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

胡耀邦和赵紫阳(右)在一起

杨问：有人说，“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的说法是您先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答：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有个发言，其中有这个意思：我在经济领域是改革者，在政治领域是保守者。我现在有改变。我在四川工作时，一位陕西工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经济上您是反左的，政治上您是反右的”。后来我跟别人说过这封信，说这两句话有道理，承认我是有这种想法。到北京工作后，我还是不赞成政治上搞得乱糟糟的。有人说我赞成新权威主义，我不知道新权威主义是怎么回事。我不认识吴稼祥。有几个学生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他们很欣赏美国的民主，认为台湾比大陆民主。一位台湾教授教训这几个年轻人说：“你们应当了解一下台湾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意思是如果没有一段时间的强人政治，稳定一个时期使经济得到发展，台湾就没有今天的民主。

1988年，有一次我去小平那里，小平提到方励之，我就把上面说的事讲给他听。我说有一种新权威主义，就是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他说：“我就是这个主张，但是不必用这个提法。”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长期在一起，矛盾会很多。但是我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过急，要渐进，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不能搞得天下大乱，不能像走马灯一样换领导人，今天你在台上，明天我在台上。西方这样可以，社会照常动转，中国不行，几个月换一次领导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台湾地方小，人的文化教育程度和我们也不同，他们经过了一个过渡时期。现在他们一个大党，一个小党，不能形成轮流执政，但有合法的反对派。

谈到“六四”，赵说：“《许家屯回忆录》写的‘六四’那一段是符合事实的，大体是那么回事。”我们的话题又转到十三大中央的人事安排上。他说，外面传说，十三大时议论万里当总理，我不赞成，说我宁可让李鹏当总理也不让万当。这是胡说八道。耀邦下台后没有中常委，只有一个由我牵头的五人小组，五人小组主管日常工作。十三大的人事安排小平委托“六人小组”，六人小组由薄一波同志牵头。六人小组直接对小平负责。我这一层也在六人小组议论之列。常委名单中，除了后来定的五个人外，还有万里和田纪云。这两个人大概是小平提的。“六人小组”在征求老同志意见时，坚决反对万里进常委。姚依林说：“万里如果进常委，国家一旦有事，他就会带头起哄。”陈云也反对万里进常委。“六人小组”向邓汇报了这个意见。邓才同意万里不进常委。剩下田纪云。姚依林突然提出田纪云有什么什么问题。邓小平说：“万里不进常委了，又说田纪云有什么问题，这不一定是事实，但时间很紧了，田纪云也下来吧!”这就定了五个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这一段情况有些我是从邓那里听到的，有些是从薄一波那里听到的。传说万里当总理，实际上从来没有这个说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下一届总理必须比我年轻。万不能进常委后，邓曾和我交换过意见，让万里当人大委员长。邓把这个想法告诉薄一波。“六人小组”也不赞成。这时邓就找万里谈话，批评他：“你是怎么搞的?人事关系搞得这么紧张!”邓要万里挨门挨户去访问，做自我批评。万里到我家来过一次，他说还去过宋任穷家。人事安排邓委托“六人小组”搞，不是邓一个人定的。“六人小组”还要向陈云汇报。

老张问：李鹏是怎样当上总理的?

赵答：总理人选只有李鹏一个人。当时比我年轻的只有李鹏和田纪云。田纪云嘛，没有人提他，我也不好提他。有人说我提田纪云，没那么回事。对李鹏当总理有些人有不同看法。邓说：“他年轻，知识面广。”不知道小平怎么认为他知识面广。(杨问：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邓大姐起了什么作用我不知道。在考虑李鹏当总理时，有人担心他只懂电力，不懂经济，就提姚依林。小平否决了，说姚年纪太大，身体又不好。

话题又转到“六四”。大概是5月3日，在万里出国前，我到万里家和他长谈了一次，谈得比较好。我主要向他讲了学生的事怎么看。我说，现在开放搞了这么多年了，外面什么东西学生都有印象，学生们觉得什么话都可以说。老一代人的思维方式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学生说我们不好就认为是要颠覆我们。这样，本来不是对抗性的就搞成对抗性了。有的人把学生的话收集起来，往这儿送，往那儿送。往邓那里送，说矛头指向邓了，把邓激怒了。我说这事没有什么了不起，采取对话疏导的方式可以缓和下来。我说时代变了，思维方式也要变，不能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来看待学生的言论，否则就不理解青年，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万同意我的看法，说：“对呀，李瑞环给我打电话，说我们太软了，主张中央要坚决一些。李瑞环不对呀!”他也认为，开放时代的青年思想变了，我们还是老思维方式不行。一听到不同意见就说反党，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的看法比较一致。

“六四”以后没有把我送上法庭，是因为我在国外有影响。不能像鲍彤那样秘密审判。鲍彤有什么事?查清了，什么事也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和泄露机密。什么机密?起诉书说，有人问他：“赵是不是不行了?”他回答：“一个星期以后就知道”。这也算泄密?就连这件事鲍彤都说没有。说他反革命煽动，一是议论了朱琳出国时丢了一个假项链，紧张得了不得;二是议论了戒严。反革命宣传和泄密这两个罪随便就可以加上。审判鲍彤连证人都不让出庭。现在说是把他放了，但还不给他自由。天天讲法，这是什么法?原来搞鲍彤是为了搞我的问题。以为我和学生私通，还通过鲍彤和外国人私通。结果什么也没有。他们查索罗斯基金—索罗斯是匈牙利人，是个大富翁。他出资金支持体改所的研究工作。他有没有美国中央情报局背景我不知道，对这个人公安部和安全部看法不一致。公安部认为他有这个背景，安全部认为没有这个背景，他是安全部的客人。公安部1987年7月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索是个反共老手，支持匈牙利事件，支持波兰团结工会。我比较慎重，我把公安部的信批给了安志文(当时安是体改委党组书记)，让体改委和这个基金脱钩。我的意思是社会上对体改委的议论已经不少了，不要再增加议论。鲍彤的事是先入为主。李鹏对邓小平说过鲍彤是坏人，说我受了鲍彤的影响，在老人家脑子里留下了印象。

赵紫阳又对胡耀邦下台和万里中的一些事进行解释。他说，重要人事问题不是我这一层所能定的，耀邦时也是如此。有时连参与意见的机会也没有。“六人小组”也没有决定权。他们只能到几个老人那里听取意见。小平、陈云两人达成一致意见以后就能定下来。邓小平认为这个人不错，就调上来;认为不行，就让下去。毛主席当年也是这样。“赵孟能使贵之，亦能贱之。这是东方政治，也是中国政治的特点。这是无法改变的。我当总书记，组织部长我能动吗?宣传部长我能动吗?不能。对宣传部长王忍之我很不满意，我还骂了他一次。我只能骂骂而已，我换不了他，因为有人支持他。耀邦一下台，他很快提出“第二次拨乱反正”。我问他：“拨谁的乱?反谁的正?拨胡耀邦的乱?不能全算是胡耀邦的问题吧?”我还说：“我知道，这话不是出自于你。”他急忙说：“是我说的，是我偶尔失言。”我批评他：“听到小平说‘主要是反左’，你们宣传部如丧考妣。这是什么精神状态?”和他在一起听批评的还有王维成。我骂他时胡启立也在场。这一层人都不是在前台的人所能决定的。总书记耀邦不能决定我能不能当总理。在最高领导层的人事上我们前台的人没有发言权。真正有发言权的就是两位老人(邓、陈)。第三位(先念)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只要两位老人达成了一致，就成了。稍微了解中国政治的人，不会相信耀邦下台我起了作用。吴江讲的几件事情都不符合事实。说耀邦赞成邓退休，就让他下台。耀邦决不会说“我举双手赞成”，邓也决不是在这件事上对耀邦有意见。耀邦下台前，邓从来就没有对我说过他退不退的问题。外国记者问我邓退休问题，我从不回答。小平对耀邦很好。有这样的结果是两个人政见不合，主要是对知识分子问题，从“反精神污染”沿下来，到和陆铿谈话。和陆铿的谈话是导火线，86年学潮也是导火线。仅这次学潮小平不会把耀邦拿下来。小平和耀邦分手与和我分手不一样。“六四”前邓对我是信任的，他认为“六四”看清了我，说我是“自己暴露的”。小平和我分手没有耀邦那么长的过程，只是“六四”。他和耀邦是几年的积累。他对耀邦的信任一年一年地减少，到了最后完全不信任。耀邦下台我没有为他说话，也没有落井下石。为什么不为他说话?说也没有用，我也认为耀邦再也无法再搞下去了。耀邦下台后在我脑子里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对待反自由化问题，搞不好就会伤害很多人。耀邦一下台，邓力群一批老人劲头大得很，他们一搞就会伤很多人。我和邓力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决裂的。他恨我胜过恨耀邦，我把他的研究室撤了，不让他管意识形态。耀邦不敢做的事我做了，这是因为他们劲头太大，没有回旋的余地。我在国务院工作时不知道耀邦的苦处，我一当总书记就怕这件事。

我说我这个人对意识形态没兴趣——我也不懂，我喜欢干些实实在在的事。反自由化上有小平，下有邓力群，还有中纪委，我很难。开名单啊，一批一批地往上送啊。中顾委一些老同志一说反自由化，就认为过去几年都错了。还好，我把我的想法和小平彻底谈了一次。他这根神经(指怕否定改革)比较紧。我跟他谈了一次后，他转过来了。说，不能这么搞。这就产生了我的“5·13”讲话。我不愿当总书记，但是，在反自由化的情况下，我认为我在这个位置比别人要好一些。要是让别人当总书记，更不好办。小平在政治上决不放松，经济上他无所谓，只要把经济搞上去就行了。这也是你提的“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左”那个问题吧?我现在认为，长期政治上集权、经济上放开，不行。现在社会上很多问题归根结底就在这里。再这样搞10年，中国社会成什么样子很难说。现在要找到政治体制如何逐步适应经济基础的办法。现在这个问题是禁区，不允许讨论。这就找不到建设性意见。腐败啊，社会风气不好啊，问题都在这里。解决这些问题原来的办法不灵了。不研究新办法只好用老办法。整风、整党、教育、培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另外的原因。如果完全回到过去，所有的都由国家安排，离了国家饭都没吃的，老办法就有效。能回到那个时候吗?又想搞市场经济，又想搞那一套，不行。

怎么办呢?这是很重大的课题，要允许讨论。闭着眼睛不看现实，只搞思想净化运动，是不灵的。有人说现在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我看连标也治不了，都是空话。

现在社会上这些问题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如何改变?过急了不行，完全照搬外国也不行。但是，怎么走，要允许讨论。但他们怕一说可以讨论，就收不住了。结果还是舆论一律。

杨问：听说1975年您去四川时小平和您有一次重要谈话。1976年您在这个问题上保护了他。这是他后来起用您的一个原因。是不是有这同事?

赵答：1975年我去四川时，小平是和我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是要大刀阔斧地干，不要怕人说你是“还乡团”。那时派贾启允到云南，小平也和他谈过这样内容的话。在批邓时贾启允慌了，沉不住气了，把这段话说了出来。“还乡团”就成了邓的一条罪状。我当时觉得这是口头谈话，就没有说出来。

杨问：外面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北京风波时，邓之所以没有采纳你缓和矛盾的意见，是因为那时邓对您不信任了。而不信任的原因是陈毅元帅的儿子让您和邓划清界线，您接受了，您下面的人还按照这个想法有些活动。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你说是陈小鲁吧?他曾在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过，北京风波时我没见过他，我下台前没和他接触过。他当驻英国使馆武官时我在英国见过他。我下台后他来看过我一次。我说：你还敢看我?他说，我已经下海做生意了，怕什么?

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这不可能!

杨的访问没过多久，也是1997年2月，邓就去世了，作为邓的部下赵曾请求出席邓的追悼会，然而又一次被邓家人拒绝了。因为他的参加是不合时宜的，来看望他的人就更少了，或许很多人是碍于大气候吧。

2003年，作为老部下的田纪云给中央写信，想在离任后见一见老领导赵紫阳，赵听说后讲：为了不惹你现在的上级不高兴，还是不见为好。一直拖到了2005年才被批准。物是人非，田纪云终于如愿以偿见到了老上级，并且留下来赵生前最后一张照片，此时的他已经被精神与病痛折磨得不成样子了，只有靠氧气瓶维持呼吸。

几个月后，赵去世，没有哀乐，没有追悼会，听说香港的有小型的追悼活动，但马上被责令撤除了。他的女儿(王雁南)面对父亲的遗体，哀戚地说：爸爸，您现在终于解脱了，自由了!

综合 2022-01-09 20: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