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现今继续保持发展势头的惟有伊斯兰教，对国际政治冲击最大并不断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的也是伊斯兰教。为什么在科学日益发达的今天，伊斯兰教不仅未失去生存的活力，反而向世人显示出某种生命力？为什么在形形色色的现代政治思潮竞展雄姿、争芳斗妍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古老的伊斯兰教仍能扮演重要角色？人们对此已经做了一些探讨，但往往偏重于现实的诸种原因和外部因素，而反思伊斯兰教历史，从伊斯兰教本身寻找答案往往被忽视。深入研究伊斯兰教蕴含的经久不息和衰而复兴的生命力，对于研究当代中东国际政治，或者说对于研究伊斯兰国家的国际政治，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一
　　伊斯兰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不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近代，伊斯兰教总是反复地、持续不断地向世人展现其生命力，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一）由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
　　伊斯兰教由阿拉伯民族宗教发展为世界宗教，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中表现。这个过程大约历时200余年，至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前半期基本完成。其主要标志：1.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教义为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波斯人、突厥人、柏柏尔人等各民族、各种族的多数人所认同；2.伊斯兰教的“五功”和风俗礼制等在伊斯兰帝国的范围内得到严格遵守，不仅表现在服装衣帽、言语经文、饮食生活、行为举止上，而且表现在信仰的基本功课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3.伊斯兰教已在世界广大地区传播，主要以西亚北非为中心，并辐射到世界的其他一些地区，从而有了世界性的意义；4.伊斯兰教成为幅员广阔的伊斯兰帝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主体文化，指导着国家政治与生活，统摄着社会舆论，协调、维系着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人际关系。伊斯兰教发展为世界宗教有多种原因：首先，伊斯兰教自身具有普遍性特征，其所信奉的安拉是“全世界的主”〔1〕，既不是某一部落的， 也不是某一民族的；伊斯兰教坚信，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万物皆是安拉的“造化物”，并将最终回归安拉。其次，伊斯兰教，特别是早期伊斯兰教，不仅生机勃勃，而且具有开放性，它不断地吸纳许多外来的异质文化，当然其中不乏进步因素，但仍能保持自身的本质属性。第三，它得益于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等大帝国的扶持。诚然，不能认为伊斯兰教全凭武力传教，但战争对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起过重要作用是无庸讳言的。此外，尤应指出，上述两大帝国均制订并执行了比较合乎实际的宗教政策，贯彻了《古兰经》倡导的“对于宗教，绝无强迫”〔2〕的原则。第四， 波斯萨珊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衰落，为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十分有利于伊斯兰教在世界的传播。
　　　　（二）伊斯兰教自身的发展
　　今天人们所见所闻的伊斯兰教，与穆罕默德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这也正是其生命力的重要表现。被奉为伊斯兰教根本经典的《古兰经》，在穆罕默德在世时，经文被记录在兽皮、石板、枣椰叶上，并未汇编成册。后经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命人整理、保存，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再次订正、修改，编成“奥斯曼定本”。《古兰经》定本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等宗教学科的发展。穆罕默德时期，圣训一直是口头传述。以后依然沿袭此种方式，未做整理和汇集。由于诸种原因，伪造圣训现象日甚一日，加之发展和完善伊斯兰教法的需要，从8世纪开始对圣训的考证、辨伪、 编辑等研究工作，不断出现高潮，至9世纪后半叶， “六大圣训集”先后编辑成功。什叶派圣训学家汇集的“四圣书”也于10世纪下半叶完成。伊斯兰教法是在古代阿拉伯部落习惯和伍麦叶王朝时期流行的民俗习尚、行政惯例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生活的需要，逐步发展而成的，经历了从公元7世纪至10世纪的三百年，最终形成哈乃斐学派、 马立克学派、沙斐仪学派、罕百里学派等四大教法学派。教义学产生于8 世纪初，以穆尔太齐赖学派为代表的思辨教义学的形成为标志。正统的伊斯兰教义学是在批判穆尔太齐赖学派的斗争中形成的，罕百里学派是其早期代表。由于罕百里学派否定人的理性和外来文化，终被以希腊辩证法论证正统信仰为重要特征的艾什尔里学派所取代。伊斯兰教权威安萨里在艾什尔里学派遇到严重挑战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重建”正统教义学体系，改造艾什尔里学派，扬弃苏非主义，通过融合苏非主义来恢复正统教义学的活力。经过艾什尔里、安萨里等权威大师的不懈努力，正统伊斯兰教义学到11世纪终于取得统治地位。〔3〕此外， 伊斯兰教教育体制不断发展并日趋完善；宗教管理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宗教组织不断发展和壮大；宗教活动日益严格和经常化。总之，伊斯兰教在不断发展和变化。
　　　　（三）在困境中求生存、求发展
　　历史上，伊斯兰教曾遇到无数的艰难险阻，但伊斯兰教能够在困境中努力拼搏。例如，619年，穆罕默德的妻子赫蒂彻和其叔父、 哈希姆氏族的族长阿布·塔里布先后逝世，穆罕默德的传教工作由于失去族长的保护而陷入困境，穆罕默德被迫从麦加到达塔伊夫。在塔伊夫，穆罕默德的传教努力一再受挫，人们不仅嘲笑他，还掷石头驱逐他。穆罕默德只得又回到麦加，但等待他的是更大的困难，因此，他敦促所有的穆斯林迁居麦地那，而他和阿布·伯克尔、阿里等人却留守到最后。在得知古来氏人决定集体刺杀他的消息后，只是阿里冒着生命危险躺在他的床上，他才得以脱身，于622年9月24日到达麦地那，从此，伊斯兰教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4〕又如，在抗击十字军东侵中， 伊斯兰教再次向世人展现了它那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十字军东侵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伊斯兰教的凝聚力、号召力是促使其失败的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因素。着名的埃及阿尤布王朝的创建者、阿拉伯抗击“十字军东侵”的民族英雄萨拉丁·阿尤比（1138～1193年）充分发掘了伊斯兰教的潜力。1187年，为抗击十字军，萨拉丁发出“真主至大，把法兰克人赶出耶路撒冷，收复失地”的号召，并责成伊斯兰教乌里玛撰写宣传“圣战”的文章，号召穆斯林“抓住真主的绳索”，紧密团结，抵御外敌。伊斯兰教在抗击十字军东侵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5〕
　　　　（四）西部蒙古汗国的伊斯兰化
　　从1219年西征开始，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多次用兵中亚、波斯及西伯利亚南部以及东欧等地，一度建立了地域辽阔的大蒙古兀鲁思。但这个大帝国没多久就四分五裂了，在中亚、波斯以及欧洲部分地区，分别形成了察合台、伊利、钦察三大汗国。蒙古军的西征和十字军东侵一样给了伊斯兰教十分沉重的打击。1258年，旭烈兀攻陷巴格达，杀哈里发穆斯塔辛，灭阿拔斯朝。蒙古军在巴格达城内劫掠七日，居民被屠杀数万人，伊斯兰教似乎面临灭顶之灾。但到13世纪中叶，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钦察汗国，当术赤第三子别儿哥（1257～1266年在位）统治时，曾有众多的上层蒙古贵族皈依伊斯兰教。在伊利汗国，1282年旭烈兀次子帖古迭儿继位，并毅然改信伊斯兰教，更名为艾哈迈德。1284年8 月10日他被政变推翻。但到1295年11月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长子合赞继承汗位时，又宣布改奉伊斯兰教，并改名马哈茂德（Mahmoud ），称素丹。旋即下令宫廷大臣、贵族、军队和汗国境内的蒙古人一律改信伊斯兰教。据史载，约有15万帐蒙古人改信伊斯兰教。察合台汗国是在秃黑鲁帖木儿汗时期改信伊斯兰教的。1354年，秃黑鲁帖木儿汗宣布改信伊斯兰教，后说服王公、大臣归信伊斯兰教，并下令其臣民改宗，史载约16万帐蒙古人集体宣誓归信伊斯兰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曾重创伊斯兰教，但在不到200年时间，钦察、伊利、 察合台三大汗国的后王均成为虔诚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在丧失政权保护下，不但度过了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机，反而有了更大发展，这的确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有诸多原因，比如，蒙古民族在文化上相对落后，蒙古帝国内部四分五裂等，但不能不说伊斯兰教适合蒙古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五）非官方体制的伊斯兰教的深入发展
　　在伊斯兰世界，既有官方的宗教体制，又有非官方的宗教体制。所谓非官方的宗教体制，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非官方的宗教机构和组织；二是民众伊斯兰教。前者以非官方的乌里玛为领导，后者是苏非导师占据主导地位。在伊斯兰世界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两者均有长足发展，并对伊斯兰教的命运产生深刻影响，这也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具体体现。非官方的宗教机构和组织遍布伊斯兰世界的城乡，与政权既有联系，又有较大的相对独立性。非官方的乌里玛，或担任一些重要的地方教职，或在各种不同的宗教学校里讲授传统的宗教学科。他们往往得到宗教基金或宗教捐赠。这些人依靠自己的宗教知识、虔诚信仰和生活方式，赢得社会的尊敬和信任，往往被穆斯林视为正统教义和教法的监护人。民众的伊斯兰教，主要是苏非教团，在18世纪以前，遍布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实际上有五六个世纪居统治地位。它既影响了正统或官方的伊斯兰教，曾促使安萨里将其神秘主义予以改造并引入正统教义，使正统派增加生气，也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机遇；又把神秘主义及其运动引向深入。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的苏非，特别是专事功修的苏非，云游四方，布道说教，甚至进入新的活动区域，创建道堂，自立分支社团，与社会各阶层发生广泛联系。加之，他们往往对不同宗教倾向和不同地域的社会条件表现得十分宽容和变通灵活，以致于伊斯兰教伴随他们的足迹深入民间和边缘地区，引导成千上万的民众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非官方体制比较完善，尤其是非官方体制与官方体制之间在一般情况下相处得比较和谐，甚至互相补充，当然也不排除两者的分歧、矛盾，甚至是斗争，这种社会现象在佛教、基督教中并不多见。
　　　　（六）近代的复兴和改革
　　伊斯兰教在近代尽管被人们普遍认为处于“黑暗时期”，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斯兰教已穷途末路。无数事实表明，伊斯兰教的生命力不但没有被耗尽，反而频露峥嵘，主要体现在复兴和改革上。伊斯兰教在近代先后兴起复兴主义和现代主义两股潮流。它们有时同时出现，有时交替发生，在多数场合下，既互相影响，又彼此争胜。它们的目标不乏一致之处，即都主张复兴和改革伊斯兰教，以适应时代潮流，但它们也有明显的差异。近代复兴主义是一种回应的潮流，其出现的时间比现代主义要早一些，而且对民众的影响更广泛和更深刻。针对伊斯兰社会内部的衰落和道德沦丧，复兴主义主张恢复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原初教义和本来精神，坚持个人重新解释传统的权利，反对中世纪盲目服从权威的要求，试图重建社会道德，重新改造现实社会。18世纪中叶兴起的瓦哈比运动，是这种复兴主义的一次重大成功。在南亚，复兴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德里的瓦利乌拉。在非洲，各地的复兴运动由新苏非教团所领导。19世纪初，东南亚兴起净化宗教的巴达里运动。在中亚，纳合西班迪教团是该地复兴运动的中坚。〔6 〕近代的伊斯兰复兴主义是现代伊斯兰主义运动的直接先驱。在复兴主义持续高潮的同时，现代主义的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伊斯兰现代主义是一种以适应为主的潮流，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主要主张是试图依据理性、伦理和民族基础重建伊斯兰教，试图解决伊斯兰教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力图通过伊斯兰教改革来达到民族复兴。伊斯兰教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鼓动向西方学习，既学习军事技术，也学习经济制度，对西方教育也颇感兴趣。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大潮中，涌现出许多着名的代表人物，诸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都、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等。总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复兴和改革，是伊斯兰教近代史的主旋律。
　　　　　　二
　　毫无疑问，对伊斯兰教生命力在历史上不断焕发的原因，更应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因为，只要这些原因存在，伊斯兰教的生命力不但不会丧失，反而会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持续地和反复不断地展现。产生伊斯兰教生命力的诸种原因，除去社会的现实的原因外，就其自身来说，可以概括如下：
　　　　（一）伊斯兰教与时代具有趋同性的一面
　　无庸讳言，伊斯兰教确有保守性的一面，在历史上发挥的社会作用也相当复杂，其消极作用也很突出。但当人们探讨其生命力产生的原因时，不能不侧重其具有与时代趋同性的一面，这是其能存续至今的重要原因。伴随着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伊斯兰教也相应地变换着自己的社会角色。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至少起过五面旗帜的作用，这是其拥有所谓永恒魅力的实质所在。当阿拉伯半岛处于从部落向民族和国家发展的转折时期，它是一面革命的旗帜；当统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顽固派斗争的时刻，它是改革派手中的一面进步的旗帜；当劳动人民奋起反抗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时候，它是劳动人民的一面斗争的旗帜；当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遭遇到民族压迫的时候，它是一面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的旗帜；当殖民主义对伊斯兰世界进行殖民统治和文化侵略的关头，它是一面反对殖民主义的神圣的旗帜。正是由于伊斯兰教具有和时代趋同的性质，它得到了无数进步人士和数以百万计穆斯林民众的拥护，并从民众那里汲取了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活力。
　　　　（二）伊斯兰教具有浓厚的文化属性
　　伊斯兰教之所以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它是伊斯兰世界源远流长、千姿百态的主体文化密不可分。在人类文化史上，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既相异又相容，宗教文化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伊斯兰教作为宗教文化之一种，也不例外。但是，在漫长的中世纪，由于伊斯兰教一直高居于政治意识形态之首，因此作为宗教文化的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领域里，总的说来，起着主导作用，可以说，伊斯兰教文化淹没了处境艰难的世俗文化，极而言之，伊斯兰教成了文化的同义语。伊斯兰教文化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它包含着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在这三者之间，精神文化是其内核，制度文化和器物文化则是其外壳。这内核与外壳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共同促进着伊斯兰教文化的发展。在伊斯兰世界，人一出生就会受其熏陶和影响，民族和国家被包围在浓浓的伊斯兰教氛围中。伊斯兰教文化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其中包括人们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日常习俗。它还深深地制约着信奉伊斯兰教各民族的发展和前进方向，并为民族的文化烙上了深刻的伊斯兰属性。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在精神文化方面具有多方位的文化功能：关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解释功能；在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影响中的特殊的交流功能；通过一定制度，以不同层次、不同方式对穆斯林进行系统的宗教教育功能；关于语言、绘画、音乐、建筑等的艺术功能；把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的宗教生活习俗功能。〔7 〕伊斯兰教文化的诸种文化功能的发挥，对伊斯兰教的不断发展以及在困境中维持生存，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的浓厚文化属性是伊斯兰教生命力的主要源泉之一。
　　　　（三）《古兰经》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伊斯兰教在历史上不断地和重复地表现出令世人震惊的生命力，是得益于它拥有一部《古兰经》。《古兰经》出现于阿拉伯半岛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是与阿拉伯民族大觉醒并焕发出空前旺盛创造力相伴随的。《古兰经》具有神圣性，被认为是安拉的语言，其原型存于高高的上苍。《古兰经》首次比较系统地、深刻地、辩证地表达出对于宇宙、社会和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以典籍的形式将阿拉伯民族的“元精神”加以定型。《古兰经》以其首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思考的深邃性而闻名于世，它包容一切：天园与尘世、昨天与今天、政治与经济、科学与幻想，其中包含着一些绝对真理的成分，闪烁着一些理性的光辉。《古兰经》凝结着阿拉伯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集体经验和文化心态，以典籍形式使阿拉伯民族的文化类型得以固定。《古兰经》在表述形式方面富于质朴性，简单明了，饱含着盎然生机，既适合于刚从蒙昧跨进文明的阿拉伯民族，又为后来者进行新的解释留有广阔余地。《古兰经》保存了大量社会史的、思想史的、宗教史的原始材料，珍藏着阿拉伯民族跨入文明门槛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其间既有原始氏族制时代原始民主及原始思维的遗存，又记载着阿拉伯民族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历史事件、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与观念形态。《古兰经》在阿拉伯民族以及其他信仰伊斯兰教诸民族的历史生活中拥有崇高的地位，不仅由《古兰经》的“本义”丰富性所导致，也由《古兰经》不断被人们发现其“引伸义”所强化。历代经注家不断从多角度对《古兰经》进行诠释，其意义被发掘，被阐扬，随着时代的步伐，某一个侧面或被突出，或赋予新意，以至对穆斯林的影响不断加深，对社会的作用不断扩大。《古兰经》规定着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制约着这些民族的未来走向，并成为它们的垂范久远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四）鲜明的“三重”精神
　　所谓“三重”精神，指的是重现世、重实际和重政治。这三重精神，伊斯兰教和佛教、基督教相比，显得异常鲜明和特别突出。
　　就世界三大宗教而言，一般说来，佛教和基督教都求后世而弃今生，但对于伊斯兰教说来，在通常的情况下，却是既修来世又重现世，诚如中国穆斯林所指出的，伊斯兰教是求得两世的吉庆。伊斯兰教两世并重说把重现世置于和求来生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在宗教理论上是一大突破。其主要内容包括：1.人的生活分两大部分，一为今世，一为来世。所谓来世，即后世，人死后再复生的世界。2.两世互为因果。今世的所作所为，都需在“末日审判”时得到相应的报偿和惩处。3.允许今世适度和有条件的享受。“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8〕4.不提倡出家制度。 《古兰经》中说：“我未曾以出家为他们的定制”〔9〕。5. 后世是永恒和完满的。从伊斯兰教的“两世并重”说可知，伊斯兰教是很重视现世的。
　　和伊斯兰教重现世的主张紧密联系的，是其十分注重实际，讲究实际。尽管伊斯兰教充满了对天园美好生活的梦想，但它对人世并不放弃。它的教义简单明了，容易为人们理解，并拨动他们心弦。加入伊斯兰教也没有什么复杂的仪式，只需诵念清真言，有两个人作证就足够了。可以说，在其焕发旺盛生命力的时期，既不搞烦琐哲学，也不搞形式主义。此外，它还强烈主张在安拉面前人人平等，这对穆斯林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当穆斯林前往清真寺做礼拜的时候，他们是按先后次序排在带领他们祈祷的伊玛目后边，既不分权位高低，也不考虑财产多寡，更没有为尊贵者留出位置。毫无疑问，这对穆斯林，特别是对那些贫苦无权的穆斯林，是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安慰的。早期伊斯兰教的传播，虽然是与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和政治扩张同时开始的，但军事征服的主要目的是政治统治——即使政治统治，也往往保留了原来的社会结构和行政制度，表现了对现世的尊重。伊斯兰教在皈依方面也较为宽容，能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被征服地区的文化和宗教。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教很重视实际。当然，这并不排除伊斯兰教在其衰落之时，保守的倾向逐渐抬头。
　　和重现世、重实际密不可分的是，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密切关注。伊斯兰教从出现之日起，就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古兰经》对此做了明白无误的说明：“凡行善的男女信士，我誓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我誓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10〕当穆罕默德于622年从麦加迁到麦地那后，立即建立了伊斯兰教公社“乌玛”。 “乌玛”既是宗教组织，又是政治机构。穆罕默德除了担任宗教领袖外，还是麦地那社会政治和行政事务的主要仲裁人，也是军事首领。在“乌玛”中，“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人，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真主及其使者”。〔11〕诚如托马斯·李普曼所言：“创始人就确定了在他们的时代和地方说来具有革命意义但为麦加所拒绝的两条原则：一是伊斯兰教不仅是宗教权威而且是世俗权威的源泉；二是管理人们事务的统一力量是信仰而不是部落。”〔12〕“乌玛”后来成为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的原型。在正统哈里发时期（632～661年），艾卜·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等四位哈里发均为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教政权的领袖。艾卜·伯克尔以伊斯兰教的名义，采取军事行动对付各部落的“里达”（叛教）活动，欧麦尔和奥斯曼两位哈里发，以“圣战”为旗帜，在短短的时间内，相继将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波斯纳入穆斯林政权的统治下。欧麦尔还有“立法的栋梁”的美称，他任命伊斯兰法学家到大马士革、约旦和埃及担任卡迪（教法官），开穆斯林设立法官职位的先河。《古兰经》的奥斯曼定本是在奥斯曼时期完成的。继正统哈里发时期之后，是伍麦叶王朝，后来是阿拔斯王朝，伊斯兰教都是国家权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奥斯曼帝国、沙法维帝国和莫卧儿帝国等三大帝国，均把伊斯兰教视为政权的精神支柱，而伊斯兰教支持国家政权，为其合法性作出认证和说明。到了近代，伊斯兰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和中世纪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伊斯兰教对政治的影响，仍不可低估。
　　伊斯兰教的鲜明的“三重”精神，对其保持较强的生命力，的确关系十分重大，完全脱离现世、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宗教是不可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不可能永葆青春的。
　　　　（五）独具特色的双轨制宗教体制
　　从一定意义上讲，伊斯兰教宗教体制是双轨制，即由官方体制和非官方体制组成。所谓官方体制，是以经注学、圣训学、教法学、教义学为主要体现的，因其以宗教典籍为保证，也被称为制度化伊斯兰教。非官方体制前文已提及。这两种体制虽并存于伊斯兰世界中，但其地位有主次之分，一般而言，官方体制为主，非官方体制为辅。有时候也存在以非官方体制为主的现象。总之，这两种体制是有机的整体，向人们呈现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格局，伊斯兰教的这种双轨制，对伊斯兰教能够保持长久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官方体制正常运作的时候，伊斯兰教的诸种社会功能，诸如社会整合功能、信仰认同功能、社会参与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等，均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伊斯兰教也就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但由于官方体制与“官方”一体，因此，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而且其宗教思想易于僵化、保守和教条，以致于削弱了与下层民众的联系。特别是当“官方”更迭之际，便由于丧失强有力的政权庇护，往往一蹶不振，极大地损害了伊斯兰教的生命力。而非官方体制，在一般情况下，能与官方体制和谐相处，配合着官方体制对社会发挥重大影响。但是，每当官方体制受挫之际，非官方体制往往取而代之，成为民众信仰的主要形式，这是因为非官方体制可以较自主地活动，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虽与“官方”有联系，甚至偶尔彼此关系密切，但并不依赖于“官方”。因此，和官方体制相比，“官方”更迭对其影响要小得多。加之，非官方体制与民众关系密切、宗教思想较少僵化，而且还具有灵活变通的特点，并自成体系，所以在官方体制受到严重冲击的关头，其仍能坚定广大穆斯林的信仰，组织他们参加宗教活动，坚持伊斯兰教的基本主张，甚至在困境中发展伊斯兰教。正是这个双轨制，使伊斯兰教易于适应变化的环境，特别是险恶的环境；易于强化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影响；易于不断改变伊斯兰教在伊斯兰世界的形象，尤其当官方体制由于诸种原因而处于穷途末路之时。
　　伊斯兰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是从其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诸种表现得出的结论。本文对其现实表现涉及不多，主要考虑到人们对此比较熟悉。伊斯兰教并不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也不是现在被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政治意识形态。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一种信仰安拉独一的社会体系。它的构成包括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内在因素）和伊斯兰教社会实体（外在因素）两大部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文化形态、一种意识形式、一种社会实体。或者说，伊斯兰教具有宗教属性、文化属性、政治属性。随着时代的前进，其宗教属性将会逐渐减弱，但由于民族主义国家内外政策的需要，其文化属性必将极大增强，而其政治属性则随伊斯兰国家的实际情况呈显复杂状况，但总的趋势，在相当长时期，也将被进一步强化。就伊斯兰教自身来说，也会不断改变形象，努力寻找与时代潮流进一步协调的最佳契合点，伊斯兰教对国际政治以及伊斯兰国家的国内政治仍将发挥持久而重大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加强研究。
　　注释：
　　〔1〕《古兰经》（一、1∶2 ）， 马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括号内第一位数字代表卷，第二位数字代表章，第三位数字及其后的数字代表节。下同。
　　〔2〕《古兰经》（三、2∶256）。
　　〔3〕吴云贵：《伊斯兰教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版，第1～90页。
　　〔4〕M·库克：《穆罕默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5页。
　　〔5〕《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7～468页。
　　〔6〕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 第109～120页。
　　〔7〕陈麟书：《宗教学基本理论》，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15页。
　　〔8〕《古兰经》（四、3∶145）。
　　〔9〕《古兰经》（二七、57∶27）。
　　〔10〕《古兰经》（七四、16∶97）。
　　〔11〕《古兰经》（一0、9∶71）。
　　〔12〕托马斯·李普曼：《伊斯兰教与穆斯林世界》，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西亚非洲京8～14B9宗教陈德成19981998本文作者陈德成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作者：西亚非洲京8～14B9宗教陈德成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47:53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