又指个人内心现实；在具体形态上指特定环境里各类精神价值的综合。它是基于广大民众的现实生活实践而生长出来的，时代性是其内在本性。在此意义上，它是通体透明的时代文化精神的核心。人文精神重在建设，如何着眼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历史和现实视野去廓清人文精神的现代意蕴和当代主题，是进一步探讨人文精神所要倾注的工作。
　　　　　　一、人文精神在文化演进中的历史轨迹
　　人类的人文精神传统是当代人文精神构建的广阔资源，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提取有用元素，而且可以得到方法论上的借鉴。
　　西方哲人卡尔·雅斯贝斯建立了着名的“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中国、印度、西方在经历了史前和古代文明时代之后，相继进入“轴心时代”。直至近代，“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1〕尽管雅斯贝斯话语绝对，难免武断，但不可否认的是， “轴心时代”的许多精神价值是永恒的普通准则。
　　西方轴心期的灿烂文化图景为巴勒斯坦地区的先知，荷马、巴门尼德、德谟克利特、普罗塔哥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希腊贤哲，悲剧作家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所提供。古希腊神话和传说中蕴涵着丰富的价值意蕴：追求鲜明个性、浪漫情怀、美的理想；追求美德、崇尚为祖国为人民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献身精神；向往自由民主、渴慕智慧、勇敢、正义。需要指出的是，英雄的价值意蕴体现着早期希腊人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但并不等于当时人们普遍奉行的价值观念。希腊精神渊源于荷马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爱琴文明，萌芽于希腊神话中的生活理想和美德追求，但它的形成离不开古典希腊时期社会现实的沃土，特别是古典时期希腊人的追求和思想家富有创造性的提炼和升华。如古希腊时期的智者派思想家以启迪民智为己任，推陈出新。其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确立了人在宇宙中的主体性地位。苏格拉底以“雅典牛虻”自命，把改善人的灵魂看成毕生事业，甘愿饮鸩而死，而不放弃信仰。他提出“认识你自己”的着名口号，把研究人类精神的自我灵魂和宇宙精神的逻各斯作为哲学的真正使命。希腊精神即追求幸福、崇尚智慧、热爱自由、践行民主、张扬正义等，是古代希腊人留给西方和世界的宝贵遗产，它具有明显的理想性与实践性相整合的特征，构成了整个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念的灵魂。它既是古希腊人社会生活的理想，又是他们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和奉行原则。其后，在古罗马土地上孕育的法制精神，蕴涵着理性、平等、正义、民本等内容，是西方精神的一次再生。
　　西欧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精神的勃兴，是对封建等级特权及神学观念的一次否定。文艺复兴作为近代西方划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它反对神权，提倡人权，大力倡导尊重人的世俗感性生活，即肯定人的情感和意志自由，强调现世的快乐和幸福，讴歌人的美德良心及创造天赋。正如德国学者包尔生所言：“文艺复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共同特征是对个人自由的热烈渴望：个人不再情愿受既定的意见和制度束缚，而是欲望他的特殊个性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欲望他所有的冲动和力量的全面和自由的训练……”〔2〕。 同时它诱发了享乐主义和物欲主义，以及因现世精神的扩张而导致意义世界的失落。人觉醒之后，脱离了上帝的监护，步入了信仰的盲区。宗教改革宣扬“因信称义”的宗教个人主义，推进了主观思想和批判的理性精神发展，主张以个人为本位，宣扬勤奋劳动、节俭理财、尽可能地多挣钱等新教伦理，发展了个人自由与平等，为新生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最后奠定了西方以个体为本位的文化精神。培根、笛卡尔等提出重建人类知识大厦，强调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提出科学是通向地上天堂的道路，希望通过科学达到完善的文明，使生命健康、长久、丰富、美丽和幸福。这种追求科学理性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它能使西方人文主义精神在知识理性滋补下沿健康轨道发展。但也为后来唯科学主义泛滥埋下了祸根。在西方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期特别引人关注的吁求是孤独与焦虑的帕斯卡尔发出的：人没有上帝是可悲的，必须在新的水平上重建信仰。作为科学家的帕斯卡尔所吁求的不是学者和逻辑学家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的上帝。他的以“赌上帝存在”的方式试图建立世俗的价值理想是对世俗化和理性化过程中人的灵性与德性泯灭的一种反动。启蒙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等在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批判反省的同时，都自觉致力于向民众宣扬科学与理性，自由、平等、民主与法制思想，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这种近代民主精神鼓舞着劳苦大众反封建专制斗争，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又接连不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的论述是激动人心的，提出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19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潮，更是一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反思与检讨。20世纪的西方世界，文明的分裂与失衡是最突出的问题。技术理性对人类社会生活全面渗透，一方面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同时也加强了技术对人的全面控制，从而使人的行动变得“舒适的、柔和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人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而丧失了批判能力和超越意识。人的主体存在和“生活世界”被“物的世界”所遮蔽，人成为精神荒原的流浪者。生态环境恶化，人际关系疏离。正是基于对现代困境的反思，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哲学、现象学哲学、存在主义哲学、法兰克福学派等和各人文学科重返“人”这一主题，从不同角度反思了人文精神的现实意义。叔本华转变了传统哲学的研究方向，他强调生命意志始终是原始的、第一性的东西，“照例认识总是服服贴贴地为意志服务的。”然而叔本华对生命意志宰制的悲观情调使其反传统的革命理论淹没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道德中。在尼采那里，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形象不仅是对生命、本能、欲望和快乐的肯定，而且是对自古希腊以来理性主义传统的否定。一般认为，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中，尼采主要是破坏性的，海德格尔主要是建设性的。海德格尔通过对“在”的意义的追问，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人诗意地栖居大地”等主张。美国学者白壁德力倡注重“人事之律”的新人文主义，以“教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令人耳目一新。马尔库塞指出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是一种人性丧失的社会，要想超越异化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必须通过“大拒绝”手段来一场革命，即“性的、道德的、理智的和政治的全面反抗”。为了指导这场反抗，他提出了“现代乌托邦革命”的理论。总的看来，海德格尔等对人的现代性困境的反思，集中到了对人的价值理性的肯定。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协调发展才是文明健康发展之路。
　　自周代以降，中国便确立了与天道自然相贯通的人文传统，形成了一种“尊天、远神、重人”的文化取向，以社会价值为本位，并深刻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性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人文”精神，有两个体现着现代理性精神的特点：一是强调自我超越，淡化神的权威；二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这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精神，有着积极进步的社会意义。如中国文化“轴心期”的孔孟，老庄，墨子等，他们都从各自立场对当时纷乱动荡的社会提出批评和建议，并构铸各自的社会和人生价值理想。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老子主张自然无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这样才能超越世俗生活中狭隘的功利追求，达到自由境界。庄子主张以道为本，安命无为的生活态度，追求精神自由，万物一体的“逍遥游”境界。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尚贤”，“非攻”，“爱无等差”，“不辟亲疏”等和平大同理想。孟子则主张“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
　　在近代中国，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人文论争，涉及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和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对传统和现实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提倡科学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提倡民主以张扬个性自由，反对封建专制主义。这场新文化运动革故鼎新，波澜壮阔，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先导，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回应。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更是发人深省地指出：“最要紧的是要拯救国民性！”即从社会世俗生活层面唤起人文自觉。同时，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激进民主主义者自觉选择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主张以社会主义理论改造中国的救国之道。梁启超、蔡元培、辜鸿铭、胡适、梁漱溟、张君劢等融合中西文化精神菁华，走中华文化创新之路，试图重构中华民族精神。
　　1978年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使得人们从教条主义、个人迷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开始步入良性轨道。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引入中国，知识界展开了一系列大讨论。仅文学界就出现了“人道主义与文学”，“人学与文学”，人道主义与异化”，“主体性与文学”等异常活跃的大讨论。通过讨论，人们的自我主体意识苏醒，民主法制观念增强。同时，文学界通过“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形式开始反思“文革”。
　　　　　　二、人文精神的当代主题
　　从以上对人文精神在哲学视野的历史考察，我们清楚地看到，人文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主题，它紧扣时代脉搏，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整体进步以及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基本价值取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人文精神在现实文化实践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推进作用和范导作用，激励人去超越现实而追求更高的理想境界。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空前剧烈的社会与文化转型，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型，由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转型。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所引起的全面社会转型，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市场经济有了一定发展的今天，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老百姓有了一定的自主择业的自由，个人权益在经济上有一定实现，在法律上有一定保障，相应地原来盛行的等级观念、长官意识、一统思想、依附心态，逐渐被平等意识、契约法制思想、自我主体意识所取代，自由、平等、效率、公平、竞争、守信等逐渐成为人们的思想动力和行为准绳，人们的理性精神不断觉醒。随着全球文化开放格局的逐渐形成，人们的全球意识不断增强，我国文化建设的参照系统更加明晰。这是人文传统获得现代性转换的新土壤。然而，伴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出现了诸多有悖人文理想的地方：如物欲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膨胀起来，并成为某些人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准则，知识分子不能明确自身的职责和社会义务，落入“落俗与媚俗”的境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裂，并进而压灭着价值理性，导致人生存意义的失落，人类与环境关系紧张；……。
　　无论如何，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当务之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作为前现代的思想资料的儒学和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虽然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决不能成为现代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我们需要的是现代化的思想意识和实干精神，……”〔3〕。因此， 当代人文精神的主题是：立足中国社会现实，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西方文化精神的精华，消除传统计划体制下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把完善人的主体精神及现代人格作为其根本价值指归，催生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和现代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并为之保驾护航。明确了人文精神的当代主题，在现实文化实践层面，我们理应达成如下共识：
　　1.高扬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关的人文价值。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人文精神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正常运行提供精神动因，用人文精神塑造市场主体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市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社会经济形式，为人文精神的发展提供肥沃的土壤。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法制规范是保证社会和市场正常运行最切实可靠的制约机制。由于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中国社会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因此更要注重公民意识培养和社会公德建设。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科学理性在市场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市场竞争中人们运用科学理性的盲目性，致使人类在现代化过程中陷入某种困境。因此发展市场经济一定要注意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协调发展。
　　2.振兴通才教育，以现代爱学和美学为核心内容，全面加强现代中国人的人文教化，以期促进关系的和谐和现代人完整人格的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也是面向未来的时代要求。所谓人的全面发展，就是通过教育培养完整人格的人。所谓人格的完整性，说到底是一个人内在世界诸因素协调平衡发展，即逻辑与直觉、理智与情感之间相反相成，协调互补。为了维系人格的完整性，必须实施整体性教育，即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或智、情、行、意的全面发展，尤其要重视唯理性教育之外的情感教育与灵感教育。爱育与美育是当代中国最需加强的人文教育，下面就此谈谈自己的认识。
　　21世纪人类将面临六大矛盾，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内心、人与神、不同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爱作为自我在自身中创造的一种显着的感情回应能力，一种用他们的情感，他们的语词和他们的行为来赋予价值和评价价值的能力，可以起到缓解矛盾与冲突的作用。泰戈尔在宣扬爱的福音时说：“我们爱生命，实在是为了维护我们同这个大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爱’的关系，……，一切存在的矛盾在爱中融化，消逝，只有在爱中，统一与二元才不矛盾。爱同时是一又是二。在爱中，得与失和谐起来”〔4〕。而且，在爱中自我本质力量获得确证， 我们要赋予世界以关心和爱护。因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F·费雷语）。
　　审美教育并不只是艺术教育，还是一种生命教育与情感教育，它与人格的完整性有着密切的关系。审美活动是一种自由活动，在审美活动中，人可以超越现实，进入某种理想忘我状态，从而升华人的精神境界。审美活动的结果是对象的人化，是人与对象境界的升华。
　　3.促进交往与对话，以增宏人文精神的现代内涵。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间的协调互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这是平等的、自由的交往，即胡塞尔所说“感应式的”，而非强迫式的、被动的。交往行为反思地或间接地把“角色”与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联系起来。人类努力创造理想的交往环境，欲图达到理想的意见一致。这种意见一致的契约设立了“真理”，但在人类活动中，我们所达到的一致、共识是暂时的，真理是无限多样的，是交往行为的目标。“对话”绝非内心的独白，而是一种人际关系发生过程，它是指现在与过去（传统）的对话，解释者与本文的对话，解释者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无限展开的过程。对话的本质并非是用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也不是将一种观点强加于另一种观点，而是改变双方的观点达到某种新的“视界融合”。因此真正的对话总是蕴含着一种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
　　人文精神建构的首选现实途径是围绕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重构的主题，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市民社会的大众文化间的交往与对话，加强与世界一切优秀文化的交往与对话，以期铸造优良的人文环境，滋生出新的为大众认可的人文理想，并激励中国人民新的文化创造。而且，各种文化主体间真实平等的交往与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新型的人文精神。
　　注　释
　　〔1〕［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 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2〕［德］弗里德里希·包尔生：《伦理学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3〕郭健宁：《儒学现代转换的困境》，《开放时代》，1997 年第3期。
　　〔4〕季羡林：《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收稿日期·1997年4月17日
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8～21B1哲学原理熊在高19981998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现实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与超越，在具体形态上指特定环境里各类精神价值的综合。本文追溯了人文精神在其文化演进中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人文精神的当代主题，即催生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强调指出，促进现代交往与对话是建构当代人文精神首选现实途径。人文精神/市场经济/爱育/美育/交往/对话熊在高，男，1972年生，（武汉）湖北大学（邮编430062）政治与行政学院1995级研究生。 作者：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武汉18～21B1哲学原理熊在高19981998人文精神在其抽象性上指社会个体从自我生命感性出发对现实永无止息的批判、否定与超越，在具体形态上指特定环境里各类精神价值的综合。本文追溯了人文精神在其文化演进中的历史轨迹，分析了人文精神的当代主题，即催生一种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配套的文化精神；强调指出，促进现代交往与对话是建构当代人文精神首选现实途径。人文精神/市场经济/爱育/美育/交往/对话

网载 2013-09-10 21:5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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