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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引言
　　公共图书馆使命(mission)是关于公共图书馆责任的陈述。在国内外专业文献中，表达同样含义的术语还包括：目的(purpose)、任务、功能定位等，但“使命”一词似乎更适合本文的语境。当使命的主体是一般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时，“使命陈述”(mission statement)所表达就是整个公共图书馆界对于社会的集体责任；当使命的主体是个体图书馆时，“使命陈述”所表达的就是该图书馆对于其所服务的社区的具体责任。
　　对于个体图书馆而言，使命陈述具有很多指导性和工具性作用。它是图书馆制定战略规划或长期计划的起点，决定着图书馆对规划期内的目标的界定；它是图书馆工作和管理的依据，决定着资源的分配和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图书馆工作考核的依据，显示着公共图书馆绩效与其责任之间的差距；它同时还是图书馆存在合理性(legitimacy)的依据，昭示着图书馆对其耗费的公共资源的可能回报。
　　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公共图书馆的使命经历了很多变化。环境的变迁、利益相关者的质疑、公共图书馆对自身影响力的反思都曾经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调整。几乎每个时期的专业文献都记录了世界图书馆职业为调整公共图书馆使命而进行的探索。例如，温森特(Vincent)[1] 显示了澳大利亚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迷失；琼斯(Jones)[2] 显示了英国图书馆职业在确认公共图书馆使命时出现的分歧；哈里斯(Harris)[3] 则揭开了早期美国公共图书馆公开使命的隐藏动机。
　　本文的目的是回顾英国和美国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使命的探索历程。美国和英国是最早阐释公共图书馆使命的国家，也是最早对公共图书馆使命进行经验主义考察的国家；此外，英国和美国还是最频繁地为公共图书馆事业出版纲领性文献的国家(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版了4份全国性标准、1份专门的公共图书馆使命陈述、4份公共图书馆规划指南；英国从1849年以来出版了十余份里程碑式的公共图书馆报告、3份有关公共图书馆的法规、2份公共图书馆标准)，其中大部分文献都直接或间接地阐释了当时公共图书馆的使命。这些努力使英国和美国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探索过程渗透着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理性，也使它们为世界公共图书馆界贡献了一份宝贵的职业遗产。
　　2　早期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在“图书馆信仰”中产生
　　公共图书馆出现的时候(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良以稳固刚刚出现的工业化社会形态。全民教育是社会改良的重点之一。资产阶级一方面希望通过普及教育提升工人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希望借助教育克服“滋生于产业工人社区的社会疾病”——酗酒、赌博、暴力、粗鄙。随着社会改良的深入，“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人们相信，通过获取和利用知识，他们有望改善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19世纪中叶，英国社会读书风气盛行[4]，社会教育机构(如对工人进行培训的机械师协会)迭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求知热情。
　　对知识的崇尚在很多人中培育了一种对公共图书馆作用的信念(图书馆学文献中称之为“图书馆信仰”)。这种信念认为，图书馆通过提供图书资料，可以向社会成员传播知识，提供自我教育机会；它通过在下层人民中培育阅读兴趣，可以使他们亲近知识，远离粗鄙；它通过改善个人素质，可以推动整个社会进步。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很多公共图书馆员，如英国曼彻斯特图书馆馆长爱德华兹、伯明翰图书馆馆长穆林司(J. D. Mullins)，布拉德福(Bradford)市图书馆馆长伍德(Butler Wood)，里兹图书馆馆长耶茨(James Yates)、美国纽约图书馆馆长杜威、丹佛公共图书馆馆长达纳(John Cotton Dana)等，都是“图书馆信仰”的追随者。
　　在上述信仰的基础上产生了早期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使命——教育教化使命[5]。在英国，早在公共图书馆法通过之前，爱德华兹就把教育教化使命看成图书馆获得立法支持的基本理由。他明确提出，“如果图书馆不成为教育者，他们将没有任何理由得到立法关注，无论它们在其他方面如何有用”[6]。在公共图书馆获得立法支持之后，很多公共图书馆馆长继续把教育教化阐述为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使命。例如，利物浦图书馆馆长考维尔(Peter Cowell)就认为，免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使命就是延伸学校教育，使贫穷家庭的孩子有机会开发他们在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所有潜能[7]。在美国，杜威将大众教育分为两类：一类是免费的公立学校教育，一类是免费的公共图书馆教育[8]。1879年的美国图书馆学年会将美国图书馆的目标确定为：用最少的成本将最好的图书提供给尽可能多的读者。维根德(Wiegand)认为，这是美国图书馆关于自身教育教化使命的最精练的表述[9]。
　　教育教化使命的确立深刻影响了早期公共图书馆实践。虽然当时的公共图书馆也提供了少量其他服务(如地方文献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但图书馆工作的核心和基本指导思想却是教育教化。这一指导思想不仅决定着当时图书馆的藏书结构、服务模式，也决定着图书馆员对藏书利用率的态度。在早期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的馆藏比例中，小说仅占15％[10]。当后来的统计数据显示小说占据了绝大多数借阅量的时候，很多图书馆员将这一现象解释为教育教化使命的失败，并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例如，在英国的斯多克浦特(Stockport)图书馆，当馆员们发现小说借阅达到总借阅量的80％时，他们立刻制定了减少小说借阅的计划[11]。1908年，英国图书馆协会还专门针对小说借阅通过了以下决议：(1)公共借阅图书馆(public lending libraries)的功能是提供优秀文献，即具有文学或教育价值的文献，小说也必须经过这一标准的检验；(2)图书馆应该提供属于经典作品的小说；(3)图书馆不应提供没有文学价值、道德价值或教育价值的流行小说[12]。
　　3　二战前后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经验主义考察中走向理性
　　从20世纪初开始，教育教化使命作为公共图书馆的核心责任和基本存在理由开始逐渐动摇，因为图书馆服务结果显示，公共图书馆距离实现这样的使命相距甚远。图书馆的支持者们曾希望它面向下层人民提供教育设施，但图书馆的主要使用者却是中产阶级[13]；他们曾希望图书馆通过提供高雅图书，引导下层人民亲近知识，远离粗鄙，但他们很快发现，公共图书馆用户更喜欢通俗小说。当时的借阅统计显示，在绝大多数公共图书馆，一半以上的借阅是通俗小说，在有些地方，小说的借阅量甚至占到总借阅量的80％[14]。这样的结果让早期的公共图书馆员十分尴尬，它表明，在公共图书馆的教育教化使命、社会需求以及图书馆实现使命的能力之间存在某种失调。更糟的是，一些目睹这种结果的政治家们已经开始质疑公共图书馆存在的必要。图书馆史学家凯利(Kelly)记载了英国保守党议员对公共图书馆的质疑：“我不认为公共图书馆产生了任何益处；相反，他们产生了极大的危害，因为据我所知，被借阅的图书主要是流行小说，这样的书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15]。在“图书馆信仰”和用户实际需求的冲突中，很多公共图书馆员选择了暧昧态度。正如斯特奇思(Sturges)[16] 所评论的，这种态度表明了早期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模糊性，也导致了公共图书馆使命的第一次迷失。在图书馆职业的彷徨与摸索中，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开始了悄然转变。在英国，1927年的肯尼恩报告(Kenyon Report)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界定已经明显弱化了教育教化使命：“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其所在地区的智性生活中心。该中心应该兼顾智性生活的所有阶段，从智性觉醒时的好奇心到训练有素的专家的科研。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于知识的渴求者，而且要服务于那些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和追求休闲娱乐(而使用图书馆的人)”[17]。
　　继通俗小说的冲击之后，建立在“图书馆信仰”上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二战期间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二战期间，纳粹的思想控制及其后果震惊了图书馆职业，他们开始反思自身对维护思想自由的责任。反思的结果使西方公共图书馆开始自觉地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命从社会教化转向了维护思想自由。在新使命面前，很多图书馆员不仅反对来自国家政权的思想控制，也质疑来自于专业权威的“图书审查”，包括为教化使命而选择“最好的图书”。此外，战争期间，公共图书馆在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中也不再拥有它在社会改良时期的风光地位，很多图书馆都经历了经费的削减和利用率的下降[18]。所有这一切都要求公共图书馆重新考虑自己的使命。
　　在当时的欧美国家，对战后重建的展望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激发了各种各样的规划活动。从政府部门到专业组织，很多领域都制定了战后重建计划，这为公共图书馆重新审视自身的使命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和美国都出现了为规划公共图书馆战后发展而进行的大规模调研活动。在英国，全国性调研由英国图书馆协会发起，由着名图书馆活动家麦克考文(McColvin)承担。调研活动从1941年开始，历时70天。在这段时间，麦克考文走遍了英国全国，对各地图书馆进行了深入考察，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战后英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构想，即着名的《麦克考文报告》。该报告提出的战后公共图书馆发展建议涵盖了图书馆使命及服务、组织管理、人员配置等众多方面。在公共图书馆使命方面，《麦克考文报告》首先强调“服务是图书馆存在的理由，而服务就意味着不加质疑、不带偏见、不予限制地给予。图书馆是这样一种工具：促进读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动，因此，它必须是宽容和无所不包的。”[19]。这段陈述中的“不加质疑”、“不予限制”、“读者的所有或任何活动”、“无所不包”等表述，比1927年的肯尼恩报告更明确地弱化了图书馆的教育教化使命。其次，它提出，在履行其教育使命的时候，公共图书馆不是直接教授人们如何阅读、如何推理、如何使用事实和思想，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图书的需求来延伸学校的工作，这是公共图书馆与学校教育的根本不同[20]。如此表述的教育使命显然已经没有了“图书馆信仰”赋予它的神圣性。在对图书馆的教育教化使命进行了上述颠覆之后，麦克考文还论述了公共图书馆的其他使命，如服务于儿童的使命、为弱势群体提供平等服务的使命。
　　在美国，二战期间及战后对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探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43年出版的《公共图书馆战后标准》；二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于1947年委托开展的“公共图书馆调研”。1943年的《公共图书馆战后标准》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继1933年标准之后发布的又一个全国性标准，其主要目的是为战后美国公共图书馆发展提供新框架。根据该标准，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包括满足居民的教育需求、信息需求、文化或审美需求、娱乐需求和研究需求[21]。1947年开始的“公共图书馆调研”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为了纠正战前及战争期间公共图书馆使命之迷失，明确公共图书馆的社会角色而实施的。为了确保调研结果的客观性，美国图书馆协会特意将调研任务委托给一批业外人士——密西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次调研涵盖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功能、结构、组织、服务、人员等。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公共图书馆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使用图书馆的人仅占成年人口的十分之一，儿童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人们使用图书馆的主要动机不是教育而是消遣，这显示，建立在“图书馆信仰”之上的教育使命事实上是失败的。调研者认为，战后美国公共图书馆应该将其使命调整为为少数严肃读者群(非消遣性读者群)提供“高质量的、可靠的资料”[22]。
　　显然，这时的公共图书馆对于自己究竟应该对社会承担什么责任，已经失去了源于“图书馆信仰”的自信和坚定。教育虽然依然被视为公共图书馆的重要使命，但其含义已经发生了变化(教化含义已经悄然消失)；教育也不再是公共图书馆的基本使命，而只是众多使命中的一个。其他使命，特别是满足社区成员信息需求的使命开始受到图书馆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更大关注。
　　这段时间出现的大型调研报告还显示，在信仰动摇之后，公共图书馆界对自身使命的探索开始变得更加理性。《麦克考文报告》和“公共图书馆调研”系列成果都是20世纪最着名的公共图书馆调研成果，它们都希望将公共图书馆的未来发展方向建立在坚实的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之上。因此，尽管《麦克考文报告》和“公共图书馆调研”的建议在当时都没有得到采纳(麦可考文报告的建议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过于激进；“公共图书馆调研”的建议则被认为是过于精英化)，但二者都对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探索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代表了经验主义对“图书馆信仰”的否定，是图书馆使命探索历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二战前后，在新使命的引导下，图书馆工作实践也发生了显着变化。首先，图书馆员对于小说类图书已不再是简单的排斥，他们承认小说阅读在多数情况下有益无害；他们还相应调整了与小说相关的职业实践活动，如馆藏建设、文献提供和阅读促进等。其次，信息服务工作地位日升，与信息服务相关的岗位被视为优越性岗位，它们甚至可以比其他岗位享受更优厚的待遇[23]。再次，当图书馆员悄然卸下前辈肩起的社会教化使命后，他们开始更多地关注与信息自由、信息平等相关的问题。1938年，美国依阿华州的Des Moines公共图书馆起草了“图书馆权利宣言”，更加鲜明地提出了图书馆维护公民信息自由、信息平等权利的原则。该宣言后来被美国图书馆协会采纳。
　　4　黄金时代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职业乐观主义背景下扩张
　　二战之后，英国和美国都经历了较快的战后发展时期。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两个国家建设公共服务的能力，也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带来了比较充足的经费。在英国，战争期间设计的福利国家蓝图开始实施，公共图书馆事实上成为福利国家公共服务体系的组成部分。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政府在《麦克考文报告》基础上重新对全国的公共图书馆进行了调研，出版了英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又一部较有影响的报告——《罗伯茨报告》。1962年工党政府教育部在《罗伯茨报告》的基础上出版了《布迪伦报告》(Bourdillon Report)，提出了“高效率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标准”，如年文献入藏量、服务空间、人员配置等；1964年，英国议会参考上述两份文献，通过了“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案”[24]，规定地方政府必须为当地民众提供全面高效的图书馆服务。在美国，20世纪50到60年代先后出台了两部有关公共图书馆经费的法令：20世纪50年代中期通过的图书馆服务法令(Library Services Act)规定，联邦政府有责任为农村的图书馆服务提供财政补助(即联邦政府在地方政府提供的经费之外，再提供额外的经费)；20世纪60年代补充通过的图书馆服务与建设法令(Library Services & Construction Act(LSCA))又将这一责任扩大到城市图书馆。随着这些标准和法案的出现，英国和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了各自的黄金时代：经费相对富裕、文献资源充足，公共图书馆界对自身的能力和发展前景充满了乐观情绪[25]。
　　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为了补充国内劳动力市场，英国在这段时间接受了大批来自印度、巴基斯坦、香港、加勒比等地区的移民。移民的到来增强了英国的多元文化色彩，也向英国社会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和文化课题：如何使这些移民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增加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英国公共图书馆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同时也是一个职业问题，它要求公共图书馆相应调整自己的使命，将外来文化和移民纳入服务范围(20世纪70年代的社区图书馆运动便将移民社区确定为重点服务对象之一)。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20世纪初又吸收了大批新移民[26]，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的文化格局基本上是以主流(白人)文化控制少数民族文化为特征。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为移民文化赢得了生存空间，使美国社会开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元文化社会。直到这时，美国公共图书馆界对多元文化的使命感才在民权运动的震撼下苏醒过来[27]。
　　经费的相对充足和多元文化提供的机遇，使英美的公共图书馆对履行多元使命更加自信。继1943年的《公共图书馆战后标准》后，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又于1956年和1966年两次发布全国性标准。1966年的标准不仅重申了公共图书馆的多元使命，还明确提出了为所有文化提供平等服务的使命[28]。英国1962年的《布迪伦报告》和1964年的“公共图书馆与博物馆法案”虽然没有明确界定公共图书馆的使命，但它们提出的“全面高效服务”的目标却为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扩张留下了广阔空间。
　　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扩展伴随着服务领域的迅速扩大。在英国，公共图书馆对儿童的服务、对学校的支持、对社区的上门服务、对技术和商务信息的提供等，都得到扩展，图书馆利用率明显攀升[29]。同时，对多元文化的支持开始渗透于图书馆服务的所有方面。在美国，公共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人员配置、图书馆活动安排等方面都开始给予少数民族文化以特别关注，例如，大多数图书馆都开始强调馆藏资源的语种要与当地种族构成相匹配[30]。
　　5　萎缩时期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功能设计中优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英国和美国分别进入经济衰退时期和政治上的保守时期(在1979年的英国大选中，保守党成为执政党；在1980年的美国大选中，共和党成为执政党)，这两个国家的公共图书馆也进入了萎缩时期。由于保守政府采取鼓励私营部门，压缩公共部门的执政路线，公共图书馆从政府获得的支持力度明显减小。这样的政治环境加上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导致公共图书馆的经费开始萎缩。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公共图书馆的使命发生了两大显着变化：一是对全国性“统一使命”的反思；二是对“膨胀的图书馆使命”的反思。第一种反思大致始于对1966年标准的修改计划：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70年尝试修订1966年标准，但修订小组很快就发现，全国性标准很难适应各地的图书馆状况。经过仔细考虑，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71年放弃了修改全国标准的企图，改为制定能适应地方需要的指导性框架。新思路产生了两大结果：一是1979年发布的《公共图书馆使命陈述及其对服务的必要性》；二是1980年出版的《公共图书馆计划过程》。《公共图书馆使命陈述及其对服务的必要性》明确提出，公共图书馆应该放弃它的文化教化和同化使命，而使自己成为服务于多元文化遗产的教育、文化、信息组织[31]；《公共图书馆计划过程》则为公共图书馆根据自身使命制定可操作性发展战略提供了程式化指南。公共图书馆协会希望通过这两套文件的配合使用，引导各地公共图书馆更有效地形成与当地情况相适应的使命陈述和发展规划。
　　第二种反思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早在1972年就有学者指出，公共图书馆不可能为所有人做所有事(Public libraries can no longer be all things to all people)，它们需要确立自己的基本使命，以便集中使用资源[32]。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着名图书馆学家马丁(Martin)[33] 再次指出，美国公共图书馆在诞生后的一百多年中，使命范围不断扩大，但在经费日渐萎缩的情况下，图书馆将很难兼顾所有使命，它们必须学会集中使用资源去完成若干选择性使命。为此，马丁提出了功能设计(role setting)概念。“功能设计”指各图书馆根据当地情况，从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序列中选择若干项，作为本馆在特定时期的基本功能和辅助功能，然后设计相应活动来实现这些功能。
　　“功能设计”概念与公共图书馆协会正在进行的“从全国性标准到地方性标准”的转变不谋而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正式采纳了“功能设计”概念并出版了着名的《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34]。该指南总结了公共图书馆的八大功能，建议各馆从中选择2～4项进行重点建设，被选中的功能就构成了该图书馆的核心使命。这八大功能包括：社区中心(作为社区活动和社区会议的核心场所)、正规教育支持中心(辅助各年龄段的学生完成正规教育计划和课程)、自主学习中心(支持所有年龄的读者自主学习)、通俗读物中心(为所有年龄段的读者提供通俗读物)、学龄前儿童启蒙中心(通过面向儿童的服务活动，激发儿童的阅读和求知兴趣)、参考咨询中心(为社区居民的工作和生活提供准确的、及时的和有用的信息)、研究中心(支持学者针对特定问题开展专深研究和知识创新)。为了保证设计过程的科学理性，指南还包括了详细的社区调研指导(包括如何确定研究深度、调研对象、数据来源，如何收集和分析数据)，以帮助图书馆将功能选择建立在对环境深入调研的基础之上。
　　根据斯蒂芬思(Stephens)[35] 的调查，从1987到1994年，根据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指南进行功能设计和使命陈述的图书馆逐年增加，1988年有70所图书馆从8大功能中选择了自己的功能/使命；到1994年，这一数字已增加到617所[36]。费城图书馆是较早采纳设计指南的图书馆之一。在其1991～1995五年计划中，费城图书馆从PLA指南的八大功能序列中选择了4项：求知者中心(为所有年龄段的求知者提供教育资源)、问题解答中心(参考资料中心)、通俗读物中心(提供从畅销书到商业周刊等各类通俗资料)、小读者的大世界(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活动中心)[37]。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公共图书馆功能设计”概念也开始被其他国家认同。在英国，负责公共图书馆事务的“艺术与图书馆办公室”于1991年出版《设置公共图书馆的目的》。这份文献明确提出，“公共图书馆是社区的主要设施；它的使命在于保证和鼓励社区内的个人或团体全面获取图书、信息、知识和文学艺术成果，从而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的文化、民主和经济活动，帮助他们参加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教育计划，辅助他们建设性地利用闲暇时间，促进阅读和写作能力，鼓励他们使用信息和理解信息价值”[38]。1993年出版的《科米迪亚报告》[39] 指出，英国公共图书馆承担着任何其他公共设施都无法比拟的宽泛责任，但使命的膨胀也给公共图书馆带来了负面影响：图书馆试图以有限的资源为所有人做所有事，结果却常常顾此失彼，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核心使命和竞争力。从9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政府要求地方图书馆局通过制定计划来明确图书馆的目的及其实现途径。根据要求，地方图书馆局必须向分管图书馆工作的国家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提交当地图书馆计划书。该计划书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每三年提交一次，内容包括：(1)关于当地政府、社区和图书馆服务的一般信息；(2)对图书馆服务的中期评估；(3)今后三年的目标与工作计划。第二部分每年提交一次，内容包括：(1)与其他图书馆局服务效果的比较；(2)与预定目标的比较；(3)下一年度的短期目标；(4)实现目标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过程持续到本世纪初，后来被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新公共图书馆发展思路所取代。
　　6　进入新世纪的公共图书馆使命：在社会影响力驱动下巩固
　　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87年出版的《公共图书馆计划与功能设计：选项与程序指南》虽被很多图书馆采纳，但它在应用中也暴露了不少缺陷。首先，一些图书馆发现，指南所建议的公共图书馆功能序列在概念上不够清晰；其次，虽然指南配备了大量的经验调研工具，但设计结果还是与公众的需求存在差距。D' Elia and Rodger[40] 的调研显示，公众对公共图书馆功能的排序是：正规教育的辅助中心、自主学习中心、学龄前儿童启蒙中心，但斯蒂芬思的调研显示，图书馆最普遍选择的功能却是：通俗读物中心(95％)和参考资料中心(76.4％)[41]。
　　为了克服1987年指南的局限，美国公共图书馆协会于1998和2001年对该指南进行了两次修订[42～43]。新指南将“功能设计”(role setting)改为“服务响应”(service responses)。1998年和2001年的指南都包括13个“服务响应”：(1)扫盲(basic literacy)：为维持基本阅读能力、满足基本阅读需求而提供的服务；(2)商务和职业信息(business and career information)：为满足商业、企业、个人工作、求职过程所需信息而提供的服务；(3)共享空间(commons)：为满足人们交往需要和社区事务讨论需要而提供的共享空间和服务；(4)社区导引(community referral)：为引介社区内其他机构或组织的服务而提供的信息和服务；(5)消费信息(consumer information)：为帮助社区居民获取消费信息而提供的服务；(6)文化理解(cultural awareness)：为帮助社区居民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和其他文化遗产而提供的服务；(7)流行话题与图书(current topics and titles)：为社区居民了解文化及社会动向、满足娱乐需要而提供的服务；(8)正式教育支持(formal learning support)：为辅助各年龄段的学生完成正规教育计划而提供的服务；(9)一般信息(general information)：向用户提供与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问题相关的各类信息或解答；(10)政府信息(government information)：向用户提供有关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的信息，以便他们能正常行使民主权利；(11)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帮助用户培养信息查询、评价及利用技能；(12)终身教育(lifelong learning)：满足用户自主学习的需求，帮助他们实现个人发展；(13)地方志与家谱(local history and genealogy)：满足用户了解自家或地方遗产的需求。与1987年指南不同的是，最近两版指南把图书馆的功能细化为更具体的“服务包”，进一步明确了每组服务所针对的社区需求；此外，它们还比1987年指南更注重社区成员对功能设计过程的参与。新版设计指南的术语转换(从“功能设计”到“服务响应”)以及设计思路的转变(在更大程度上关注社区需求和社区成员的参与)表明，它比以往的指南更注重通过功能设计强化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
　　在英国，由于1997年开始的“公共图书馆计划”并没有彻底扭转公共图书馆的“不景气”状况——公共图书馆对择业人员的吸引力继续降低，利用率持续下滑[44]，文化、媒体和体育部于2002年终止了公共图书馆计划，并于2003年出版了未来十年英国公共图书馆使命框架——《未来框架：新十年的图书馆、学习和信息》(Framework for the Future: Libraries,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in the Next Decade)[45]。该框架提出，未来十年英国公共图书馆的主要使命是“促进阅读和学习、帮助获取数字技能和服务、促进社会和谐和公民权利”。“促进阅读和学习”的使命要求公共图书馆发挥传统优势，培养全民阅读兴趣和求知热情；“帮助获取数字技能和服务”的使命要求公共图书馆利用2002年完成的“人民网”为社区居民提供广泛的数字化服务和设施，例如建设和维持当地的社区网站(社区在线)、为社区居民提供数字化文化资源(文化在线)、为当地居民获取全国网络资源等；“促进社会和谐和公民权利”的使命则要求图书馆继续充当社区中心，并为所有人提供其民主参与所需的信息。
　　美国的“服务响应”和英国的“未来框架”作为两国公共图书馆在新世纪初的使命框架，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前者是行业协会的产物，后者是主管政府部门在广泛咨询行业组织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前者为图书馆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使命提供着选择指南，后者则为图书馆确认未来十年的共享使命(shared sense of purpose)提供着界定框架；前者融入了更鲜明的经验主义研究思路，后者体现着政府主管部门和专业组织的共识。但力图让公共图书馆产生更显着的社会影响却是二者共同的出发点：前者为此将公共图书馆的使命更紧密地维系于社区需求，后者则让图书馆使命紧扣未来十年英国社会的两大主题——数字社会与包容型社会。
　　7　结语
　　对整个公共图书馆界来说，使命陈述宣布了一个行业的目标，是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机构存在的重要依据。对个体图书馆来说，使命陈述既是图书馆管理的工具，也是图书馆之所以成为社区存在的理由注解。然而，要恰当界定公共图书馆在特定时期的使命并非易事。对自身能力判断失误、对社会需求有失敏感、对环境变化无知、对公共图书馆的历史与价值观缺乏了解等，都可能导致公共图书馆使命的迷失。一个半世纪的公共图书馆发展史贯穿了公共图书馆审视自身使命、适时调整方向，以保持自身活力的努力。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公共图书馆使命的探索史。
　　这个不懈的探索过程使公共图书馆的使命经历了若干显着的变化：从信仰的产物转变成了经验主义的产物；从一元化的教育教化使命转变为包括教育、信息、文化在内的多元使命；从注重职业理念到注重社会需求；从强调全国标准到强调地方特色。与此相适应，使命的陈述方式也越来越正规化：由图书馆制定、由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由社区监督的图书馆长期计划已成为公共图书馆阐述自身使命的普遍工具。
　　这个过程也见证了图书馆职业在回答“公共图书馆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的几度彷徨，几度迷失。19世纪末，图书馆的教育教化使命曾点燃很多公共图书馆员的激情，但它很快就因偏离读者需求而遭遇挫折；后来提出的信息保障使命曾为公共图书馆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存在理由，但它早在美国麦卡锡政府封锁共产主义信息时就出现过蹒跚，而今又面临着互联网的冲击；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多元文化使命比多元文化的社会现实迟缓了数个节拍，直到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才把它唤醒。这些彷徨和迷失表明，在任何时候，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使命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局限，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不被自己的局限捆住手脚，失去探索的能力。在21世纪，公共图书馆将对自身的使命进行哪些扬弃还不得而知，但从英国和美国在本世纪的头三年里就相继提出新的使命框架来看，探索还将继续。
图书馆长沙1～7，31G9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于良芝20072007
公共图书馆使命/英国公共图书馆/美国公共图书馆
An Exploration of Mission of the Public Library: Use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Public Libraries of British and U. S
　　Yu Liangzhi
　　(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nt Commercial Colleg, Nankai University)
本文回顾了英美公共图书馆在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对自身使命的探索；它将整个过程划分为以下阶段：在“图书馆信仰”中产生，在经验主义考察中走向理性，在职业乐观主义背景下扩张，在功能设计中优化，在社会影响力驱动下巩固；总结了图书馆职业在回答“公共图书馆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的问题时的几度彷徨和迷失；指出在任何时候，公共图书馆对自身使命的认识都可能存在局限，重要的是，公共图书馆不被自己的局限捆住手脚，失去探索的能力。
作者：图书馆长沙1～7，31G9图书馆学、信息科学、资料工作于良芝20072007
公共图书馆使命/英国公共图书馆/美国公共图书馆

网载 2013-09-10 21: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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