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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朱理学自南宋理宗时被确立为统治思想之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圣经”长达八百余年，在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因此，国内外近代、现代的大量哲学工作者对程朱理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程朱理学为什么长期在中国延续？”这一重要问题，发表了不少论文和专着，分别从经济、政治、地理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诸多说明。这些研究很多无疑是深刻的、有说服力的，但我们感到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为程朱理学本身是一个复杂而有生命的整体，单纯到理学以外或理学各个部分中找原因，并不等于完全理解了作为一个生命整体的程朱理学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在朝前迈步以前，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思考。也就是摆脱分别从某一方面寻找终极原因的传统方法，而是从整体的角度，从理学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以及它与社会其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的角度来研究它。
　　这时我们会惊喜的发现，随着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各门科学相互渗透，已形成了从整体上研究复杂问题的科学方法，这就是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方法。本文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运用系统科学的某些基本方法对程朱理学兴衰的机制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程朱理学系统的稳态结构。
　　系统论认为对某一研究对象进行系统分析时，必须搞清构成系统的要素、系统的结构、系统的功能、此系统与彼系统之间的关系、该系统发展的历史等。系统论的这一基本原则，对我们研究程朱理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从程朱理学系统的流变过程看，自先驱者韩愈到开创者周敦颐、二程、乃至集大成者朱熹，几乎每个理学家的理论体系大致说来都包括哲学、伦理、政治三个方面的内容，程朱理学作为一个总系统，也正是由这三个子系统构成，这三个子系统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特殊的理学稳态系统。下面以倍受理学家推崇的《四书》中的《大学》篇为例，来分析理学这一特殊而稳定的理论系统。
　　《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这里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集中体现了理学系统的总体特征，即伦理性。此后八条目中的格物、致知属哲学认识论范畴，诚意、正心、修身则属于伦理范畴，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政治范畴。这八条目以伦理为中心，拿哲学的认识论做论证，最终达到政治目的，由此构成了一个由哲学、伦理、政治三个子系统密切结合的理学系统，《大学》的这种系统构成，反映了各个理学家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那么，为什么说这种在总体上以强调伦理性为特色的理论系统是一种特殊的稳态系统呢？
　　这首先是因为伦理这一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具有其它意识形式不可比拟的稳定性，它能深入到人们的内心，和人们的情感、信念结合起来，形成群众性的传统习惯和风尚，而且这种群众性的传统习惯和风尚，往往又和民族的社会心理结合起来，因而具有极大的保守性、稳定性。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1]正说明了这一点。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以伦理为特征的程朱理学系统长期延续，不易突破，显示出惊人的稳定性。
　　但仅这一重原因还不能说明程朱理学系统的特殊性，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讲，任何系统都是稳态系统，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系统只具有一重调节自身稳定的机制，当旧稳态结构被破坏时，就会演进到新的稳态结构中去。而程朱理学则不然，它除了由于以强调伦理性为主要特色，从而具备了较大的稳定性外，还具有进一步调节本系统与其它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机制，即理论结构和社会的宗法家庭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的直接同一性。
　　仔细考察中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中国封建社会有一个令人惊异的特点，即宗法制家族和封建制国家直接同构。在宗法制家族中，族长是执行族规、族法的政治代表，为家族公有的族田是收拢家族和举办公共事宜、救济事业的经济共同体。这反映在封建制的国家结构上，便是以皇帝为总领，自上而下的各级地方官吏、皇室贵族、宦官构成的官僚政治组织和强大的地主经济。这种家族与国家的直接同构，体现到程朱理学的结构上，便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程朱理学主张人若止于至善，必格万物，致良知，达到慎独的境界，做到为子孝，为妇从，为父慈，为民顺，为臣忠，为君仁。这里程朱理学是由子孝、妇从、父慈的家族伦理观念，推至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组织原则，从而构成了一个严谨的同构效应系统。这种理论结构同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的直接效应，就使得程朱理学成了宗法家族和官僚政治制度的终生伴侣，三者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理学结构伴随着这两种结构的兴衰而兴衰。
　　由此可见，宗法家庭和官僚政治制度是程朱理学这一生命有机系统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这里供给理学以养料和水分，而它自身所具有的浓重的伦理特性，则是它抗衰老的重要机制。在自宋代到清代这八百多年的历史中，封建统治者正是利用家族、国家、理学同构效应的特点，作为最直接的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宋元明清历代封建统治者旌表孝子、烈女、节妇是不遗余力的，而对封建家长的忤逆，往往意谓着杀身之祸。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保证家族内部的稳定，社会的每一个家族稳定了，皇帝、皇族的统治也自然就随之稳定，这些历史事实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同构效应这一特点。
　　　　二、程朱理学系统的特殊功能。
　　正是由于伦理性和同构效应这双重原因，使理学系统变成了一个完整而特殊的稳态系统。根据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比较稳定的系统的总功能，都大于此系统内各个子系统功能相加的总和，理学这一特殊的稳态系统完全符合这一规则，它除了具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般意义上的疏导、控制等社会功能外，还具有两种特殊的社会功能。
　　一是对宋代之后的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的统治阶级的强大吸引力。宋元明清四代每一开国皇帝登基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抬高理学的社会地位。以赵匡胤为例，他目睹了唐末五代篡弑频纷，君臣父子的封建伦理关系大遭破坏的现状，在利用军权夺取了政权以后，为了稳定赵宋王朝，除了在政治上实行“杯酒释兵权”外，在意识形态领域首先实行的就是奖励儒学，恢复三纲五常的权威，这为以后程朱理学占据统治地位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明代朱元璋为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除了集军政大权于皇帝一人外，在思想界所大力提倡的也正是程朱理学，朱元璋让刘基等人拟定八股程式，试八股开科取士，读书人只许读朱注《四书》和宋元人注《五经》。学校置卧碑，刻上禁规，所有生员，从少到老，背诵《四书》、《五经》，习作八股文。这种制度较之唐朝诗赋取士更加禁锢头脑，这样思想界便成了程朱理学的独家统治。
　　我们不禁要问，程朱理学为什么对历代统治者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究其原因，就在于程朱理学从其结构上深刻地反映了宗法家族和官僚政治的同构效应这一社会现实，使统治者认识到了要稳定社会，就必须稳定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宗法家族。根据控制论同构效应原则，每一家族内的人伦秩序稳定了，皇帝的绝对统治也就实现了。而实现这种稳定的工具，既不是教人修炼成仙的道教，也不是让人寻求来世幸福的佛教，只能是教人愚孝愚忠的理学，这便是历代统治者倍加推崇理学的奥秘。
　　二是对外来文化的惊人的融合同化能力。在自宋至清八百多年的时间里，对程朱理学系统发生过巨大冲击和干扰的异端文化有三种，一是蒙古族文化，二是满族文化，三是封建社会后期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文化。从总体上讲，前两种落后于理学，后一种先进于理学，但这两类外来文化，都未从根本上征服理学。在此我们先分析对理学发生过干扰和冲击的前两种文化。
　　以元代蒙古族文化为例，元朝一代，各种宗教并存，蒙古人主要信仰喇嘛教。喇嘛教宣称：“可汗、济农、台吉以及其他显贵们享有的荣誉地位，是他们本人前世修来的善果，蒙古可汗、大领主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化身，他们生来就有统治全蒙古的权利。其他人受苦受难，处于无权地位，则是他们前世所做的恶果，应当归咎于自己，只有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一切苦难，才能偿清前世的孽债，换得来世的美好生活。”[2]这些教义使喇嘛教成为蒙古族封建主手中最得力的思想统治工具，因此蒙古族封建主极力提倡喇嘛教，使其为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但蒙古族入主中原以后，并没有把自己所信奉的喇嘛教教义作为治国的原则，而是提倡程朱理学，忽必烈敕州、县各立孔子庙，制备礼乐法器，定朱熹《四书集注》为法定教课书，把宋代遣留下来的大批理学家抬出来为其统治服务。到元代灭亡时，大量蒙古贵族、百姓已被中原文化、特别是被理学所宣扬的“三纲五常”所同化。
　　面对上述现象，部分史学工作者从统治者之间政治斗争的角度出发，认为这是由于汉人不习惯于宗教信仰，忽必烈为了稳定统治，不得不如此。作者认为问题远非这样简单，出现上述现象，首先应该从中原封建社会的特点和理学自身的特点着手。由于中原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宗法家族组织，国家的官僚政治结构是宗法家族结构的放大，而理学则集中体现了这种结构，因此要统治中原就必须利用理学。其次还应该从理学系统的结构同喇嘛教教义的比较中找原因。喇嘛教为了防止人们的反抗，教人听天由命，安分守己，今世苦苦修行，换得来世幸福。而各个理学家为了同一目的，他们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却采取了具有较完善的逻辑推理形式，而且比较隐晦的更具说服力的方式。朱熹讲：“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后有性，必禀此气，然后有形。其性其形，虽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间，分际甚明，不可乱也。”[3]又讲：“性是太极混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古命之曰仁、义、礼、智。”[4]这里朱熹由理气关系一步步推到人性的善恶。进而又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5]“欲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6]在此朱熹又从人性推到人的日常生活。这就构成了一个由哲学、伦理、政治三个子系统紧密结合的理学系统。这种拿哲学作论证，以伦理规范作准则，最后达到政治目的的精致的理学结构远远胜过喇嘛教粗糙的、露骨的空洞说教，这便是忽必烈以理学治国而不是拿本民族的喇嘛教治国的原因之二。
　　以上是理学战胜和同化落后于它的蒙古文化的原因，那么程朱理学在同自己所极力反对的各种异端学说以及以后产生的先进于它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进行交锋时，其结果又是如何呢？这就是衰败中的演变。
　　　三、程朱理学的衰变。
　　以上我们对程朱理学的结构、功能以及它与社会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从中看到了理学长期兴盛不衰的根本原因，那么在明清之后，特别是到了近代，程朱理学为什么会沿着衰败的斜坡下滑呢？这就要求我们对程朱理学与其对立的学说斗争的历史，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特点进行考究，对前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上把握理学系统的本质，对后者的探究则有助于我们看清理学系统同其它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
　　纵观我国自宋代到清代近八百年的历史，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封建社会由壮年期步入老年期，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都走向成熟，呈现出暮气横生的衰败景象；二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从抗金、抗元到反满、反帝、悠悠八百年，排外情绪有增无减；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经历了从胚胎、萌芽到壮大的过程。这三个特点与程朱理学的衰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程朱理学随着封建社会的成熟日益走向保守，显示出为腐朽的官僚地主阶级进行辩护的虚伪本性，导致大批有识之士起来批驳理学的内容，反思理学的性质，走上了由信奉到怀疑再到否定的道路。李贽从哲学的角度针对朱熹的“理能生气”理论指出，“夫厥初生人，帷是阴阳二气，男女二命耳，初无所谓一与理也。”[7]“夫妇之为物也始如此，极而言之，天地一夫妇也，是故有天地然后有万物。”[8]针对朱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说法，指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9]并抨击儒家其他圣人是“所谓矮子观场，随人说研，和声而已，是余五十以前真一犬也，同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若问以吠声之故，正好哑然失笑也亦。”[10]黄宗羲从政治的角度，针对程朱理学的封建专制思想指出，为人君者当君位未到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君位既已到手，则“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并大声疾呼“君臣共治”，破“一家之法。”戴震面对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所造成的灾难，从伦理的角度指出，圣人之道无私而非无欲，而程朱理学灭人欲而非无私，同老、庄、释氏一样，都是“以无欲成其自私者”。并进一步指出：“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11]
　　以上对理学内容的批判和对其性质的揭露，一定程度上使人看清了程朱理学的社会本质及其理论上的虚伪性，从而动摇了人们对理学的信念。这种异端学说的干扰、震荡，促进了理学系统内部的混乱度，即“熵”的增加，加剧了理学自身由有序状态向无序状态的转化，使理学这一超稳态系统得以平衡的内在机制受到破坏，从而为程朱理学的衰败吹响了理论上的奏呜曲。
　　其次，自宋至清这八百年的历史中，无论是在广大人民抗击外族入侵中，还是在地主阶级镇压农民以及城市市民的暴动中，都认识到空谈性理而不重功效，对于任何一个阶级和民族无异于自取灭亡。陈亮针对这一点指出，“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12]黄宗羲讲，理学是“徙欲激昂于篇章字句之间，组织纫缀以求胜，是空无一物而饰舟车。”顾炎武则指出，程朱理学使一般知识分子在唯心论的桎梏下，“足不出户”、“游谈无根”，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说，平日高谈“为生民立命，万世开太平。”一旦国家有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
　　以上批判使人们看清了理学“蹈虚”、“空谈”的学风祸国殃民的一面，从而激起了大批关心群众疾苦、国家安危的志士仁人走出书斋，开辟一代重实证、重功效、重实践，“经世致用的新学风，这在客观上抑制了程朱理学的社会影响，使理学系统功能的发挥受到障碍。根据系统论的，系统功能的发挥受阻后，导致负反馈减弱，进而使系统内部的变化急据扩大，原有平衡受到破坏。程朱理学系统的变化，从动态角度看也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即人们在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实践中，看到了空谈性命一无所用，进而对理学本身由怀疑、批判到否定，这便是理学在衰败中演变的第二重原因。
　　最后，程朱理学的衰变还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壮大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我国在南宋时期，许多中小地主都已兼营手工业和商业，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的土壤中逐步形成一股新的势力。到明朝嘉靖以后，逐步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特殊情况，农业因封建剥削的残酷而陷入危机，城市工商业却因涌入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而有所发展。十六世纪随着原始资本积累的增长，开始了新的经济变动，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的纺织、造纸、制瓷、冶铁等手工业部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根据《明神宗实录》等记载，在万历年间，大批破产农民流入城市，成为浮食奇民，这些“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无产者，“什佰为群”，“延颈待雇”，于是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的带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这种现象的出现加上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宗法家族组织，同时对建立在其上的封建官僚政治也是一种沉重的打击，极大地促进了封建社会的崩解，从而使程朱理学系统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受到破坏，逐步走上了衰变的道路。这种现象的出现，系统科学可以做出完满的解释，即事物的特性是由结构决定的，理学作为一个系统，由于它在理论结构上与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直接同一，彼此之间是一种同构效应的关系，按照控制论的要求，这三者之间必须保持在相互适应的平衡态附近，一旦有某一层次发生混乱或偏离适应态，就必然造成其它层次的混乱，刚刚萌芽的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型生产关系冲击了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这一理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而必然进一步导致人们对理学的怀疑和批判。明清之际，李贽的“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倡“实学”的唯物主义，戴震重“心知”，“察分理”的理性分析，这一切都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叛，对近代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乃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奇妙的酵母作用。
　　以上三点是程朱理学由兴到衰的基本原因，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由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梁的“变法维新”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乃至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每一次革新运动都对程朱理学进行了尖锐的、猛烈的批判，然而理学仍然象一堆龌龊的烂泥，摊置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堵塞着人们的思想生机，窒息着人们的聪明才智，作为一种巨大的精神桎梏，起着无形的蒙昧作用。针对这一现象，许多人都从封建经济的角度给以解释，认为只要封建的经济基础存在，程朱理学就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这固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笼统。因为马克思所说的决定作用是从最终的、根本的意义上讲的，而对某一具体的历史现象的解释，则应深入到它的自身的结构和特性中去。作者认为理学之所以在遭受了猛烈的攻击之后，其思想统治作用不是迅速消失，而是仍在顽固地发挥效用，并且走着一条缓慢演变的道路，其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在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理学结构这三重结构中，尽管官僚政治结构受到人们的批判与怀疑，和理学结构的效应关系受到阻碍，人们由理学要求的忠君转向反君，但是由于组成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细胞──宗法家族，仍然广泛地存在于中国的近代社会，这种细胞保存了理学结构同国家结构之间的信息。根据控制论的观点，只要有不同层次的同构体使得组织结构的信息能保持下来，那么这种组织也就具有巨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当系统稳定时，它可以把自己的结构信息转录到同构系统中，而一旦系统被破坏，它的同构系统就将根据所录制的信息来修复这一系统，使各个同构系统回到平衡态。由此可见只要保存信息的宗法家族组织存在，理学作为一个稳态系统，就不会由于官僚政治结构受到批判或走向崩溃而立即丧失其作用，而是要顽强地修复自己的系统，发挥自己的功能。
　　二是如本文第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理学是以伦理性为其主要特征的，而伦理观念是诸类社会意识形式中最难以迅速清除的东西。这也是理学系统的大量规范、价值观念不是象其它哲学流派的某些规范、价值观念那样迅速消失，而是缓慢地在衰败中演变的原因之一。
　　中国近代社会之所以没有象印度那样迅速变为殖民地，而是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近代哲学之所以没有完全雷同于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而是以“死的拖着活的”的面貌出现，都是和理学的特殊生存机制有密切联系的。
　　综上所述，宋明理学之所以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统治地位长达八百余年，一方面是因为它注重人伦道德，使伦理性成为其哲学的显着特色，由此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同封建社会的宗法家族结构、官僚政治结构结合在一起，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一整套超稳态结构系统。而且理学还以此两点为基础，在中国思想史上发挥了特殊的社会功效，以致于在遭受了各种异端学说和西方思想的猛烈冲击后，不是即刻消亡，而是走着缓慢的衰变道路。以上观点正确与否，愿有志于此项研究的同行仁智相见，批评指正。
　　参考书目：
　　[1]《马恩全集》二十二卷第360页。
　　[2]《蒙古族简史》第125页。
　　[3][4]《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
　　[5][6]《朱子语类》卷十三“学七”。
　　[7][8][9][10]李贽《夫妇篇总论》。
　　[11]戴震《与某书》。
　　[12]《陈亮集》。
　　
　　
　　
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保定107-113B5中国哲学史靳风林19951995 作者：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保定107-113B5中国哲学史靳风林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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