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曲与音乐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忽视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在做。中文系的人偏于文学研究,这就把自己束缚在了十分狭小的范围内,很难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最近出版的文学史着作,应当说较前有了一些进步,但如果能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词曲,很可能会使韵文研究取得新突破,大有可为。
一
古代诗词曲最早都是合乐可唱的,不是供文人案头把玩的东西。所以研究诗歌的发生、发展,要充分考虑其歌唱因素。而且古代往往歌与舞不分,研究诗歌不考虑歌与舞及其表演方式,就连看似最简单的诗句也弄不明白。
举一个例子:“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是一首妇孺皆知的作品。但不少注本(例如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都说这是汪伦唱着歌来为李白送行,边唱边用脚打着拍子。这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深情呢?好像很悠闲得意的样子。其实踏歌是一种集体歌舞,要多人连袂、踏地为节,一般还要围成一个圆圈,边旋转边唱,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汪伦组织这么多人连袂踏歌,为李白送行,这还不足见情深么?
再如,《花间集》中收有五代孙光宪的《竹枝词》,均为七字句,用前四后三的句式,前四字后小字注“竹枝”,后三字后注“女儿”。胡震亨《唐音癸签》说,“破四字,和云‘竹枝’;破三字,和云‘女儿’。”其实竹枝词的演唱方式是手摇竹枝歌唱,在唱前四字时,摇晃手中的竹枝,发出“刷刷刷刷”的响声,或以竹枝(舂牍)顿地,有节乐的作用,也有伴奏的作用;在唱后三字时,用女声合唱,而不是唱“女儿”。每句如此,反复轮唱,是十分好听的。白居易“蛮儿巴女齐声唱”、“前声咽断后声迟”,苏辙“连舂并汲各无语,齐唱《竹枝》如有嗟”等,都部分提示出竹枝词的演唱方式。竹枝词源于隋以前巴蜀、沅陵、荆襄一带土人执竹竿歌舞送葬,所以唱起来很悲哀。顾况说:“巴人夜唱竹枝后,肠断晓猿声渐稀。”刘禹锡说:“个里愁人肠自断,由来不是此声悲。”白居易说:“唱到竹枝声咽处,寒猿晴鸟一时啼。”而这样悲切的声音,很容易引起客居他乡的文人的思乡之愁。特别是从北方被贬到西南的文人,还会联系自身的遭际。刘禹锡在竹枝词中说:“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今朝北客思归去,回入纥那披绿罗”。这里的乡愁,就是从竹枝词的歌声引发的。苏轼在竹枝词中说:“北人堕泪南人笑”,他的弟弟苏辙说:“不知歌者乐与悲,远客乍闻皆掩泣。”不了解竹枝词音调的特点,对这类描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南人唱歌北人哭泣?
我国古代有唱丧风俗,简单说就是在丧仪时唱哀歌、挽歌。《牡丹亭》“闹殇”一出,写杜丽娘死后,春香哭唱[红衲袄],小书僮称赞她“哭得好”,徐朔方先生的注本没有注,许多人就不懂:“哭”怎么还有好不好之分?我们看唐传奇《李娃传》,荥阳生被老鸨设计赶出妓院,以给人唱丧为生计,在与另一唱丧者的较胜中,“举声清越,声振林木,曲度未终,闻者xū@①欷掩泣。”这就是“哭得好”。挽歌在我国诗歌史上有重要地位,汉族唱挽歌的风俗后来与少数民族同类风俗互相影响,又吸收了佛教仪式和佛教音乐,对戏曲的形成、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都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二
的确有一部分诗词是不供歌唱,只供吟诵,甚至只供阅读,给人看的。这样,我们就要研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唱,什么时候吟诵,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读但不读出声来,只是阅、看?这些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的诗歌,互相之间有什么关系?格律诗的出现,与唱诗、吟诗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搞明白了,中国诗歌史就活起来了。例如刚才提到的踏歌,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还在流行,或称踏歌,或称“打歌”。所以,对古代诗歌的研究,照样可以用田野考察的资料进行佐证。当然,田野材料用起来一定要谨慎,要搞清楚文学发展的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的关系,要甄别材料的可信程度,等等。
什么叫田野考察?河南大学教授华钟彦先生生前致力于诗歌吟诵的研究,带着一个录音机,把当代着名学者如唐圭璋、夏承焘、王季思、任半塘、程千帆、钱仲联等人吟诗的声音录下来。日本学者黑川洋一带唐诗考察团到河南洛阳、开封考察,华先生在车上和黑川先生一起吟诗。这就是田野考察活动。当时还有人对华先生的研究不理解,甚至讥笑他。现在知道,华先生其实是很有眼光的。这既是声诗研究的田野考察,也是抢救文化遗产,因为会吟诗的人越来越少了。
20年代,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征集民间歌谣,功不可没。但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们的活动多局限在征集歌词,而未能把声音记录下来。这与古代的乐府机关只能记录歌词,不能记录唱法是一样的。然而,纯案头的歌词和实际演唱相差很大。例如西南侗族的“拦门歌”,青年男女身着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边唱歌边表达爱情,有动作,有表情。看这种场面,和阅读歌词的感受完全不同。只有在这时候,我们才能说:帝王和上层文人的诗句,与下层民众如放牛娃、乞丐、妓女的歌谣,具有同等的研究价值。在案头上,很难感受到这一点。以今观古,有些作品,我们认为很优秀,也许在当时不大受欢迎;反之,倒是一些“下里巴人”的土歌,在当时流传很广。
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文人作品的意思。刘禹锡的竹枝词,就是对民歌的改造和提高。王维的《阳关三叠》,及“旗亭画壁”的故事,都反映出文人诗歌由于被传唱广泛而大行其道的事实。李白擅歌行体,歌词写得潇洒奔放、才气横溢。但究竟是怎么唱的?唱出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人们知道得不多。
三
文学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诗本来是能唱的,到后来大家渐渐不唱了,就出现了词;词最初是能唱的,到后来不大唱了,就出现了曲;可是曲到后来也不唱了。看来文学脱离音乐是一个总的趋势,而且是以文人的介入为契机的。也就是说,民间总爱用唱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而文人总爱用文来表达感情。我们再看,从乐府到拟乐府,从供说话人说书用的话本到拟话本,都是文人参与的结果。文学性强了,词句漂亮了,是一种提高,但却不能唱了,不能演了。其中的功过是非,不容易说明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戏曲作品中不能上演的作品,不是好作品。
这使我想起当代戏曲衰落的原因。元明清时代,戏曲为什么繁荣?在许多原因中,有一条是很重要的,就是戏曲所唱的“曲”,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在受欢迎的流行音乐中插进说白、用脚色表演故事,那还不更受欢迎?现在的戏曲和流行音乐完全脱节,唱的曲只有少数人欣赏,不衰落才怪。从这点来看,戏曲的出路有两条:1.保留部分传统戏曲剧种剧目为“博物馆艺术”,就是日本叫做“文化财”的艺术,供研究和少数人欣赏;2.在流行音乐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戏曲。
戏曲改革,以前有人尝试过,但成功得不多,往往被讥笑为“话剧加唱”。这类戏曲取消韵白和传统的“四功五法”,但唱腔还大体依照原剧种。这就变成了“四不像”。老年人不喜欢,说这不是戏曲了;青年人也不喜欢,说你唱的还是老调子。我认为戏曲改革的步子还应该再大一些,再彻底一些,以流行歌曲为基本曲调,采用电影、电视剧的故事扮演方式。名称可以叫“新歌剧”(传统戏曲,以往就是被外国人叫做歌剧的,“五四”时也有国人称戏曲为歌剧),也可以暂时不考虑名称,但千万不要叫“改良京剧”、“改良豫剧”之类。
中文系出身的人研究音乐与诗歌的关系,存在一个知识更新,或叫调整知识结构的问题。不懂音乐,不懂音乐史,很难进行研究。音乐学是很专门的学问,诸如宫调、词牌、曲牌、词谱、曲谱、声乐、器乐,等等,许多东西都很难懂。不下功夫学,就难以入门。但只要下了功夫,就能懂,起码懂一些,这就比完全不懂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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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研究京97~121J1文艺理论康保成20022002“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2002年4月20日——2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在研究方法上,既保持学术传统,又有创新精神,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以飨读者。康保成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作者:文艺研究京97~121J1文艺理论康保成20022002“中国诗歌与音乐关系”学术研讨会由本刊编辑部与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于2002年4月20日——22日在北京联合举办。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4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国诗歌音乐本质问题、历代诗歌发展与音乐之关系、乐舞诗的产生与社会活动、诗词曲的内在联系与社会生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在讨论中,来自诗歌理论界、音乐理论界的学者打破学科界限,各自从诗、乐角度对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及中外诗歌与音乐关系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及个案介绍。大家共同认为,这种边缘与交叉学科的学术交流极为宝贵,值得重视。在文学艺术研究中,既包含学科的本质问题又与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在研究方法上,既保持学术传统,又有创新精神,从诗歌的角度研究音乐,从音乐的角度研究诗歌,会产生新的学术增长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艺术本质及相关性方面对各艺术门类进行理论思考与研究值得关注。本期特编发此组短文,以飨读者。
网载 2013-09-10 21:4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