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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中是一位儒道精神极为浓厚的诗人和学者，在其一生的创作中，即使在最为“西化”的时期，他的思想与精神也没有真正地在于西方文化中“错位”，而是在“西化”表象之路上不断抛却、突破西方文化语境，让母体文化深涵自己的创作之中。传统的儒家人格与道家理想使他文学创作迅速摆脱了前卫实验的神秘趋向，回归到民族的、乡土的、传统的道路，而这种道路并不是一条“复古”之路，而是余光中将现代性与传统性作了最精当的契合后，达到十分完美的、创造性的、具有独特韵味的创作之路，为当代中华民族文学的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儒道精神自始至终渗透于余光中的作品中，主要表现在：忧郁的民族意识与沉痛的民族自尊；真诚的灵魂坦露与理想的人格追求；浓厚的故园意识与逍遥的人生情怀。
　　 一 忧郁的民族意识与沉痛的民族自尊
　　中国的知识文人从古到今在政治层面、文化层面和精神层面都有一种儒家的“悲情意识”。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穷年优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些沉痛而又厚重的感怀之作表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历来以民族本位、大众本位去关照现实。余光中作为当代诗人和学者，其创作中融合了民族的忧患意识与自尊意识。
　　１９８５年秋，余光中赴美后在东西文化撞击中，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表现得特别敏感和强烈。《万圣节》、《五陵少年》虽然表现了一些矛盾思想，但面对西方社会的普遍物化与“文明野兽”，他的“中国意识”和爱国感情达到前所未有的热烈程度。余光中对祖国的爱是通过“悲情”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是他诗歌表现情感的最主要的形式。由悲而痛，痛之至极，哀之至极，则爱之至极。在《冷战的年代》诗集中，“爱恨交加”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如诗中写道：“在长城，不，长江之南，但是那歌调／每一次，都令他心酸酸，鼻子酸酸”；在《忘川》一诗中也不难看出诗人非常痛心的尴尬与悲愤之情。作为漂泊到台湾的“流亡贵族”，余光中在海外漂泊恋国之情及对大陆复杂的心理情绪与三、四十年代一些诗人有着相同的体验，都是在愤懑中升腾起一种对祖国的执着和忠贞的爱。
　　在余光中的诗歌中，常常有这样的诗句，“中国中国你令我伤心”、“中国啊中国你逼我发狂”、“中国中国你令我昏迷”、“中国中国你令我早衰”，然而诗人并没有沉沦于颓丧之中，诗人一直将自己灵魂融于伟大而多难的祖国母亲灵魂之中，“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他希望自己死后也能长眠于中国大陆，“当我死时，葬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我便坦然睡去”。
　　正是余光中的强烈的祖国意识与民族意识，使他的创作趋向回归到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上来，也使他摆脱“文明的兽群”，走出“西方的地平线”，让自己的根最终深扎在祖国的泥土中。正如他在《蒲公英的岁月》中所自叙的那样，“他知道，一架猛烈呼啸的喷射机在跑道那边叫他，许多城，许多长长的街伸臂在迎他，但他的灵魂反而异常宁静，因为新大陆和旧大陆，海洋和岛屿已经不再争辩，在他的心中，他是中国的。这一点比一切都重要。他吸的既是中国的芬芳，在异国的山城里，亦必吐露那样的芬芳，不是科罗拉多的积雪所能封锁。每一次出国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但是他的根永远在这里，因为泥土在这里，落叶在这里，亦永远永远播扬自这里。他以中国的名字为乐。有一天，中国亦将以他的名字为乐。”事实证明余光中的选择是十分正确的。
　　余光中虽然在西化的道路上走过，但他那颗执着热烈的中国心使他回归到中国道路上来，他的作品承续了古今诗人群体共同性的“悲情母题”，充满了忧患意识、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典型地体现了儒家传统文人的爱国精神。
　　 二 真诚的灵魂坦露与理想的人格追求
　　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重要体现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生命价值意义的崇高体验。余光中的诗歌十分注重人的品性、节操和人格，以“莲”为意象表达对纯洁美好的爱情憧憬，以纯真的激情体验表达对生命意义的热烈追求，以满腔的赤诚情怀表达对中华民族命运的关心，以清醒的理性认识表达对人的价值的探索。
　　“莲的情结”：余光中对“莲”情有独钟，沉浸于出污泥而不染的“莲的情结”之中。莲飘然不群的风范和情操，诗人异常迷恋，表现了诗人一种诗趣的追求，也是一种理想的道德情操与人格的追求。在诗集《莲的联想》中，通过颂莲，诗人的生命意义得到了升华，因为莲已被拟化成具有人格生命意识的美学意象。莲花具有一种独特的东方美，是东方爱情追求的圣洁神话。《等你，在雨中》是一首十分典雅清丽的佳作，全诗用“莲”的意象来抒发感情，“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一池的红莲如红焰，在雨中”，诗人爱莲而入情，“竟感觉／每朵莲都象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莲与自己候等的情人已融合为一个意象。面对着细雨黄昏的莲，诗人感到了爱情的永恒与崇高，看到了情人“步雨后的红莲，翩翩”走来，“像一首小令／从一则爱情的典故里”走来，“从姜白石的词里，有韵地”走来。情人那翩翩的步态，宁静温柔的容貌，婀娜多姿的古典神韵如同婉丽的“小令”与诗词，全诗洋溢着一种浪漫、温馨、恬静的抒情氛围。在散文《莲恋莲》中，他说：“对我而言，莲是美，爱，和神的综合和象征”，莲花有三种意义：具体实物，美女容颜，宗教旨意，“我的莲希望能做到神、人、物，三位一体的‘三栖性’。它、她、他，由物蜕变为人，由人羽化为神，而神固在莲上，人固在莲中，一念精诚，得入三境。美之至，情之至，悟之至，只是一片空茫罢了。”作者将莲花与艺术生命状态相联系，“莲”即佛之莲，如有如无，恍兮惚兮，清婉微妙，艺术、爱情、宗教如果达到了顶点，也就“实在只是一种境，今乃皆备于莲的一身。”（《莲恋莲》）“恋莲”是余光中的一种精神“情结”，“莲”中包含着诗人的人生哲学和生命理想。
　　“生命崇拜”：余光中毕竟是学贯中西的大家，其创作冲动与表现虽然努力与传统相契，但西方崇尚的主体性精神高扬与对生命本真意义的追求仍然贯穿于创作之中。一些诗歌在批评界带来了很大的争议，特别是他关于情爱的诗篇，被一些人断章取义地概定为“色情主义”。《双人床》、《鹤嘴锄》、《海军上尉》、《万圣节》等诗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客观地说，这些诗歌所表现的主题应是诗人瞬间的生命激情与冲动。诗人与一般的作家在性格、气质、写作方式上都有不同的表现，他们对生命与爱情的激情体验更迅急热烈。余光中在《双人床》及其它诗歌中表现的情绪不能简单地归之为“色情主义”之作，它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蕴和积极人生意义。《双人床》是表现对纯粹的爱情体验，是灵魂与肉体的结合，“让战争在双人床外进行／躺在你长长的斜坡上／听流弹，象一把呼啸的萤火”，不管周遭的战争、革命、呐喊和政变，“至少爱情在我们的一边”，“当一切都不再可靠／靠在你弹性的斜坡上／今夜，即使会山崩或地震／最多跌进你低低的盆地／让旗和铜号在高原上举起／至少有六尺的韵律是我们／至少日出前你完全是我的／仍滑腻，仍柔软，仍可以烫熟／一种纯粹而精细的疯狂／让夜和死亡在黑的边境／发动永恒第一千次围城／惟我们循螺纹急降，天国在下卷如你四肢美丽的漩涡”，诗中的情调和气氛虽然想避开战争，而事实上又紧密地联系着战争，正因为战争剥夺爱的权力，所以“今夜”稍纵即失的体验对生命来说似乎成为永恒。“双人床”是一种象征，是生命哲学形象化的体现。流弹可以毁灭生命，但毁灭不了爱情，在死神降临之前洒脱地把握现在，追求人生应有的幸福和价值，追求一种纯净的生命意义。
　　“理性探索”：余光中在创作中对人生、命运、永恒进行了理性探索，是从他自己生命的困惑、犹豫、单纯到成熟、觉醒与彻悟过程的展现。早期的诗中他对西方社会充满无限向往之情，其诗显得清纯、浪漫和欢悦，如《饮一八四二年葡萄酒》抒发了对西方一种梦绕魂牵之情，“何等芳醇又鲜红的葡萄的血液！／如此暖暖地，缓缓地注了我的胸膛，／使我欢愉的心中孕满了南欧的夏夜，／孕满了地中海岸变金黄色的阳光，／和普罗旺斯夜莺的歌唱。”对西方崇拜之极，并在台湾诗界发起了一场现代诗歌的革新运动。《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和《天国的夜市》等诗集中不少诗歌都表现了这一情绪。然而当他真正踏上异国的土地之后，遭受的冷淡与寂寞使他的诗风陡转，充满了哀愁与愤懑，他开始了对人生进行冷静理性地思索，如《我之固体化》一诗，展现的是喧闹的酒会，而诗人体验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孤独与凄冷，“在此地，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我仍是一块拒绝溶化的冰—／常保持零下的冷／和固体的硬度。／我本来也是很液体的／也很爱流动，很容易沸腾，／很爱玩的滑梯。／但中国的太阳离我太远，／我结晶了，透明且硬，且无法自动还原。”诗中“冰”是诗人独立人格和民族节操的外化形态，但因“中国的太阳离我太远”，所以他又郁郁寡欢，染上一种落寞情怀。同其他诗人一样，余光中也有自己的痛苦、绝望、迷失，正如他诗中所表述的那样，“零乱的脚印走不出方向／仰天，仰天／欲发狼嗷的一匹狂犬。”（《白玉苦瓜》）；“常想自杀／在下午与午夜的／可疑地带”，“今夜，重重的忧郁啊重重，周期性的死亡”（《天狼星》），“我睡在月之下，草之上，枕着空无；枕着一种渺渺茫茫的悲辛”（《敲打乐》）……，余光中的诗有很多“寂寞”、“荒凉”、“悲啼”、“空无”、“忧郁”的字词，但读了之后我们并不会认为是他消极的人生处世观或虚无的颓废主义。这些诗大多是他早期之作，作为一个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青年诗人，在那种独特的年代与环境，如果没有感伤与迷失，痛苦与惆怅，则是一种虚伪的、不可理解的“植物”诗人，况且，余光中的情感起伏都是与时代社会关联的。余光中一直没有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最能体现他对这一奋斗精神的诗篇是《火浴》。作为一位诗人，他无时无刻不在自焚，象“火浴的凤凰”，通过焚烧，净化，终于获得新生：“张扬燃烧的双臂，似闻远方／时间的风在啸呼我的翅膀／毛发悲泣，骨骸呻吟，用自己的血液／煎熬自己，飞凤凰，你的新生！”，诗人以凤凰自焚获得新生象征自己对艺术生命的追求要达到永恒极至的目的。
　　“诗的哲学”：余光中的诗在后期愈来愈表现出新的品性和审美韵味，摆脱了早期的感伤色彩，将自己的命运与灵魂融铸在民族魂之中，在艺术上从《莲的联想》的唯美追求转向唯真追求，是一种诗的哲学。《民歌》、《天问》、《与永恒拔河》和《白玉苦瓜》等诗集和诗篇都是对人生、民族、艺术的诗的哲学，是对个人命运与永恒时间的思考，是对短暂生命价值的追索和对中华民族顽强的生命力的咏叹。《民歌》以豪迈雄伟的气势唱出了对整个华夏文明命运的思考，如民族生息的艰难，饱受欺凌的忧伤，民族振兴的雄心。从青海到黄河，从高原到平原，从早潮到晚潮，都能听一这首传唱千年的民歌。诗人坚信，只要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热血永不冻结，只要“你的血他的血在合唱”，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永远具有活力，我们的祖国就一定能振兴腾飞。《白玉苦瓜》交织着深沉的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钟整个大陆的爱在一只苦瓜”。“白玉苦瓜”象征着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她“似悠悠醒自千年的大寐”，吸尽“古中国喂了一喂的乳浆／完满的圆腻啊酣然而饱”，她凝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而成，有着超越历史时空的永恒美。虽然我们民族“皮鞋踩过，马蹄踩过／重吨战车的履带踩过。”但我们民族仍然有着顽强不衰的生存意志，“仍翘着当日的新鲜。”《白玉苦瓜》尽情地抒写了诗人对祖国的眷恋热爱与对民族历史的哲理思考。
　　余光中的诗歌表达了诗人高尚的情思追求和美好的精神向往，对人生的关怀真挚纯洁，热烈坦荡；同时，将个人的命运植根于民族的土壤，感时忧国，情真意切。这些诗中心灵的率真与呼求，传统精神的皈依和生命意义的重新寻觅，都闪耀着中国人文精神所固有的辉光。
　　 三 浓厚的故园意识与逍遥的人生情怀
　　羁旅母题是中国历代文人的传统主题，是漂泊游子的一种故园之情与忧国、忧民、忧家的内心伤痕的再现。台湾当代众多诗人作家在岛屿“放逐”之后，心灵也随之放逐，抹不去的漂泊意识使他们永远感觉是“亚细亚的孤儿”，“寻找家园”成了代代文人的“集体意识”。但是，即使望乡的心在“寻根”的认同中得到刹那间的慰藉，但现代人“愁绪”是没有终点的，现实的物境、事境、情境、心境使诗人陷在“乡愁”外的悖逆中，开始了对生命与宇宙哲学的趋鹜和垂青。从乡愁意识的悲戚到宇宙意识的彻悟，诗人们开始张扬着一种悟觉、逍遥的人生情怀。余光中的诗从表现羁旅意之愁到“归彼大荒”的人生彻悟，典型地表现了台湾一代文人由高亢的生命情愫到自我完善的人生的哲学命题。
　　“望乡的牧神”：余光中在台湾文坛的确堪称是一尊“望乡的牧神”。从《听听那冷雨》中的杏花春雨的江南到《长城谣》的塞外关山，从古长城的汉家陵阙、灞桥涸柳到淮扬二十四桥明月夜，从对母亲的怀恋到对亲朋的相思，从《五陵少年》到《青青边愁》，朝朝暮暮，年年月月，说不尽的乡情、乡恋、乡思、乡愁。８０年代初，大陆几乎每一位读者或中学生都熟知那首弥漫着浓烈乡愁的《乡愁》。“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诗人以邮票、船票、坟墓、海峡作为情感的具象载体，随着时空的不断变化，乡愁的内容不断加重，当乡愁成为“一方矮矮的坟墓”时，诗人对母亲的感情是多么的深沉而歉疚，包含着多少血泪与呐喊！最后，诗人的感情由对自己亲人的思念升华到对整个大陆同胞骨肉的思念。诗人出身在江南，因此江南的一切都能牵发出他的乡愁，《春天，遂想起》“江南，唐诗里的江南”；“小杜的江南／苏小小的江南”；吴王、越王、西施的江南；遍地垂柳、太湖渔港的江南。江南的历史文化、风物人情、使诗人日夜萦怀，然而，现实的他只能“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诗人禁不住发出慨叹：“喊我，在海峡这边／喊我，在海峡那边／喊，在江南，在江南／多峙的江南，多亭的／江南／，多风筝的／江南啊，钟声里／的江南！”，对江南的乡愁、乡情、乡音、乡景的呼唤摧人肺腑。
　　余光中的诗文中，在表达传统的“乡愁”情绪之外，还典型地传达着一种“天人感通”的逍遥人生。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天地、赞化育，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乃至与鬼神合其凶吉，这种逍遥的人生态度是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理想精神的追求。《逍遥游》是余光中的散文集，更多的是充满了散文诗的抒情性作品。在《逍遥游》中，他说：“当我死时，老人星该垂下白髯，战火烧不掉的白髯，为我守坟。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当我物化，当我归彼大荒，我必归彼大荒，我必归彼芥子归彼须弥归彼地下之水空中之云。但在那前，我必须塑造历史，塑造自己的花岗石面，当时间在我的呼吸中燃烧。”可见诗人通天尽人之感。在这方面，诗人十分推崇魏晋名士与李白的空灵玄远，清拔飘逸，追求一种独立于世的人格情怀。他写了《梦李白》、《戏李白》、《寻李白》和《与李白同游高速公路》等诗篇，虽是新的视角和意象，但对李白的人格精神向往是明显的。即使在美国落矶山攀游之时，也还想念着亦仙亦人的李白，对李白在峨嵋山顶“余亦能高咏”的飘逸欣赏之至（散文《丹佛城》）。余光中对现代工业文明造成人的生命与天地自然和谐境界的破坏很感失望，在《大停电》、《催魂铃》等作品中，表达了对现代文明对人的压迫感和怀古思幽之情。余光中的诗还表现出的古典精神与宗教悟性相结合，在这方面，与“蓝星”另一诗人周梦蝶有相似性，余光中对“莲的情结”的追求，在他的诗文中多次强调它的“宗教性”即佛教的放弃自我，进入空无的人生境界。他的诗那种晚唐和南宋意味，那种清雅自由，与周梦蝶笔下的佛学禅理和哲思是一致的。
　　在创作方法上，余光中是将传统与现代融合最好的台湾诗人，对传统与现代成功地调整、吸取、融化和更新，使他在艺术上成为了“多妻主义者”，在华文文学界已得到了广泛的赞许。
　　总之，余光中作为台湾一流的诗文双绝的作家，虽然对他的创作精神有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评价，但余光中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民族意识的执着追求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华文文学汕头25-2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潘先伟19971997 作者：华文文学汕头25-2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潘先伟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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