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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收租收税→收田地→经济崩溃→打土豪……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就是上述过程的一场接一场轮回。

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根据地，从全国打土豪到大跃进，从大饥荒到文革，从上山下乡到打倒“四人帮”，从改革开放到价格双轨制，从出口导向到国企大倒闭，从WTO到房地产爆发，从4万亿到“新常态”，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间，各种重大事件层出不穷，经济风向不停变换。不过，不论什么样的风向或者事件，实质都是轮回，只是形式不断变化，规模越来越大。 

在中央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基础模式成型。最初，中共到农村地区流窜，对地主实施绑票，要求赎金，这种行为既遭到地主的反对，也不受农民的欢迎。随后中共改变策略，从勒索部分财产，到以打土豪为名义全面瓜分地主财产。打土豪之后，中共把金银和其他贵重物资拿走，把便宜的财物和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得到土地后，积极支持中共，包括参军入伍和贡献钱粮，中共军队从流寇变成军阀。中共控制当地后，为了维持各种费用加大粮食税收。而农民分了地主的田后，耕种效益比地主管理时期大幅下降，加上税收增加，农民的收入反而变差。多次翻饼反复打土豪分田地后，苏区面临饥荒。农民逃离苏区，壮丁开小差。粮荒作为根本原因推动苏区经济崩溃，迫使中共长征逃亡。

到了延安，当地的经济同样崩溃。陷入全面饥荒后，中共军队和中央机关差点大量饿死。起初，国军围剿中共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偷偷给中共提供大量食品，才让中共活了下来。西安事变后，在苏联的调停下，国民党决定抗日，放中共一马，中共改编为国军。国民党不仅不镇压中共军队，还给中共提供粮食和其他物资，中共获得生存物资以及对当地的统治权。在有利形势下，中共一方面利用军队开荒种植，同时严厉控制农民的种植行为。不论军队还是农民主要都种植罂粟。军队的种植在中共的完全操控下，罂粟种植、鸦片生产和销售都通过中共系统完成。同时，中共严格监控农民的种植活动，农民收割罂粟果实后，必须全部缴纳给中共，中共按照官价收购。这时候，农民不再具有主动性，不会像在苏区那样积极要求反复分田地。而且，中共对农民严厉监控，农民也不能随便逃走。

1948年后，随着中共对全国各地的占领，把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在中国全面推开。初期的模式与苏区一样，对地主批斗和惩罚，甚至杀光地主全家，中共拿走金银和贵重物资，农民获得土地。 广大农民得到土地后，迸发出空前的积极性，推着小车上前线支持中共军队对国军的战争，让国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共打下来江山后，各地建立军事诸侯体制，物资消耗量大增，对农民的粮食税收快速增加。很多地方农民种粮交税后，粮食剩余难以解决自家温饱。农民纷纷向生活水平较高、粮食有保障的城市流动，加速农村人口减少和城市人口增加。由于种粮的人口减少而吃粮的人口增加，中共遂实施严厉的户口政策，通过户口政策分割农村与城市，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另外，由于土地都在农民手里，农民开始使奸耍滑，瞒报土地产量，不再老实交公粮。中共虽然持续提高粮食税收征购比例，但是征收的粮食无法供养越来越庞大的消耗。

随着经济变差，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的方式收回土地。为了获得更多粮食，中共推行农民互助社，也就是农民所谓的自助组织，生产资料共享、提高农业产量的小集体。在小集体的基础上，中共再快速推广人民公社，跑步实现共产主义。既然到了共产主义，农民就不再需要私人土地和私人存粮，国家不仅把土地收走，甚至把私人厨房用具都收走。大家干完活之后，直接到公社设置的食堂吃饭。而且，为了防止私人存粮，公社派人挨家挨户搜查，经常掘地三尺找私藏的剩余粮食。很快，粮食生产放卫星，亩产上千斤、几千斤，上万斤，最后号称十万斤以上。

在农业大跃进的情况下，粮食生产如此之多，根本没必要收割地里的庄稼，1958-1959年，大量成熟的庄稼都烂在地里。而且国家说，既然粮食生产增加如此之快，那就多交公粮。在此之前，农民从来没想到，吹牛竟然也要上税，所以配合当地官员说话，共同创造亩产万斤的神话。到了交公粮时，农民无话可说，绝大部分粮食都得上交。通过这种方式，中共从农民手中掠夺大量粮食，保障城市供应。

而收回土地后，经济再次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河南和四川这两个省是产粮大省，也是农业大跃进最火热的地区，中共也重点关注这两个地区，尽量多这里征粮（其他产粮较少或口粮很差的省份，当地官员没有大量虚报粮食产量，公粮相对少一些）。大量交公粮后，农民吃不饱或者压根没饭吃，成片饿死。交公粮越多的地区，国家粮仓越是满库，当地人饿死也越多。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粮食满库却不开仓放粮，其实很简单，只有让农民大量饿死，才能有效保证城市供应，尤其是中共利益集团需要山珍海味、酿酒、支持第三世界的朋友，需要保留更多粮食。

1959年，农村开始大规模饿死人，中共地方采取类似延安的严厉措施，控制农民出门逃荒讨饭，有的地区将机关枪架在主要路口，扫射试图出门讨饭的农民，让他们就在本地饿死。农民饿殍遍野，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种粮，城市很快开始缺粮。

1960年，饥荒全面蔓延到各地，包括各个城市，经济全面崩溃。在陷入饥荒后，安徽一些地区曾经实施过短暂的责任田制度，又重新把土地借给农民，让农民自己耕种，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快速恢复。不过，大多数地区土地归公社，农民没有种粮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粮食产量大幅减少，中国民众陷入持续的饥饿状态。

农业经济濒临崩溃，开始新一轮的打土豪运动。农业产出急剧减少后，农村产出无法满足城市的粮食需求，城市变得非常不稳定，对中共统治形成巨大的威胁。此时，中共内部出现分裂。当初，大跃进是毛发动的，彭德怀曾发表万言书反对大跃进，差点让毛下台；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集团则支持毛，打倒彭德怀，把大跃进推向更疯狂的境地。现在，经济变差，中共统治不稳，需要人来背黑锅。由于大跃进的主要发动者是毛，多次明争暗斗后，毛在中共官僚系统内被空前孤立。毛走投无路，从发动学生打老师开始，展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控制军队情报系统的周恩来投靠毛泽东，毛周合力砸烂公检法，导致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完全瘫痪，让大量官僚靠边站，毛不但保住自己的位置，同时消灭相当一部分与其背离的中共官僚，也就是消灭中共内部的土豪。这些土豪减少后，城市消费受到一定压制。

随后，分田地以新的形式出现，以保障基本的粮食生产。农村粮食供应无法满足城市需求，中共也不敢再搞大跃进。由于当时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尤其粮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还得通过分田地，让更多人种粮。不过，这次中共采取的是另类分田地措施，压缩城市人口，同时增加农村人口，减少城市消耗。1962年，中共连诱骗加强压，要求部分城市人到农村，压缩城市户口，被称为“62压”，暂时减缓危机。

毛在1950年代仿效苏联，号召全国人民多生孩子，最好做5个孩子以上的“英雄母亲”。进入1960年代，虽然大跃进饿死数千万人，但是多生孩子导致的人口增长迅速填平了这段时间的人口减少。随着孩子逐渐成长为青少年，粮食需求急剧增加。这帮人从小在“毛主席是红太阳、是人民的大救星”的宣传下成长，成为响应毛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主力。当毛消灭内部的土豪之后，这些青少年既不上学，也没有工作，还消耗大量粮食，变成城市中多余的人。为了稳定中共统治，毛推行上山下乡，给这些年轻人冠上“知识青年”的帽子，送到农村去土里刨食。不论“62压”还是上山下乡，都是把城市中的无土地者，送到农村当有土地者，自己给自己耕作产粮，还能给中共交公粮。

社会承受能力达到饱和后，人们逐渐失去土地，经济再次崩溃。随着人口持续增加，尤其是城市人口增加，即使大多数城市青少年被送到农村种地，城市的粮食还是越来越紧张。而且，农村人口也在迅猛增加，加上城市到农村种地的人群，农村的土地也日益紧张，人均土地持续减少。从文革开始到1976年的10年间，对于每个人来说，即使是集体耕作，也在逐渐失去田地。因为失去田地以较慢的速度发生，因此崩溃的速度相对较慢。

农村由于居住分散，中共地方政权容易控制。而城市人口急剧增加，而且青少年越来越了解农村生活的痛苦，越来越抗拒上山下乡。在早期，中共还能在大力宣传的同时，通过取消城市户口、取消粮食分配，让青年在城市没粮吃不得不到农村。到后期，很多青年即使不要户口，也拒绝到农村耕种土地。而且，城市人口膨胀过快，大量失业人口无法解决就业。围绕土地和人口发生的粮食、上山下乡、城市青年就业、社会治安等问题，意味着经济再度面临崩溃，中共对局势失控，找不到办法解决。这也是后来中共所说的，“国家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实质上，经济已经崩溃了，中共统治差点完结。

改革开放是重新“打土豪分田地”。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农民普遍家徒四壁，很多女孩子没衣服穿。肥西遇到大旱，面临粮食绝收，当地农民又面临要么出门讨饭要么饿死。黄花大队以抗旱、借地度荒为名，实施土地责任到户，由农民自己使用土地和支配粮食收成。小岗生产队更加激进，在中共最高当局的授意下，村民冒着杀头的危险，签订了大包干的土地承包责任书。（为什么冒着杀头的危险？因为这种承包责任书违反了当时的中共制度，尤其危害到中共地方机构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权。农民当时走投无路，面临饿死的危险，为了活下来，也签订责任书。）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责任书意味着，如果出了问题，中共最高当局可以假装不知道，然后任由地方将这些人处死。同时，即使重新分田地，农民得到的也不是土地所有权，只是使用权，地方当局随时可以集体所有的名义，从农民手里收回土地。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签订的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死状”复制品（看中国配图）

黄花大队和小岗生产队都实现粮食大丰收，小岗经验也快速推向全国。中共通过分化地方的权力，给农民一些空间，实现粮食增产，中国经济出现复苏。地方政权作为被打的土豪，虽然控制权受损，但是粮食税收收入增加，日子也更加好过。与苏区抢劫地主相比，改革开放是中共内部对地方政权的温和型分权，让地方政权从对农民的完全控制改变为部分控制，而农民分田地得到的利益更少，同时缴纳更多的粮食和税收，风险更高。

中共推动工业替代农业，实施新的租税方式。虽然在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农民种粮积极性获得极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农民卖粮成为万元户，化身当时的富人，不过中共体制并没有得到太多好处。大量上山下乡的人回到城市，而人口稠密的农村，土地也非常稀缺，大量农业人口也处于失业状态，造成社会不稳定，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统治。中共开始推动工业化，尤其是城市集体企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以吸纳劳动人口，让他们有事做、有饭吃、不闹事。中共通过价格改革，实施价格双轨制，行成国营企业压榨集体和乡镇企业，工业再压榨农业的格局。

在这样的制度下，城市为了获得更多利益，两次大规模工业品涨价，加速对农业盘剥，形成新的隐性税收。同时，很多中共权贵的子女利用权力，通过价格双轨制的空挡，把低价批文高价转手，谋取高额利润，被称为官倒。在大规模通胀造成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农民——的实际收入降低后，官倒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1988年大通胀后，学生于次年发起大规模行动，反对官倒和通胀。中共血洗清场，工人和农民全面沉默不敢站出支持。

随后，中共开始新一轮收租收税和收田地的行动，农村经济再度崩溃。朱镕基上台后，全面推行血汗工厂政策。1992年，朱推行新一轮大通胀，此时已没有学生说话，工人和农民只能默默承受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些损失还只是开始，为国企经济和农村经济崩溃做铺垫。1994年，朱实施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政策以刺激出口。为推行血汗工厂政策，中央和地方共同行动。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郊区，为了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免费或者廉价大量征地，把耕地改成工业区吸引企业进驻。在内地农村，当地政府实施血腥的农业税和计划生育罚款政策，没钱交的家庭被牵牛或者扒房子，大量农民为缴纳税金和罚款，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成为实际上的失地人口。

随着青壮年大量持续离开，内地农村经济已经实质崩溃，之所以还得以维持，主要靠出门打工的青壮年往家寄钱。随着血汗工厂经济加速增长，农村劳动力日益被抽空，大量农村人越来越少而全面萧条，很多村庄被废弃。在农村，由于大量化肥、农药、塑料薄膜和进口种子的使用，粮食单产持续提高，满足国内粮食需求。农村土地日益被占、粮食经济逐步瓦解，中国开始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国内的供应不足，加速中国农业经济全面崩溃。

在大中城市，中共以房地产立国进行另类打土豪分田地。在城市中，最开始大部分土地都由各地方国营单位拥有，国营单位自建房，给单位职工福利、半福利分房。朱镕基的国企改革，一方面强化央企的垄断地位，让央企从全国经济吸血；另一方面推动地方国企倒闭，完全打散。另外，朱镕基确立房地产立国的经济模式，禁止福利分房，所谓的住房市场化。但实际上，主要央企和地方政府都在给自己的骨干员工福利分房，而打掉的主要是地方国企、外企和私企的福利。地方政府掌控房地产开发的权力，推动房价持续上涨。

推行房地产的过程中，实施的是先卖田地，再打土豪的模式。宣传机器对民众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中产白领应该有自己的住房，以推动民众买房。当然，中国房地产中的所谓恒产和自己的住房，土地权都在中共手中，模式和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一样，中共随时可以再拆迁收回。

以卖房子形式的分田地，比农村分田地的方式，在土地上更加集约化。在农村，100亩地可以看作小地主，一般小农家庭也得5-10亩以上种粮食才有富余。农村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小地主才能满足10-20户的小农。而在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100亩地绝对是大土豪，按照3倍的较低容积率，能盖出20万平米的房子，卖出建筑面积平均为100平米的房子2000套，住进2000户小农；按照5倍容积率，则是33万平米，3333套房子，满足3333户小农。假如每套房子为100万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从中抽取70%的税，也就是从每套房子上获得70万人民币的收益，总共获得23.3亿元的收成。按照1元1斤的玉米或小麦价格，合23.3亿斤的粮食税收，小农在100亩地上种粮，就是种100辈子也交不了这么多的公粮。

所以，地方政府指使房地产商低价征地，对于不同意低价卖地的，房地产商带领团伙，对农民暴力征地，对城市住户实施拆迁，都是新时代的打土豪模式。在另一方面，准备买房的人急迫地买房，希望尽快拆迁，自己尽快住进去。对于农民或者被拆迁户要价高、拖延开发的行为，深恶痛绝，认为他们过于贪婪，活该被暴力。买房者花高价分田地，支持政府打土豪的行为，似乎只有中国才有，堪称人间奇葩。

城市打土豪的问题在于，土豪随时有而卖田地的小农越来越稀少。从政府的角度，100亩地打土豪能让3300户小农得到田地，按照1户3口人计算，就是1万人。100万亩土地就能放下1亿人，1000万亩放下10亿人。而征地1500万亩，对于政府来说易如反掌，可以放下全中国的人口。而且，打土豪征地成本极低，卖房子的利润极高，所以政府也有充足的动力打土豪。

从21世纪初到2014年，中国城市征地日益增多，城市规模也越来越大，背后是各地政府的利益计算。同时，很多小农在买了自住房后，看到房价还在上涨，房租还在上涨，于是买二套、三套房，以实现所谓的财富增长，并且收租，囤积新时代的土地，获得新时代的收益。

随着房价持续上涨，同时房子供应量日益增大，有能力买房的小农越来越少，而地方政府还认为有更多的小农要买房，房地产商也持同样的观点。这导致，尽管房子卖不出，房地产商还在四处借钱买地盖房。

随着房地产商日益悲观，地方政府开始对房地产商打土豪，以威逼利诱的方式，迫使房地产商花钱拿地。地方政府拿到买地款后，暴力拆迁和修地铁公路等设施，以吸引更多的小农。不过，随着小农买房力量的枯竭，大量房子空置。房地产商在失去收入来源后，陷入实际破产，没钱再买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枯竭。在没人买地的地区，打土豪的暴力拆迁陆续停止。

绝大部分企业实质上是土地的道具。从土地的角度可以看出，不论国企、外企还是民营私企，不论出口还是内销，都是政府打土豪分田地的道具或者工具。当地方政府积极招商引资，把工业区大片的土地分给低附加值的加工业外企，以外企为道具，吸引大量的人口到外企工作，政府在外围盖房子，展开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如果没有外企，盖房子分田地的目的实现不了，也无法顺便打土豪。例如，河南吸引富士康的生产线付出巨大的代价。富士康在河南开工后，政府在富士康周围大量开发房地产，填平当初招商投资的亏损。

同时，所谓的内销企业，主要都是支持新式打土豪分田地的企业。根据朱镕基确立的经济模式，中国经济主要依靠两个支柱产业的发展，房地产和汽车，这两个产业带动最多的附属产业。其中，房地产带动钢铁水泥煤炭建材工程机械等上游产业，装修装饰材料家具家电等配套附属产业。实际上，汽车也是房地产的附属产业，依靠房地产发展而生存发展。归根结底的发展目标是房地产，铁公基也是为房地产服务。出口企业拉动小农就业，带动打土豪分田地的新模式；内需企业生产各种产品，支持新模式。

当企业与新模式相悖时，被中国经济淘汰。新模式有个关键点，分田地时，提前对小农收取70年的租金（按照居住房的使用年限标准）。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地方政府持续推高房价，以获得更高的租金。这样，就需要对小农们进行淘汰。房价是1500-3000元时，月收入3000元的小农能买得起房子，房价为15000时，若没有外部经济支持，月收入5000的小农再努力也付不起100平米房屋的20%首付。地方政府为了支持10000以上的高房价，就淘汰员工月薪3000以下的企业，吸引5000以上的企业，腾笼换鸟。

东莞腾笼换鸟时，无数低收入企业被赶走，同时高收入企业没有来。很多企业和员工批判腾笼换鸟，认为是坏政策。但是对于新模式经济来说，这是必然的选择。低收入企业再多，只要不能支持新模式，对政府就没意义。因此，倡导升级转型最积极的是政府，为了支持和保护新模式下房价持续上涨。在新模式下，租厂房的企业随着租金越来越高，倒闭也越快，而弄到土地的企业，虽然收入越来越少，但是土地升值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在中国经济新模式下，企业经营也必须遵循新模式，才能获取相应的收益。

不过，当收租收税走到尽头，经济不可避免的崩溃。2008年后，中国实施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4万亿的实质就是不再靠出口企业拉动新模式，而是直接投钱，刺激房价上涨，实施加速拉动。刺激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大量小城市和县镇房价暴涨，房地产开发完全脱离社会，和大众的居住要求无关。随着房价上涨，新模式成本持续上升，要求企业必须增加工人工资。从最低附加值、低员工收入的企业开始，受不了越来越高的成本的企业，逐渐被淘汰出局。随着出口企业倒闭越来越多，新模式的拉动力量在急剧减少。结果是，在资金刺激下盖起来的楼无人购买，变成大量鬼城和烂尾楼。在印钞刺激持续减少、尤其是2014年大幅收紧房贷后，房地产直接急刹车，新模式经济快速走向崩溃。

这时候开始，房地产税的呼声越来越高。在土地归政府所有的背景下，收税的实质是回收房子，对买房的小农实施二次课税。政府也进入严密的政策观察期，如果卖地和卖房还能继续，就不开征房地产税；如果房子卖不掉，政府没有收入，会快速开启房地产税。房价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按照房价收税。当然，一旦政府开始征收房地产税，持有多套房的炒房客，大多认赔弃房，让银行担负部分债务，也让地方政府收不到税；最惨的是房奴，本来就在节衣缩食还房贷，再征收房产税，等于让房奴没饭吃。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政府不会开征房地产税。

在房地产新模式后，中国经济再也没有其他新模式可以替代。面对房地产增速减缓，中共召开多次会议，商量新的经济增长点，提出两种替代方案，一是城镇化方案，也就是将房地产全面铺开，而不是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二是农村土地流转，将目标重新盯准农村的农地。在这两个方向下，很多人对城镇和农村耕地投资，试图抢占先机，投资两三年下来，大多数全军覆没。

这些人的失败是情理之中，也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只想着提前当土豪，而不理解房地产新模式的根本动力。大中城市房地产模式是，企业首先提供大量有钱的小农，其次是土地的超高收益，例如上面例子指出的，100亩地政府获得20多亿元的收益。城镇化的问题是没有企业提供工作机会，而土地进行农业经营是自寻死路，更不用说给政府贡献地租和税收。

所以，在2013年到2014上半年，中共还谈到这两个方案，下半年开始提也不提，而是继续三番五次给政策刺激既有房地产。到2015上半年，房地产陷入绝境，中央和地方的政策力度更是空前。中共知道，房地产是最后的分田地，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大家散伙。

散伙之前，最后再打次土豪。分田地而不得，但经济还要运转，想方设法再打土豪给自己续命。和历史上一样，打土豪首先盯准内部，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当然，打的是中下层，高层该怎么花还怎么花，甚至花更多。其次，大规模开展反腐行动，也就是打倒和珅，追缴家产。当然，只有平民出身的贪官才被打，根正苗红的打不得，也打不动。

财政频频告急，打贪所获杯水车薪，政府必须扩大收入来源，对企业打土豪。政府提出民营入股国企的混改经营，希望吸引私人资金进套。政府又主动行动，对企业和个人增加税收和社保。其中，地方政府主要针对民营企业，实施各种税费和罚款增收；中央则主要对外企开刀，以反垄断和反贿赂等名义开具大额罚单。

很多民企和外企困惑，难道真的要杀鸡取卵？ 从打土豪分田地的模式思考，这样的困惑根本不需要有。中国经济找到新的出路前，体制肯定牺牲其他任何经济单位保障自己，如果找到新的出路，这些企业没必要再生存，找不到新的出路，更没必要生存，大家同归于尽。

所以，实体经济作为最明显的土豪，经济政策的思路是，针对实体，先打完土豪再说。根据历史经验，在某个轮回完成后，上一个轮回中越好的经济部分，结果往往也越惨。（全文完）

（中国经济文化研究所供稿）

综合 2022-01-09 20:2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