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经济科学要有新的突破
　　经济学或经济科学，作为一门基础理论和实用科学，在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近20年来，我国经济科学得到很大发展，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当代中国的经济科学，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不少领域有所创新。
　　近20年来，我国经济科学的发展和贡献，从大处看，至少在三大领域有明显成绩：一是改革，从对计划经济的再认识到对市场经济的重新评价；二是开放，从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到着重提高开放水平；三是发展，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到逐步转变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这些方面，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迈进，经济科学作出了大量的论述，有突破也有创新，有观点也有对策建议，应当肯定其功不可没。
　　面对跨世纪，迈向现代化，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进一步开拓新境界。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有新的论述，对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有新的部署，特别是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都是对经济科学及其研究者的呼唤和嘱咐。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总结近20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面对正在蓬勃发展的经济现实，分析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探索新规律，寻找新对策，为领导层提供咨询，为社会和企业提供建议，进而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开辟道路，构筑框架。
　　经济科学要有新的突破，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史无前例的。经典作家为我们论述了基本原理，但是不可能有现成的实践方案；我们必须运用他们示范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从中得出新的理念和对策。开展中外学术交流有很大好处，西方经济学积累了近现代人类文明的很多成果，可供我们借鉴，但是决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拿来就用；我们必须吸收其成功处，结合自己的国情，走自己的道路。
　　经济科学要有新的突破，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演进发展的。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固然是一件新事，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同样是一件创举，或许更加复杂更加艰辛。按照邓小平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部署，我们先是解决了几千年来从未真正解决的温饱问题，继而将在本世纪末达到前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小康，接着再向现代化迈进，都有一系列层出不穷的崭新课题等待着突破。
　　展望未来到下世纪中叶，扑面而来的将有更多的难题亟待在实践中试验，在理论上突破，并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例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如何兼容，有什么特色；国有经济与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到底是什么，有多少；公有制经济与其他多种经济成分怎样共同发展，怎样处理好关系；从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走向共同富裕，怎样求得其顺利转换；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标准、步骤和途径等。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都要花很多心血去探求，并且不可能没有艰难曲折。
　　　　　　一切为了人　一切依靠人
　　　　　　——迈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经济学
　　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经济利益关系的科学。共同的特征都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一切为了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依靠人。但是令人遗憾，多年来“关于人”的问题并未在学者中引起广泛的关注和足够的重视，难怪有人惊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不见了，是现代人的最大悲剧”（见《文汇报》1997年12月9日）。
　　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一度时期曾出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化的倾向，脱离生产力实际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试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事实上是把所有制等同于生产关系。其实，所有制并不等于生产关系，脱离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通过平调扩大所有制规模，提高公有化程度，反而损害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后来，“文革”十年动乱，又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夸大为阶级关系，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将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权利，商品货币当作资本主义“痕迹”，个体经济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方面“左”的教条主义观念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另一方面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对立状态，整天“抓革命”，不仅促不了生产，还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批判“两个凡是”的基础上，我们把整个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明显缓和，不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尤其是改革开放在相当大程度上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不过，在如何发展经济及其经济学理论方面，经济学者和实际工作者们往往就经济谈经济，就生产力谈生产力，特别是错误地吸取“文革”期间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的教训，轻视和排斥生产关系研究。在理论上，经济学成了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部门经济等无所不包的大杂烩。在改革问题上，尽管我们也提出要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但基本上都没有具体到人、落实到人，主体虚置；开放问题上，竞争攀比优惠政策，满足于创汇指标，对利益关系和行为约束则比较漠视；在发展问题上，谈得多的是结构调整，但究竟“谁”是调整的主体，“谁”来承担调整的责任？整个经济理论和实践似乎都没有深入涉及人这个主体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事实上，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且时刻都在发生作用，不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为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否平等合理，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劳动者劳动的情绪和行为。对“人”这个主体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听而不闻、视而不见，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脱离生产关系，只会葬送经济学这门科学。
　　西方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已经有了二三百年的历史，法制相对完善，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也相对比较稳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在既定的生产关系前提下，研究生产力发展或经济增长本身的许多技术性细节问题，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问题。而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首当其冲更多的、带根本性的则是要解决“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性进步的制度，就是首先要确立“人”在经济活动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其次要从“人”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出发，揭示平等互利是人们之间经济关系的最高准则；再次要研究探索实现平等互利经济关系的方法和途径。只有以这样一种经济理论为基础和前提，才有可能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技术性运用铺平道路。在中国经济学方面，就是要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对象，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由此，从改革的经济学的角度，必然要求对现行的中国经济学进行深刻的变革。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无可推卸的神圣使命！
　　　　　　政治学研究展望
　　从世界范围看，政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本世纪30年代政治学被介绍到中国，中国的学者筹建了政治学会。但在当时，政治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解放后政治学与社会学、心理学等被当成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受到批判和取缔。尽管人们也关心政治，特别是“文革”当中人们空前关心政治，但这是一种变态的政治，更不是对政治学的关心。政治学科的恢复和重建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80年代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中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已经落后了，要尽快恢复。从此以后政治学才得以恢复。80年年底，建立了中国政治学会，82年和84年以中国政治学会的名义开过两次较大的全国性会议，推动了政治学在全国的发展。但是，政治学并没有取得像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那样的繁荣。从政治学在各国的发展看，政治学的繁荣同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成正比。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发达的学科之一，因为存在着政治学研究的迫切需要。在中国，政治学也开始受到重视。十五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这就需要政治学工作者提供政策依据。可以预期，政治学的繁荣和发展将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学术事件。
　　在下个世纪，政治学研究将涉及到许多重要问题。譬如，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研究中国的代议制，也就是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研究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研究国家的权力结构以及权力的合理配置，研究权力的平衡和对权力的制约等。尽管这些研究有的已经在进行，但是要取得研究的深入还有待于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时机的成熟，有待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提供更好的背景，有待于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和研究队伍的壮大。可以相信，政治学的繁荣将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与方法创新
　　在世纪之交研究人类自身的社会科学向何处去？西方有人认为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有人认为要使社会科学真正成为科学。我认为：1.无论是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或者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名称概括所有的学科，都要看到各个学科的不同点，它们的研究对像、方法、途径都有其自身的特点；2.所有的学科都要坚持科学的理性分析，因为科学的理性分析可以使我们保持一个清醒的科学的头脑，所有的学科都应当坚持符合人文精神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忽视价值判断和价值分析的倾向，应当引起注意。
　　政治学研究从总体看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困难也存在，最大的困难是容易受到干扰，特别是受临时性政策的干扰。如果中国社会的发展像目前状况继续下去，政治学研究将会获得更为宽松的环境，取得更大的发展。
　　下世纪初中国政治学研究会有新的变化：1.研究领域将大大扩大。目前的研究仍没有摆脱旧有的范围，研究还局限于一般理论分析。今后政治学研究领域要扩展到各种政治关系、（国家以外的各种关系）、各种政治行为、各种政治团体（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政治发展等多方面的研究。2.政治学和其它社会学科互相交流渗透的趋势将更为明显。政治学界已经提出了政治社会学、政治地理学、政治法学的概念，以后还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研究是从最初的整体研究发展到分门别类的学科研究，还要回到整体研究，这是一个规律。3.政治学研究的重点会集中到对于建立在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政治行为和公共政策的研究，由此还会引发到对其他问题的研究，因为人的政治利益是同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因素分不开的，对人的政治利益的研究会引发对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经过一定发展阶段，政治学最终会成为一种符合科学精神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
　　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三个层次：1.研究问题的哲学原则和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原则和思维方式就是坚持唯物辩证法。2.研究问题的基本角度和出发点，比如政治问题可以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也可以从经济的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加以研究。3.研究问题的具体技术手段，政治学应当广采百家之长，吸收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好的研究方法，比如政治行为研究就可以运用科学实验的手段。希望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在广采百家之长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真正科学的研究方法。
　　　　　　关于政治学科研究中的科学化走向
　　要对政治学科跨世纪发展作出预测，实非易事，最切近的路口是对这一学科的发展现状作出观察。80年代以来，我国政治学科的发展，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把政治学科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逐步引入实证科学的方法论以代替规范主义方法论的走向日益明显。从一般方法论角度看，这种走向与本世纪初发生在美国政治学界的“现实主义”运动和“新政治学”运动有相类似之处，即强调放弃“哲学家的方法论”，强调科学主义的、实证的方法论。这一学理走向是西方政治学从伦理学、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分支学科的重要因素。我国政治学科8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走向，当然和美国学界当年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但就科学因素成长这一点来说，新的走向使政治学科原先仅仅被认作规范主义的、纯意识形态的状况有了改变。科学因素的成长，使学科发展获得新的活力来源。但是，也应当指出，上述学理走向也可能带来新的狭隘性，即对实证化的、自然科学化的方法论的过度依赖，也可以造成政治学科中的“价值失落”，有如高度成熟的工业化社会中的“人的失落”。西方主流派政治学在60年代末以来所遇到的困境即是明证。政治学科中的过度的“浮士德主义”对于学科发展是一种阻滞。所以，不能轻易地把政治学科的发展寄托于对纯科学主义、技术合理主义的完全仰赖，尤其不能放弃政治哲学的批判的思维力度。
　　　　　　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中国的经济法理论研究可以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才开始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国家陆续颁布若干重要的经济法律的同时，法学界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对各个重要的部门经济法基本理论的研究，也由浅入深而逐步走向全面化和系统化。在目前，不仅经济法基础理论已形成体系且具有特色，若干部门经济法学如企业法学、公司法学、破产法学、银行法学、票据法学、合同法学、专利法学、商标法学、海商法学、保险法学、税法学、房地产法学、劳动法学、自然资源法学与环境保护法学等等，亦已经形成。相应经济法律的存在，使这些部门经济法学有了法律依据；而关于这些部门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的进展与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出现，则又促使相应经济法律走向完善、趋于成熟和科学。
　　可以预料，在自新世纪开始之时起的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经济法制发展的呼唤和推动下，在法学界广大同仁的努力下，我国的经济法理论的研究，将迈上一个新的台阶。第一，经济法理论方法将趋于多样化，一些流行于其他法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近年来流行于民法学科的学说与判例研究方法等，将被运用于经济法理论研究；一些属于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研究方法，如属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领域内的研究方法等，将被借鉴、甚至被运用于经济法理论研究领域内，这将使经济法理论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第二，外国经济法制的有益经验和外国学者关于部门经济法的若干研究成果将进一步被介绍到我国，这些经验和成果已不像过去那样基本上仅限于来自西方发达国家，还较多地来自发展中国家；它们不仅会启发我国法学界同仁的理论思维，还将使我国现在的经济法基础理论和部门经济法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丰富。第三，对属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已经形成的各部门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走向深入，属于这些学科范围内的各种专题研究将全面开展，一大批具有一定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将陆续产生，从而使这些学科的理论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得到较大程度的提高。第四，一些属于经济法学领域内的新的研究项目，如财产信托关系法律调整研究、证券关系法律调整研究、投资基金关系法律调整研究与期货交易关系法律调整研究等，将成为研究热点，对这些新的研究项目的理论探索，将导致新的部门经济法的产生。
　　　　　　改革开放二十年历史学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历史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主要取得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1.在这二十年中，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最初十年中间，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不仅对我们民族，而且对历史学科同样具有巨大的意义，它使历史科学恢复了历史科学应当具备的科学基础。我们过去用一种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对待历史科学，我不是讲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历史学科没有成绩，我们几代的学者作了很多的努力，积累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这点我们要肯定。但是，四九年以后，历史科学受到的左倾干扰是相当严重的，我们一窝蜂去歌颂农民战争，把农民战争说成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我认为说到底这是受阶级斗争的影响。阶级斗争理论从21年—49年是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成功的理论基础，这是对的。49年以后，在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社会关系改变了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历史任务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下，我们继续坚持阶级斗争为纲，就变成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根据，它使我们历史科学走了许多弯路。2.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史学方法。中国传统史学文化有一个经世致用的传统，经世致用就是有的放矢、实事求是，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解放思想，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史学研究方法，这是它的一个意义。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二十年来，我们大规模地进行中外文化交流，中外史学理论、史学方法的交流，我们的看法比过去全面多了，方法和手段要先进的多了，很多的优秀成果是同多种学科交叉、渗透的先进的方法研究出来的，使学术水平有很大提高。3.破除了许多学术禁区，解决了很多的历史问题。八十年代有一个很好的口号“科学无禁区”，科学是没有禁区的，科学是不能设置禁区的，有禁区就不是科学。通过解放思想，冲破学术禁区，这对于把历史科学作为一门政治科学是有很大意义的。4.二十年中，历史学开辟了过去不曾有过的学术领域。如：对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历史，是过去认为不需要讨论的；近现代科技文化历史，过去是不重视的，现在这些都得到了很大发展。
　　我认为这二十年来，历史科学有很大的发展，是值得回顾的，我们处在世纪之交，有许多问题还需要努力：1.历史学界还存在一个知识更新的问题，我们还应当在更大规模、更高层次方面来促进和加强中外文化交流，更多吸收外界的理论和方法。保守主义倾向对科学的发展是不利的，我们不应简单地提倡民族主义。我们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就要更多地促进交流，而不是自我封闭，封闭是没有出路的。要遵循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管理学术，不要违反学术发展的规律。2.学术界学风问题还是应强调的。学风问题很多跟管理的方法有关系，用数量化的东西来衡量学术水平，这是违背学术规律的。同时我们也要反对学术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恶习，学术研究应当有一个宽松的环境，让他们去探讨一个重大理论与学术问题，鼓励他们不介入或不直接介入现实社会中去，但要与现实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同时给他们相对宽松的环境。
　　　　　　哲学：传统与变革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应包括建设适应新时代的哲学。
　　十五大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作为全党、全国人民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具有重要的意义。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内在地包含社会文化的发展与进步，而社会文化既体现为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更体现为作为道德和文化素质之基础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即哲学思想，因此创建一种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哲学，乃是时代的需要。
　　　　二、新时代哲学应是传统哲学在现代条件下的一种“飞跃”。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产生过如孔孟老庄、程朱陆王这样的大思想家，出现过如佛教哲学这样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但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界没有出现过较象样的大家，更不曾产生过较完整的哲学体系，究其缘由，不在“流”，而在“源”。换句话说，中华民族并不缺乏哲学传统，而是哲学思想借以产生的那个社会落伍了——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每个哲学都属于它的时代”，“一个人不管怎样飞扬伸张，也不能超越它的时代”。
　　虽然从归根结蒂的意义上说，任何哲学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但从思想发展史的角度说，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又是并且只能是从传统哲学发展过来的——此又如黑格尔所说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所以每一世代对科学和对精神方面的创造所产生的成绩，都是全部过去的世代所积累的遗产。”
　　当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所谓传统不能局限于某一特定的地域、民族或国家，而应该包括整个人类文明史；而所谓“发展”，也不是所有思想、知识的相加或堆砌。只有把前此以往的人类哲学思想（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哲学，也包括马列主义和其它西方哲学）浇铸成一个作为整体的“思维模型”或“知识板块”，然后借助于现代社会实践所提供的某种机缘的撞击，由此而产生的一种具有“质的飞跃”的思想体系，才能称得上是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新的哲学。
　　　　三、变革的时代必将导致哲学的变革。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时代发展了，哲学应该跟着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哲学不应该也不可能再一如既往。如果说，邓小平理论已经打开了中国社会迅猛发展的大门，那么，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必将撕破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哲学体系。
　　　　　　回顾与展望
　　人类在即将跨入21世纪的时候，对于过去这个发生了如此众多事件和变革的天翻地覆的世纪，定然怀有无限的感慨。而中国人则更会心潮难平。仅就哲学思想而言，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引进西方思想的革命运动，陈独秀、胡适之等巨匠试图以西方的新文化改造日显陈腐的传统旧文化，引进了科学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思潮，以通俗的方式向国民介绍和传播西学，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
　　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达到的一个高潮。但过于激烈和极端地对待传统文化，理想化地看待西方思想，必然产生反作用。于是民国的新领导人在暂时统一中国以后，开始提倡新生活运动，重新评价和确立孔孟之道的地位。而中国共产党人则从北方大国取得胜利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与夺取政权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开始了将这一特殊的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艰难尝试。
　　一个民族对一种新思想的接受和改造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民族本身现有的社会条件和传统。中国社会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而渐渐发生着变化，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从来就没有绝迹，人们不可能真的如一些人所设想的那样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于是，与新的变革一起产生并延续的还有极“左”思潮，这一思潮打着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盲目排斥一切西方和外来思想，排挤知识分子、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管理，以某些小农的空想和狭隘心态看待一切，因而在经济高度集中和计划化的同时，酝酿了文化专制主义的恶果，导致中华民族空前的浩劫和灾难。
　　烈火炼真金。改革开放的烈焰终于烧垮了极“左”思潮的堤坝，迎来了中华民族的新生。国人重新认识文化排外主义、反智主义和蒙味主义的祸害，恢复了中断数十年的介绍和吸取西方思想的进程。西学再度东渐的结果是各种主义再度纷至沓来：诸如证伪主义、存在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新激进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批判学派、现象学与解释学，等等，令人应接不暇。但国人食洋不化的一个副产品是急于将外来新思想付诸实践，超出了中国现实能够接受的程度，于是只能再作调整和审慎的选择。
　　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批判地介绍、研究和消化西方思想的过程将变得更加明智、清醒。因此，新世纪的哲学研究将以更成熟的方式面对西方的各种流派、思潮和主义，既不是盲目的崇拜，也不是简单的全盘否定，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鉴别、吸收和有秩序的整理。必须看到，西方社会随着后现代化的进展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思想也没有停滞，因此，借鉴西方思想同样需要真实地了解西方社会的现状。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国西学研究的人才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能够利用外文工具娴熟地如实研究西方哲学思想，对于一些研究者来说已经是个奢望，而翻译者水平的差别也使得不少精彩的原着被译得面目全非。许多研究停留在口号和原则之争的抽象水平，重复着类似“一个针尖上站几个天使”的荒唐论题，眼界不开阔，新名词的堆砌掩盖不了思想的贫乏和严重脱离实际。可见，我们仍然需要作出艰巨的努力，培养一流的研究人才，致力于换脑筋，开拓视野，创造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哲学。
　　　　　　建立第三种批评立场与方法
　　　　　　——跨世纪学术方位之我见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颠沛流离，至少有一点已经初步明确：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国学与西学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应该打破，“第三种批评”的立场与方法应该被正式提出。
　　“第三种批评”首先是在文明建设（包括政治经济体制建设、价值重建）的立场和方位意义上提出的，其次才是社会科学一种新型研究方法的探讨。因此她的意义可以在多方面理解为是对“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不仅如此，她也暗合了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特殊性、复杂性，必须建立一种区别中西方既定体制、思想的理论才能够解决。
　　“第三种批评”是相对于“第一种批评”和“第二种批评”而言的。第一种批评主要指百年来我们以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和思想为参照系，用以把握、阐释、批判和解决中国传统文明暴露的问题，探索文化振兴和国富民强之路。百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市场、资本的全球化只能表明一个普遍性的现代生存结构的来临，但什么样的市场体制，以及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却反而日益显露出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人类世界相同和不相同的平衡欲求的一种显示。物质文明蔓延之际，国人的精神空虚和茫然问题的出现，也已表明西方的精神文化，无论是古典的，还是现代的，均很难成为我们的一种心灵依托。诸如中西方伦理观，对“物欲”的贬抑态度，就已不能解释和引导当代中国人一种新型义利观念的建立。因此，对五四以降我们引进的各种西方思想，以当下现实的特殊性为价值座标的反思和清理就势在必然。第二种批评是90年代兴起的一种以国学、儒学等文化复归和修复主义态度来抵抗西方的批评策略，有其合理性，但我们是衔接传统的文化精神还是古代文明的价值体系，是像新儒学那样“换汤不换药”，走牵强的“内圣外王”之路，还是另辟新径，赋予儒道释思想以新的阐释，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而市场经济的出现，又使得当代社会比陈寅恪所处的时代更为复杂，守住传统文化的任何一种思想，虽然比接受西方思想更容易安身立命，但总会与当下现实产生这样那样的冲突，所以佛学的宁静，遮不住当下生命欲望的躁动；儒学的伦理，管束不住市场社会人的内在冲突与紧张关系。第三种批评，正是在这种不中即西的二元对立思维中，主张将价值座标放在既定的理论之外，以当下现实的感受和问题为潜在的参照系；同时对中西方既定理论和思想采取反思和批判的态度，并在这种批判中积累新的知识体系的萌芽，探索社会科学各种理论的新的生长点、原生点，为建立适应当下中国现实的新文明提供各种理论成果。“第三种批评”尤其想强调一点的是：当下社会和人文学科价值座标失落、解体的现象，已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种价值解体的时期，诸如汉末儒学崩溃，玄学可资依靠，明末理学崩溃，实学可资依靠，五四中学危机，西学可资依靠。而当下社会，却失去了任何可资依靠的整体价值系统。言下之意，我们只有靠建立一种新的价值系统（不断积累），才能使我们获得当代性的心灵充实。
　　“第三种批评”的基本方法可以表述为：以现有理论回答不了的问题为我们的问题（如我们今天需要建立什么道德），衬托出现有的理论是有局限的（如中西方义利理论，均很难解释当代的新型义利关系），然后用这种有局限的理论，知识性地剥离出我们对当下现实的感知性内容（如“利”是重要的，但不是轻利，也不是唯利，只不过仅有“利”还不够，但“义”由于传统价值的解体，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事物，所以当下的义需要我们每人筹划，义的普遍性由此成了一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说出传统的义利理论，其局限在哪里？如果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均有问题，义利并举又成为空话，那么，义利之间的相克思维就应该反衬出分立的思维，“义”的现成性就应该反衬出义的个体筹划性。由此，新的义利关系的萌芽就开始出现。
　　　　　　21世纪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
　　很显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滞差”的时代，文化落后于科技和工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众所周知而又不易觉察的社会现象。旧的“体制”文化意识形态显然不能适用和不能够负载超重的社会意识；“后现代”的文化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有毒的鸦片；“新国学”和“新儒学”也不可能拯救面临的文化危机；而徒有一腔热血和道义情感也不能拯救文化。唯有在不断的文化批判中寻觅出文化的新途径，才能完成“道德的理想”的重建和“履行其社会责任”的举措。
　　在这个物欲横流、文化呻吟的时代，各种不同的知识分子都在这转型期里不断修正着自己的文化观，他们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文化路径？这恐怕也不是任何理论思想可以作向导的。但是，作为具有文化批判功能和职责的知识分子，绝不要摈弃二十世纪经由几代知识分子用血肉和脊梁构建起来的“五四”文化新传统。面对极左和形右意识形态的压迫，面对技术文化的挤压，面对用科学理性来压制剔除民主感性的思潮，面对“后现代”解构一切“意义”的叫嚣，面对“新儒学”、“新国学”否定“五四”文化新传统的攻讦，知识分子要保持“自由之意志，独立之精神”则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无论如何，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操守是衡量“艺术家和‘人民’是否真的能够共存”的唯一标准。用美国文化学者威尔逊的观点来看，要克服人类的文化危机，“‘有效的鼓动’不应依赖于社会运动或任何政党，而应依赖于受‘道义态度’支配的‘个人行动’本身。目睹现代资本主义的使人毛骨悚然的事物和美国生活的放肆的庸俗行为，一个人只能‘按自己的良心’行事。”这样才能保持住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观点”。问题就在于如今在中国一提人道主义的“道义”，马上就会被指责为“教师爷”或“传道士”，好像坚持人道主义的道德批判观点就跟吸毒者一样受到鄙视，群起而攻之，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删除作为人的基本特征的思想活动，人类的文化前景将是多么可怕。我想，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知识分子，他的职责和功能都是一样的。他必须恪守道义，在任何状况下都保持文化批判的姿态，为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发展作出个人的贡献。
　　路在何方？始于足下。只要知识分子不进行思想的自刎，不丧失其自身生命力的源泉——不断的文化批判是知识分子的造血攻能——准此中国文化是有希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这个各种力量和因素组成的社会肌体中，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及至于后资本主义的文化犬牙交错、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使我们很难找到医治的准确切口。也许通过这一场场辩论和文化撕杀，通过知识分子的一次次分化和蜕变，就逐渐能够削减“文化的滞差”，使其走上一条较为平坦的文化道路。说实话，所谓“多元格局”是一个文化虚假繁荣的表征，其内里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没有哪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希望永远走进一个无序而无望的文化“多元”的困境之中的。因此，完成“蜕变”的文化才能走向新生和有序。我们希冀的却是在文化蜕变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的重新聚合。
　　　　　　21世纪古典文学应重视对文献的研究
　　我主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从历史上看学术的发展是一个往复消长的过程。汉代经学、注疏之学非常发达，往往一经就注数百万言，可到了魏晋，玄学就替代了它，讲究得意忘言，不搞繁琐考证。但这样一来，又从吃得太多的消化不良症转为营养不良的毛病，于是印度的佛学思想进来了，出现了一大批翻译大师，做了大量的学术积累工作。积累多了，又带来了消化不良的问题，于是禅宗出来了，把不利文字统统扫除，这一直影响到宋儒，专讲心性，但讲多了又空疏，于是又出现了考据学，清代乾嘉学派强调实事求是，白首皓经。但光讲白首皓经也不行，要改革现实，于是近代康有为等人提出要思想改革，强调学术的经世致用，这就一直到了“五四”，进入了本世纪。
　　从我们目前的学术研究看，主要不是消化不良的问题而是营养不良的问题。真正的学问不可能速成，而是“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结果，我们现在对学术大师王国维、陈寅恪推崇备至，实际上他们的许多观点和思想，他们所显示的人文关怀，是在对大量史料研究的基础上体现出来的。有鉴于此，我觉得21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应该重视对文献的研究。
　　文献中有些是常见之书，有些是不大常见之书，由此也就有了发现之学和发明之学的说法。发现之学是指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材料被发现了，可以讲，可以写文章，比如甲骨文、敦煌的卷子，这主要是从那些不常见的书中发挥出来的；从常见的书中看出别人看不出的问题来，这是发明之学。可以说，发现之学是非常重要的，本世纪学术上的重大成果的获得，都和敦煌卷子的发现、甲骨文的发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些年青学者认为文献的工作老一辈学者已经做好了，现在主要是理论上的阐发，这是不对的。做传统学问的一个基本路子应从目录学入手。如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这个了解学问的门径，知道每一门学问上有哪些有价值的学术积累。而且，已经有的一些材料有好多时代、作者、书名都有文献上甄伪的问题，比如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最近有学者提出这是明朝人的伪作。在韩国、越南，发现了大量用汉文书写的历史、哲学、文学着作和文献资料。这是一个新的资料来源。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研究可以看到汉文化在中国以及周边国家的影响、变化。这样的课题我正在做，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或许它在下个世纪可以形成一个研究热点。
　　强调对文献的重视和研究，是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方法不是万能的，关键是对史料的熟悉和理解，然后运用最符合研究对象内部构造的方法，这就是最好的方法。
　　　　　　形而上的回归
　　M·韦伯曾经似乎很深刻地指出，现代化进程可以从精神、 观念层面上理解为理性化。据说，以此开创了现代化学说中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决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派。韦伯所言的理性化包括科学世界观（截然区分主客体的、认知理性可以达到外在的传统西方理性精神在技术层面上的自然拓展）的兴起，表现为科层化结构的理性组织的兴起、世俗化的扩展等。显然，这样的“理性化”是不能涵指人类全部理性的。因为此种理性的内涵凸显无误——人类谋求自身物质利益的精度心智与能力，并且还表现为法理合法性的制度化结构中的行为。如果人类仅仅具有满足自身物欲（并且还是不断发展的）的理性，尽管他们能够设计并安排出相应的制度，大约也不比其他生命物种高明多少，其地位也不会在生物群中显得如此显赫，仅仅是一种更机巧的动物而已。还好，M·韦伯毕竟是一位智者， 他将人类的理性原创性地区分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他对现代化进程的概括实指工具理性的伸张与弥漫。此况下，价值理性于是被遮蔽了。韦伯悲观地宣称，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工具理性的时代。也就是说：人类正处于一个技术理性主导的时代，正变得日益机巧。
　　无独有偶，持现代化理论的学者们，如沃勒斯坦等人，则直言不讳地宣称，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初期阶段，就是一个世俗化的阶段。现代化初期阶段的社会图景，真可谓天下人群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想想也有道理，既然现代化的内涵首先是物质层面的，而现代化的结果也主要体现于物质层面上（一系列经济统计数据与指标），那么，世俗化——物欲化当然构成现代化的社会内容，甚至构成现代化的基本动力。没有裹挟几乎全部人口的物欲大潮及实现物欲的努力，作为现代化表征的物质成果从何而来。
　　远在现代化学者们之前的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们，就提出了清除形而上学。他们将一切不能从逻辑构造角度最终实证（确证）的命题（认识对象），统统名之以形而上，将其从哲学对象中剔除、摒弃。如此，一切命题将最终都是可证实的，学术的科学性似乎空前起来，人们有理由信心十足。本体的、存在的问题理所当然地消失了，更加宽泛的形而上论域也因此被消灭，诸如历史发展的规律、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人类的终极关怀等等。隐患由此产生。晚清学者叶瑛说过：“‘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之影不离形。造学之途有百，而其要期于明道。”消除了形而上，道、器彻底分离。彻底实现了M ·韦伯所言的工具理性时代，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类真的会堕落到仅由工具理性来涵盖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形而上顽强地存在，“原罪”般地本质化存在。人，就是形而上的动物。人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形而上，体现并实现着人的本质。康德先哲早已断言：人类具有永恒追求的意向。他们身在此岸，但不仅追求此岸，而且追求彼岸。尽管达不到，但追求本身构建了追求的意义。
　　形而上的追索自然诱发并引伸出价值理性的探究与确立，奠基了人类的进步。面对形而上诸命题，人的定位及行为在哪里、当如何，价值理性由此产生。形而上关怀繁衍、派生出价值理性的逻辑，除老生常谈的世界观、方法论套路外，形成于两个层面：意义派生与话语派生。形而上关怀在意义层面上，从三个维度指向价值理性。首先，形而上乃一种境界，只能追而求之。即使追而求之，除了自洽性解释外，也许永远达不到。但对于此境界的追求，就意味着对此在的不满、离弃，在理念上总企盼“更”、“彻底”、“终极”等等，于是导向完美。其次，形而上乃终极关怀，对之追索，内蕴最高原则与标准的确立及不断更新，据此反观尘世的种种不足，批判意识和精神由此产生。最高准则和派生准则的设定，还为种种现实的批判提供学理上的支持。再次，形而上的追求如前所述既是永恒的，此种追求精神本身，就不断提升着人类的精神，使人的存在本性日益凸显，人这一物种的生命意义于此得以昭示。形而上求索在话语层面上，则通过话语的社会功能和福柯所言的话语权力指向价值理性。
　　M·韦伯预言了工具理性时代， 但他没想到的是以抛弃形而上的形式实现这一时代。本世纪初，当中华民族面临蒙昧和亡国威胁的双重噩运之际，王观堂先生即穿透历史的尘埃，极富洞见力地指出：“无论古今东西，其国民文化苟达一定之程度者，无不有一种哲学。”“光英吉利之历史者，非威灵吞、纳尔逊，而培根、洛克也。大德意志之名誉者，非俾斯麦、毛奇，而汗德（康德）、叔本华也。即在世界所号为最实际之国民如我中国者，于《易》之‘太极’、《洪范》之‘五行’、周子之‘无极’、伊川、晦庵之‘理气’等，每为历代学者研究之题目，足以见形而上学之需要之存在。而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他疾呼：“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在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上，尤其需要倾听形而上沉稳、自信的声音。或者穿越种种表象，大踏步地、勇敢地走向微笑着的形而上，与其相视而笑。在此相视而笑中，我们将获得无尽的思想资源，使存在与此在，价值与工具（功利），达到一种消解，一种融合，一种境界。
　　　　　　新闻学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之我见
　　二十年来，新闻学研究的巨大成就，可以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
　　一是学科研究的科学性大大增强。在比较宽松的条件下，研究者对新闻学学科所涉及的对象、内容的认识，已经逐渐进到科学的层面。新闻学真正成了可以科学地解释新闻现象和指导新闻实践的名副其实的科学。
　　二是新闻学学科的内涵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传播学的学科内容被新闻学的研究者们大量吸纳，从而使新闻学的研究工作获取了新的视角，使学科内涵更为丰富。
　　三是新闻观念顺应实践的发展，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更新与转变。几年前，社会生活的巨大的、深刻的变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使在以往条件下形成的新闻观念必须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市场观念、读者观念、竞争观念等，自然而然成为新闻观念所应包含的内容和新闻学理论所应研究的内容。
　　应该说，20年来新闻学研究的成果是丰硕的，令人欣慰的。但学科研究中似乎也存在着某些不足。是否可以这样说，在学科研究中，所做的诠释性工作占的成分比较多，而学术研究意义上的研究性工作相对较少；在学术性研究中，纯理论的演绎、阐发比较多，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近距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闻风而动的应和比较多，包含冷静深刻的思考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对新闻业务的研究中，经验性的描述比较多，理性的思考和升华相对较少；在借鉴邻近学科传播学的研究成果的过程中，直接移植、生硬套用的现象比较多，融通式的运用和创造性地发挥相对较少。
　　新闻学学科在未来发展中，必须解决好如下问题：首先，必须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新闻基本理论，是新闻理论中的基本部分，起着支撑性的作用。人们以往在新闻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然而，新闻基本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课题，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例如，关于真实性问题。新闻、广告、文学，各自都以真实性为自己的生命，那么，对于三者来说，真实性的内涵究竟有没有不同呢？又如，新闻规律问题。以往就此所作的研究，显得还不够充分、不够深入。在新闻规律这一课题下面，可以派生出一系列课题：党报的特殊规律与新闻的普通规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如何按照新闻规律实施新闻舆论引导？讲政治与讲新闻规律应当如何统一？能不能进行符合新闻规律的新闻策划？
　　其次，必须加强新闻事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研究。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闻事业必然不断地面对严峻的现实问题的挑战。比如说，经济体制的转换，就引发了新闻学研究领域中的一连串新课题——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如何寻找新闻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契合点？比如说，如何坚持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怎样提高新闻舆论引导的水平？比如说，如何有效地实施舆论监督？比如说，如何面对高科技给新闻事业所带来的冲击？以上问题，不仅是值得研究的，也是必需研究的。换句话说，这些课题既有其不可低估的理论意义，又有其显而易见的实际价值。
　　再次，必须加强新闻业务问题研究。对新闻业务问题进行理性思索和研究，其意义并不只是局限于指导新闻实务，而且也是新闻学研究中的应有之义。比如，是不是只要舆论导向正确，“党八股”就可以原谅？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81～190C1社会科学总论沈立人/葛守昆/张永桃/文晓明/周毅之/张淳/李良玉/赖永海/顾肃/吴炫/丁帆/张伯伟/庞绍堂/丁柏铨19981998沈立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葛守昆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干部　　张永桃　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　　文晓明　南京艺术学院党委副书记　　周毅之　江苏省委党校《唯实》杂志社主编，教授　　张淳　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李良玉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赖永海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顾肃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吴炫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丁帆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张伯伟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庞绍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丁柏铨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系教授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81～190C1社会科学总论沈立人/葛守昆/张永桃/文晓明/周毅之/张淳/李良玉/赖永海/顾肃/吴炫/丁帆/张伯伟/庞绍堂/丁柏铨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54:26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