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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任何一位肯塔基的作家能够像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 1905-1989)那样在诗歌、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文学评论等所有文学领域中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作为“逃亡者”(The Fugitives)诗学团体的重要成员、南方“重农主义运动”(The Agrarian Movement)的倡导者之一和“新批评”(New Criticism)理论流派的开创者之一，沃伦不仅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任命的第一位桂冠诗人(1986)，而且是迄今为止诗歌和小说均荣获普利策奖的唯一一位美国作家，他的诗歌和小说共获三次普利策奖，不仅如此，他丰硕的文学作品还为他赢得了包括国家图书奖、宝灵根诗歌奖在内几乎所有的诗歌奖和文学奖项。因此，当马利·米勒(Mary Ellen Miller)在《肯塔基百科全书》中评价说，“沃伦是迄今为止美国最负盛名的作家”时，他绝对没做任何夸张①。评论家希斯特·克里奥帕绰(Sr.Cleopatra)则称沃伦是当之无愧的“福克纳的真正继承人”。②
　　在其长达六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沃伦对当代南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对南方人生存困境和出路的不懈探索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二战以后活跃在美国南方文坛上最重要的一位文学家。然而，由于沃伦所属的“重农派”运动为对抗北方工业文明的入侵，倡导重返南北内战以前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农耕生活方式，其社会主张一度被崇尚“科技与进步”的美国工业社会视为落后保守、不合时宜而被抛入历史的故纸堆。近年来，随着人们对重农主义思想的重新审视和定位，沃伦的文学成就、思想价值及其在文学理论领域的深远影响日益引起文学研究者的强烈兴趣，沃伦在美国的研究逐渐升温。尤其是在1989年沃伦去世后，新一轮的沃伦研究热兴起，大量的硕博论文和研究专着纷纷问世③，正如评论家丽莎·卡尼斯·考瑞根(Lesa Carnes Corrigan)所说：“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像死亡那样使作者重新恢复声望的了。”④
　　沃伦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也日益引起国内文学研究者的关注，如在南京大学刘海平、王守仁教授主编的《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中，就专辟章节对沃伦所属的“逃亡者”诗学团体、重农主义运动及“新批评”的理论流派做了客观中肯的叙述和评价⑤，其它一些文学理论集在谈及“新批评”文学流派时也不同程度地提及沃伦的积极贡献和影响。但关于作家及其卓越的文学成就的专门研究尚未全面深入地展开，本文拟就沃伦深厚的南方故土情结与其文学创作之间的复杂微妙关系做一深入细致的探讨，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沃伦曾在《知识与人的意象》（Knowledge and the Image of Man）一文中指出：“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灵魂都具有其价值，并且每一个灵魂的故事就是他为善或恶、救赎或惩罚所作的自我定义的故事。”⑥这儿沃伦将人的生活视为一个不断前进的精神历程，每个人必须通过对智慧和知识的寻求来认识和定义自我。沃伦自身的精神历程则起始于肯塔基——这方令他魂牵梦绕的南方热土。从孩提起，他就经常在肯塔基州外祖父的烟草农场上玩耍，依偎在祖父膝下听这位曾参加南部帮联军的老人讲述南北内战的传奇故事。怀着孩童的好奇心，沃伦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圣经、历史、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籍，无形中继承了南方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正如约翰·斯蒂瓦特(John L. Stewart)所说：“沃伦的肯塔基具有一种甚至对南方来说也颇为独特的美、暴力和伤感，而这永久地塑造出他的想象力、他的风格、他对人的观念。”⑦
　　沃伦16岁时进入当时被视为“南方文化中心”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范比尔德大学学习，他的文学才能很快就引起了英文老师约翰·克鲁·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的注意，受其邀请，沃伦成为“逃亡者”文学团体最年轻的一位。“逃亡者”是1915年左右，由一群范比尔德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以及几位当地对文学感兴趣的商人和社会活动家组成的，定期聚会讨论诗歌、文学和美国生活的非正式文学团体。除兰色姆外，学派的其他成员还有当时在南方文学界颇有名气的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柯林斯·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斯达克·杨(Stark Young)、卡罗琳·戈登(Caroline Gordon)等。1922至1925年间，他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逃亡者》(The Fugitive)作为阐明其政治观点和进行文学交流的阵地。正如其名称所示，“逃亡者”作家力争逃脱南方旧传统的弊端和束缚，即旧南方那种略带病态、矫揉造作、逃避现实的感伤文学，正如戴维森在1923年一封信中声称的，他们“要逃避极端的传统主义”。⑧他们将诗人视为流浪者和社会的先知，在文学创作上格外推崇古典哲学、玄学派诗歌，以及现代诗歌的正规措辞和韵律，并如肖明翰教授所言“决心同南方文学中粉饰南方的倾向和矫揉造作的文风决裂”。⑨
　　虽然这些作家对旧南方僵硬过时的文学传统充满强烈的反叛精神，但在内心深处却仍深爱着这片建有他们家园的故土，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日趋工业化的环境中，旧南方的传统价值观和农耕生活方式在塑造“完整的人”上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关于旧南方特性对这群南方作家的影响，文学评论家查尔斯·伯纳(Charles H.Bohner)在其沃伦的研究专着中给出了准确详尽的描述：
　　南方生活中小镇的重要性，家族和地域的骄傲感，及对丰富、英勇的过去的一份沉重历史感共同赋予了南方生活的本体一种特殊的强度和连贯性。南方人有一种共同的观念：一种继承而来的秩序感，一种情感的统一性，这一切都为文学提供了巨大的有益的源泉……⑩
　　1930年，包括沃伦在内的十二位南方作家共同出版了论文集《我要采取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他们将旧南方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农耕社会制度视为疗救工业社会种种弊病的一剂良方，以抗议和抵制北方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对南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瓦解入侵。该论文集被视为南方“重农派”运动的宣言，至此，作为纯文学团体的“逃亡者”学派逐渐演变为具有更广泛社会意义的“重农派”文学运动。从牛津获得文学学士后，沃伦返回故乡南方，并于1934年应路易斯安那大学校长的邀请与布鲁克斯、查尔斯·匹普肯(Charles W.Pipkin)共同发起承办了《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和《肯庸评论》(Kenyon Review)，这些书刊杂志成为“重农派”运动和“新批评”的主要活动阵地。
　　虽然沃伦1932年重返南方时打算长久定居，但1942年，《南方评论》被停刊，沃伦被迫再次启程，来到北方的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并在那儿找到了他第三本经典小说《国王的人马》(All the King's Men)的背景和情节。在明尼苏达大学居住了六年后，沃伦辗转进到新英格兰的文化阵地耶鲁大学，在这里，他作为一位南方作家建立起了全球性的文学声誉。多年远离家乡的求学和教书生活使沃伦接触了新思想，开阔了眼界，并赋予他崭新的角度来理性地看待自己所热爱的故乡。
　　纵观沃伦的一生，虽然他从37岁就离开了南方，但在内心深处，他始终深情地牵挂着这片热土，他在许多场合都公开表达那份盘亘心头、挥之不去的故土情结：“我想，那个我想定居的地方，我认为对我是天堂的地方……是田纳西中部。”(11)然而，正如每位远行的游子一样，沃伦在重返故乡时亦发现那个理想中的精神家园、那个记忆中的故乡已不复存在，感受到一种异化感：“曾经有一段时间……当我考虑永久地回到田纳西区居住，我甚至亲自去寻找一个定居点，但我发现那个世界已经变了……我梦想重回的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12)尤其是在1942年那次颇不情愿的背井离乡之后，沃伦就只能作为一位行色匆匆的过客，他已永远成为一名故乡南方的流放者了。
　　虽然如此，当被问及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一位南方作家时，已在北方定居的沃伦不假思索地回答道：“除此以外我不可能是其他的什么……我在肯塔基出生和长大，我认为在你头脑中形成的早期意象是永远不会衰退的。意象意味着包括照片在内的许多东西。”(13)正是这些自孩提时代就印刻在沃伦脑海里变幻多彩、内涵丰富的意象培养出作家对故土南方的深厚热爱之情，才有了他对故乡昔日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生活的真情怀念以及对南方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传统文化的真诚书写。也正是在一部部以南方故土为题材、背景的文学作品中，这位南方的流放者才能够一次次实现其精神上的真正回归和自我的不断提升和净化。对沃伦而言，故土已永恒地被定格为“一种心灵状态，一份与这个世界的和谐关系。”(14)
　　二
　　马沙·沃克尔(Marshal Walker)曾说：“沃伦一开始是一位不断受到启蒙的保守的南方人，像当时的南方作家一样，沃伦敏锐地意识到在一个崇尚物质进步的美国和一小撮自封为传统价值观的卫道士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日益加大的鸿沟……”(15)与所有的南方重农主义作家一样，沃伦亦背负着一份沉重的历史感，并有着与他们共同的历史观，即历史是一个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系统性的链条，是一卷记载着人类的勇敢与怯懦、慷慨与贪婪、高尚与卑鄙的史册，一个人无法割裂过去生活，他的言行与经历将永远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并影响着他的未来。沃伦将这种历史观融入作品之中，体现了沃克尔所谓的“南方历史的活力”，即：“一种作为一个连续体的、他自身也被卷入其中的历史感……”(16)
　　作为一位多产作家，沃伦一生共有十部小说问世，这十部小说虽然内容各异、题材广泛，但在主题和背景上都烙有鲜明的南方地域特色。在工业主义压迫下濒临破产的烟草农、被城市文化的弊病吞噬的当代南方人、美丽的混血女奴所经历的个人际遇的沧桑沉浮、南方政治集权的政治与道德现实、一件内战前谋杀案的影响及内涵、一位巴伐利亚移民在南北内战中的精神旅程等，这些都是沃伦用来讲述故事的主题，它们或是通过对史料的富于想象力的运用，来唤起人们对失落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旧南方的回忆，或是通过对历史的渗透和过滤，和着时代的旋律书写沃伦自己时代的生存篇章。这其中一个贯穿沃伦所有作品的主题就是对人之善恶本性及人如何与其邪恶本性斗争的深入思考，沃伦这种善恶观源自南方根深蒂固的基督教和加尔文教派的影响，正如沃克尔所言：“以兰色姆为首的重农作家们决心重新赋予自然一种令人敬畏却又神秘莫测的因素，并带回一个允许善与恶同时存在的上帝。”(17)尽管读者的评论各异，沃伦的作品却始终保持着严肃性、知识性及对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想象力的充分传达。
　　作为美国第一位桂冠诗人，沃伦浓郁的故土情结还充分体现在其诗作上。沃伦一生共推出17本诗集，诗歌题材广泛、主题复杂，充满了对人生、社会和世界的哲理性思考，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诗作均带有浓郁的南方生活气息和传奇色彩。作为诗人兼小说家的沃伦坚信：诗歌与历史之间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诗人就是要背负起调和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的责任。他在哲学诗《龙兄弟》(Brother to Dragons)的前言中断言：“历史意识与诗歌意识，最终，是不应该互相矛盾的，因为如果诗歌是我们创造的小神话的话，历史就是我们经历、并在生活中不断创建着的那个宏大神话。”(18)诗人和小说家的任务就是要从时间的重负中挖掘出深层意义来。对于沃伦在诗歌领域的惊人成就希尔顿·克莱默(Hilton Kramer)曾宣称：“当我们考虑诗歌在这个国家中的位置时，批评在任何情况下都尚未跟上沃伦先生的诗歌……而一旦它能跟得上的话……我想它会确认沃伦在我们时代最优秀诗人中的位置……”(19)
　　作为“新批评”的发起人和重要实践者之一，沃伦在文学评论界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1934年起他与布鲁克斯在课堂笔记和讨论的基础上，撰写出至今对美国的文学教学和学习方法仍然有深远影响的教科书，使对文本的仔细阅读和分析代替了传统的外部研究。《文学指南》(An Approach to Literature 1936)之后，1938、1943年布鲁克斯与沃伦又陆续推出《理解诗歌》(Understanding Poetry)、《理解小说》(Understanding Fiction)两部影响深远的文学教材。同新批评的其他作家一样，面对一个秩序被工业文明消解掉的世界，沃伦试图从艺术的王国中寻回那个凸显生命价值和意义、秩序井然的世界。他们这种借诗歌来重建破碎的世界的努力与南方重农主义者们倡导回归农耕生活方式的主张在本质上同出一辙。正是在这层意义上，肖明翰教授指出“新批评”“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批评。”(20)
　　作为故土的赤子和时代的风云人物，沃伦不仅从南方故土撷取创作源泉，而且在灵魂深处始终牵挂着南方面临的各种社会问题，其中黑人问题始终是其作品关注的焦点。沃伦深厚的南方情结不仅表现在他对南方历史和传统的扞卫上，还表现在对旧南方残留的奴隶制和种族主义的强烈谴责和批判上。沃伦的第一本书《约翰·布朗：烈士的产生》(John Brown: The Making of a Martyr1929)就是他深刻意识到南方面临的种族隔离这一棘手问题的产物。1956年，沃伦回到南方故地重游，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在此基础上，沃伦写出了《种族隔离：南方的内在冲突》(Segregation: The Inner Conflict in the South)一书，列举了南方黑人与白人之间存在的各种激烈的冲突，并得出结论：“我认为问题并不在于去学会与黑人相处……而在于如何与我们自身相处。”(21)在离开南方多年以后，沃伦终于能够远距离地审视他所挚爱的故乡，撩开“南方神话”的神秘面纱，意识到生长在其机体上的奴隶制已成为一个遏制人性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现代社会的肿瘤。1961年在美国内战一百周年之际，沃伦又推出了两部力作——小说《荒野》(Wilderness)和政论文《内战的遗产：百年纪念之思考》(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在后者中沃伦说：“作为个体的人，尽管有各种弱点、偏见和邪恶，他们的故事肯定的虽是一个悲剧性的尊严，但它可能会激发起无限力量。”(22)1965年民权运动的辩论中，沃伦感到不能沉默，遂推出《谁为黑人辩护？》(Who Speaks for the Negro?)——这本包含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纪录、他与黑人尤其是其领导者的对话和他的评论观点的书已被列为关于黑人运动的最为优秀的政论之一。
　　沃伦在70多岁时仍以惊人的精力和能量坚持写作。在他80诞辰庆典之后沃伦在诗集《高度与广度》(Altitude and Latitude 1985)中依然探寻着诗歌的语言和形式的关系及其美学意义。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这位桂冠诗人在他的口述回忆录《一位父亲的肖像》(Portrait of a Father 1988)中仍在孜孜不倦地探寻历史与个人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南方文学中亘古常新的文学主题。
　　三
　　纵观沃伦非凡的文学成就和漫长的文学生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品始终折射出浓郁的乡土意识。故土南方取之不尽的传奇故事和质朴的民风，那儿广阔的山川和田野都使作家魂牵梦绕、难以释怀，正如沃克尔所言，“自从离开格思里(Guthrie)，离开肯塔基，离开南方后，沃伦长期居住在北方，他却依然是位南方人，这种永久的精神回归已成为他自己及作品中人物生活的一部分。”(23)的确，作为一位远行的游子，无论是在文学世界里还是在为其政论文搜集材料的现实中，沃伦经常重返故乡，正如他对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评价一样，沃伦本人也一直生活在“对故土的一份深厚情感以及对其远距离的评价”之中。(24)
　　虽然他的许多作品取材于当地的故事和传奇，但沃伦却侧重于它们所反映的更具普遍意义的道德问题，这一点埃弗瑞特(Everett Wilkie)曾说过，沃伦的最终目的是“提供一幅有关人类状况的概述，并解释或反映出在一个对上帝的信仰消逝的世界中生存的困惑，他称自己为一位‘寻求者’(yearner)，是想说明自己虽不信仰上帝，但又相信人必须找到自己的生存原则来解释自己的生活及周围世界……”(25)
　　从重农主义立场出发，沃伦希冀从南方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主义的结合中来重新诠释南方文化，为失去上帝的南方人以及现代人寻求一条精神出路。他深信南方文化、历史和宗教等传统因其具有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能够为处于动荡中的南方社会、文化的重建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从而最终为解决南方社会现实问题和美学困境提供崭新的视角。更为可贵的是，不管面对何等生活的坎坷与磨难，沃伦仍对生活充满坚定的信心与乐观精神，对此埃弗瑞特有过确切的描述：“在他看来，人必须要面对一个既被剥夺了上帝的存在，也不存在任何浪漫幻想的现实，不管在其生存中个体会遇到什么困难，沃伦都从不主张陷入绝望或声明生活没有任何价值……［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去努力获得任何可能的答案……虽然活着并不总是轻松有趣的，但沃伦却深信它是值得一搏的。”(26)
　　以上分析表明，沃伦在文学领域的孜孜求索不仅是其故土情结的深情流露，他作品中的地方主义也决不是单纯和狭隘的，作为一位心系人类苦难与命运的文学家、思想家、文学理论家和社会评论家，其视野早已超出了美国南方这一时空局限，上升到了全人类的高度。
　　注释：
　　①Mary Ellen Miller, "Warren, Robert Penn," in John Kleber ed, The Kentucky Encyclopedi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2,p. 932.
　　②Sister Cleopatra, The Novels of Robert Penn Warren, New Delhi: Associated Publishing House, 1985, p. 1.
　　③据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图书馆统计，现已有150多本有关沃伦研究的硕博论文问世。
　　④Lesa Carnes Corrigan, "Robert Penn Warren: The Southern Exile," in Mississippi Quarterly, Vol.54, No. 1(Winter 2000), p. 131.
　　⑤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三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1-57页，第691-704页。
　　⑥Robert Penn Warren, "Knowledge and the Image of Man," in John Lewis Longley ed, Robert Penn Warr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37.
　　⑦John L. Stewart, The Burden of Time: The Fugitives and Agrarians ,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430.
　　⑧louise Cowan, The Fugitive Group: A Literary History,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1959, p. 44.
　　⑨(20)肖明翰：《美国南方文艺复兴的动因》，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第86，94页。
　　⑩Charles H. Bohner, Robert Penn Warren, Twayne's United States Authors Series, No. 69,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s, Inc., 1964, p.20.
　　(11)Louis D. Rubin ed, "The South: Distance and Change A Conversation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William Styron and Louis D. Rubin, Jr," in The American South: Portrait of a Culture, Baton Rouge, 1979, p. 307.
　　(12)(13)Richard Slade, "An Interview in New Heaven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in Studies in the Novel,(Fall, 1970), p. 325, p. 326.
　　(14)Peter Stitt, "An Interview with Robert Penn Warren," in Sewanee Review, 1977, p. 477.
　　(15)(16)(17)(23)Marshall Walker, "Robert Penn Warren: An Interview," in Floyd Watkins and John T. Hiers ed, Robert Penn Warren Talk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p. 182, p. 182, p.182, p. 182.
　　(18)Robert Penn Warren, Brother to Dragons: A Tale in Verse and Voice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iii.
　　(19)Hilton Kramer, "Review of Selected Poems,1923-1975, "in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uary, 1977), p. 26.
　　(21)Robert Penn Warren, Segreg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6, p. 63.
　　(22)Robert Penn Warren, The Legacy of the Civil War: Meditations on the Centennial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p. 108.
　　(24)Robert Penn Warren,　"Hawthorne Revisited: Some Remarks on Hell Firedness', in Sewanee Review, Vol. 81 (Spring 1973), p. 75.
　　(25)(26)Everett Wilkie, "Robert Penn Warren Biography," in Karen L.　Rood, Jean W.　Ross, and Richard Ziegfeld, ed,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Detroit:　Gale, 1981, p. 238, p.239.
当代外国文学南京45～50J4外国文学研究吴瑾瑾20082008
罗伯特·潘·沃伦/故土情结/逃亡者/“重农派”运动
作为二战以后活跃在美国南方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作家和南方故土的流放者，罗伯特·潘·沃伦的文学创作始终折射出浓郁的乡土意识。他在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社会深刻、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源自他对南方故土难以割舍的情感及对南方社会的理性剖析和批判。作为一位心系人类苦难与命运的作家，沃伦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地方主义决不是单纯和狭隘的，他在文学领域的孜孜求索不仅是对南方文化的继承，更是对其南方情结的升华和超越。
作者：当代外国文学南京45～50J4外国文学研究吴瑾瑾20082008
罗伯特·潘·沃伦/故土情结/逃亡者/“重农派”运动

网载 2013-09-10 21:4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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