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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07）01—0167—04
　　沈从文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独特的作家。他虽然也是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而步入文坛，但并没有像其他大多作家一样，沿着新文学的发展轨迹，将自己的创作激情投入到社会政治解放的潮流中，而是远离主流文学形态，选择了一条孤独的创作道路：从人性视角探寻民族品德的重塑之路，弥补了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欠缺人性审视和道德完善的文学功能缺陷，从而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一
　　沈从文一再以人性的治疗者自居，称其创作是为建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同时，研究者也反复强调他是一位人性的歌者，指陈作家笔下“那些厚道而简单的灵魂”，“都有一颗伟大的心”[1]。彰显湘西“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成为沈从文乡土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沈从文首先以“神尚未解体”的远古时期为生活图景，通过对边地奇风异俗的描摹，凸显湘西边民准乎自然的人性。在《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作家一再借助苗族浪漫的“对歌求偶”婚俗，彰显湘西青年男女对感情的专一坚贞。湘西青年男女在恋爱时不以“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为条件，没有现代社会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的束缚。如《龙朱》中的女子认为爱情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月下小景》中的男子用歌声去追求一种“不要牛、不要马、不要果园、不要田土、不要狐皮褂子同虎皮坐褥”的爱情。在《雨后》、《阿黑小史》、《旅店》、《采蕨》等作品中，作家则将湘楚巫风和山乡风俗与青年男女对健康本能的追求交织在一起，凸现出“自然人”的健全人性。与信奉男女授受不亲的汉族不同，少数民族鼓励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苗族青年男女婚前的两性生活颇为自由。处女与人通者，父母知而不禁，反以为人爱其女之美。”[2] 沈从文遵从湘西这一特殊地域的风土人情，创造了富于浪漫情调的情欲世界。《雨后》中那一对情窦初开互相爱悦的乡村少男少女，因为“自然”的陶醉，做了“神圣的游戏”。《旅店》中的年轻漂亮女老板黑猫，因为丈夫已经“安安静静睡到土里四年”，体内春心涌动，渴望得到“一种圆满健全的，而带有顽固攻击”。于是，与一个熟客作了一阵“顶撒野的行为”。《采蕨》中的阿黑和五明，因“生命逐渐成熟”，都有了“撤野”的冲动，两人就在“草坪上玩一点新鲜玩意儿”。沈从文在这个奔放的情欲世界中，发现的并不是放纵的性欲，而是雄强的生命和率真的天性。
　　不仅如此，沈从文即使面对“神之解体的时代”的湘西，依然关注其中“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打算“重新给神做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了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3]，努力从业已“污染”的湘西中挖掘出未被金钱腐蚀的健全人性。《会明》中的会明是一位军人，十几年的征战生活虽然消耗了他的生命，但并未泯灭他的善良天性，始终保持着农人般的质朴。《灯》中的老兵，足迹遍及半个中国，但身上未染半点江湖恶习，仍保持淳厚品性。《柏子》中的柏子，是一位粗犷放纵的水手。他有过剩的精力，敢于大胆地爱，活得洒脱雄强。特别是《边城》，作家在渲染茶峒山水美、风俗美的同时，着重凸显了边地的人性美。包括：（1）男女间的情爱美：翠翠不但人长得美，而且人品也好，乐于助人，对爱情忠贞专一；傩送也不贪嫁妆，不重门第，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2）亲人间的亲情美；老船夫50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地撑渡船，他活在世上就是为了让孙女翠翠生活得更好，翠翠对爷爷恩爱无比。哥哥天保虽然深爱翠翠，但一旦知道弟弟傩送也十分喜欢翠翠，就坦然把爱情让给弟弟。傩送感到自己对不起哥哥，也毅然出走。（3）商人与顾客之间的情义美：商人经商诚信第一，如做“船上生意经”的“不必作数目上的讨论”，河街上的卖肉屠户从不让顾客吃亏。甚至就是吊脚楼女子与相熟的水手之间，钱居然“可有可无”，而情感真挚竟也“痴到无可形容”。
　　总之，沈从文笔下的乡间灵魂，大都耿直豪爽，慷慨大度，守信如约，重情重义，几乎人人冰清玉洁如处子，个个乐善好施是君子；青年男女感情专一，他们可以为了爱情随时牺牲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能够经受种种困难乃至生死的考验；乡绅待人宽厚仁爱，大方洒脱，处事公正无私，正直和平，不但从不欺世压人，反而乐于为人解忧，凡遇他人求助莫不倾力相助；乡民为人质朴醇厚，天真自然，做事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不但从不贪图金钱，反而轻财仗义，似乎活在世上只为他人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说，“生息在田野晨阳空气中那些厚道而简单的灵魂”，“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他们“无不先人而后己——无己”[1]。看来，沈从文的笔下确实有一个“人性皆善”的世界。
　　二
　　但是，如果翻阅了厚厚的《沈从文全集》，考察了作品中的所有男男女女以后，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作家的自我宣称与研究者的阐释结论。因为，沈从文的创作文本固然展露了对至善至美人性的格外倾心与热诚颂扬，但也呈示出对诸多国民劣根性的冷峻剖析与理性批判。
　　沈从文在其所置身的都市世界中，到处发现了知识者生命力的萎靡、上流社会的虚伪与堕落。《八骏图》、《绅士的太太》、《有学问的人》、《都市—妇人》、《某夫妇》等作为一个系列，构成了作家描绘上流社会的百丑图。作品中的达官显贵、绅士淑女，“在白天和黑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他们虽然以“黑暗”作“装饰”，在“鬼脸”上涂满“雪花膏”[4]，但仍掩盖不了堕落的事实。比如作家最得意的《八骏图》，展示了一群“人人皆赫赫大名”的教授的性心理畸变。这些知识精英虽然也和湘西乡下人一样，涌动着或隐或显的情欲：教授甲枕旁置有艳体诗文，蚊帐内挂着半裸美女广告画；教授乙在海滩拾到一枚蚌壳，马上想到了女性的性器官；教授丙眼睛常看的是希腊爱神胴体上的凹下处和凸出处，大脑常想的是内侄女苗条圆熟的身体；教授丁坦言自己对“许多女人皆发生兴味”，对她们“永远倾心”。但是，他们全然不敢像湘西乡下人一样充分地利用造物主的赐予享受生活，而是主动用种种“习惯”、“道德”等约束，将本能“抑制着、堵塞着”，压抑自己的天性，成为一个个精神上的阉人。《绅士的太太》中的绅士家庭，表面上讲究礼数，文质彬彬，但撕开温情脉脉的面纱，映现出来的是肮脏与糜烂。生活在阔绰豪华大公馆里的男男女女，整日忙于串门、打牌、上馆子、进赌场，空虚无聊，懒惰庸俗。大公馆的主人更是大玩“爱情”游戏，绅士的趣味在于寻花宿柳，太太的乐趣来自偷情通奸。主旨相近的还有《有学问的人》，主人公天福教授，因抱怨夫妻间的“爱情已经老了，趣味早完了”，想以偷情的方式“来补足这缺陷”，于是与一位“有身分的女人”调情。这位女人虽然是教授妻子的同学，竟然也“愿意”接受对方的“征服”。在这一系列作品中，读者发现的除绅士阶层逢场作戏式的性欲横流外，还有他们自私、卑污的灵魂。《都市—妇人》中的女主人，经常“出没于北京上层贵族社交界中”，“染了些娇奢不负责的习惯”，为避免重蹈被男人玩弄遗弃的覆辙，得到永久的“幸福爱情”，不惜毒瞎心爱男子的眼睛。《某夫妇》中的丈夫为讹诈他人，把妻子当诱饵，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演出了一场荒唐可笑的喜剧。——这就是作家勾画的都市上流社会人物群像和人生情状。但作家揭示其生活真相的意图，既不是着眼于暴露他们政治上的反动，也不是着眼于揭露他们阶级本质上的腐朽，而是展示其人性的扭曲。
　　沈从文毫不掩饰自己对乡下人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温爱，但这种温爱仅表现为感情层面的认同，并不妨碍他在理性层面对乡下人进行的反思。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柏子》、《萧萧》、《厨子》、《灯》、《会明》、《丈夫》等作品，都描述了乡下人的悲凉人生处境。《萧萧》中的萧萧，在“什么事也不知道”时就做了童养媳，“糊糊涂涂”地“变成个妇人”，在等待“发卖”期间成为母亲，“生下的即是儿子”，“就不嫁到别处了”。她的生命始终处于被动状态，在一种“偶然”中生存。《厨子》中的卖身者时常被“霸蛮不讲规矩”的客人欺负，受警察势力压榨，过着“永远是猪狗的生活”……但是，作家并不止于描述乡下人的悲凉人生处境，而且还揭示了他们理性精神的缺失。柏子照样快乐，他自以为在娼妇身上所做的“丑的努力”与“神圣的愤怒”，“抵得过一个月的一切劳苦，抵得过船只来去路上的风雨太阳……以后也将高高兴兴的做工，高高兴兴的吃饭睡觉，因为今夜已得前前后后的希望”；萧萧面对命运的摆布与戏弄，不但不怨不怒，依然“有说有笑的过日子”，而且还亲手安排下一代重蹈自己的悲剧命运，为12岁的儿子娶了一个大6岁的媳妇；卖身者视卖淫为正常合理的谋生手段，甚至引以为荣。妓女“平常时节不知道忧愁，放荡时节不知道羞耻”，“每逢一个宽大胸膛压到她胸膛时，她照例是快乐的”。老鸨回忆起自己年轻做“花魁”被达官贵人玩弄时，竟然津津乐道——他们身处悲凉境地却浑然不觉，理性世界一片荒芜，不但不曾想过如何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反而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5]。
　　乡下人理性精神的缺失不仅表现为愚弱的奴才劣根性，而且也表现为麻木的看客心理。鲁迅讲过“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6] 其实，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中也一再揭示这种麻木的看客心理：面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不但不予应有的同情，反而将其视为欣赏与娱乐的材料。例如《新与旧》中杀人场面的围观者，看到犯人的头颅落地而“齐声喝彩”，把杀人看作一种使人兴奋的游戏。他们没有是非，没有爱憎，有的只是冷漠与无情。更有甚者，他们从隐秘的私欲出发，不但对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予以应有的同情，反而落井下石，主动参与践踏受害者。比如《夫妇》中的“好事者”。当一对新婚夫妇在山中“睡觉”被发现后，马上引来一群“好事者”围观：有的汉子“用大而有毛的手摸了女人的脸”，“主张把男女衣服剥下”，以得到一种意淫的满足。妇女们恨得咬牙切齿，斥骂他们不要脸，主张用荆条“结结实实的挞一顿”。小孩子“即刻便竞往各处寻找荆条去了”，希望从“打人”中补偿自己被父亲“抽打”的损失。老年人“看了则只摇头”，忘了“自己年轻时代性情”而要救正风俗。“好事者”没有“美”，没有“善”，有的只是虚伪与野蛮。又如《巧秀与冬生》中的“族中人”，当巧秀妈被“捉奸”后，族长因其“光鲜鲜的肉体”被外人享受而“妒忌在心中燃烧”，遂提议沉潭处置。族中人为“图谋那片薄田”，“不甚思索自然即随声附和”，并把她“上下衣服剥个净光”，“一面无耻放肆的欣赏那个光鲜鲜的年轻肉体，一面还狠狠骂女人无耻。”老族祖“狠狠的看了几眼，口中不住说‘下贱下贱’”亲手将其推入深潭中。“族中人”没有亲情，没有良知，有的只是私欲与残忍。沈从文一再描绘这些“悲壮”而“滑稽”的场面，其目的是为突现乡下人的麻木心理。显然，对下层劳动者劣根性的剖析，沈从文与鲁迅同样深刻，阿Q式的愚弱国民性是其笔下的“奴才”和“看客”共有的精神病态。而这种病态，又一律源于人性的缺欠。由此可见，沈从文笔下的病态人性，不仅存在于都市世界，而且同样存在于湘西世界。
　　三
　　毋庸置疑，沈从文是用两副笔墨描绘人性图景：一方面用抒情的笔调展示至善至美的民族品性，另一方面又用凝重的笔调揭示诸多国民劣根性。那么，作家的笔下为什么会出现两幅矛盾的人性图景呢？这需要从作家的创作追求说起。
　　沈从文步入文坛之前，已经历了一段曲折的人生道路，坎坷的人生历程，加上新文化思想的启蒙，使他的心田生发了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萌芽。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20岁的沈从文来到了都市，其目的是“想来读点书，半工半读，读好书救救国家，这个国家这么下去实在要不得”[7]。而在他看来，拯救国家的根本途径在于重塑民族品德，其工具就是文学，因为文学有摧毁“一切由庸俗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8] 的力量。如何重造民族品德呢？沈从文在对都市社会作了尽管偏激但却独特的批判性考察，并根据自己对湘西的了解，全面比较了乡村与都市两种人生类型的孰优孰劣后，态度鲜明地提出，重塑民族品德的模本只能是湘西。于是，沈从文记忆中的湘西世界赋予了他生气和活力，推动他从流行风气中走来。为了让湘西承担起民族品德重塑的模本的职责，沈从文的初期创作多以远古时期的湘西社会为背景，把湘西描绘成一个美与善都达到极致的人性世界。
　　但是，经历了中国现代政治和社会剧烈变迁，湘西这个化外之地也在时代潮流中发生了无可挽回的流变。在现代文明的侵蚀下，湘西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淳朴的民风消失了，健全人性也在时代大力的重压下坍圮。“一入辰河流域，……便见出变化中的堕落趋势，即农村社会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的人生观。”[9] “地方的好习惯早已消灭了，民族的热情也下降了，所有的女人也慢慢的像大城市里的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已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为无用的东西了。”[10] 所以，现实中的湘西并非是一片绿洲。作为一位热切关注现实人生的作家，不可能永远沉迷在那些虚无缥缈的梦境中，现实湘西的险恶环境催生了作家对民族未来命运的忧虑。正是这种忧虑，使沈从文的重塑民族品德愿望不但没有因模本的破坏而放弃，反而变得更加迫切。
　　当沈从文怀着迫切和悲悯的心情回到现实湘西时，他既没有与废名一样从对人性的绝望走向“厌世”，也没有同鲁迅一样走向决绝的反传统主义，而是试图从两个方面探究重塑民族品德的途径：其一是以湘西原始文化遗存为依托，构筑乌托邦式的理想人性图景，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并将其“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引燃整个民族青春之焰”，“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11]。其二是以现实社会为依据，再现昏暗、滞重的宗法农村社会图景，揭示生活于其中的种种病态、畸形人生，从而昭示改造民族精神的迫切性。沈从文希望读者从这些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的永远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这种感情居然能刺激你们，引起你们对人生向上的憧憬，对当前一切腐烂现实的怀疑。”[12] 从而达到民族品德的拯救与重塑。于是，沈从文的小说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人性图景。
　　沈从文曾热切呼吁，“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的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受到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局面。”[13] 这与鲁迅的创作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显然，沈从文同样把文学当作思想启蒙的武器。他的小说无论展示至善至美的民族品性，还是揭示种种国民劣根性。其终极目标都是指向改造国民劣根性，重塑民族品德。
　　［收稿日期］：2006—10—08
学术交流哈尔滨167～1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洪耀辉20072007
沈从文/创作思想/人性视角/品德重塑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以人性观照为视角，一方面以远古湘西文化遗存为依托，构筑乌托邦式的理想人性图景，从中挖掘有价值的文化因子；另一方面以现实社会为依据，揭示种种病态人生，昭示改造民族精神的迫切性，体现了试图从两个向度探究重塑民族品德的自觉和努力。
作者：学术交流哈尔滨167～170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洪耀辉20072007
沈从文/创作思想/人性视角/品德重塑

网载 2013-09-10 21:4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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