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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序论
　　２０世纪所剩的年头已经不多，２１世纪的曙光已遥望在目了——在这世纪之交的关槛儿，回顾、展望本世纪“散文”百年沧桑的发展、演进，真让人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全部“散文”的研究无非“范畴论”（回答“什么是散文”的问题）、“特征论”（其“审美特征是什么”）、“创作论”（“怎样写”散文）和“鉴赏、批评论”（“怎样欣赏、评论”散文）等四方面内容。其中，“范畴论”是全部研究的“起点”和“基础”——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此前的中国古代“散文”（准确一点说是“汉语散文”），虽然源远流长、体类繁多，也确曾地位显赫、灿烂辉煌过，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的“散文”相比较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无须讳饰地说，中国古代“汉语散文”无论是就其数量之多或水平之高来说，抑或是就其经验之富或成就之大来说，无疑都是首屈一指、无可匹敌的！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其作为散文研究“起点”和“基础”的“范畴论”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却没有解决，或至少应该这样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就连“散文”这个称谓，在中国古代也极其罕见，更不用说在文坛“通用”了。所以，郁达夫说：“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１）］达夫说“向来没有”散文一名看来是说错了，人们翻查到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里就有两条“札记”使用了“散文”一词：“山谷诗骚妙天下，而散文颇觉琐碎局促。”“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辞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２）］还不止这两条用了，据陈柱《中国散文史》所列举，清代骈文家所用更多［（３）］。但尽管如此，也绝不能证明“散文”的通行地位。事实是，相当于“散文”的篇什，在先秦、两汉径称“文”或“文章”；而魏晋六朝时则区“文”分“笔”。所谓“有韵为文，无韵为笔”［（４）］；至唐韩柳“古文运动”后直至清末则都叫“古文”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达夫的“臆断”也还是不无道理的：“散文”替代“古文”，我看是赋予旧词的新义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新生”了——这也符合“文学革命”的根本精神。
　　古代“汉语散文”之所以未能较好地解决“范畴论”问题，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文学”意识淡薄。第二，“文体”观念散漫。第三，“载道”主潮的制约。
　　古代汉语散文之所以“文学”意识淡薄，“文体”观念散漫，和长期以来居于意识形态主流地位的“文以载道”的统治思潮颇有关系。
　　“载道论”比较复杂，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的办法未必可取。比如，它强调写作要“为世用”（王充）、应“合为时而着”（白居易）；强调现实生活的重要，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王夫之），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强调“文如其人”（何绍基）、“不平则鸣”（韩愈）、“穷而后工”（欧阳修）等等，从反映时代、贴近生活和注重“主体”修养等方面说，都是有其积极的、可取的一面的。但是，做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或“写作规范”来说，“载道论”的问题、弊病又是极其明显和十分严重的：它以孔、孟的儒家之道为其“道统”，以韩、柳的复古古文为其“文统”，大大制约了精神独创和个性张扬的活动空间和现实可能性。“文以载道”，“文”本身毫无独立价值可言，它只是作为负载或阐发“道”的一种器具（所谓“贯道之器”），这就把“文”放到了奴仆、附庸的微末地位之上了。而“道”即“理”。古代散文，实在是以“说理”为其神魂的。主“理”，轻“情”，救治以“文采”，其“要义”不过如此而已。这和“诗”很不同：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文则“宣事明理”，诗则“吟咏性情”；文贵“识见”，诗贵“才情”——它们一开始就分道扬镖，泾渭分流，诗走上了“文学”之途，文却停留在“文章”之上（虽然“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章也讲求色彩、声音等美质，但不过是讲“文采”而已）。所以，“载道”的主流传统事实上是制约了散文的“文学”提升从而也影响了散文的“文体”规范的。
　　古代“散文”是没有真正解决“散文是什么”的“范畴论”问题的。之所以没有解决，“文学”观念朦胧是其关键原因。
　　正是带着它的全部兴衰、荣辱和所有的优劣、得失，“散文”走到了风雷激荡的２０世纪。
　　 二、创作的进程
　　回顾２０世纪散文创作的发展进程，有几点共同的“印象”需先行说明：
　　第一，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是明显而巨大的。“西方”，包括欧、美和俄、苏在内，而且后者很快即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文化”，包括哲学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内，“文学艺术”只是其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可以说，整个２０世纪是向西方学习（由“以欧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等）、借鉴并逐步摸索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社会主义之路的一个世纪。如何立足本国，正确处理中、西文化关系，找到一条再生、发展之路，始终是一个根本性的中心问题。
　　第二，“文学”和“革命”的关系极为密切。“革命”，在未取得政权时（建国前）表现为一种“思潮”，夺取政权后则集中表现为当时的“政治”。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本世纪（直至７０年代末）的思想主潮。它带来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活力（这在建国前更为明显）；同时，也带来了某些负面的、不良的影响（特别是自“反右”后），乃至严重的问题（如“文革”时期）。文学疏远、脱离政治显然是不妥当、不现实的；但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仆从，也只能是扼杀、取消文学的另一种形式。承认“文学”的独立地位，尊重“文学”的内在发展规律，让“革命”、“政治”自觉地化为作家的“血肉”，成为“文学”作品内在的“灵魂”，在“形而上”的精神独创的审美层面上闪烁出“理想”（“革命”、“政治”的转化与凝聚）的动人魅力——这怕才是“文学”与“革命”关系的正确解决。
　　第三，“时代”对散文“文体”的选择、影响十分显着。“时代”，是由物质生活（经济、科技水平等生产力）和精神状况（政治、思想、文化氛围等）所综合铸就的一段特定“历史”。时代既是作家生活于其间的“大环境”，又是作品（文学）赖以孕育、存活的“大背景”，故它对创作的“制约”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对散文来说，由于它本身流动不居、概念不定、特征不明，且一贯就有“致用”、“载道”的传统，所以，它不像诗歌、小说、戏剧这些较为成熟的文体那样，在适应、配合时代的同时仍能大体固守或相对保持自己的艺术个性，散文（“大散文”）则往往因“时”而“变”，弃“旧”图“新”，风云际会，左右逢源。这样，整个２０世纪散文“文体”变化之多、替废之快，就成了一个豁人耳目的突异现象。时代“导演”散文流变的事实，自有其深层内因，但其中涵蕴的教训却值得认真反思。
　　下面，我们将分别不同时期，对散文创作的迁衍流变进程（侧重于“文体”方面），缕述如下：
　　 （一）１９００——１９１６。“时代转换”期。
　　此前，“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门洞开；“甲午海战”后海军覆没，国势更为凋敝，民不聊生；１８９８年戊戍变法（“百日维新”）流产，保皇的“改良派”（康梁）宣告破产。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起事，“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城，火烧园明园——拉开了“老大帝国”２０世纪的序幕。此后，革命思潮烽起，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宣告成功，“中华民国”由此成立（１９１１年）。不久，袁世凯窃国，张勋复僻，讨袁的“二次革命”又起，段祺瑞“执政”，军阀割据等。总之，这是一个新旧交替、动荡不宁的时代，也是一个思潮迭起、人心思变的时代。
　　这一时期的“散文”却较为单调，最主要、突出的大多的政论、时评（包括当时影响甚大的梁启超的所谓“新文体”，亦即“报章体”，其实也只是“笔锋常带感情”［（５）］的政治论文而已）。如以王祖献《近代散文选析》和袁鹰《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６）］为主要参照系（笔者稍有补充）来看的话，像康有为的《大同书》、《〈人境庐诗草〉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暗杀之罪恶》、《复古思想平议》，邹容的《革命军》，章炳麟的《〈革命军〉序》、《狱中答〈新闻报〉》、《谢本师》，孙中山的《〈民报〉发刊词》，薛锦江的《二十世纪之中国》，陈君衍的《法古》，苏曼殊的《鸣呼广东人》、《讨袁宣言》，柳亚子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为逃婢申辩》，秋瑾的《〈中国女报〉发刊辞》、《警告我同胞》、《敬告姊妹们》，李大钊的《大哀篇》，陈天华的《绝命书》，方声洞的《起义前别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等等，其总的特点是：以法、美等西方“革命”为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鼓呼；文风激昂慷慨，通俗明白。
　　周作人对此曾有过剀切的评论：“在清末戊戌前后也曾有白话运动，但这乃是教育的而非文学时”，“那时办白话报等的人大都只注重政治上的效用也是事实，而且无论理论如何写出来的白话文还不能够造成文艺作品，也未曾明白地有此种企图”。［（７）］作者“意不在文”（而在于政治、教育的启蒙），使此时“政论文”（少数富情感、有文采者除外）很难进入“文学”的范畴。
　　 （二）１９１７——１９２７。“文学革命”期。
　　１９１７年“文学革命”风潮勃兴，年末俄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这“庶民的胜利”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李大钊、鲁迅等）看到了东方的“曙光”；１９１９年在“文学革命”的论争中“五四运动”犹如春雷炸响；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的历史命运由此彻底改变；１９２５年“五卅运动”发生，揭开了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的新篇章；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由合作“北伐”到燃箕煮豆——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时代”：中西文化的撞击、融汇是空前强烈的，知识界的思想解放也是从所未有的，一大批思想、文化的璀灿明星闪烁天际。
　　就“散文”创作而言，此时有如下特点应当指出：首先，“文学革命”的矛头是直指封建“旧文学”的，其打倒“桐城谬种”、扫平“选学妖孽”的口号，把文言的“古文”及“骈文”两方面的传统都囊括以尽，从此用“白话”去做一切“文学”，使整个文坛的精神、风气为之一变，“现代文学”实由此发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亦由此诞生）；其次，取法于西方的“随笔”（Essay），经“美文”、“絮语散文”等不同名称的译介，至“小品文”兴（亦称“散文小品”或“小品散文”）而完成了“本土化”的进程，成了和诗歌、小说、戏剧相并列的散文的“正宗”（这一时期它的确是较“狭义”的，但此后即开始拓宽）。但“随笔”并无一定写法，鲁迅着眼于它“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特点，由此独创出（吸收了本国“末世”小品反抗、挣扎的传统）讽刺、反语的战斗“杂文”；周作人则留意于它的“言志性”、“个人性”及“趣味性”，亦由此开创出（吸收了明末“公安派”小品性灵、闲适的传统）冲淡、隽永的优雅“随笔”。杂文、随笔，实在是“散文的两面”，“彼此之间，并非真有什么不同”，只是“凌厉削拔、富于战斗性”的是杂文，“闲散飘逸、偏于抒情味”的是随笔而已。由于西方“随笔”本身就有如郁达夫所说的“我总觉得西洋的随笔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倾向”［（９）］；同时，也由于“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需要，因此，杂文、随笔的“议论性”（这种艺术性的“论文”或闲聊式的“絮谈”最早被胡适命名为“小品散文”［（１０）］，以其和“长篇议论文”对举，这都说明了它的“议论”色彩）是无可置疑的——虽然，朱自清先生认为“这种说理，实也是抒情的一法”［（１１）］；第三，这时期的“散文”因“‘个人’的发现”［（１２）］而充满了活力、生机，朱自清总结说：“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１３）］由于这样，曾孟朴、朱自清、鲁迅等人都一致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１４）］。这是符合实际的观察、概括。
　　这时期的作品已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周作人选）、《散文二集》（郁达夫选）遴选、传世，毋须多言。我只想略说其中三点：
　　第一，“个性主义”或“个人本位的人道主义”思潮仍是这一时期创作思想的主潮，其“小品散文”的代表人物则是周氏二兄弟。以“随笔”而论，这时周作人的影响略高于鲁迅——这不仅由于他首倡“美文”且证之以创作，而且有胡适等人的应和与俞平伯等人的追随。达夫《散文二集》选周作人作品５７篇，而选鲁迅作品２４篇（二人相加计８１篇，其它１４名作家才共选文５０篇），周氏兄弟之文占了全书的六、七成——这大体上是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形的。
　　第二，记叙及抒情散文地位不高。记叙散文，如《五月卅一日急雨中》（叶圣陶）、《街血洗去后》（郑振铎）、《执政府大屠杀记》（朱自清）等，都未入选（当时还没有“报告文学”文体），鲁迅的《朝花夕拾》（记实性回忆散文）也只选了《狗·猫·鼠》、《藤野先生》两篇，《五猖会》、《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亦未入选；抒情散文，像冰心的《笑》，可谓开文学“小品”之先河，朱自清的《哀韦杰三君》，悼学生惨死，感情悲恸，徐志摩的《北戴河海滨的幻想》、《翡冷翠山居闲话》等，均系抒情名篇，但也都未能入选——这和现代散文受Essay影响以议论性的“随笔”为重颇有关系。
　　第三，“议论文照例不选”（一集《导言》），使政治、社论、时论等前期走红文体从此失势（这是意义深远的）。但“批评文”（文学论评）、序跋、日记、书信被予以青睐（因为此为西方“随笔”所重）。另外，游记、散文诗（这是此期所引进的新兴文体）受到应有的重视（如鲁迅的《野草》收有６篇之多），值得注意。
　　 （三）１９２８——１９３７。“革命文学”期。
　　国、共分裂后阶级矛盾急剧上升并演化为军事与文化两方面的“围剿”与“反围剿”，拉开了十年“国内革命战争”的帷幕。伴随着“武装割据”（创建“苏区”，进行“土地革命”等）和“革命文学”论争、“运动”等，共产党内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错误——这是和整个“共产国际”的过“左”倾向（所谓“红色的三十年代”）密切相关的。文化革命的英勇“旗手”鲁迅，经过“４·１２”屠杀后痛苦的反思、总结完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裂变”，以清醒的头脑、敏锐的洞察和诗性的语言在反“围剿”中冲锋陷阵、呼啸前进，基本上顶住了弥漫文苑的“左”的思潮的干扰，变成了革命文化的“主将”。但此期革命文学内部的“左倾”（主要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倾向也是较严重的。敏感的朱自清先生在“革命文学”思潮初起时即感到了苦闷、徘徊，他写了《那里走》［（１５）］一文，自剖为“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布尔乔亚的”，“参加革命”既不可能，“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虽然这是“落伍”的，是在“促进自己的灭亡”，但除此外也“无路可走”。可惜，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这样一篇真实、生动“剖露心迹”的重要文章，竟没有引起当时“革命者”的些微注意！后来，对“第三种人”的批判同样表现了对“同路人”狭隘地拒斥态度——这种以政治态度（是否“革命”）为衡度“文学”价值“标尺”或“分水岭”的作法，对文学的发展、繁荣不能不带来负面的影响。
　　从创作上看，主要特点有三：（一）“杂文”上升为“散文小品”的主要文体。“杂文”虽源渊颇早，但现代意义的“杂文”是伴随报刊兴起、借助大众传媒迅速向社会传播的一种新兴文体（这一点与“随笔”相同），“五四”前报纸“副刊”与《新青年》等杂志上“偶感”、“随感录”等可视为它的源起。杂文，实际上是一种硬性随笔（“随笔”也可视为一种软性杂文），所以朱自清认为它是“小品文”的一个“转变”［（１６）］，所见甚是。由于“杂文”切合了斗争时代的现实需要，又历经鲁迅的天才锻造（《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均在此期问世），瞿秋白的理论总结，加之唐韬、聂绀弩、徐懋庸、胡风、巴人、周木斋、柯灵等一大批新秀的加盟，显得有声有势，精悍犀利。特别是经过“小品文论争”后更是独占鳌头，一枝独秀，无论从“实践”还是从“理论”说都已走向成熟——这一时期正是杂文的“黄金时代”。（二）、“随笔”的地位急剧下降，至“小品文年”（１９３４年）后虽仍有零星篇什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却一蹶不振、销声匿迹（由此沉寂近半个世纪，直至８０年代中期后才又复归文坛）。此前（现代散文的发韧期），“随笔”原是“散文小品”的中坚文体的，此期却走了下坡路：周作人退守“书斋”了，林语堂却站到了“前台”，办刊物，写文章，举起了“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独抒性灵”的旗帜，仍在倡“个性”，讲“幽默”——这在“风沙扑面、虎狼当道”的时代，显出了“主观”与“客观”的强烈反差，而这与其说是“随笔”的悲剧，莫如说是“文学”与“时代”的悲剧！“小品文的论争”，实际是“杂文”、“随笔”兄弟文体之间的一场“乱仗”，使刚刚规范起的以“随笔”（包括杂文）为主体的文学“散文”在犹如火山喷发的短暂（不过十数年）辉煌之后开始沉寂下来并由此改变了“散文”的整体流向。但周作人、梁遇春、林语堂、丰子恺、叶圣陶、废名、梁实秋等，还是留下了他们的个性华章。（三）报告文学、科学小品等新文体迅速崛起。“报告文学”（包括速写、通讯等），１９３０年“左联”成立之初的“决议”才开始倡导，第一部正式以“报告文学”命名的作品集是《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１７）］，１９３６年即出现了它的第一次“丰收”期。这标志了散文由“议论”（随笔、杂文）向“叙事”的转变开始。当时有不少人还视其为“散文小品”的新拓展，但这是不正确的！“小品”已走向“大品”了。“附庸”于散文，只反映了人们“文体意识”的模糊（所以本文不做重点论述）。至于“科学小品”，此时刚刚起点；另外，“小品”虽“副实”，但“情感性”不足，主要是予人以理智的知识，不宜和文学完全混同。另外，抒情性散文，如俞平伯、钟敬文、徐志摩、何其芳等，仍时有佳构，这预示了日后的振兴。
　　 （四）１９３７——１９４９。“抗日、解放战争”期。
　　从“七·七”全面抗战到“八·一五”日寇投降开始了艰苦卓绝“八年抗战”时期，国共进入第二次合作。抗战胜利后，国共破裂“内战”又起。三年解放战争因顺应历史潮流，深得民心拥戴，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使近百年仁人志士、黎民百姓渴盼已久的“新中国”终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由于这十余年基本上是在硝烟炮火、浴血奋战中艰难生存的，所以从总体态势而言“文学”是难以兴旺的。“散文小品”虽并末“断流”，在号称“孤岛”的上海及“国统区”桂林、昆明、重庆和“沦陷区”的北平等地，仍有茅盾、老舍、巴金、李广田、臧克家、黄裳、谢冰莹、陆蠡、缪崇群、黄秋耘等人勉力支持，但“光景”已大不如前，只是山火“喷发”之后的散射、余热了。
　　叙事的“通讯”、“报告”却大行其道，成了这一时期的最活跃、最风行的主流文体。现代散文从议论的“小品”走向叙事的“报告”，其演进的轨迹已很分明。
　　但最值得一书的是“解放区”的崭新文学“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依据文艺从属政治的原则，提出了文艺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的“工农兵方向”，成了划时代的文艺“纲领”。特别是关于作家思想、世界观的“改造”问题（由“精神启蒙者”到“立场改造者”），石破天惊，影响深远。如果不是囿于政治等重大事件来作为文学“分散”的标尺的话，我个人倾向认为《讲话》是“工农兵文学”时期的真正发端——对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再没有比《讲话》影响更大、更广、更深的其他事端了。
　　主观抒情文体（诗歌、散文）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要求文学具有“颂”的基调（这是有利于散文、诗歌的“抒情性”的）；但讴歌“新的人物”（即工农兵）的要求所导致的主体“置换”，却又使散文、诗歌走向了淡化、隐匿自我的一途。这种内在的深刻“悖反”造成了主观抒情文体的“客观化”倾向，也促成了“叙事”散文（通讯、报告）在“解放区”的勃兴（杨朔、刘白羽、穆青、华山等都走向通讯、报告，丁玲、孙犁等的“散文”也表现了明显“小说化”的趋势）。
　　总之，这一时期是“通讯、报告”的独尊文坛期。
　　 （五）１９４９——１９６６。“工农兵文学”期。
　　新中国的诞生是翻天覆地、亘古未有的伟大事件！
　　文艺界实现了大会师、大团结。毛泽东文艺路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家与工农兵结合）由“根据地”迅速地推向“全中国”。
　　建国前几年“运动”频仍（从土改、镇反一直到三大改造），作家熟悉、表现生活失去了从容心态，故“散文小品”寥若晨星。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约一年半）随着“八大”召开、“双百方针”提出，“阶级斗争”思维定势的摇动（“八大”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抒情散文”才第一次堂堂正正地坐上了散文“正座”，成了散文学的“正宗”。杨朔、秦牧、刘白羽、吴伯箫等散文家都在此时或稍后走上了散文文坛。这是意义重大的：周作人曾说过“文艺发生次序大概是先韵文，次散文，韵文之中又是先叙事抒情，次说理，散文则是先叙事，次说理，最后才是抒情。”［（１８）］验之以历史，此说法大体不错。但散文发生的“次序”似不甚确切，我看是：初“记载”，然后是“说理—叙事—抒情”（见此文“序论”所述，以后曾往复循环，包括“现代散文”亦如是）。可惜“反右斗争”把如此好端端的一个喜人“局面”生生丧送了！此后，“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只是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即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２年上半年（也约一年半）“抒情性散文”才又有了一次短暂的、小小的勃起——由于它纯系“政策调整”的产物，作品在“思想”上毫无锋锐只在“技巧”上精雕细刻，故已露“疲软”之态。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搁笔多年的老作家重新搦管为文，如曹靖华、丰子恺、李健吾、翦伯赞等，都被重新召唤。此后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告诫，政治形势日益严峻，散文作品已无复可观。
　　这一时期最受推重的文体是通讯、特写等“报告文学”，再就是“史传文学”（革命回忆录、“四史”等）——这都是客观向外的“叙事”文体；但同是客观向外的“议论”文体——杂文、随笔却举步维艰、命运乖蹇：杂文乍起（也可算为两度吧）即落，几成“反党”同义语，随笔境况更惨，“小摆设”恶称使人不敢问津，它继续“沉寂”着。
　　主观，向内的抒情性“散文”第一次荣登现代散文的“正座”（虽然它还有不少缺欠并只有两次短暂的勃起），其意义是历史性的、极其深远的！
　　 （六）１９６６——１９７６。“文革萧条”期。
　　“文革”从社会的动乱到文化的浩劫都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在“小生产者”汪洋大海包围中的国度里极“左”思潮和民族劣根性结合、孕就的怪胎，是在“革命”外衣包裹下封建主义、“民粹主义”的恶性发作。
　　前“苏联”曾为患一时的“拉普”文艺思想在林彪、“四人帮”那里重新粉墨登场并淋漓尽致、变本加厉地予以表演。结果是：没有诗歌，没有小说，没有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也没有散文。四大皆空！
　　 （七）１９７６——１９８９。“新时期文学”期。
　　真正“新时期”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制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使中国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散文是从粉碎“四人帮”之后由“忆悼散文”拉开复苏的“序幕”的。批四凶、悼亡者、奠英魂是其主调。全民族在经受了长期压抑、沉默、彻悟后的情感大爆发、大渲泄是其特点。像《怀念萧珊》（巴金）、《干校六记》（杨绦）、《云梦断忆》（陈白尘）、《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陶斯亮）等，都催人泪下，感人至深。继之，巴金、孙犁、宗璞、张洁、贾平凹、王英琦等，在现实主义复归的基础上，以大胆表露真情实感、人情人性，为久违了的“散文”的个性、人性“招魂”，使活生生的“人”又走进了散文之中，重新激活了“五四”现代散文的“心”。再往后，散文的深入发展却失去“共识”，出现了无序、分流的“乱象”：高标“新潮散文”的，有之；主张“学者散文”的，有之；鼓吹“哲理散文”的，有之；执着“艺术散文”的，亦有之。倡导虽多，创作却各执所“是”，轻车“旧”路，人自为战，我行我素。所以，在建国后思想最解放、心灵最自由的社会氛围下，其他文体皆“辉煌”过、“轰动”过，唯独散文步态蹒跚，未成“气候”。８０年代后期，散文“市场”活跃，但其“主角”多为“现代”及“台港”多年遭冷遇、受忽视的名家旧制（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张爱玲、三毛、余光中等），当代作家除极少人能与之抗衡外大多人只是忝列“陪席”而已。这说明此期尚少“大家”“精品”——这是所谓“散文热”最值得深自反省的一大问题。
　　这一时期，除“报告文学”及“杂文”终于完成了文体“独立”这一“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外，女性散文家的大批涌现亦值得一书。唐敏、叶梦、苏叶、斯妤、李天芳、陈慧瑛、李佩芝、马瑞芳等，脱颖而出，不让须眉，使散文创作的“总体格局”（男女比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八）１９８９——至今。“后新时期文学”期。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市场经济”（或“商品化”大潮，此前已有，值此大盛）对文学猛烈、强悍的冲击。“新潮散文”已萎缩、失色；复古的（回到“散文乃一切文章”之上）“大散文”风靡一时——它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引起“通俗散文”（经过刻意包装的“快餐散文”）在“副刊”、“小报”上的恣肆泛滥；文学品味纯正的“艺术散文”仍在坚守一方“净土”，挣扎、苦斗，像周涛的《守望狭谷》、《岁月的墙》，张承志的《静夜功课》、《杭盖怀李陵》，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秋雨的《白莲洞》，以及女作家斯妤的《心灵形式》、《梦魇》，张抗抗的《海市》、《仰不愧于天》，苏叶的《星空词》，元元的《好大的雨》，冯秋子的《婴儿诞生》等，都是不会轻易为人所遗忘的。只要沿着努力开掘深层人性，展现心灵丰富、美丽的“艺术散文”之路走下去，新世纪里散文的再度辉煌是全然可期的。
　　 三、理论的回顾
　　现代散文的“理论”建设起步于“文学革命”。在分期回顾各段“理论”建设成绩之前，将先行讨论一下“文学”及散文“地位”的问题。
　　 （一）对“文学”及散文“地位”的认识。
　　胡适在“文学革命”发难时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即已涉及到“文学”特质问题，在诠释“言之有物”的“物”时他说：“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再就是“思想”：“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故“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稼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在发难后期的《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他又说：“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而所谓“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１９）］周作人则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作者的感情的表现。”这种表现须是“人”的（非“兽”的）、“平民”的（非“贵族”的，即普遍与真挚）。［（２０）］茅盾在抨击中国旧有的“文以载道”和“游戏态度”两种“文学观”后，主张“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２１）］的新文学。郑振铎则精辟地将“文学”定义为“通人类的感情之邮”，“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说纯正的文学“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２２）］成仿吾在指出文学的“社会”、“时代”使命的同时，更强调文学自身的价值，他认为“内心的要求”是文学“创造的原动力”，“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与美”，给人们以“美的快感与慰安”，“使我们的情的生活丰富”，“提高人的精神”，也是极为重要的。他认为：当人们“物质的困苦解脱时，他们将更要求艺术的薰洗。”因此，他主张研究社会问题的人应宽大、公允地看待“为艺术而艺术”——因为，“差不多自由便是艺术的生命。”［（２３）］由以上种种较有代表性的引述可知，无论是“为人生”的“写实派”（文学研究会）还是“为艺术”的“浪漫派”（创造社），他们在确认文学的“情感性”特征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但问题在于：他们所说的“文学”，一般仅包括诗歌、小说、戏剧这三种文体而言，对“散文小品”则是立“另册”，视其为“低人一等”的。如傅斯年在“文学革命”开初即明确提出：“散文在文学上，没甚高的位置，不比小说，诗歌，戏剧。”［（２４）］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此文又选入胡适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里，怕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胡适的见解。不仅如此，直到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间散文创作做“总结”时，朱自清在肯定了“散文”的成就确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的同时，仍毫不遮掩地说道：“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２５）］值得一说的是：这篇论文据着名的文学史家、散文评论家阿英所考，“这稿据自记，是写于一九二七年七月”，“这一篇论文，在中国小品文的历史清算方面，可算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也相当的代表了胡适、周作人、俞平伯等人的见解。［（２６）］如阿英所论属实的话，那么，现代散文的如许“代表人物”自己对散文的轻视、贱视着实让人惊诧、慨叹！再以《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指导思想”而言，虽然依据创作的“实情”编辑了两册“散文”（周作人、郁达夫各编了“一集”和“二集”），但《建设理论集》（胡适编）和《文艺论争集》（郑振铎编）却都是只列小说、诗歌、戏剧三种文体的“建设”与“论争”，并无“散文”一席之地。所以，在现代“文学”中，散文的“文学”地位一开始就是似是而非、似明实晦、似热闹而实尴尬的——这种深层的“唯西方文学是从”的自卑心态，不能不制约汉语散文发展、成熟的步履。
　　 （二）１９１７年——１９２７年散文理论的“初创”。
　　初创期“散文理论”建设是在“廓清旧址”的基础上“推倒重来”的。其重要特点是：
　　第一，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新概念。
　　１９１７年５月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所谓散文，亦文学的散文，而非文字的散文。”［（２７）］如科学着述、政教实业之评论，官署之文牍告令及私人之日记信札（少数例外）等，皆“文字的散文”（“达意”而已，并无“精神”）而非“文学的散文”（“文学为有精神之物”、应“处处不忘有一个我”、“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等）。
　　１９２３年６月王统照《纯散文》又第一次提出了“纯散文”概念，强调散文的“文学”成分，能“使人阅之自生美感”。［（２８）］
　　这些论述虽尚不具体、充分，但其意义重大。
　　第二，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几篇“理论”文章都是对英美“随笔”的介绍、鼓吹。
　　１９２１年６月周作人《美文》率先介绍“随笔”并期望它能为“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英国“美文”高手爱迭生、阑姆、欧文、霍桑以及新近的高尔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顿等都予以点到。这种记述的、艺术性的“论文”（即“美文”），虽“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他的条件……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２９）］这篇《美文》只有五百多字，但它确是“随笔”滥觞的第一声！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鲁迅译介日人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问世。厨川以东方智慧的“感悟”性笔墨把“Essay”描绘得维妙维肖：“如果是在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茶，随“便”，和好友任心谈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在essay比什么都紧要的要件，就是作者将自己的个人底人格的色彩，浓厚地表现出来。……以报道为主的新闻记事，是应该非人格底地，力避记者这人的个人底主观底的调子的，essay却正相反，乃是将作者的自我极端地扩大了夸张而写出的东西，其兴味全在于人格底调子。……倘没有作者这人的神情浮动着，就无聊。”［（３０）］这种“任心纵谈”而托于“即兴之笔”、显露“神情”、“人格”的essay经过鲁迅先生的译介，发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
　　１９２６年３月胡梦华《絮语散文》发表。说“这种散文不是长篇阔论的逻辑的或理解的文章，乃如家常絮语，用清逸冷峻的笔法所写出来的零碎感想文章”。它引用蒙田“我所描写的是我自己”的话后说：其“特质是个人的，一切都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所以它的特质又是不规则的，非正式的。”“它是散文中的散文”，是“一种不同凡响的美的文学”，是“近世自我的解放和扩大的”产物——由它“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一个人：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这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这里面，并且还是深刻地刻画着，锐利地歌奏着，浓厚地渲染着。”［（３１）］这篇文章还较详细地介绍了从孟田到蓝穆和韩士立的发展流变，影响颇大。［（３２）］
　　从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三篇理论文章都是对英国“随笔”的介绍、倡导来看，中国现代散文的“外来影响”毋容置疑（朱自清所说“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３３）］所说极是）；同时，也说明了“随笔”确是当时“小品散文”的主体、中坚。
　　第三，理论的“总结”已初步开展。
　　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是此期两次最为着名的创作“清算”（胡文参见注［（１６）］，朱文为注［（１９）］所引）。特别是后者，对十年来“小品散文”的地位成就、外来影响、思想及风格等，都做了精要、中肯的“总结”，功不可没。
　　 （三）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散文理论的“奠基”。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纂促成了对最初十年“新文学”实迹的全面检阅。就散文而言，周作人和郁达夫在“散文一集”、“散文二集”中对散文理论建设的贡献是较为突出的。
　　周作人“散文一集”《导言》写得较为“随意”，主要是把他自己所写的有关文章“缀连”起来略加“发挥”而成篇，侧重在论述现代散文的渊源、性质及流变。但其中确有一些极有见地、价值的内容或观点。我认为它们是：（ａ）“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他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这是揭示了散文兴盛、发达和社会、时代等环境、条件的“内在规律”的一种深刻认识。“王纲解纽”的正面表达，是思想的解放、个性的活跃——这个“规律性”的现象是适合于任何社会情状的。（ｂ）“小品文则又在个人的文学之类端，是言者的散文，他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在“集团的精神”和“个人的艺术”这一历史衍进中，他更赞美后者——所谓“尖端”、“极致”、“潮头”等，都是他对现代“散文”的一种准确定位。而这个“定位”是十分切当、到位的，不仅此前没有，而且此后亦无。（ｃ）他越来越强调散文的“抒情”性质。写《美文》时尚无此意识，但后来“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不专说理叙事而以抒情分子为主的”等主张的提出，他的“言志”（与“载道”对立）的“散文观”才自觉突出了“即兴”、“抒情”的内在本质。这是一大进步。
　　当然，周作人的“散文观”中也有不少消极、错误的成分（如把文学和“革命”对立；说现代散文是明末小品的一次“文艺复兴”等），导致他走入岐途，兹不赘言。
　　郁达夫在“散文二集”的《导言》里也有出色的贡献。这主要有：（ａ）对传统“散文”的尖锐批判。他说旧有散文在“内容”上有三大“厚柱”（“尊君、卫道、孝亲”）包裹着，形成了一层“硬壳”，其“心”都是死的；而在“表现”上，“行文必崇尚古雅，模范须取诸六经”，连“之乎也者”亦须“确有出典”，即“呜呼嗟夫”也必依傍“古人”，故其“体”也是死的。这些批判，尖锐、锋利，总的“精神”是正确、可取的。（ｂ）把现代散文的“基石”置于“人”的发现和觉醒之上。他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以前的人，为“君”、“道”和“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他提出的散文皆“自叙传”的观点，也是很有价值的。（ｃ）梳理、总结出了现代散文的四大“特征”。即“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第二特征，是在它的范围的扩大”；“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最后要说到近来才浓厚起来的那种散文上的幽默味了，这当然也是现代散文的特征之一，而且又是极重要的一点”。除此之外，郁达夫对所选作家（以周氏兄弟为代表）散文特色的评论也时见精采。
　　除此之外，鲁迅、阿英、梁遇春、朱光潜、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也对现代散文理论的“奠基”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在此不及细述。
　　 （四）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９年散文理论的“转折”。
　　在“国统区”人们对散文的理论探讨、总结仍在深入地开展着：叶圣陶、朱自清、唐韬《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李广田《谈散文》、《论身边琐事与血雨腥风》，林慧文《现代散文的道路》，味橄（钱歌川）《谈小品文》等，沉实、透彻，给人以“水净沙明”的厚重、明晰之感。特别是林文，［（３４）］谈发展“道路”极为清晰、透辟，是不可多得的佳构。
　　但为出色、更具理论“转折”意义的论文当推葛琴的《略谈散文》［（３５）］一文。
　　在这篇《略谈散文》中，葛琴把现代“小品散文”中实际存在着的那种“抒情的小品”称为“散文”，认为它的性质“大概是抒情诗的内容，而以自由的文体写出来的，相类于散文诗（Blank Vcrsc）而比较它更自由和广泛一些”的篇什。关于它的“界说”，葛琴说还“不曾有人作过”，不过“我们可以约略地举出它的几个特点”来说的：“第一，它不同于诗或散文诗的地方，不仅是形式上较为自由广泛，而在内容上，它是不采用虚构的题材的。”“第二，正因为它是以抒发思想与感情为主，所以对故事的描述并不重要，（这里）它不同于速写或报告的地方，后者乃是以描写出故事或环境轮廓为主的。”“第三，散文中间偶然也可以发挥一些议论，但却不是主要的，这是它和杂文区别的地方。”葛琴的这种（相近文体的“精严”比较，比建国后泛泛地和讨歌、小说、戏剧相比较，要深刻、有力的多）至于写这种“素净”、“小巧”的抒情“散文”的“条件”，第一就是“真实的情感”（它是和作者的“思想力”相关联的），第二“便是朴素”（所谓“散文美”，即指这种“朴质和真挚”）。最后，葛琴强调了“生活”的重要，“坚韧的健康的坚毅的战斗的情感”的重要，指出应“把这些转化为时代的花朵——文学。”
　　这篇文章写于《讲话》之后（６月２日），它已敏锐地感受到“新的世界”对散文提出的新要求，把“抒情”散文推向了散文的“正座”（李广田也恰在这时把朱自清的《背影》视为“最好的散文范本”，说“假如说散文之中也有所谓正宗的话，我以为这样的就是）［（３６）］，使现代汉语散文经过“议论—叙事”终至臻于“抒情”，揭开了建国后散文创作的新一页（此可谓理论的“超前”）。
　　 （五）１９４９年——１９６６年散文理论的“泛化”。
　　建国后“十七年”期间散文理论的贫乏是惊人的。１９５６年“散文小品”的第一次勃起几乎是在没有任何“理论”配合的“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自发而成的。唯一的“理论”反响是林淡秋的《散文小品选》［（３７）］“前言”，他称散文是“随笔式散文”，说是“杂文中的一体”；而小品则为“杂感式短评”，是“杂文中的另一体”（这样，全书即为“杂文”选了），它们的“基本特色”也只是“即小见大”而已——其“理论”的贫乏、混乱，一目了然。１９６１年散文再度勃起时的确伴随有“笔谈散文”的理论配合，但“笔谈散文”是在较为严峻的“封闭”情势下（不仅对“世界”散文是如此，即使是对“五四”散文亦如此）进行的，其总体趋向只能是“回归传统”。讨论得较多的是时代与理想、现实与“诗意”、形“散”与神“聚”、“定体”与“大体”、精短与文风等表现问题，表现了一种弃“近”（现代传统）追“远”（古典传统）的共同倾向，由此“大散文”渐成思维定势——秦牧稍早的一篇论文《散文领域——海阔天空》，［（３８）］即散文的“海阔天空论”把“五四”后千辛万苦将散文提升为“文学”一体的努力冲乱、击溃了，稍后虽经徐迟“塔基、塔尖论”［（３９）］的补救（抒情散文是“塔尖”，其它各体均为“塔基”），但对“海阔天空”的“大散文”已狂澜难挽了。体裁形式“宽”了，内容也“变”了：严文井说“工人、农民和战士登了场”；茅盾则说“散文特写是走遍了天涯海角……（其）反映现实之迅速，跟新闻报道差不多”。［（４０）］散文“主体”的“置换”（由“自我”置换为“工农兵”）导致了“报道”性的加强（成了“好人好事”的颂歌）。所以，无论从“体式”还是从“内容”上说，当代散文的“泛化”都十分明显。“通讯化”、“特写化”、“小说化”等不良倾向，实由此生。
　　王瑶《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４１）］虽当时有诸多禁忌未能畅言，且只论“现代”未涉“当代”，但仍不失为一篇有份量的学术论文。
　　 （六）“新时期”后散文理论的“复兴”。
　　“文革”浩劫，不仅无散文创作亦无散文理论。
　　“新时期”后（在至现今），散文“理论”的探讨逐渐“复兴”。
　　第一声“呐喊”我认为是叶至诚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４２）］他说：“假如我是一个作家，我要努力于做一件在今天并不很容易做到的事。那就是：在作品里要有我自己。”“正如‘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一样，我不屑于在作品里隐瞒我自己”，“不勇于‘有我’是懦怯”，“有意把‘我’隐瞒起来犹如欺骗”，“要是我的作品里不能有我自己，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即使是真理，即使是人民的呼声，如果还没有在我的感情上找到出发点，还没有化为我的血肉，我的灵魂，我就不写，因为我还没有资格写。”“我必须披肝沥胆去爱、去恨、去歌唱、去诅咒、去创造、去荡涤……把我的灵魂赤裸裸地呈献给读者。”恢复“我”在散文中的“主角”地位，为“个性”和“人格”旗帜鲜明地“招魂”，使这篇短文具有了“新时代”散文的艺术“宣言”意义！
　　这里要说：关于“复兴散文”的讨论。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１３日《文艺报》召开“散文创作座谈会”，冰心、夏衍、吴祖缃、李健吾等着名作家都参加并发了言，会后综合报道《复兴散文》中说：“散文比别的文学样式同人们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它是培养和训练青少年文字能力的有效工具：象画中的素描，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必须练的基本功，也是从事一切文字写作活动的基本功。”［（４３）］这是与会作家们的共同意见（如“基本功”提法即源于夏衍的发言）。但第一，他们心目中的“散文”仍是“大散文”，观念较旧；第二，对“散文”的定位（创作或一切文字写作活动的“基本功”），似强调实贬低（训练文体）；第三，“复兴散文”，模糊不清，“复兴”什么“散文”？（古典的？现代的？１７年的？）怎样“复兴”？都一派朦胧。因此，收效甚微。
　　此后林非，俞元桂、佘树森、楼肇明、潘旭澜、孙绍振、范培松等散文理论研究者，孙犁、柯灵、周涛、贾平凹、赵丽宏、王英琦、刘烨园等作家，却分别做出了大小不一、各自不同的“理论”贡献。因距离较近“沉淀”不够，且读者对其并不陌生，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展开了。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及社会的“转型”，创作在“物欲”的诱惑下变得“众声喧哗”、多向“分流”，“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成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成了一些人拒绝“规范”、随意“涂抹”的“口头禅”（这也是“大散文”泛滥的恶性后果之一），面对如此纷乱、无序的创作现状——从总体上看，散文“理论”的孱弱、乏力就暴露无遗了。
　　 四、几点理论“思考”
　　在这“世纪之交”的今天，面对２１世纪的发展前景，我想写下几点不成熟的理论思考，以就教于读者和方家。
　　思考之一：汉语散文必须走自己的路。
　　应当承认，在本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第一次碰撞、融汇中，西方（主要是英国）的“随笔”在中国的散文完成从“古典”向“现代”的历史性转变中的确起到了“外援”的显着作用；但同时也应指出：“随笔”在中、西“散文”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以“随笔”为中坚，完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和小说、诗歌、戏剧相并列的“散文”一“体”；而在西方，即使是“随笔”最为发达的英国它也只是非韵“散文”（包括小说、话剧及各种学术论着、应用文章等）中的一个“支派”，从未取得过文学“四分”之一“体”的重要地位，而且英国的“随笔”也在本世纪中叶后走向沉寂、没落了。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西文化的第二次更为深刻、广泛的碰撞、融汇中，小说、戏剧、诗歌等领域“新潮”迭起，唯独“散文”领域风平浪息，当时的“弄潮儿”在更加驳杂、散漫的西方“大散文”中再也不能觅到多少“新意”了。事实上，３０年代我们还曾受到过“共产国际”的影响，５０年代后“全盘苏化”，直到７０年代末“三中全会”后才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历史已证明：学习、借镜外国先进经验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立足本民族生活土壤，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散文亦是如此——汉语散文尽管尚有种种不足和问题，但无论是过去（古典散文）还是现在（现、当代散文），和世界其它国家、民族“散文”相比较，它都当之无愧是举世无双的！
　　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独创精神，勇敢地探索，大胆地开拓，辛勤地劳作，不断地总结，在已有的基础上辟出一条散文新路，这是中国当代散文家的“福气”——重任在肩，责无旁贷！
　　思考之二：高扬“文学”大旗是规范“散文”的标尺。
　　散文必须是“文学”诸体之一，必须具备文学的“审美”特性。非文学的“实用散文”（包括各种学术论着、论文，日常生活所用各种“应用”文章等）只重“知用”、求“辞达”而不具有“审美愉悦”、“净化心灵”之功能，故不宜和“艺术散文”相混淆。
　　所谓“文学”或“文学审美特性”，我认为具体说即：（１）精神的独创性；（２）情感的震撼性；（３）表达的优美性。
　　在当今（无论中、外）“大散文”思潮风靡文坛的情势下，欲“规范”散文必须先从清理“大散文”的散漫、驳杂入手。高扬“文学”的大旗是极其必要的。文学的“标尺”一悬，“是”“非”立显，“真”“假”立辨。
　　顺便说一下，傅斯年、朱自清等认为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相较仍有“高下之别”，仍非“纯文学”的说法（当时及后来从无人起而批驳，着实令人惊诧），最主要的还是受了西方“散文”地位卑下的外来“影响”，是一种错误观念；但颇值得至今仍在鼓吹“大散文”者戒，从另一方面看，努力提升散文的“文学”品格也是一个并未过时的重要话题。
　　思考之三：旧有“散文”范畴的“文体净化”已是当务之急。
　　汉语散文自古至今周期性的“议论——叙事——抒情”的往复循环，实际上是在不断地告诫人们：不同审美特质的文体是不能人为地将其“捆绑”在一起的。它们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使自身的文体“个性”在适宜的土壤、气候下尽情生长，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显露。问题在于人们“文体意识”的迟顿、滞后。“散文”这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的诸体杂居的“大家族”状况再也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原“议论散文”中的“杂文”早在３０年代已发展成熟，至“新时期”已获得光荣的独立（以“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活动为标志）；它的孪生兄弟“随笔”，我认为迟早总会和“杂文”并在一起，共同走向文体的独立（可合称“杂文随笔”）。
　　原“叙事散文”中的“报告文学”（包括文艺通讯、特写、速写、报告、访问记、见闻录等）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壮大，至“新时期”已由“附庸”蔚为“大国”，完成了“自立门户”的光荣独立（以“全国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发奖大会”为标志）；它的姊妹文体“史传文学”（包括回忆录、“四史”、传记文学、地方志等）现已站在了即将自立的门槛上，其文体的最后“独立”只是迟早的事情（它只待“经典性”的大作问世了）。
　　原“抒情散文”（包括抒情小品、游记、风土景物记、散文诗等）经过上述“文体净化”后便“水落石出”了——但仍叫“抒情散文”已经落后：它已不能全面、准确反映散文对“人”和“人性”，即对主体“感情”和“心灵世界”的深入认识，因此，改称“艺术散文”（以突出、强调它高雅、纯正的“文学”品位）怕是必要和适时的。除原有种种旧体式外，新的散文样式如冥想散文、性灵散文、心态散文、梦幻散文、心灵散文等等；都理应独创出来。在散文创作上，重蹈旧辙、步趋前人是没出息、无前途的！
　　散文的“文体净化”现象自古至今从未间断。作为除“诗”之外一切“文学”和“文章”的“母体”——“散文”的这种“流动性”和“分蘖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许多煌煌大体，如小说、戏剧、新闻文体、学术论着、文艺批评等等，都是由这个“母体”裂变而生的。三体并包的仍嫌过“大”的旧“散文”为什么不能再分蘖、净化呢？“分”，是认识并按照文体“内在规律”办事的一个自然结论。
　　思考之四：散文由生活而艺术的“转化”、“升腾”是产生“精品”、“大作”的关键。
　　艺术源自生活，但“艺术”并不等于“生活”本身。
　　作为主观、向内的“抒情文学”的一体（这一点和诗歌相同），散文姓“散”（散行成体）名“文”（文学）字“自我”（真实的个我永远是散文的主角）。它是写作主体的情感史、心灵史，是作者生命的律动和心灵的裸现，是作家灵魂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寄居家园。从本质上说，散文不是一种“再现”（逼真的“反映”）而是一种“表现”（心灵的“倾吐”）的艺术。创作主体的“个我”，吸摄“时代”（环境）之精髓，感受人生（现实）之况味，融化为血肉，结晶于心灵，形成为一个自足、独立的“人格”（这是由外向内的“吸收”过程），然后，再把这种“内化”（即心灵化）了的主体“人格”的精神魅力（已不是“形而下”的“实生活”本身了，而是一种“形而上”的“精神”摇撼力、打动力）再由内而外地“倾吐”出来。所以，外“物”（客观世界、现实生活）的“内化”（这是一重转化）和“心灵”的“外化”（这是又一重转化），是十分重要。
　　鲁迅的散文创作——特别是《野草》和一些精采的“杂文”，为生活向艺术的“转化”、“升腾”树起了学习的“高标”。请看《秋夜》、《复仇》、《狗的驳诘》、《立论》、《这样的战士》、《希望》、《影的告别》、《死火》等等篇什吧（其实２３篇，篇篇典范，包括它的《题辞》），那一篇不是涵盖了现实生活的丰富内容呢？但那一篇又是直捷、笨拙的原样“复写”呢？包括《夏三虫》、《现代史》等“杂文”，无不经过了象征、暗示、梦幻、变形、奇想等艰苦的艺术“构思”的熔铸。散文是极难写的，粗制滥造、胡涂乱抹，只能造出一些“散文垃圾”。
　　恰恰是在这两重“转化”上都存有许多问题：更多的人是琐细地在那里复述“生活”实况，“情感”稀薄，缺少“精神”，重“实”轻“虚”——这是趴在地下的写作；和这相反，也有不少人是突如其来、没头没脑地在那里描绘“心态”，缺乏“根基”，架空“抒情”，重“虚”轻“实”——这是悬在半空的写作，而这两者都是不可取的。散文是一种“由实生虚、虚实结合”的艺术，“实”是铺垫，“虚”是神魂。没有“虚”（情感、精神）的“转化”、“升腾”，还谈什么“精神产品”的创造？！
　　所以，对散文创作来说，“深入生活”、“贴近现实”，真正要做到的话，就要“深入心灵”、“贴近精神”！
　　把“生活”等同为“艺术”的庸俗社会学观念是以往限制散文走向“艺术”、缺少“精品”的深层内因。
　　把“散文”看得轻而易举、提笔可成的轻佻、浮躁态度是近年来商品大潮冲击下一些不知自重的“大腕”“名家”染成的恶习，同样妨碍着散文向“艺术”的提升和转向“精品”的突进。
　　“散文”的话题是本文无法穷尽的。“未来”在前头永远吸引、诱惑着我们。
　　（１）（１２）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之《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１９３５年８月版。
　　（２）前一条见“文章有体”条目，记杨东生论文语，山谷即着名“江西诗派”领袖黄庭坚，此条“诗骚”与“散文”对举；后一条系援引周益公的见解，“四六”即骈四俪六的“骈文”，此条“骈文”与“散文”对举，所用都很贴切。
　　（３）如孔广森《答朱沧湄书》曰：“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又，袁牧《胡稚威骈体文序》曰：“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等。见陈柱《中国散文史》第一编“总论”一章，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７年版。
　　（４）见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其文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
　　（５）引自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其文曰：“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竟相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６）王祖献《近代散文选析》，安徽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版，袁鹰《华夏二十世纪散文精编》，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版。
　　（７）引自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５年８月３０日初版。
　　（８）见唐韬《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１９４７年６月１７日答，见《文艺知识》连丛第１集之三。
　　（９）见郁达夫《清新的小品文字》，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８日作。见《闲书》，１９３６年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１０）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１９２２年３月发表于《申报》。其中说：“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近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象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１１）见朱自清《〈燕知草〉序》，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９日作。《燕知草》，俞平伯着，１９３０年６月版。
　　（１３）（３３）见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作，《文学周报》第３４５期。
　　（１４）见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鲁迅全集·南腔北调集》。
　　（１５）《那里走——呈萍郢火栗四君》，１９２８年２月７日，载同年《一般》第４卷第３期。
　　（１６）见《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朱自清先生答文”。
　　（１７）《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阿英以“南强编辑部”名义编辑，１９３２年４月由上海南强书局出版。
　　（１８）见周作人《〈近代散文抄〉序》，１９３０年９月作。《散文一集·序》中可参见。
　　（１９）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什么是文学》，同前。
　　（２０）见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及《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分别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及《建设理论集》。
　　（２１）见沈雁冰《什么是文学》及《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２２）郑振铎《新文学观的建设》。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
　　（２３）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及《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
　　（２４）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６日作。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２５）朱自清《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见作者散文集《背影》，开明书店１９３６年５月４版。
　　（２６）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序》，见《现代十六家小品》一书，光明书局１９３５年３月版。
　　（２７）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１９１７年５月《新青年》３卷３号。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２８）王统照《纯散文》，１９２３年６月２１日《晨报副刊》。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俞元桂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版。
　　（２９）周作人《美文》，１９２１年６月８日《晨报》第七版。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
　　（３０）Essay的准确译法应为“试笔”，译为“随笔”、“小品散文”亦可。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鲁迅选译，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８日由未名社印行，“未名丛刊”之一。
　　（３１）胡梦华《絮语散文》，见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０日《小说月报》第１７卷第３号。参见《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孟田、蓝穆，现通译蒙田、兰姆。
　　（３２）据新近学者查考，胡文实为１９１６年美国波士顿出版公司出版的《〈英国随笔〉·引言》主要内容的“意译”却未加注明。
　　（３４）林慧文《现代散文的道路》，见１９４０年１２月《中国文艺》第３卷第４期。
　　（３５）葛琴《略谈散文》，见１９４２年９月《文学批评》创刊号。
　　（３６）李广田《谈散文》，见《文艺书简》，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４９年５月版。
　　（３７）林淡秋《散文小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７年６月出版。该书为１９５６年“散文小品选”。
　　（３８）秦牧《散文领域——海阔天空》，见《文艺报》１９５９年第１４期。
　　（３９）见徐迟《说散文》，载《长江文艺》１９６２年第４期。
　　（４０）见严文井《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９年出版；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版。
　　（４１）王瑶《五四时期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见《北京大学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４２）叶至诚《假如我是一个作家》，见《雨花》１９７９年第７期。
　　（４３）“散文创作座谈会”发言及报道，见《文艺报》１９８２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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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京24-40J1文艺理论刘锡庆19971997 作者：文学评论京24-40J1文艺理论刘锡庆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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