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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迹象表明，在世纪的末了，又一次断层与转型已然发生，毫无疑问，在历史与文化上。例证是，一系列形态的转换——
　　历史—→当下，由持续不断的深度叙事模式，向琐碎繁杂的平面叙事模式转换；
　　古典—→今典，由前人（别人）的所作所为，并可模之本，向“作者当日之事”转换；
　　正史—→稗史，由朝代更迭与皇家国事，向逸文俗事与凡间俚习转换；
　　书面文本—→口头文本，由知识阶层创制，向平民阶层创制转换；
　　审美艺术—→审美文化，由定向性事业及其作品，向无向性职业及其制品转换；
　　思想史—→学术史，由改变世界，向解释世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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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以——“失语”（不可识别母语，无从选择，拆解本位文化，以至话语系统无序），“无语”（只能借助外来话语，被动认识，无奈接轨，拼贴剪接，拆解主体文化，以至意识形态非位），“空语”（什么都行，不用对策，拆解自在文化，以至叙事结构失范）——三个术语，对当下人文生态及其中国音乐文化现状，进行叙事。在此，再以“根语”者，对此作别一种人文诠解。
　　根语，顾名思义，系“传统”之别一种称谓。由是，在人文化日趋成熟，且几近极端的结构系统中，话语自身的持续性，以及话语对人的弥漫性，均无可怀疑。故而，无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历史转喻，抑或“传统就在现在”的逻辑提喻，其思维轨迹相仿，或者相近。然而，在此持续性与弥漫性是为主导的同时，断裂与空隙同样存在，且是为真实。正如当代法国思想家富柯曾在其《知识的考掘》中，所力图揭示并证实的：“在大一统的思想中，在单一心智或集体心态的坚实统一的表征中，在某一学科自始至终不变的发展模式中，在某一类型、模式、领域，或理论活动的持续中，我们正在试图发掘一些罅隙的所在。然而，这些罅隙的本质或地位在定义上却有很大的差异。”
　　此外，“根语”的进一步涵义，不仅是对最基本本原者之追求，更是对最简单单纯者之关切，于是，不仅仅是历史诞生起源，而且是人文发生开端。因此，“传统”之外，还有“元典”。
　　于是，问题似乎就变得异常复杂，即“根语”或者“传统”或者“元典”，随着时空界的不断延伸与扩张，将具有新的意义。再者，作为一种策略，其前瞻性时空域，显然已在几年之后的21世纪。遂以“别一种人文诠释”冠之。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形态的成型，就是对人本身的一系列限定的开始。其深度叙事范型分别为：社会职业分工促进与推助人文化历史的进程，以及人受到自我个人性与私有化局限的必然性。显然，在此前提下，伴随人类的诞生与发展，不同历史时段就必然产生不同性质的文化约定，具体有：人与自然的约定（是为“元约定”），人与人自身（文化当事人）的约定，人与人的创造（文化）的约定，人与人的创造结果（文化物）的约定（此后三者是为“后约定”）。而在这历史人文约定的进程中，每一次不同的约定必有新文化的发生，其集中表现为：人文现象的不断建构与人本主体的不断解构。音乐是人的创造，音乐是人所创造的。由此前提，总体意义上，音乐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同一不二——音乐（感性）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同时，人的这种存在则以音乐（艺术）语言作为自己的居住之家；具体则有赖于艺术存在、历史存在、文化存在、生命存在而成型。因而，就必然是一个动态的结构过程。由是，在此动态的结构过程中，之所以音乐传统具有持续与弥漫性，则与总体者人的存在相关；之所以音乐传统发生断裂与空隙，则与具体者艺术、历史、文化、生命的存在相关。
　　回望中国音乐文化，从古代至近现代间，由于外来文化持续不断地进入本土，尤其是五四以降，西方文化又大规模地涌入，导致其总体进程发生多次重大的历史断层与文化转型。再加上，职业分工趋势的结构性推助，使人文化之柔性综合力度开始消减，反之其刚性分离力度却有所增加。又由于，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的主宰型意识形态话语，并自然地拥有了统治总体全局的权力，对社会进行最后的价值承诺，则就又使得意识形态发生一次重大的思想（时态）定格。
　　就此一系列（超常）变化，依照历时原则进行取域，则大致可断代成这样几个历史层面——
　　一、西方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前的古代中国音乐文化带；
　　二、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本土之后的近现代中国音乐文化带；
　　三、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的当代中国音乐文化带（仅限于大陆地区）。
　　进而，将上述历时秩序横架过来，依照共时原则进行定位，则可以类别出这样几种人文范型——
　　一、（古代）混生形态的叙事品位：
　　二、（近现代）分离形态的学理样式；
　　三、（当代，尤其近十余年间）综合上述两者形态的复合范型（具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之双重品式），且处于中西、古今、雅俗、内外、是非等“多元边缘”与“众声喧哗”状态之下。
　　毫无疑问，不管是多元边缘，抑或众声喧哗，都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以某一方式或形态为轴心主导的格局已被打破；或者说，单一类型样式已被复事类型样式所替换。这不仅已成为标示时代的一种印迹，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其自身结构转型的逻辑必然。
　　然而，作为平面的阶段性折射，或者局部性放大，就20世纪中国音乐而言，在上述诸项之中，最为突出者，当数中西关系。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不同区域、不同族类、不同形态的文化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跨文化作业问题，不可避免。其中，不同区域者，诸如中国、外国、东方、西方等等。不同族类者，诸如森林文化、学院文化、城市文化等等。不同形态者，诸如主流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民间文化、宗教文化等等。但凡介入或渗透任一跨文化圈范，就难免会受到多重控制，一重者，涉及制度层面之社会约束；二重者，涉及职业身份之文化预设；三重者，涉及行为准则之历史规定。由此，就必须辅之以对诸相应关系（尊崇与叛逆、本位与外围、传统与创新）的处理。其中，另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不同文化类别是一个历史的现实存在，进而，凭藉强势以不断建立新的轴心权威，又是一个历史的现实存在。于是，基于此两个历史的现实存在，一方面，文明冲突难以避免，因为不同文化方式之间的天然障碍不可逾越，因而，不同的文明样式最终也难以相融；另一方面，尽管不同的文化类别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比如一种相对统一的大文化圈内）实现异质相间耦合互动，但这种机制终究难以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得以建立，因此总体上，“轴心—边缘”模式也不可能从根本上予以消解。由此可见，所谓“跨文化作业”，最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在于，其真实性（全球文化的视域）与虚拟性（本位文化的立场）之间的矛盾难以克服。
　　个案——20世纪中国音乐文化之历史发展者，这百年沧桑，究竟是一个回应于盛唐“大音”的“再度辉煌”？还是又一个于无声处独自“希声”的“百年孤独”？总体而言，自20世纪初中西文化发生关系至今，中国音乐历史至少经历过两代结构性的断层（即世纪初西方传统音乐的冲击与80年代西方现代音乐的冲击），且职业音乐开始定型。于是乎，对当代中国音乐文化来说，仿佛始终有一种“原罪感”，而一切所作所为则似乎又在进行“赎罪”。更有甚者，在此期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前）苏联音乐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文化现象，几十年来也始终为中国音乐界所关注，甚至追随。这不仅由于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音乐界几乎全盘接受了（前）苏联及东欧音乐（包括理论）的影响，而且从人文生态而言，两者都是对同一个意识形态有所承诺。因而，相同的处境必然相关类似的命运，即都是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力统摄之下。如此情况，在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之后，则就更是趋于极端。其中，一个在社会性功能方面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在中国大陆，因确立了某种占据主流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则就使得传统文化所成就的“规矩—协调”之社会性功能模式，开始发生倾斜，且不断强化，以至形成围绕轴心而凝固的社会性功能模式，即“服从＋服务”的僵化机制。
　　“文化大革命”之后，出于对上述反常现象的逆动与反正，大局开始骤变，但关键部位依然因袭旧有者。其原因正是在于，有关文化当事人总是处于一种预设立场与滞后意向的徘徊之中。于是才有再一次大规模“文化重建”意识的萌动。其结果，即最富成效者，就是对不同者的宽容。具体者，就是不同类型样式音乐共存的格局开始逐渐形成。
　　除此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则事关诗学者。无疑，随着人文历史的不断进展，叙事问题自然会日益突现。而叙事者又必然相关诗学者。就严格意义而言，对中国音乐文化之事项、思想、诗相、史向的叙述，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自在的话语系统与彻底自足的叙事结构。尤其于现时者，则既少本位话语，又缺当下话语，借用者，主要为外来或传统。具体而言，对话语系统来说，总体上就是中国古代音乐思想、西方传统—现代音乐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这三种话语的混合使用；对叙事结构来说，大体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表层）笼罩下，处于一种彼此相悖的（深层）分离作业状态（其中，某种带实用性、经验化的时弊在所难免）。历史地看，与学理推论范型与人文叙事范型之传统相关。现实地看，则又与世界性总体人文生态及其相应语境有关。因此，面临话语系统无序（失语）、意识形态非位（无语）、叙事结构失范（空语）的偏性突变，就势在必然。进而，在此必然前提下，“根语”的隐退也不可避免。
　　就20世纪中国于不同历史时段的诗学历程而言，50至60年代，是轴心化权威话语时段，多核心术语群，趋共性化倾向，呈树形结构，载统制性语义；70年代，是无话语时段，即“文革”时期的话语断层；80年代，是多种话语无序时段，多割据术语群，趋个性化倾向，呈平面结构，载并存性语义；90年代，是边缘化无权威话语时段，多琐碎术语，趋立体化倾向，呈滚动结构，载复合性语义；其总体取向为：话语所指相对拆解，话语能指逐渐突现。由此，在厘清与厘定于同一认知型（现代或当代）统制下不同话语轴心与边缘的前提下，有必要制定新的诗学策略——批判50年代以来专制集权话语（官僚文化宫殿），汲取80年代末以来大众口头话语（俚俗文化狂欢节），接续长期以来有传统可循之文人书面话语（精英文化圣坛），并力图消解与拆除由“官文化、士文化、僧文化圣殿向俗文化狂欢节”位移的种种势力，以使得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日益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再通过充分独立的叙事，进行全面的人文整合，从而返回“元叙事”——通过自身折叠以增加叙事厚度——的原真状态。
　　出于各自现实功利，并适逢80年代后期人文精神失落，当下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作为传统观念认定的社会中坚者知识分子，其原有的身位结构发生裂变，即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官僚知识分子，科技知识分子，平民知识分子，人文知识分子），以及文人经商的冲击与智者参政的鼓噪，原本各自独立的原则与立场均有不同程度的淡化与退降，思想焦点开始发生位移，甚至出现某种寄生现象。其理论依据（冠冕堂皇）：续接古今，焊接中西，绣接雅俗。其实际切入（几近空想）：缝合裂隙，弭合空隙，磨合凸隙。
　　通过世纪回望，综观当下人文生态，则就是，“人文化”的全面泛化，以及以“文化物”为标记的人文景观的极度繁衍——传统文化言路断裂并出现文化真空，社会职业分工极度分离并导致职业身份危机，主宰型意识形态轴心趋向边缘，人文滞后促使泛人文性反人文性技术逻辑形态优先跨入文化发展前沿，深度模式向平面范型转换并造成文化杂交丛生机制生成——多分天下无轴心，众声喧哗无秩序。具体者，类似海上景观：汹涌澎湃的大众文化（汪洋），自言自语的官方文化（孤岛），颠簸沉浮的精英文化（舢舨），被无尽开垦并极度消费而肢解了的民间文化（大陆架资源库），乘虚而入的神秘文化（海上幽灵，宗教文化的变种）。前景何在？适时寻找当下人文基因是否成为可能——基于地缘之上的区域文化，基于血缘之上的族类文化，基于物缘之上的形态文化，以及对此具统制作用的历史框架与脉动（海床）。因为，“根语”作为诸多支语复合的“此在”，即“在此”中存在。
　　“当代”是一个问题。几为当下人文学界之普遍共识。然，依笔者所见，无疑，此“当代”已非日常语义之单纯时间概念(Now)，而已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涵义，即“不断涌现并与我共在”(present)，故为“历史”与“当下”之复合。由此出发，有两个问题尤为突现：一者，作为人文化制度的高度聚合，“后冷战”态势不要避免，即不同区域文化（依地缘而构建之），或不同族类文化（依血缘而构建之），或不同形态文化（依物缘而构建之）之间的冲突；二者，与上反之，随着生态文化的日益成型，完形人本结构系统将重新展现，即感性（感受）—艺术／知性（体验）—道德／理性（认知）—科学／灵性（觉悟）—宗教之同生共在。
　　因而，“当代”作为一个问题，其关键所在，就是如何推助知识分子文化的健康发展，或不断向其倾斜。同时，作为文化当事人，知识分子则需不断强化自身之反弹，变“无历史”为开启“历史原动”。无疑，当今社会依然处于人文化时段（即以英雄为标记，不断造就轴心文化），但是，在后工业文明乃至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已大面积出现由断裂到涣散，由松散到密集，由轴心到边缘，由滞后到前沿，由深度到平面的势头。加之，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的剧烈冲突，理想道德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以及欲望现实主义的多重无序复合，也大大加剧了人文化世界分崩离析的力度。
　　如此现实，使我们有必要对当代社会的人文知识类型，进行重新定位。与古之六艺者分门别类（礼乐—情意，射御—技能，书数—认知）不同，近代以降，人之活动范围基本已归并为“知—意—情”三大领域。一个本质的区别是，此“知—意—情”并不简单对应于古之“情意—技能—认知”者，尤其于今之“认知”者中，则明显包容了属于技能与制度层面的内容。因此，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随着职业分工的日趋强化与具体，以及学科类别与知识结构的愈益细致与精密，界限林立，结构单一，以及由此派生的隔阂与障碍的丛生，都将会使得人文化历史的实际进程出现延缓与滞后的局面。
　　进而，必须在人文学理层面上，重新界划“当代史”——自从知识分子文化作为一种独立作业的自在文化开始，人类便进入了当代。并确立相应之仲裁标准——知识分子作为当代社会的文化主体，知识分子文化作为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
　　以“当代史”之真实性而言，对知识分子结构分化的辨认识别标准，一在于不同职业指向以及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二在于不同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综观当下，后者似乎更为根本。由此，知识分子要想处于纯粹意识形态领域之中，并依此建立自己的乌托邦、理想国、精神家园，以至最终实现自己的灵魂归宿，就必须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富有特殊的敏感与极度的冲动，且不失时机地形成与之相应的、有质性鉴定与量化指标保证的“思想族”。与此同时，积极推助诗学策略的实施与落实，不仅颠覆旧有的文字语言秩序，而且促动思想秩序的改变，是为撰写“当代史”之必要条件。
　　对此，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作为文化当事人自身结构的重建问题，即对中国人文传统中有关“情志于事之上”和“叙事弱于表情与言志”现象的重新反思。很显然，作为持守意识形态领域和抱持观念精神世纪之社会中坚的人文知识分子，必须在新的历史人文条件下不断地去拥有对人文历史的叙事话语权力。叙事，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文处理方式，并非只是历史事实的记载。诗去史来。在中国历史上，“凡盛世者雅颂，凡衰世者风谣”，其实就表明了这一点。另外，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讲的也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叙事并非仅仅是对抒情、言志的体裁替代，而理应以叙事的方式包容乃至整合抒情与言志。此，既为历史之预设，又为文化之先定。因此，与法律制定（政治制度的建构）和文艺创作（审美规范的建构）等不同，叙事在更为深层的意义上必须包容有人文关怀，即人文制度与规范的建构。因此，叙事需要思想家的参与。尤其在人文化时段，人文叙事必须拥有对这一时段进行总体统摄的绝对权力，进而成为社会决策集团设计、制定各类制度、规范的必要依据。
　　然而，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当一个社会尚未摆脱历史断裂之后遗，又正在经历文化转型之阵痛的情况下，叙事问题在当下的合法性，尤其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类型知识分子者，专以意识形态建构与人文精神营造为己任的那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显得十分突出。人文知识分子究竟如何真正拥有当代历史文化的叙事话语权力？作为第一步，首先就是要清醒地意识到，长期以来人文知识分子实际上是完全丧失了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因此恢复对这一权力的拥有与行使，是为当务之急。其次，则就是要完善自身结构，以及进行叙事作业的各种前准备，即：在建构起新的叙事模式（事本体的文献档案贮存系统）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意思结构（与事本体相应的观念话语表述系统）与新的赋诗语境（与思现象尽可能统一的术语概念演示系统）。再次，就是要及时更换自身的话语方式，调整自身的话语系统，以适应现实的处理。最后，适时、及时完成自身知识谱系的转换，无论是思想史的宣言，还是学术史的记载，或者宗教史的诠释，以此任一为主体的知识分子文化作业，不仅需要有严谨缜密的学理推论，而且也需要有飘逸通灵的人文叙事。是为意识形态性质所预设先定，因为任一学理推论都不可能完全将主体自身排除在局外进行旁观，它必然要求叙事者同时入境，以成全叙事过程由具体处理到终极关怀的全部程序，并由此来接续与弭合人文批判与人文启蒙之间的断裂与空隙。很显然，在此四者中，恢复对人文叙事话语权力的拥有与行使，最为重要。如此重大的作业，事关历史发展的根本进程。因而在当代，这样的作业只能是为人文知识分子所预备的。因为，只有人文知识分子担负起史工之职，才可能面对新的人文生态来及时消解陈旧的功能惯性；也只有人文知识分子制定出相应的史则，才可能针对新的人文语境来及时拆除过时的结构方略。尤其，当资讯社会已基本成型的前提下，当下知识状况又再一次成为全社会的关注中心，甚至，将转换成一种实在的权力。
　　历史与文化互向承诺。在不断辨认、识别、澄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文明来源、文明基质、文明机制之同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意识往往基于经验积累之上。于是，每一次新经验的获得，都可能会发生历史观念的改变。由此，即便是经验的密集聚合与高度总和所形成的理性，依然具有相当的虚拟性。因而，在此基础上不断建构着的社会仲裁机构，同样存在着是否真正合式、合情、合理、合法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历史文化需要有所断言之际，谁来仲裁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就当下而言，尽管历史叙事的主轴依然是科学主义与理性至上，但是，由此而生的矛盾——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不可重合，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之间的难以调和，以及理想道德主义与新保守主义乃至欲望现实主义之间的剧烈冲突，等等——无论是自然环境问题，还是社会生态问题，最终都仍将归位到人文价值问题上来。因此，立足当代学人的价位之上，不同模式的历史叙事，不同时段的知识考掘，其终极指向，必然是实现人文化之最后价值承诺——只有真正拥有对历史文化的叙事权力，才能够使人文知识分子，这一当代社会的文化主体得以基本确立；才能够使知识分子文化，这一当代社会的主体文化得以覆盖全体；同时，也才能够去真正推进人文化的历史学理，进而实现人文知识分子对人类命运进行终极关怀的目的。
　　于是，依今典所鉴，并前瞻，21世纪的中国音乐文化，理应——坚持文化当事人的合式指向，抱持文化的合理显现，持守文化物的合情在场，持续人文制度的合法生成。
　　依此，以一个现实的倡议，对未来音乐文化发展取向进行承诺。是以人才的聚合与资源的汇集为结构依据，建立一个不断集取资源，且不断生成动力的“产业化”基地。以人才一方而言，如果说，无形学院（或称“无墙大学”）的圈范，复合型人才的造就，竞争性群体的聚合，高度密集化机制的运作，是为个别或单项策略，那么，缔造一个多重集约型的音乐文化园区，应该说是一个更为合理的构想。因为，在此音乐文化园区中，不仅仅是：人才与资源，单一科目与众多科目，本位文化与跨文化等等的复合；而且，还可以集成一个相关总体音乐文化的全方位格局，包括：博物馆，资料中心，研究中心，创作中心，传播中心，培训中心，演艺学院，传承书院，出版部门，高科技开发中心，多功能实验工作室（携物理、生理、心理等多极共振），音响—音像制作中心，展演系统（音乐厅、剧院、实验场地等），等等。由是，总体音乐文化建设，将在此多重有序的复合之中，建立有生且合式的生长方式，辅之以能合理成形的增长模型，从而，成就起“可持续发展”的恒定机制。与正视知识频繁转型之同时，循规模作业之生态模式，行序列衔接之立体滚动。进而，通过仿自然科学之叙事模式（产业化—标准性复制），并效社会科学之叙事模式（制度化—定向性推广），使人文科学之叙事模式（思想化—信息性弭漫），在此音乐文化园区中，真正得以自由生存—自足生成。
　　大凡，历来哲人先知，在考察并叙事历史文化发展与人的存在之同时，总会自觉地寻找决定或推助这一存在与发展的内在逻辑动力。比如，精神理念决定社会存在（黑格尔），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存在（马克思），经济—技术、政治、文化三要素决定社会存在（丹尼尔·贝尔），生命、劳动、语言决定人的存在（米歇尔·富柯），理论知识将处于未来世界的中心、并建立以信息处理作为主要手段的话语权力系统（后现代主义预示），等等。
　　就此而言，并与他者（政治、经济、技术等，仅仅是人类谋求发展的一种阶段性话语，且只具周期性阵发特点）相比，唯有文化才是人类为实现永久进步的一种持续性话语，并具贯穿性永动机制的叙事。
　　于是，无论于文化领域，还是以理论知识为中心，知识分子作为当代文化的主体当事人，且作为人文制度的主要创制者、承诺者、参与者、拥有者，迄今为止，依然处于人类文明的前沿。因此，作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必然引申与延续，知识分子是为当代历史以及未来文化的第一生产力。
　　百年将尽，跨世纪在即。作为现代社会之文化重建，能否在“根语”的滋养中抑或统制下，得以成就？乃天机也。
　　“……人，诗意地居住……”（海德格尔语）。也许，“人之前”有一个无限的前景，那么，“人之后”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呢？依照逻辑的推断，在增进科学知识与发展智能技术方面，人的能量似乎没有限制。但是依照历史的叙事，当人对包括自身在内的所有自然与文化发出挑战的时候，则必须择取新的方式，并以此为已近极限之人解答终极挑战之首选文化反应。入而复出，大开大合。于是，无论神圣抑或世俗，无论稳定抑或变异，我们都需要“第三只眼睛”的观照，以建立一种超越精神。不仅仅处理日常问题，还在于解决灵魂危机。于是需要开通一条出路，即通过多重控制，在尽可能广大的活动范围和尽可能密集的限制条件下，恒定自身之最大质能，顺利跨越历史的预设，尽量摆脱文化的宿命。无论最初开端，还是最后终结，无论思想史宣言，还是学术史记载，或者宗教史诠释，人文者，只有在极度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将“价值无涉”的原则自由地运用到任一价值的追问之中。
　　古代先哲曰：人乃天地之性最贵者。实然，人是有文化之历史的第一主宰。也许，这就是人文历史中的一个不可“易”之原理。或者说，这就是人文历史之本真涵义所在。进一步说，就是“根语”，就是“传统”，就是“元典”，最最基本本原，最最简单单纯——
　　历史乃自然之“六书”，文化乃自然之“纹身”。
　　遂，以“自然而然”之本，立“历而成史”之基，显“文而化之”之元。
　　“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康德）
　　是为人文承诺，也为历史应允。
　　
　　
　　
艺术广角沈阳52～57J6音乐、舞蹈研究韩钟恩19991999 作者：艺术广角沈阳52～57J6音乐、舞蹈研究韩钟恩19991999

网载 2013-09-10 21:4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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