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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统治时期花溪乡场一角）作者不详

   贵阳市南郊的花溪，风景优美，秀甲黔中，因而被誉为“贵州高原上的明珠”蜚声海内。其实远在还未被冠以明珠的桂冠之前，花溪便以他的乡场名扬贵州远播他乡。

    花溪集市之所以有名主要是得于他大宗的牛马交易。这里曾经是贵州乃至西南最大的牛马集缮地，从这里走出去的牛马不但遍及两广、滇、蜀且远达北方的河南、安徽等省。小时候我常常看到来自贵州各地农民赶着成群的牛马从不同的方向慢慢悠悠地涌入花溪，等到交易日上市交易。过去，花溪人口稀少，几条破烂不堪的小街，一家简陋的小旅馆和几家不成样子的小饭馆，而供牛马及人食宿的客栈倒有不少，而且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

    据说，很早以前花溪的集市是在每月的牛、马日进行，牛场是大场，每当赶场的日子，无数的牛马将集市挤得水泄不通。牛鸣马嘶，人声鼎沸，场面蔚为壮观。为此，花溪还有了一群专为外地客商赶牲口的牛郎马倌，他们走南闯北，在花溪算得上是见过世面的人物。这些人回来时总爱在街口上那家张家马店牛皮哄哄一番：那里的妹子水灵，那里的东西好吃便常常是他们赖以炫耀的本钱。更有一些专为买卖双方从中搓和的中间人，雅一点称为掮客，大俗话则叫“牙子”。这牙子不可小觑，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充当的。得有点威信，有点见识和阅历所以大都是些长袍马褂的老年人。他们的绝活在于不用语言去讨价还价，全凭与卖买双方伸手在对方的衣袖中捏拿，局外人根本不知此举意欲何为。

   马场是小场，交易的主要是日用品、生产用具之类的百货和农民自产自销的农副土特产品。

   在我稍懂事的时候，已由政府废除了牛、马场的旧俗，统一改为逢周日进行。于是每到赶场这一天，那场景真是热闹非凡。

    花溪是个多民族集居的地方，平时里却很少见到少数民族同胞，而一到周日他们便会收拾整齐从不同的方向前来。少数民族靓丽的服饰点缀在人群中，花团锦簇，为繁忙的集市增色不少。

    来赶场的人中有些上了点年纪的人，大多是为了卖点自己生产的东西以便换回些日用品回去。而许多年轻人则大多不只是为了交易而来，他们更多地是来这里找寻心中的爱人或与他乡的朋友能借此机会交流一下感情。于是，清沏的花溪河便成了他们谈情说爱，呼朋友唤友的好去处。

    少数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和许多不知道称谓的民族。青年男女们，三三两两，邀邀约约，特别喜欢撑上一把黑色的洋布伞，大概这也是当时的一种时尚吧。在河岸的大柳树下他们用歌声相互表达自己的心声，这曾经是花溪一道极为亮丽的风景。他们唱的大都是一个调子，但内容却是即兴发挥，至于唱的是什么，由于都是用自己本民族的语言，外人很难知晓。

   少数民族之于爱情、婚姻远比汉人要开放自由，没有汉人那种虚伪与封建。

   集市上人山人海，有卖小吃的、卖针线、卖暖水瓶、卖鸡蛋、镰刀、锄头、竹编器皿……五花八门。

   记得我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染布的，几块大石头做成的灶，上面支着几口大锅，用一种称为靛青的藤类植物放在锅里煮沸。然后将农民拿来自己织成的土白布放入锅里去煮。染布的人要不断地用一根大木棍去翻来搅去，让颜色均匀。染好的布呈青黑色，从锅里捞出来后，要使劲将染料挤压出来，最后，还要将布拿到河里去不断的捶打飘洗。这道工序由来送布来染的农民，而这大多是些拖娃带嵬的妇女们来完成。经过反复多次的捶打，漂洗。染色的过程便全部完成。最初染布青一色的都是青黑色，后来有了化工染料，染的色彩也丰富了许多。

    乡场上最诱人的莫过于卖狗肉汤的摊子，同样用几块大石头支上口大锅，木头的案板上卖狗肉的师傅将煮事先煮熟了的狗肉切成薄薄的片状放入锅里，加上佐料，于是空气中顿时弥漫着阵阵的肉香。那些卖了东西，袋子里有几个大钱的三四十岁的汉子们，有的会独自或三三两两来到摊子前，要了一个土碗，盛满了劣价的白酒，再要上一碗狗肉汤，或席地而坐，或坐在石头上、树根上，慢慢地喝酒吃肉，有时与同伴聊聊家常，较为奢侈的还会要上一碟花生米几个人围在一起，大碗的酒，却很少再要大碗的肉。他们伸手比划猜拳行令，那粗犷的声音竟然能将集市上的喧哗淹没。

    夕阳西下，一个个喝得醉八阑干的汉子们，拖着攸长的身影，嘴里吆喝着什么，相互拉扯着，摇摇晃晃地踏上了还家之路，而有不胜酒力的醉汉干脆就横躺在路上，天当被，地当床。鼾声如雷，渐入梦乡。

    赶场的人都是来来往往的匆匆过客，很少能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众多的人群中两位老人却给我的心灵带来深深的震憾和长久的记忆。

    安师傅，安师母是人们对两位老人的称呼。

    安师傅本来只一个普普能的理发匠，安师母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两位老人滕下没有子女，但他们从不感到寂寞，有着一颗博大仁爱的心。

    安师傅，安师母早年皈依基督，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真正的，虔诚的基督徒。 

     二位老人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基督。四九年后，老人们因信仰受到政府严利的打压，将他从城市赶到乡村，并责成地方严加监管与控制，不准他传播基督的福音。然而，两位老人却使终不肯放去对基督的信仰与忠诚。在农村苦苦度日，并赢得了乡民们极大的尊崇。

    每到赶场天，两位老人便会颤巍巍地相互扶持，从十多里外的乡间准时赶花溪，到一个固定的地方烧开水，泡上一大桶苦丁茶，几根小木板凳上排开一溜粗瓷大碗，免费向过往的行人施茶送水。

    我很小时就见到两位老人瘦弱的身影不停地劳着，直到他们的不幸去世。无论风霜雨雪，烈日酷暑，几十年从未间断。即使是文革那邪恶的时代，两位老人仍不改初衷，用他们最为普通的行为传达着基督最伟大的爱。

   这两位老人虽然平凡，没有任何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他们的善良、执着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他们的人，最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生前一直致力于要求归还被机关强占的基督教堂，但直到他们逝世到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个愿望也没能到实现。许多受到二老影响的弟兄姐妹们仍只能在一位教友狭小的家里祈祷，作礼拜，并不时地受到官方的严查和斥责。

   我小时候平常没有零用钱，只是到了赶场天母亲会给我和姐姐们每人一角钱。于是姐姐们就会牵着我兴高采烈地去赶场。

   那时，花上三分钱可以买上一小碟泡得红红的，酸酸的萝卜。然而就是这样一小碟酸萝卜，我们也不常舍得买，总是将钱积攒下来，姐姐们或者要去买一个小镜子，几根橡皮筋、几根头绳等等，而我更多地是要将钱攒下去买上几本小书或者几支铅笔，最奢侈的就是上电影院看上一场电影，那时的票价是两角钱。

   改革开放以后，物质渐渐丰富，赶乡场的经济意义远不如前。但是人们赶场的兴趣似乎依然不减，仍然是那样热闹，因为人们需要交流，需要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苦乐，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后来代表先进文化的政府，似乎看不惯这土里土气的乡场，先是强行将人市与牛马市分开，但花溪的乡场依旧不减当年。后来政府又将人市改了地点搬来搬去。

    今年，贵阳市委书记，一个据说有着博士头衔的知识精英且是无可辩驳的先进文化代表，发誓要将贵阳打造成文明、卫生城市，谁也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或许这位学者官员是希望自己能成为苏东坡、白居易之类的人物，青史留名，这更无可厚非。只是他的作法与他的前任如出一辙，并无新意，不过是凭借着手中巨大的行政资助源想怎样干就怎样干。

　　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就体现了这种行政资源的无所不能，说实话超个美国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在中国只有领导人想不到的，绝对没有他们做不到的，任何一个地方诸侯所拥有的行政权力都足以让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感到汗颜和羡慕不已。

　　花溪乡场这个落后文化的代表,等待它的自然只有黯然销魂退出历史舞台的命运。

　　　一个乡场的形成到壮大至少要经历数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光,才能够让人们习惯成自然。然而，一个乡场的消失却只需一纸告示便瞬间即逝，仅此而已,如此的简单。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真道天凉好个秋。

2010-8-18

一生懵懂 2011-04-13 20:3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