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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The Hours)获一九九九年普利策奖后引起轰动，三年之内便搬上屏幕，其同名电影以三位实力派影星出色的表演夺取金球奖，并得奥斯卡多项提名。然而这部小说的译名一直多有争议，译林出版社二○○二年译为《丽影萍踪》，有浓重旧时林译小说的味道；二○○三年再版改为《时时刻刻》，又名《岁月如歌》。对于处在不同时空却有同样生存压迫的女性，时空切换与角色更替既在此刻，又如从前，似乎这两个名字要合二为一才更贴切。故事开头迈克尔·坎宁安(Michael Cunningham)就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的一天，小男孩和他母亲站在桥上，而弗吉尼亚尸体则沉眠于水底……”小男孩就是后来的理查德，母亲则是布朗夫人。伍尔夫和自己的两个幻象一水之隔，却已冥阳两界，作家的幽灵以某种意念感应的方式生存在她的读者、她自己所创造的艺术人物中。“此在彼在”，孰虚孰实？
　　伍尔夫在自传中回忆小时候和哥哥索比打架，自己正要动手时，忽然一个声音问“我为什么要伤害别人？”于是挥在空中的拳头松下来，只是无望地等待被伤害①。《时时刻刻》里伍尔夫写《达洛卫夫人》时，内心经历惊涛骇浪，自己和笔下人物的命运全在于一念之间，她的忠实读者劳拉·布朗也正躺在旅馆单间里，潮水从四面汹涌过来，瞬刻将吞噬她。但她们都没有死，伍尔夫到底不舍得伤害别人，结局如她总向姐姐范奈莎念叨的：“诗人死了。”
　　伍尔夫是“窒息”死的！她孤独地游走于从书房到客厅的昏暗的走廊；幽怨地和死去的小鸟四眸相对；慌乱与无助地逃离家庭。饰演伍尔夫的尼可·基德曼(Nicole Kidman)在空荡荡的车站对追来的丈夫呼号：“我的生活被偷走了，过着我不愿意过的生活……你们对我的天性提心吊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权利，我选择不封闭在这样的宁静里……我选择死亡。”这一切竟然多少年后发生于她的几个幻象身上，她们的生存感受与伍尔夫如此相似。
　　《时时刻刻》里，坎宁安首先设计了一个现代版的“达洛卫夫人”，她与伍尔夫同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同名(影片中由梅丽·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饰)。理查德在《达洛卫夫人》中是克拉丽莎的丈夫，虽然前者并不真正爱他；坎宁安笔下的理查德与伍尔夫的这个人物职业、性格、结局完全相反，他只是克拉丽莎的情人，他们最终没有结合。他更像《达洛卫夫人》中的彼得·沃尔什，这两人眼中的克拉丽莎都钟情于俗世生活甚于艺术与爱情，她们的一天从买鲜花开宴会始，以人走茶凉而终，唯一不同的是坎宁安的克拉丽莎宴会没有开成，因为理查德自杀了。这个结尾是作者对《达洛卫夫人》的改写，也许他并不满意伍尔夫的安排：克拉丽莎及她周围的人从心理上认同了那样的生活方式，彼得·沃尔什则为一场柏拉图式的爱情自鸣得意，伍尔夫式的叛逆荡然无存。坎宁安在做另外的尝试，既然伍尔夫宁可选择死亡也不忍以此方式使达洛卫夫人从俗世中解脱，那么肯定还有别种途径，让她深爱的理查德自杀，以及最后与理查德的母亲劳拉·布朗的相逢来从内心深处触动克拉丽莎。他用这样的故事安排证明“诗人”可以不死，她在此在世界不能实现、无法摆脱的或许可以通过创造艺术幻象不断探寻理想的彼在而达到平衡。
　　如果说克拉丽莎在艺术世界中与伍尔夫血脉相通，那么布朗夫人(电影中由茱莉安·摩尔Julianne Moore饰)则更像作家伍尔夫。她们同样身处传统，有家庭羁绊，渴望独立的空间。劳拉·布朗阅读伍尔夫，感觉到自己就是伍尔夫。她离群索居、嗜书如命，这与贤妻良母的角色怎么也叠合不起来。劳拉的思维总牵绊在《达洛卫夫人》上，即使企图自杀前，仍然租下一间安静的屋子将书读完。她和伍尔夫一样，大半生在宁静中渡过，是个“幸福”女人，坎宁安却以此反衬她精神世界的孤独。某种难以言传的生存压抑与反叛在她将为丈夫精心制作好的蛋糕倒入垃圾桶时，在她与同性恋女友热吻时，在她捧着《达洛卫夫人》、感受着伍尔夫的心灵困境时郁积着、蔓延开……电影处理得十分出色，将布朗夫人与伍尔夫之间的心灵感应，确切地说是作者与读者、作品人物之间生死选择用一片潮水联结起来。影片开头那潺潺流水仿佛蕴蓄着无限生机，却是作家伍尔夫无数次想结束生命的方式，她曾准备用在达洛卫夫人身上，然而坎宁安笔下的劳拉·布朗，伍尔夫的一个幻象却身受这一切。劳拉突然改变了自杀的主意，从彼在回转此生，潮水退去了！幻象反过来触动伍尔夫，她突然惊醒，对外甥女安杰莉卡喃喃：“我刚才几乎杀死了她！”幻象劳拉的挣扎与选择改变了故事的结局，留下我们今日所见主人公并没有死去的《达洛卫夫人》，可是也许达洛卫夫人的存留终于导致诗人本身走向彼在世界，也就是说劳拉·布朗无意间救活了达洛卫夫人却杀死了伍尔夫！幻象的力量如此巨大，这正是坎宁安独特的理解。
　　艺术家总是处于人与神、此在与彼在之间。伍尔夫在惊呼她杀了人的时候，范奈莎问：“你还和我们在一起吗？”很难说生活与艺术中的伍尔夫到底哪个更真实，因为她一直拥有另外一个世界。她的第三个幻象隐藏最深，却是最契合她的内心，这就是理查德。他有着与伍尔夫相同的经历：从小失去母亲；疾病缠身并有同性恋情结；在现实中得不到理解，被亲友的“爱”监控着而失去自由……他们最后都选择了自杀。理查德自杀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他的母亲，童年时期，布朗夫人就一次次想抛弃家庭寻找自己的生活。在她准备赴死前，将理查德寄于别处，让孩子幼小的心灵感觉到永离，他拼命地哭，追赶母亲远去的汽车……在此，伍尔夫失去母亲和姐姐而两度陷入精神崩溃亦不难理解，包括她对姐姐范奈莎的超乎亲人和同性的爱慕似乎也可以找到答案了。伍尔夫四十多岁创作《到灯塔去》，“母亲的音容始终在我的窗前、梦中徘徊不去，直到这部小说完成”②。她和理查德一样，去向灯塔意味着寻找一个温暖而并不缺乏母爱的彼在世界。有趣的是，坎宁安将这个最贴近本真的幻象设计成男性，难道他认为伍尔夫轮回转世会希望成为一名男性作家吗？
　　虽然伍尔夫在小说中没有像她的前辈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人有意彰显女性作者的身份，但是她的文论中还是见出某种愤愤不平。《妇女与小说》里指出：“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是男性唯我独尊的文学……文学中的妇女形象，直到最近都还是男性创造的。”③ 她遍察世界文学史，发现除了萨福与紫式部，女性几乎一直沉默。《一间自己的房间》中她甚至描述自己受到的侮辱：在“牛桥”(Oxford与Cambridge大学的合称，有讽刺意)，因为是个女人，她被禁止在草坪上散步和进入图书馆大门。虽然今天的伍尔夫可以称得上一代文豪，然而在她活着的时候，光环始终笼罩在那个剑桥—布鲁姆斯伯里(The Bloomsbury Group)精英云集的文艺圈里，她主要不是作为一名作家甚至独立女性存在，更多的身份只是哲学家的女儿、社会学家的妻子、剑桥才子们的小妹……虽然伍尔夫一直刻苦自学，然而在那个充满男性理智的话语体系中，她始终被认为“非理性”。她的所谓“意识流”小说在当时也受到各方指责，她不得不脱离一贯的思维逻辑，写作一些“正常”男性社会可以接受的角色：《岁月》《夜与日》《罗杰·弗莱》《三便士》便是这样痛苦折中的产物④。她的生活与创作必须有意避开某种身份认同，迎合不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我想起了散布于伦敦旧书店中的妇女小说，就好像果园中那些有疤痕的小苹果，正是苹果中心那个小小的瑕疵，使它们腐烂了。她已听从他人的意见，而改变了她自己的价值观。”⑤
　　基于深切的了解与同情，以及作者创造人物时的拯救欲望，坎宁安将这第三个幻象设计成了男性。至少，伍尔夫有了另一种生存的可能性，她更有权利按自己的想法生活与写作，而且她对女性的特殊依恋也会随着性别的转换变得不那么不伦……这一切或许可以阻止她走向死亡。但即使男性又如何，诗人终究会死，他们于此在世界中总是不可能找到自我真实，而必须靠幻象或制造幻象维生，这样的痛苦甚于死亡。
　　《时时刻刻》的技法并不奇特，坎宁安的新意在于以虚构的幻象从不同侧面拼凑出一个真实的伍尔夫，以小说虚构来解释传记真实。伍尔夫写自传，坎宁安塑造了“伍尔夫夫人”；伍尔夫写《达洛卫夫人》，坎宁安也创作出同名人物及她的读者布朗夫人；伍尔夫绝命，坎宁安让一个异性幻身陪她死。这不同时代的两位作家写作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一场追逐与被追逐、诠释与被诠释的游戏。坎宁安为何会想到通过精心构筑三个幻象来诠解伍尔夫本人？
　　首先，伍尔夫生平最讨厌照镜子，她从不敢在镜中正视自己，也许正是这一点，成为《时时刻刻》构思的突破口。伍尔夫对此有过许多说法：她母亲去世时那间卧室里有一面长长的镜子，那面镜子后来一直出现在她痛苦的回忆里；她很小的时候，同母异父的兄弟对她进行的性骚扰，以至于每次照镜子，“自己的肩后就闪出一个动物的脸”⑥。自小缺乏母爱与对男性的不信任而使她产生出同性恋的倾向。《时时刻刻》中的人物也全是双性恋者。同性恋在伍尔夫当年的朋友圈里并不新奇⑦。然而，那群精英朋友毕竟大多是男性，在女性连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都没有的时代，她未必有资格这样做。坎宁安一下子塑造出这么多双性恋的幻象无疑是以嘲讽的方式替伍尔夫讨个公道。
　　伍尔夫羞于照镜子可能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曾说：“我们以美貌着称——我母亲的美貌、斯特拉(伍尔夫同母大姐)的美貌……从我有记忆起便给我自信与安慰，而我又何以感到如此害羞？……我父亲是个恪纪的人，禁欲主义者，一个拘谨的清教徒。他对绘画与音乐甚至毫无感觉，这使我们对天生的爱美之心有了一种家传的恐惧。”⑧ 确实，伍尔夫虽然是个挑剔、高傲的作家和批评家，但是她却自恋不起来；她家的女人只能将爱美的天性压抑着。在一个宗教徒、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出版商的数量远远超过艺术家的环境里，美始终是奢侈的。
　　更深的缘故可能在于其姐范奈莎。伦纳德·伍尔夫在其小说《智慧的处女》中将凯瑟琳(暗指范奈莎)描绘为美丽可亲、极富魅力的女人；而卡米拉(伍尔夫本人)，则像一个不可触及的梦，她总在沉思⑨。在布鲁姆斯伯里，范奈莎是当之无愧的女主人，许多人甚至因为她的才华、女性及母性的魅力而聚合在这个集团周围，伍尔夫则对姐姐怀有矛盾的感情，处于她的爱护同时又是阴影之下。《时时刻刻》中的克拉丽莎多少有范奈莎性格的影子，她热爱俗世生活，是个女强人；劳拉·布朗则力求超越这一切，只生活在自己喜爱的艺术世界里。坎宁安让这两个人物一体两面合二为一，她们在剧末的相遇，在倾诉与感化中达成理解与完整。
　　也许，还给弗吉尼亚·伍尔夫一个原本真实的女儿身正是作者创造这几个幻象的另一个目标。她在他笔下如此敏感脆弱，不再是一位有着贵族血统的大作家、批评家，不再是一个雄辩手，而只是个精神失常、患有厌食症的女人。她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心灵没有片刻松弛；在丈夫、亲人、医生甚至佣人们的监管下失去自由。她的生命只在写作，在自己创造的彼在世界里安息。女性天生的悲悯，使她宁可自己死亡也不忍伤害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坎宁安在小说序曲里所引用伍尔夫留给伦纳德的遗言其实综合了当年女作家自杀前给丈夫和姐姐的两封信，这两封信里同时写着：“我已与它抗争，但是不再能够……”⑩
　　注释：
　　①②⑥⑧Virginia Woolf. Moment of Being: Unpublished 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M]. Jeanne Schulkind( ed. ) New York & Lond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 p. 71, p. 80, p. 26, p. 68.
　　③⑤[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12月，第54页-第57页、第133页。
　　④⑩Leonard Woolf. An Autobiography[M]. Oxford, New York, Toronto, Melbou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00-401, p. 435-436.
　　⑦⑨Roger Poole. The Unknown Virginia Woolf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50, p. 84.

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太原111～113J4外国文学研究陈倩20072007
伍尔夫/幻象/传记/互文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与人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在他的小说里以其独特的理解，从传记真实入手重写了伍尔夫并创造出与她处于不同时空但又密切相关的三个幻象。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小说及其同名电影的考察，结合伍尔夫本人的小说与传记，在交叉的时空里来捕捉传记真实与小说虚构之间的“互文”关系。
作者：名作欣赏：文学研究版太原111～113J4外国文学研究陈倩20072007
伍尔夫/幻象/传记/互文

网载 2013-09-10 21:4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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