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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旦《冬》诗有两个版本，一是1980年2月《诗刊》发表的原稿版，二是1986年出版的《穆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中收录的修改版①。这两个版本中，无论是在情感的真实性还是在诗艺效果上，原稿版都远胜修改版。但长期以来，被学术界选择该诗标准版本的恰恰是修改版，原稿版则几乎被遗忘。
　　事实上，穆旦生前好友巫宁坤先生曾专门撰文谈论过这一问题，文中还提出过这样的假设：“若是穆旦活到1986年，亲自编选《穆旦诗选》，他会采用砍掉迭句的‘更俗气’的‘订正’稿呢，还是采用有‘画龙点睛’的迭句的原稿呢？”② 但由于巫先生主要只从穆旦一贯诗风的角度来分析，却恰恰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即穆旦写作与修改《冬》诗前后的悲苦心境（只以简略话语一笔带过），同时未对《冬》的两个版本进行细致的比较分析，这就容易使人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来理解他的观点，难以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尽管他的文章发表已近两年，但对他提出的这个多少有点尖锐的问题，学术界至今无人回应。在今年出版的《穆旦诗文集》中，收录的依然是修改版的《冬》诗，这就使得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一
　　先来对照一下原稿版和修改版。为了醒目起见，现将穆旦修改过的首章（其余三章未作改动）抄录如下，并用下划线标明二者不同之处：
　　原稿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似乎宣告生命是多么可留恋：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
　　修改稿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我爱在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独自凭吊已埋葬的火热一年，看着冰冻的小河还在冰下面流，不知低语着什么，只是听不见。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
　　我们看到，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一）在情感色彩上，原稿中“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一句，表达的是一种相当凄冷的情感；修改稿的相应四句中，后三句是一种相当温暖的情感。（二）从诗句中隐含的诗人之人生观念与人生态度来看，原稿相当消极，带有强烈虚无色彩；修改稿则显得比较积极乐观。这一点，即便是从第二节“似乎宣告生命是多么可留恋”和“呵，生命也跳动在严酷的冬天”之间的对照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三）原稿中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是一句概括性和哲理性的诗，又以迭句形式反复出现，这样在诗艺效果上就获得一种聚焦效果（为此，诗人还在它的上句末尾均使用了冒号），成为整章诗之意义和情感的凝结点和升华点；在诗的音乐性层面，也成为诗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声音，犹如交响乐中的主旋律；修改稿则以声音和意义上都各不相同的四个纯描述性、抒情性的句子，消解了这种聚焦效果和升华机制，使诗的意义和情感难以凝聚到一点并获得升华，而诗中对人生本质的概括企图也就被彻底地消解掉。于是，整首诗的性质也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一首带有较强隐喻意味的人生哲理诗，变成一首比较纯粹的写景抒情诗。
　　二
　　从原稿来看（结合后三章来说），诗人的总体构想，显然是想通过对某种终极性的“严酷的冬天”景象的描述，对人生本质和生命本质进行透视与总结。因而，在结构关系上，第一章为总章，第二章写自然界的生命状态，第三章写诗人自己的人生状态和生命状态，第四章写世人的人生状态和生命状态。这样，四章诗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表意系统。在内容上，四章诗之间也存在着较紧密、自然的内在联系。
　　第一章中，诗人用一系列寒冷的意象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世界：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又冷又昏黄的下午、枯草的山坡、死寂的原野、冰冻的小河、被北风吹得沙沙响的门窗、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茫茫白雪铺下的遗忘的世界。尽管诗人也描述了“我”和昔日好友会心闲谈的温暖画面，但闲谈的对象毕竟已是“昔日”的好友，闲谈的话题也只是快乐无忧的“往年”了，何况在闲谈之时还始终“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这种不谐和音的存在，使得这本来就暗含着辛酸的快乐闲谈更顿显寒意。正如诗人在反复诉说“我爱……”的同时，耳边又时刻回荡着一个苦涩的声音：“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这个本质性的尖锐声音的存在，注定了诗人将面对一个个忧郁不安的“不眠之夜”，因为逝者如斯，万物将终归于沉寂！即便是永恒不灭的太阳，在诗人眼中也不过是处于由无数次“短命”叠加、接续而成的轮回之链中。而被这太阳所照耀的世界，其终极图景不过是“茫茫白雪铺下”的被“遗忘的世界”。总之，一切都阻挡不了严酷的世界本相浮出水面。故第二章一开头，诗人就以一种惊栗颤抖的语调数落着自己的寒冷：“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紧接着又勾勒了一连串更让人心悸的末日景象：潺潺的小河用冰封住口舌，盛夏的蝉鸣和蛙声都沉寂，血液闭塞住欲望，年轻的灵魂被裹进老年的硬壳。严寒降临，所有的生命都在“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的自我告诫中放逐了自己的欲望，因为它们知道，这一切将会被“大地一笔勾销”。这样一来，世界剩下了什么？——“奇怪！春天是这样深深隐藏”，“花呢？绿色呢？”冬天封住了一切！寒冷封锁住了一切！世界自然也就变成了一个“哪儿都无消息”的世界。这当然是在呼应首章中的“遗忘的世界”。第三章则承接着第二章末尾的“年轻的灵魂裹进老年的硬壳，/仿佛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袄”一句，描写“裹进老年的硬壳”之后的“我”的惨淡生活——诗人用自我剥离的方式，对自我（“你”）的生命状态进行了审视，他看到的是：“你”已停止了分赠爱情，独自清点友情，眼看着自己的心灵变得“枯瘦”，要寻找爱，向往情，只能到小说的幻象世界里去遨游了。诗中充斥着对于冬天的数落与诅咒声：“因为冬天是感情的刽子手。”“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到第四章，诗人忍不住将目光投向了窗外世人的生活，但他看到的同样是一幅寒冷而萧条的景象：一架马车“歇在风中”，几只带着寒意（雪）的泥脚走进来，在“烟气缭绕的”小土屋里，一边“吃着，哼着小曲”，一边谈论着“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
　　从意象角度说，诗人在描述这幅“严酷的冬天”景象时使用了一个基本意象：“北风”。这一意象被作为主要背景性因素而贯穿全诗。比如在首章中，诗人就写道：“听着北风吹得门窗沙沙地响”；第二章中虽未直接出现“北风”意象，但从“寒冷，寒冷，尽量束缚了手脚”、“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大地一笔勾销”等词句，以及整章诗的意境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它的存在；第三章中“听着树木草石都在嘶吼”一句，无疑暗示了“北风”的存在；第四章中则非但直接写到“风吹着窗纸沙沙响动”，末尾还勾画了一个动人心魄的场面，即饥饿的“北风”苦苦守候并扑噬屋内之人的骇人场面：“北风在电线上朝他们呼唤，/原野的道路还一望无际，/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又迎面扑进寒冷的空气。”由于这也是全诗的末尾，故诗人需要在这里为贯穿始终的基本意象“北风”塑形，并点出它的本质：饥饿、贪婪、“吃人”③。作为这幅“严酷的冬天”图景的一种主要背景因素，它是导致“冬”之“严酷”的主要毁灭性力量，正是在它的威胁和肆虐下，所有的生命都在“寒冷，寒冷”的呻吟与数落中“尽量束缚了手脚”而活着，都在“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的自我告诫中放逐了自己的欲望，“都怕峥露头角”，于是，“年轻的灵魂”统统躲进了“老年的硬壳”，所有的生命声息都被“一笔勾销”，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哪儿都无消息”的被“遗忘的世界”。至于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我们只要联想一下他后半生对政治风暴的痛切体验，就会恍然大悟，何况在写《冬》诗时，诗人还在时刻承受着另一种更可怕的“北风”（时间之风，见下文）的致命威胁和毁灭性打击。
　　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的总体意图，显然不只是要描绘一幅自然界的冬日景象以及“我”和马车夫的日常生活场景，更非像学术界一度公认的那样，是要表现冬日生活的乐趣或诗人对冬天的喜爱之情；而是试图通过对自然界和人类、“我”和世人的生命状态的描绘，揭示一个终极性的人生哲理：“人生本来就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用巫宁坤先生的话来说，即：“在那个最后的冬天，半生的追求、无尽的苦难、深沉的幻灭，都升华为炉火纯青的对生命的咏叹。……在久经炼狱的历练之后，诗人……以平常心态，用一个十分平常的形象，揭示一个十分平凡的真理：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④ 在这样的文本结构和主题意图中，首章中的“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一句，无疑就是全诗的“诗眼”和灵魂所在，是全诗之内在情感的凝结点和主题意义的升华点，它对全诗的情感与意义走向，都起着重要的统摄、规约和升华作用。
　　三
　　再从穆旦的创作心境角度来说。上文之所以说巫先生对穆旦写作与修改《冬》诗前后的悲苦心境是有意“回避”，乃是因为依笔者推测，他在写这篇悼念文章时，脑子里恐怕是难以忘记穆旦当时之悲苦心境的，因为在《穆旦诗文集》中收录的、亦即他保存下来的穆旦书信，总共只有两封，这两封信中就分别有这样的话：“一点小事，可以闹到致命，但愿我这一局尚不止于此。人生多变化，稀里胡涂地过去了，还要再稀里胡涂结束”⑤；“反正大丈夫视死如归，六十岁更无所谓了”⑥。要知道，在收到这两封信后不久（2月26日），穆旦就猝然辞世。作为穆旦的好友，巫先生怎么忘得了这两段格外沉重而刺眼的话呢？只不过，按人之常情，作为穆旦的契友，他可能极不情愿在穆旦的周年忌日，去重温穆旦当年的悲苦心境，更不情愿在这样的时刻，将穆旦当年的消极心情公布于众。
　　实际上，在《穆旦诗文集》首次披露的40封穆旦晚年书信中，流露出这种悲苦心境的还远不止这两封。尤其是在1976年冬季（《冬》作于前后），穆旦就在致同龄好友（如董言声、杜运燮、江瑞熙、巫宁坤等）的书信中，频繁地流露出这种死亡危机感和人生空幻感。比如：1977年1月1日致江瑞熙夫妇信：“但也许可能死掉，那就完了。目前正为此不决。新年应有展望的热情，我的话到此打住。”⑦ 1月4日致董言声信：“当时大家谈的什么？谈未来和人生，谈希望和抱负，是不是？而今呢？这些都不必再谈了，嘴里留下的只是苦味。莎士比亚说，‘人生是个坏演员’，它的确演得很不精彩，随随便便就混过了一辈子。”⑧ 1月5日致巫宁坤信（如上）；1月19日致董言声信：“这腿病使我感到寿命之飘忽，人生之可畏，说完就完。这一年多闷居室中，心情也不好，总之很不舒服。”⑨ 2月4日致杜运燮信：“将近一个月来，我煞有介事地弄翻译，实则是以译诗而收心，否则心无处安放。……但活着本身就是白费力气，最后白白回到泥土了事。”⑩ 2月12日致巫宁坤信：只要不死（大概不会），能走路（这说不定），我暑假可去你处玩玩。”（11） 2月19日，即穆旦离世前一周，他还在致董言声的信中说：“人生能有几何？快乐的事又能多少？就是因为想到这些，所以我要访友而游了。”（12）
　　穆旦这种死亡危机感和人生幻灭感，其实早在1976年年初就已逐渐滋生出来。这直接源于一次意外事件，即1976年1月19日晚上，穆旦骑自行车去为孩子打听招工消息，回来的路上严重摔伤（股骨骨折），后因延误治疗而直接威胁到生命。在摔伤后的第六天，他在致董言声的信中就说：“我于前六天骑车摔下……辗转不能眠。特别有人生就暮之感。”他还这样描述自己摔倒时的情景：“当我摔倒在街上时，一群人围着，七言八语说：‘这位老大爷岁数可不小啦，摔得够重的’，我听着心里老大不舒服，心里想我怎么那么老？于是对他们说‘同志们走吧，我自己会起来的’。可是怎么也起不来。这就是一个真的信号：的确年老不行了。快完蛋了。……当然最基本的是人生太短，二十年一闪而过，再这么一闪，咱们就没有了。日前追悼周总理，我有些泪是念及此而潸潸然。”（13） 此后一年间，他在致董言声、江瑞熙、郭保卫等人的信中还多次谈到这一问题。
　　同时，他在1976年的诗作中也反复表达了自己这种悲苦心境。比如这年写的第一行诗“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智慧之歌》，3月作），显然就直接源自他那种“人生就暮之感”。在同月作的《理智和情感》中，他那种“人生太短”的内心焦虑也直接流露出来：“如果时间和空间/是永恒的巨流，/而你是一粒细沙/随着它漂走，/一个小小的距离/就是你一生的奋斗”。在5月作的《冥想》中，他更是痛苦地吟唱道：“为什么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今天你摇摇它，优越地微笑，/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总之，综观他这年的诗作，我们几乎找不到一句温暖、乐观的诗（修改后的《冬》除外），相反，却充斥着这样的诗句：“多少人的痛苦都随身而没”、“明天就化为根下的泥土”、“但如今，突然面对着坟墓”、“另一个世界招贴着寻人启事”、“哪里另有一场梦等他去睡眠”、“而这一切只搭造了死亡之宫”、“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若不是坟墓向我索要”等等。对他诗歌中的类似现象，笔者五年前曾在拙文《穆旦1976年诗作中的死亡意识》（14） 中作过简要探讨，此不赘述。
　　简言之，自从穆旦摔伤之后，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老态降临，并隐隐感受到某种大限将至的危险。这种心情在他1976年全年的书信和诗作中反复流露出来。到《冬》诗写作（该诗作于1976年12月初，修改于12月底）前后，他这种心理危机感和恐惧感更日趋强烈，以致在他接下来两个月内写给亲友的全部15封书信（依据《穆旦诗文集》）中，竟有7封信直接流露出这种心理。由此，我想读者应该能大致明白：穆旦何以要在他最后的遗作里，竭力表达并凸显“人生本来就是严酷的冬天”的人生哲理了。而他何以会在诗中以“北风”（即朔风、寒风）作基本意象并赋予它“吃人”的本质，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合理解释——对于此时的穆旦来讲，过去岁月里的“北风”（政治风暴）曾无情地掠夺了他的青春和事业抱负，使他“二十年一闪而过”，以致多年来“壮志未酬”；如今，死亡的威胁又将他逼进了另一种更强劲的“北风”（时间之风）呼啸声中，使他又直接面临“身先死”的危险。在这双重“北风”的呼啸声（“听着”）中，穆旦的“冬天”注定会格外“严酷”。这就是他为何要用“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来概括人生本质的根本原因。换言之，这一关键诗句，正是他用自己全部心灵苦汁熔铸而成的，是他久郁心中不吐不快的一个声音，因此，他要用迭句形式“喊”出来。
　　四
　　但修改版恰恰去掉了这一迭句。非但如此，还加入了一些温软乐观的诗句。这既和穆旦当时的真实心境几乎背反，在诗艺效果上还造成一系列严重问题：首先，没有这一点睛之笔作意义支撑点和升华机制，整首诗的主题意义就难以升华到隐喻性层面。这就直接导致诗中作为标题的“冬”，难以真正获得“人生之冬”的隐喻意义；诗中描述的日常生活场景和自然界景象，也难以升华为一种终极性的人生图景和生命图景。于是，诗中所谓“人生的冬天”就基本上变成一种虚伪的能指；全诗也就由一首有着浓厚隐喻意味、隐含着诗人强烈心灵痛感的人生哲理诗，基本上被降格为一首几乎无关痛痒的写景抒情诗。
　　其次，加入那些温软诗句之后，第一章的情感基调就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本来，原稿中虽也透着几丝暖意，但因有“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作为主旋律，情感基调上仍是相当寒冷的；但在修改稿中，整章诗的情感基调就变得相当温暖。这直接导致整首诗的情感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我指的是，第一章的温暖快乐情调和后三章的刻骨寒意之间几乎是水火难容；即便是在第一章内部，尽管诗人已违心地去掉了隐含着自己悲苦之情和人生虚无体验的全部诗句，但诗中那几个特别冷硬、尖锐、不祥的语词，如“短命”、“凭吊”、“埋葬”、“遗忘”等，也因直接隐现着诗人的某种隐秘心理，而和那些温暖快乐的诗句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内在抵牾与冲突。它们的力量不可小觑——且不说它们自身的尖锐锋芒就相当眨眼，在全诗的磁力场中，它们还会和后三章中的同类语词（如“一笔勾销”、“刽子手”）声气相通，同时，后三章的刻骨寒意和凄清意境也会为之“助威”，将它们身上的阴森气息充分激发出来，从而对那些温软诗句的抒情诚意本身，构成致命的威胁，使之变得形迹可疑，并最终沦为虚伪的抒情。
　　再者，没有了点睛之笔，第一章就基本上失去了对后三章的统摄能力。也就是说，诗的整体性隐喻意味被消解掉后，第一章中“人生的冬天”的语意就变得含糊不清，自然就难以辐射到后三章的画面（场景）中去。于是，四章诗之间就变得相对平等，它们各自为政，相互独立，仅仅在自然意义上的“冬”（总题）下聚合在一起，诗的总体结构关系就变得模糊而松散。举例来说，多年以来，由于使用的是修改版，故许多论者都曾觉察到了该诗的游离现象——有的认为第一章和后三章之间存在着游离之处（主要指情感基调上，第一章相当温暖而后三章相当寒冷）；有的则认为第四章和前三章之间存在着游离之处（主要指描写对象上，前三章都是写诗人自己的冬日生活，第四章则调转笔锋去写马车夫的生活）。更有甚者，同样是从情感基调上看，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如有的学者就认为诗中的游离之处，并非在第一章和后三章之间，而是在第二章和其余三章之间，因为其余三章都描写了冬日里“闲适生活”（诗人自己和马车夫的），基本格调上是温暖的，而第二章中就毫无暖意可言。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显然是因为在修改版中，人们难以看清楚诗人的总体构想，难以上升到终极性意义上去理解诗中描写的生活场景。
　　进而，修改版第一章中的温暖情调，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后三章的理解。上面所说的那些认为第三、四两章描写了“闲适生活”的学者，显然就是受首章的影响而无形中放大了这两章中的暖意——第三章中，诗人明明说：“你”之所以“停止分赠爱情”，是“因为冬天是情感的刽子手”；之所以独自品尝“夏日的礼品”，是“因为冬天已经使心灵枯瘦”；之所以“到另一个幻想世界周游”（看小说），是“因为冬天封住了你的门口”；乃至“你虽然睡下，却不能成梦，/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何“闲适”之有呢？而第四章则无非是写了“几只泥脚”之间的闲淡画面，话题是“枯燥的原野上枯燥的事物”，何况末尾还勾画了一幅骇人心魄的“北风噬人”场面，何“闲适”之有呢？至于有些论者还从穆旦之“平民意识”和“大地情怀”的角度，认为诗中对马车夫日常生活场景的诗意描写，正体现了诗人一贯具有的这种意识与情怀。这当然就更是一种“打着灯笼找跳蚤”式的根本性误读了。这种误读现象，看似荒唐，实则只不过是学术界误读该诗的一种极端表现而已，要知道，多年以来，学术界普遍将该诗误读为一首表现冬日生活乐趣、诗人对冬天的喜爱之情的诗歌，以至于到去年，有人试图质疑这一权威观点时，也不敢断然否定它，故而才会将自己的质疑文章取题为“从荒寒的方向看”（15）。这种普遍性误读局面的形成，若究其根源，显然就和所选版本（即修改版）的致命缺陷有关。
　　五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修改版《冬》诗是穆旦违心修改的结果，是特殊时代环境下诞生的“问题产品”。它不仅严重遮蔽了诗人的真实情感，在诗艺效果上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所以穆旦在做出修改的同时，就对它心存反感，称之为“更俗气了”。
　　行文至此，必须交待一下修改原因。据1996年出版的《穆旦诗全集》的编者说：穆旦诗友杜运燮先生读了原稿后觉得“太悲观”，故建议穆旦做出修改（16）。对此，巫宁坤先生解释道：“运燮是穆旦的老朋友，他的意见无疑是出于对老朋友的关心和爱护。当时‘四人帮’被揪出不久，政治形势并不十分明朗，多少人还心有余悸。运燮素来谨言慎行，何况良铮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平反，‘太悲观’的调子不符合‘时代精神’，不仅不能发表，没准儿还会给作者招来新的‘言祸’。良铮也是过来人，为了不辜负老朋友的关爱，‘想了多时’才做出了改订。”（17） 巫先生无疑是合理的，他点明了二者的现实顾虑，但解释得并不透彻，因为穆旦当时寄给杜运燮看的，是《冬（1）》和《冬（2）》两首诗（即《冬》的前两章）（18）。若仅以“太悲观”论，则这两首诗都是如此，何况《冬（1）》中多少还有几丝暖意，《冬（2）》中则毫无暖意可言。可是，穆旦却独独修改了《冬（1）》，对《冬（2）》则一字未改。这意味着“太悲观”三字就不足以解释修改原因。笔者以为，修改的真正原因是：如果不去掉诗中的点睛之笔（“人生本是一个严酷的冬天”），以消解掉该诗对人生本质的概括企图和隐喻意味，那么，“北风”的隐喻意味就会被醒目地凸现出来，《冬（2）》中的“封住口舌”、“谨慎，谨慎，使生命受到挫折”、“都怕峥露头角”等词句的隐喻意味，也会被充分激活。于是，诗中的时代（政治）讽喻意味也就昭然若揭。在那个政治嗅觉高度灵敏的时代，恐怕是再迟钝的读者也能读出这种意味。正如巫先生所说，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这确实是极有可能会给穆旦带来新的“言祸”的。
　　注释：
　　①（16）对《冬》存在两个版本的情况，1996年出版的《穆旦诗全集》中，编者曾以注释形式指出过。原注为：“此诗第一章，原稿及《诗刊》1980年第2期刊出时，每节最后一行均为‘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其实，诗人将此诗寄给友人时，经杜运燮提议，认为如此复沓似乎‘太悲观’，故改为不同的四行。穆旦家属和杜运燮所编《穆旦诗选》（1986）收入的即为诗人改定稿。这里选用的是《穆旦诗选》版本。《诗刊》发表的系诗人家属当时提供的最初手稿。”李方编：《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②④（17）巫宁坤：《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逝世二十八周年祭》，《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2月25日。
　　③在电线上能感受到北风的存在，暗示北风之强劲；在细小光滑的电线上，风本来是难以驻脚的，何况是如此强劲的北风，它之所以要如此勉力地驻停在电线上，无非是因为小土屋内还有几个可“噬”之人，这又暗示了北风的饥饿与贪婪，而“呼唤”一词则更使它这种饥饿感和噬人意图昭然若揭。正因为如此，当那“几条暖和的身子走出屋”，苦候多时的北风（“寒冷的空气”）立刻就迎面“扑”了过去。
　　⑤1977年1月5日致巫宁坤信，《穆旦诗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页。
　　⑥（11）1977年2月12日致巫宁坤信，《穆旦诗文集·2》，第179页。
　　⑦1977年1月1日致江瑞熙、方君嫦信，《穆旦诗文集·2》，第158页。
　　⑧⑨（12）（13）1977年1月4日致董言声信，《穆旦诗文集·2》，第171页，第173页，第174页，第168页。
　　⑩1977年2月4日致杜运燮信，《穆旦诗文集·2》，第150页。
　　（14）拙文发表于《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魏冬峰：《从荒寒的方向看——穆旦的〈冬〉解读》，《名作欣赏》2005年第6期。
　　（18）参见穆旦1976年12月9日致杜运燮信，《穆旦诗文集·2》，第146页。

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93～9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邓集田20072007
邓集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作者：文艺争鸣：理论综合版长春93～98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邓集田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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