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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祖国神圣领土香港即将胜利回归之际，一部专门研究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鸿篇巨着《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付梓问世。该书共13章，附有地图和图片30多幅，书后附录大事年表、参考书目，全书约66万字，可谓是迄今为止鸦片战争学术专着中篇幅最长、内容最为全面和丰富的一部。此书扉页标明：“谨以此书纪念1997年香港回归”，体现了作者对于香港回归的一片爱国深情。
　　《鸦片战争史》由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主编，作者有许增ｈóｎｇ＠①、李少军、杨卫东等三位鸦片战争史专业研究者。他们在“前言”中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大事变”，正是由于鸦片战争，“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进程被迫改变了。中国的独立主权开始丧失，中国领土完整遭到破坏，中国的社会经济逐渐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遭到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与剥削”，中国“开始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因此，从宏观上看，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它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发展史上，是影响中国社会性质的第三次重大变革。前两次重大变革，一是距今约4000年前后，即夏代初年由原始社会过渡到私有制的变革；二是距今2500年前后，即春秋战国时代，由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大变革。与前两次相区别，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三次社会性质的重大变革，主要不是由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自身变化后自然形成的，而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制约后变化的产物。“它不是历史发展的进步，而是历史发展的变态”，由此产生了畸形的近代中国社会。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逐步瓦解了，而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却遭遇到重重困难，不能顺利成长。中华民族的命运受到极其严重的挑战，中国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动。因此，作者们认为，这第三次大变革对中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从以上的认识出发，作者们认为：“以往人们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把它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来研究”，“这显然与它在这场大变革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们决定把鸦片战争置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内来进行探讨，以求揭示真相，探索规律，评论是非，指明影响，如实反映这次社会大变革的来龙去脉。
　　这也是该书的指导思想。从全书各章节的内容看，应当说，作者们对以上认识和编写意图的贯彻是比较成功的。为了说明鸦片战争不仅仅是中英两国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是把它看作是英国殖民者对中国实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中英矛盾由经济贸易发展到政治军事冲突的必然产物，本书从分析西方殖民扩张和当时的世界形势入手，用5章篇幅，阐明战前300年的中西关系，包括早期殖民者的东来、英国殖民者对华野心并以鸦片作为打开中国门户的手段，以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状况与严禁鸦片的正义性、必要性，详尽地叙述鸦片战争发生的深刻根源和历史背景。然后用4章的篇幅分阶段翔实地论述了鸦片战争的经过，包括清政府由战到和的态度转变、英国的扩大侵略战争和中国军民的坚持抗争。最后又用4章篇幅论述了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原因及其带来的后果与影响，包括《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等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和战后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变化。这样，鸦片战争既被置于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又被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范围里加以考察。该书对于有关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使战争发生的根源、战争的进程与结局及其产生的后果与影响得到全面的阐明，雄辩地说明了鸦片战争绝不是单纯的一个历史事件或中英之间的一场战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大变革。
　　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不仅牵涉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而且涉及与许多西方国家的关系。以往的中国学者，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外文资料利用得较少。该书的作者有鉴于此，比较充分地搜集、考证和利用中外文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从1982年决定集中精力撰写该书起，他们就有步骤以搜集中外史料，进行鉴别、分析，把研究工作建立在丰富而又可信的资料基础上，力求全面、深刻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然后，他们开展专题研究，对鸦片战争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与重点问题进行探讨，13年间发表了有关专题学术论文50篇，同时，编辑《鸦片战争前后史事纪要》和《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两书，组织力量选择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关于鸦片战争与林则徐的论着，作为撰写该书的参考。通过10余年的认真准备和紧张的工作，终于完成了这部有分量的专着，这在鸦片战争研究发展史上可说是一个突破性进展。
　　该书不仅广泛吸收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够不为一些观念所束缚，对很多重大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明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前实行的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政策，长期以来被人们称为“闭关政策”，该书认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和“名不副实”的。作者在综述对此政策的各种不同见解之后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明清政府对西方殖民者被迫采取防范措施，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无疑具有正义性。但同时指出，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明清政府推行的不是积极的防卫，而是消极的防卫，属于被动保守性质。它们昧于世界大势，不去了解和学习西方国家的长处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是闭目塞听，力图限制西方经济和先进科技文化与中国的交流，而且固步自封、妄自尊大，从而束缚住自己的手脚，造成了历史性的、无可挽回的绝大错误，最后导致了近百余年来的民族屈辱。再如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鸦片泛滥问题的争论上，近年史学界有人对批驳许乃济弛禁论提出异议，认为是“十足的高调，仗政治上以势压人”，甚至认为许乃济的弛禁主张“比较符合实际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该书对此进行认真细致的辩驳和说理，认为“这种观点涉及大是大非，有必要予以澄清”，从理论和实际状况进行分析，指出为许乃济这种错误的主张翻案是没有道理的。又如由道光帝发动的关于禁烟的大讨论，以往史学界将参加讨论的大臣们划为严禁与弛禁两派，并把这场讨论描绘为弛禁派与严禁派的一场激烈的斗争，该书明确指出，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确切的”，认为这场大讨论其中心是如何有效地严禁鸦片，而不是争论弛禁与严禁。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此外如西方殖民者或商人早期来华与中国进行接触，鸦片战争应从何时算起，英国侵华战争的准备，英国议会内部的分歧和最后决策，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战争全过程中的态度和政策的变化，以及战争中一些战役的具体过程等问题，中外学者都有不同的认识，该书对它们进行了综合分析，以细致的笔触叙述和介绍，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或择善而从，或进行补充与修正，显示出较强的说服力，令读者感到比较符合或接近历史的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鸦片战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对它所引起的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的巨大变化予以足够的重视。《鸦片战争史》的最后两章专就战后的中国社会、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与文化进行探讨和介绍，特别是利用各种统计资料和有关记载详尽叙述了战后东南五口的巨大变化和中国自然经济的开始解体，内容翔实，具有较大的说服力。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思想和文化”一章里，以专节分别详论地主阶级改革派革新内政的思想以及反侵略文学和史地学的兴起。这样集中系统地介绍“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政治主张和有关见解，在鸦片战争史专着里可谓首创，使人们对于统治阶级集团内部倾向进步、主张革新的力量有了较充分的了解。
　　该书对于鸦片战争史研究的又一新进展是关于香港岛在战争过程中被英方强占的问题。长期以来，史学界错误流传义律在1841年1月占领香港岛之前与琦善曾签订了所谓《穿鼻草约》。该书以确凿的史实证明了此说的荒谬，指出自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至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所说的琦善“无可奈何地于1841年1月20日同意了《穿鼻草约》”与1980年美国出版的《大百科全书》（第14卷）中的“1841年1月20日，中国战败（指沙角、大角之战）之后，被迫签订了《穿鼻草约》”的记载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自琦善抵广州到义律于1841年1月20日发布包括“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的所谓《穿鼻草约》（即四条“初步协定”）前，两人并未谋面，琦善也未曾委托信使鲍鹏与义律订约，因此所谓义律与琦善“已经签订了‘初步协定’”的说法“完全是凭空捏造”。事实的真相是义律前一天公布了自己捏造的“初步协定”，第二天（1月21日）就令沙角、大角的英军开往香港岛，1月26日正式强行占领了香港，英国殖民者的海盗式嘴脸于此暴露得淋漓尽致。
　　综观全书，正如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评论的那样，《鸦片战争史》是一部高水平的巨着。他认为，在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强占的中国神圣领土香港将要回到祖国怀抱的时候，读者通过此书重温150多年的历史，将会加深对中国国情的了解，进一步激发爱国热情，为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更加尽心尽力。因此，它可以说是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一份重要献礼。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纟右加宏下
　　
　　
　　
出版广场福州11-12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戴迈19971997 作者：出版广场福州11-12Z1出版工作、图书评介戴迈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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