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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京派作家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审美特点，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使人性的异化现象得以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关键词　象征　反讽　京派作家　城市小说
　　京派作家［①］都是依从传统、崇尚自然的文人，以“乡下人”为审美主体的创作活动赋予了他们一个相同的共性：抒写乡土时的抒情和依恋与审视城市时的嘲讽和厌倦。在他们的小说里，城市与乡村是一组互相对立的文化符号，乡村代表着人性的自然和质朴，城市代表着人性的扭曲和沦落。因而，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没有抒写乡土时那种牧歌式的情调，雅致的古典趣味和潇清的浪漫遐想只能落实在他们的乡村梦影里。他们对城市的关注抛开了具象的城市生活本身，停留在人性变异这一聚焦点上，其小说文本就是站在乡村立场反观城市，面临现代城市人性异化现象而产生出来的“城市厌倦”与“乡村依恋”。他们“反映乡土，使用的是抒情笔墨，当他们以乡村中国的眼光，转过来面对城市时，便不禁露出嘲讽的尖刺”。［②］但是，这嘲讽不是用直露的方式来实现，而是遵循自己一贯的艺术主张，从“和谐”、“适度”的审美原则出发，把外界与自我拉开一段距离，使物化的观感变成审美的凝聚，让物我之间有一片广阔的空间，容意象和哲理流动。象征与反讽，恰恰与京派作家的审美理想紧密契合，成为京派作家城市小说艺术构成的最重要的特征。他们避去了文字表面的热情，一方面，用富有寓意的象征传达了自己的审美观感，另一方面，对城市人生的审视则是通过反讽来实现。
　　　　　　一、象征
　　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存在着一种契合关系，艺术的象征、暗示、烘托、对比和联合，可以把两个世界沟通起来。
　　在京派作家的小说里，象征是他们艺术神庙最巍峨的支柱。京派巨子梁宗岱曾作专文《象征主义》［③］论述这一理论问题。象征如一座桥，它把京派作家的现实观感凝聚在一方艺术天地中，我们可以由此迈步，悄然潜入京派小说异彩纷呈的境界里。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把它们分为总体象征和具体象征两部分。
　　总体象征来自京派作家的人生观，在哲理意义上，包含着他们对世界人生的感受和理解。城市和乡村，在他们的城市小说里，是一组对立的象征体，他们固执地把乡村和城市抽象化，“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④］乡村，是他们心之所系的理想；城市，就是堕落和丑恶的人生舞台。苍白和虚弱，作为城市人的文化心理在沈从文笔下出现时，其象征意义就昭示了“城市文明病”：缺乏生命的元气，缺乏人性的真实。总体象征，表明他们对乡村与城市的双重超越，由此可见他们对人性的寻求以及对人性没落的痛楚和焦虑。这种象征超越了语言而存在，不仅停留在纯理论的意义上，而是溶入了小说的血脉，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具体象征的参照系。
　　具体的象征由文体而展示，通过审美思维所创造的融汇着主体感受的意象来实现。日常生活的表象总是隐秘地存在着一种更丰富的意义，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揭示这种意义的存在。意象，就是作家表达那种寄寓于事物的形象中又超出于事物自身的“内心的最高真实”的手段。它是象征的载体，作家通过它实现艺术向往。京派小说通常都是通过意象的营造来实现象征的意蕴。但是由于他们独特的文化取向，其乡土小说和城市小说的意象氛围也各不相同。
　　废名和沈从文的小说里，城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对峙决定了他们小说意象的流变。在乡村世界里，他们以一种沉醉的姿态让理想在里面遨游。乡村，是以梦境的形式出现。“对于一颗感觉敏锐、想象丰富而且修养有素的灵魂，醉、梦或出神——其实只是各种不同的原因所引起的同一的精神状态——往往带我们到那种形神两忘的无我底境界。……一种超越了灵与肉、梦与醒、生与死、过去与未来的同情韵律在中间充沛流动着。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的真调协了，混合了，我　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⑤］沈从文和废名对乡土的深深沉醉，使他们不注重某一实物和某一抽象观念之间的对应关系，他们所看重的是浮现于整个艺术画面之上的某种“境界”。
　　废名的《桥》、《竹林的故事》，寻求的就是整体的诗意。他把人和景物融为一体，透过宁静、平淡、悠远的山水田园让自己的直觉与潜意识在这种意境氛围里无限地伸展，从而得到“灵根透脱、梅子成熟”（禅宗语录）的美感表达。京派的首席批评家李健吾就曾说过：“他（废名）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⑥］
　　受了废名影响的沈从文，在他的湘西世界里同样以意象烘托来实现其象征意蕴。他借《边城》等小说构筑了一个理想境界，《边城》中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已经超越了人物本身而成为作者理想的化身。她们的内心图景，融入了作者的人生感慨。翠翠对待生命和爱情的自然之态，夭夭那种无拘无束的生存方式，都在小说中组成了梦境般和谐的景象，它不是具体可感的，却以一种朦胧而美丽的意象笼罩着全篇。作者借意象抒发的人生情绪与意象本身的内涵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在城市小说里，他们象是从乡村的理想国骤然回到现实人生，抒情的气势减弱了，其意象构成也由整体的诗意氛围转入了哲学命题（虽然沈从文反对在他的作品里找哲学，也不承认他的小说中有高深的哲学，但他的城市小说的确是他从哲理意义上表达的对城市异化现象的观照）。李健吾说：“《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的神秘的绝句”。［⑦］《八骏图》是沈从文城市小说中最好的一篇，小说写得非常含蓄。故事发生在海滨青岛，作者就用海作为象征主体，借海的灵幻飘渺、扑溯迷离烘托教授学者的奇特“病症”，作者的职志并不在海，却在借海增浓悲哀的分量”。沈从文的城市小说往往略去景物映衬，这也许是他有意制造的效果。城市人远离自然，生存方式已被“现代文明”扭曲，于是他的描写就直入这种庸常的人生百态中。《八骏图》却例外，一开篇，就渲染了海的神秘。作者的意图有两点：一是用海的变化莫测象征人生的变幻无常：一是用海的美丽象征合乎自然的生命活力。那些教授学者就在对海的抵御和坠落里，被剥去了一层层虚伪的外衣，“裸露一个无常的人性”。小说的象征寓意还以暗示的手法出现，学校的听差老王和主人公达士两次相见各提到一本小说，一本是《投海》，一本是《离婚》，两本小说暗示了达士的心理变动：他将如何面对海的诱惑。黄衣女子也暗含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她不仅象征着情欲陷阱，而且还是海的具象化，暗指人生无常，充满诱惑，也暗指一种鲜活的生命力量，知识阶级将为此卸下道貌岸然的假面具。
　　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智慧，含蓄地完成了他的“哲学命题”。他不是分析出来的，而是用象征四面八方烘染出来的。《八骏图》的象征意义是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窗口，由这里就可以破译这首神秘的绝句。
　　萧乾常常用标题的象征来暗示儿童视角里的人生感觉：《篱下》亦即“寄人篱下”之意，寓示这种无家可归的悲苦生活；《短檐》取自“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仍是苦难人生的象征；《落日》则暗含了母亲的死，唯一的亲人母亲逝去，对于刚满十二岁的贫儿来说，就如太阳陨落……。这些小说标题组成了一个城市贫儿残破的人生，小说的整体意象和情绪与之浑然一体，加深了作品的感染力。《道旁》写赖飞路上的一个悲剧。赖飞，英文life即“人生”。它“永如一条巨蛇，蜿蜒、漫长、平静地躺在中央。”道路两旁一边是海外归来、正在欢度密月的煤矿工程师的洋房；一边是生活无着的矿工及埋葬他们的万寿公墓。生活把人生分成了两极，似乎永不会相交。然而矿主的唯利是图导致煤矿塌方，他们得到了一个相同的归宿。这就是“道旁”的象征意义：别做梦了吧，世界是一整个。所以作者说，在安乐世界里，我布置下太平和美丽，在另一个地方我又预伏下一座火山，并任它毁灭那个庞见城。这也是对人生的暗示：在大风雨中，小欢乐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象征的普遍运用，使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呈现着共同的风貌，也展示了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凌叔华的小说，一望而知其性别特色。敏感而细致的心理观察，体现了她极富才情的女性气质：沉静而含蓄的表达，又显露了她作为京派作家特有的素养。她从未掩饰自己的女性角色，而是由此出发，把自己的主观情绪，对象化为作品中人物的内心图景，再借一个具象化的象征物传达出来。在她的一个又一个“婚姻的故事”里，象征的链条环环相扣。《绣枕》是凌叔华小说的代表作，“绣枕”本身就是象征。作者倾尽全心描绘绣枕的美丽、精巧，这种无声的诉说胜过一切语言和行动，真正的悲剧意义就潜隐其中，象征使美丽精巧变成了凄婉哀怨。《中秋晚》、《花之寺》等小说的象征意蕴是通过具象化的象征物来传递，但这种象征比较单纯、直观，小说的人物也由单向化的性格构成。如果作者永远只在自己所见及的世界里发现一切，小说的思想蕴含就可以借助这种象征来实现。可是，有朝一日，她的主人公冲出了“家庭的城堡”，世界扩大起来，这种象征的单纯和直观就会象一把精致的锁链，妨碍她把视野打开。“一个真正的象征永远有无限的赋形和启示”。［⑧］把象征从具象化里延伸出来，小说展现出的就是一种全新的魅力。《疯了的诗人》就是一篇意象舒展的佳作。它在凌叔华的小说里比较特殊，带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全篇笼罩在如烟似梦的氛围里。作者以浪漫的抒情笔调，展示了一个爱情的理想境界：它远离人间，远离世俗，新鲜而活泼地存在于两个主人公自己的世界里。这篇小说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它却借独特的意象氛围，通过有意味的象征形式，传达了一种人生思索：爱情只有放归自然，才能有生命般的活力。小说结尾的两段，含蓄地暗示了这种不循常规的爱情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城市对爱情的阉割与田原对爱情的复苏完成了作者对城市的解构。作者的语言功力帮助她把暗示以最巧妙的方式融入全篇，不仅没有游离于小说之外，还因这层沉重的人生砝码，加重了小说的分量。
　　　　　　二、反讽
　　京派作家因一致的文学主张，不期然地创造了一个共同的话语系统：素朴、平静。他们为达到审美上的艺术真实，自觉地与对象保持一段距离；但在静观城市社会的虚伪人生时，又不免产生发自内心的忧郁和愤慨。因而，他们的城市小说不约而同地都体现出“反讽”这个艺术特征。
　　反讽，按照布鲁克斯的定义，是语境对一个陈述语的歪曲。［⑨］他认为语境的巧妙安排可以产生反讽。如果引伸来看，我们可以找出两种情况：这种歪曲有时是明显的，浮在语言表面；有时却是不明显的，隐在陈述之中。
　　萧乾是一个善于运用语境来达到反讽的作家。《篱下》是最典型的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顽童，名叫环哥，作者非常巧妙地选择了一个既不是全知视角，也不是第一人称限制视角的叙述方式，用一个不谙世事的儿童的视角展开叙述，因而获得了良好的语境效果——环哥纯粹的儿童心理使他对人事似懂非懂，对命运也只有知觉没有感受。但是他的儿童世界却是无羁无束的，乡下生活养成了他“野孩子”的顽皮和伶俐，寄人篱下也收束不了他的“野性”，作者就以环哥懵懂的心理所感受到的外在世界作为总体的语境，在这种语境的笼罩下，城里姨父的虚伪，表弟的孱弱，都得到了不动声色的表现。尤其是环哥在毫不自知中给母亲带来的痛苦更是深深地暴露了城市“文明人”的虚伪和自私。“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姥姥死了，当然只好住姨家。”小说第一句话就显示了这种特殊的语境，以后的一切叙述，都进入这种语境之中——对未来命运的不自知。譬如，小说里有这样一段：
　　“……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说：‘地方有的是，都是一家人。’对这和善的男人，妈仿佛倒要哭出来，环哥顾不得这许多，只用小手握住那红漆箸，就把塞在喉咙间的米粒顺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并不时地伸长胳膊，扯着小脖子，用筷子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这时，和善的姨夫把大大的一箸挟进他的碗里去，跟着妈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环哥并不真正懂得寄人篱下的滋味，因而完全是用一个儿童的心态去衡量身旁的一切，在他眼里，这些顺理成章，亲情友爱本该如此。然而，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语境下，看似欣慰而轻快的陈述都正潜伏着一个悲剧的结局：姨父的和善是出于他有碍“尊严”与“教养”的面子而表现的虚假客套，实则他已暗中作出把这对孤儿寡母赶走的决定，环哥和他母亲以后的一系列遭遇也就由此而生。还未理解城市的虚伪，就将被这虚伪打垮，反讽的意义就在这里。
　　在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里，反讽不仅以语境的巧妙安排而实现，它还隐含在小说的叙述过程中，最终以悖论性的结果出现在小说的末尾。这正因为“在文学处理上，（反讽）通常比较弱化，比较轻柔，但由于其间接性，这样的效果却往往更加强烈，在部分作家那里，它的存在是以一种残忍的‘幽默’和克制陈述为标志的，它发生在作家的情感确实被震动而在表述上却漠然处之的时候。”［⑩］
　　因而，反讽在凌叔华的小说里，潜入了故事的底层，最后，以“谜底”的方式呈现出来。她总是用轻喜剧般的语言编织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有无数女子的人生，而在故事结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她们往往被戏弄了、改变了、吞噬了。《吃茶》写一个少女对爱的梦想及梦的破灭。小说的叙述主线是芳影与一个青年男子王斌的交往，王斌的“文雅”、“博学”，以及对芳影的“礼让”和“体贴”使她深深沉醉在爱情的梦想里，小说情节的不断推进也预示着爱情实现的可能。然而，就在芳影的梦想越来越浓烈、小说的高潮即将来临时，却突然出现了一个有悖逻辑的结局：王斌的新娘并不是芳影，他对芳影的种种殷勤，只存在于他所谓对“文明”的诠释里。爱情不但没有了实现的可能，而且粉碎成了一堆泡沫。这是一种带有悲剧性的反讽，反讽的含量是双重的：一个是指向男子在“现代文明”幌子下的肆意任情，另一个则是女子的爱情向往同现实人生的冲突所构成的悲剧格局。
　　沈从文的小说也是以含而不露的方式蕴含着反讽。《若墨医生》几乎全篇都是对话，是“我”与一位性格沉静的医生关于政治和女人的思想辩驳，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展示了两个人的心态。小说由对话不断掀起论辩的高潮，若墨医生的慷慨陈辞组成了一个个潮峰，他的理论似乎不可击倒。但在最后，作者用了一个巧妙的结尾，他没有让激烈的辩驳继续下去，而是用非常平静的语言描述若墨医生如何走进婚姻。他的理论不攻自破了。若墨医生对女人否定和排斥的理论在一位现实的女子面前瓦解了，这种强烈的矛盾就达到了一种反讽的效果：无论“知识者”持有多少理论的信条，自然人性的力量是无法战胜的。《来客》与《若墨医生》形式大体相同，只是后者的辩论在明处，前者的冲突在暗里。“来客”一直误会着“我”的身分，而“我”自始至终也没有点破。小说中，作者一直以“克制的陈述”保持了一个误会的格局，“我”本是主人，却被来客误认为仆人，于是，“我”与来客的对话都是在误会里进行，正是这种身分的隐蔽使“我”看清了来客的真相。一问一答的情节推进把来客那种自我感觉体面而高傲，内心则卑琐而阴郁的性格自然显影。这个“白脸少年绅士”，外表上“服装潇洒，仪表不俗，手中还照海上绅士那么拿了个‘文明’棍”，实际则是傲慢、空虚、无知的伪君子。这样，反讽的意义就出现了：“文明”只是假面具，文明的背后却是人性的虚伪和堕落。
　　京派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危机也空前高涨，左翼作家已经以呐喊和战斗的姿态把文学作为旗帜投入了政治斗争的前沿。京派作家却是避难到艺术的世界里去，采取了远离政治斗争的人生态度，以一种平和静穆的心态冷静地谛视社会风云。他们对现实的介入方式是把“人性”作为永恒的课题来考察，这就使京派小说的时代感大大降低。然而，他们却营造了自己的一方艺术天地，他们的艺术与人生理想都是以“和谐”为准，认为“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的作家写人类痛苦是用微笑来表现的”，［①①］因而作者的感情表达要适度而有节制。象征与反讽，就契合了这种“适度”和“节制”的审美特点，避免了感情的直露和渲泄，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实现了京派作家对城市的文化审视。人性的异化现象，通过象征与反讽得到了更加鲜明而集中的表现。象征与反讽，在京派作家的城市小说中不仅仅作为艺术手段而存在，它们已经与内容紧密结合，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构成了京派作家城市小说内容与形式相互和谐的整体。
　　（责任编辑　李靖）
　　注：
　　①京派，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本文对京派作家群的界定依从了严家炎先生的观点。见《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严家炎着，人民文学出版社　　
　　②《京派小说选·前言》吴福辉。见《京派小说选》吴福辉编选，第２１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③《象征主义》一文收入《诗与真　诗与真二集》梁宗岱，外国文学出版社
　　④　①①《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
　　⑤《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第７６页
　　⑥⑦《李健吾文学评论选》第５２页，第５３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⑧十九世纪英国文学批评家卡莱尔语，转引自《诗与真诗与真二集》第６９页
　　⑨《反讽——一种结构原则》（美）克林斯·布鲁克斯，见《“新批评”文集》，第３３３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⑩"A Handbook to Literature",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86,fifth editon第２６４页＊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石家庄76-79,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淑玲19961996 作者：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石家庄76-79,95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刘淑玲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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