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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剧，一种悲沉壮烈、博大精深而又令人铭心刻骨的生命艺术！人类生命的悲壮激越、真诚执着，永恒奋争，都无不昂扬叠现在它飘绵跌宕的怀抱中。所以，尼采称之为所有艺术中“最高贵的艺术”，视之为“浓缩了世界图景的神话”，在这位天才的“悲剧哲学家”看来，人类如果没有这种神话，“一切文化都会丧失其健康的天然创造力”［①］。而这种充盈着灵魂与生命的“哲学的诗”之所以有着震撼人心的伟力，就在于它所展示的悲剧人物那催人泪下的苦难历程与逼人奋进的抗争意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就像悲剧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灾难，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无不深刻地体现着悲剧主人公身处悲惨境地，而能以其坚毅的抗争向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索求意义与价值的博大情怀，他们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为人类生命存在的合理性提供着浸满鲜血的证据。真正的悲剧，无论它看上去是多么惨不忍睹，但却都是对人生的积极肯定，都是一出对生命辉煌而崇高的庆典。
　　　　　　一、苦难的深渊
　　人类存在中个体生命的渺小、人生的磨难、命运的无常等不幸状况，为悲剧提供了一个永恒的主题预设。叔本华指出，“文艺上这种最高成就以表达人生可怕的一面为目的，是在我们面前演出人类难以形容的痛苦、悲伤，演出邪恶的胜利，嘲笑着人的偶然性的统治，演出正直、无辜的人们不可挽救的缺陷……。”［②］正是这种对苦难的深刻剖视，使得世界的真实面目以否定性的形象血淋淋地被撕裂开来，同时人类意志的悲剧力量也从中得到了鼓荡和升华。
　　苦难几乎就是悲剧的伴生物，悲剧主体那惨痛的遭遇，深重的灾难永远让人悚然动魄，战栗不安。俄狄浦斯注定无辜而受难，一生被笼罩于残酷的命运法手的阴影之下，虽奋力反抗也逃不出那冥冥中的无形魔掌，被马克思誉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的普罗米修斯为了天上人间的正义而遭罹触目惊心的惨刑，鹰啄雨打，万劫余生。可以说，人生变幻不定神秘莫测，生命时刻遭受灾难的袭击，这正是希腊悲剧景象的中心。
　　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历史条件下，人类只能以感性直观的方式感知和把握他们眼前这个神秘的世界，而外界环境中强大恣肆的自然力和宇宙力、变幻无常的现实遭际、莫名其妙的困厄与死亡，这一切犹如司芬克斯之谜困扰迷惑甚至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完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人们便在个体之外想象性地虚构出某些超自然的存在物，幻想出另外一个主宰万物的神灵世界，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天地。这片天地正是古希腊悲剧生长的沃土。着名的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希腊悲剧是人类为认识神祗，寻求生存意义和正义的性质而进行的半仪式化的绝望的奋斗行为。”［③］因此，在古希腊悲剧作品中，悲剧的苦难往往通过人与神、人与命运相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表达了伟大而不幸的人类认识世界、把握自己的现实存在的生命欲望。这种与外在世界的矛盾，往往使深重的灾难贯穿于悲剧人物的一生。在命运法手残酷拨弄下的冲突，罪过与仇杀成了苦难的主要内容，而悲剧主体正是在这种先验的神秘与现实的骚乱这两个端点之间受到无情的挤压和挑战，就像俄狄浦斯和赫拉克勒斯的可怕厄运一样。索福克勒斯《特剌喀斯少女》描写了大力士赫拉克勒斯充满悲剧性的一生。这位最高天神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注定了终生的苦役生涯，当他的苦刑期满并以自己的力量将要成为生活的主宰时，多多涅的橡树发出的预言实现了，他最终摆脱苦差使的时刻，也就是他到达生命终点的时刻。人生就是苦役，这古希腊人感悟出的具有永恒象征意味的生命哲思，同时也准确概括了古希腊当时艰难的生存状况。
　　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了伊丽莎白时代的精神，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在莎士比亚笔下，悲剧主人公开始从神变成了人。人性的险恶、人情的无常成为悲剧揭示的中心和苦难的根源。野心、猜忌、贪婪、冷酷等等人类心灵深处潜伏着的恶魔，把真理与谬误、正义与邪恶一起推向了一个悲剧性的归宿——毁灭。人为什么会变得这样坏？难道真的一个人不过等于一条虫？莎士比亚从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立场出发，怀着强烈的生命悲剧感，着力烘托出一个悲惨混乱的“李尔世界”，在这个末日恐怖般摧肝裂胆的世界里，“你必须忍耐；你知道我们来到这世上，第一次嗅到了空气就哇呀哇呀地哭起来。”［④］是的，为了那风雨如晦的人生的“荒野”，焉能不哭！
　　人类的神圣的光圈不见了，于是哈姆莱特和李尔一再发出悲怆的叩问：“谁能告诉我，我是谁？”人是必须要有尊严的。正如李尔悲愤地声称“我是一个国王，你们知道吗”一样。人类的根本希望不就是建立在像考狄利娅凛然不可侵犯的外表下深沉厚挚的爱心所凝结的精神实体上吗？哈姆莱特是如此高贵而不凡，因为唯有他在这“无边阴湿的牢狱的中心”，无可推卸地挑起了重振乾坤、扫除邪恶的重任，尽管孤立无援的处境和人对于人的本体的绝对地位的肯定必不可免地使他的内在精神承受着激烈的矛盾与分裂，尽管“生存还是毁灭”这样的人生困惑如魔鬼般支配着他的一切行动，直至最后把他导向毁灭的结局。
　　莎士比亚悲剧显示了一种过渡性的特征。表现为悲剧人物的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双重痛苦，因此具有最为完美超绝的悲剧韵味。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人类进入了充满悲剧的全面觉醒的时代，人们用深切忧郁的眼神注视人自身以及一切存在的荒谬与罪恶，这种对于世界的全方位的观照和探询，势必把人类带进了一个新的“悲剧地带”。随着豪迈的英雄时代的流逝，恶梦般的世界图景上人性的普遍异化，现代人的心灵越来越被深深的痛苦揪成一团，只感到被抛进混乱的深渊而无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如同被连根拔起而找不到生存的依托。所以像以往的悲剧一样，现代悲剧同样表现出对于人类苦难的深切关注，所不同的是苦难的内涵出现了形而上的内化的倾向，侧重表现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问和人生信仰的探寻。真理是什么？人如何才能“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荷尔德林）而不沦为无希望的繁殖，沦为物质和文明的奴隶？芸芸众生麻木于世界的幽暗和价值的迷途，他们或者在拼命地征服掠夺，戕害天空，摧残大地，亵渎神圣和贬低自己；或者受征服、受掠夺，忍受折磨与痛苦；或者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心灵已经枯竭。远离了价值，人失去了人性，失去了对于生命本质的把握，存在本身失足于传统价值的全面崩溃，迷误于世纪末的黑暗，没有了基础。时代的贫乏不仅在于上帝之死，更在于“短暂者”（海德格尔语）几乎不知道自己的短暂，不知道痛苦、爱情和死亡。于是悲剧诗人为其同源的短暂者追寻走向转变的道路，追寻神性之爱的行踪。
　　正因为这种追寻的心灵化的倾向，反映在悲剧中的直观的血淋淋的杀戮不见了，所有的笔锋都转向了灵魂的思索。正如奥尼尔说过的，斗争对象过去是神，现在则是自己，自己的历史，为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作的种种努力。［⑤］《毛猿》里扬克怀着友好和爱意企图跟这个世界握手，可是不管是人类还是自然，他都没能找到归属。冷漠与不谐，这正是现代人类存在的悲剧性处境。而梅特林克的象征短剧《侵入者》刻画了冷酷而神秘的死亡力量，在死亡的气息中揭示人类存在的黑暗状况。《盲人》甚至更为忧郁地显示了灾难的预兆：一位又老又病的祭司引导着一群盲人，走到林中，盲人以为老祭司不见了。事实上老祭司并没有走失，只是已经死去，风雪纷飞的午夜这群盲人才慢慢体认到他的死亡，无依的盲人如何再寻求庇护呢？哪里是盲人般的彷徨无告的人类的避难所呢？现代悲剧给人的是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总之，“悲剧呈露在人类追求真理的绝对意志里，它代表人类存在的终极不和谐。”［⑥］它所揭示的各种苦难形态，不管有否带上浓重的宿命色彩，却无疑都是对各种时代人类真实处境的深刻的形象感悟，而悲剧主体对于苦难的反抗与跨越，更显示了人本身及其历史生成的激昂的悲壮感、崇高感。
　　　　　　二、反抗的火焰
　　如果说，受难是悲剧的前提，那么抗争则是悲剧的核心与本质。反抗是悲剧的内在规定，否则悲剧便荡然无存。是“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⑦］无疑的，悲剧选择后者。
　　斯马特指出：“如果灾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了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悲剧全在于对灾难的反抗。陷入命运罗网中的悲剧人物奋力挣扎，拼命想冲破越来越紧的罗网的包围而逃奔，即使他的努力不能成功，但在心中却总有一种反抗。”［⑧］这是悲剧人物至死不渝地表现出自己的人格并认识自我的根本保证。他必须有一种赋予其生命某种意义的强烈愿望和勇毅行动。历史上伟大的悲剧无不以其宏伟的气势歌颂了这种精神。不管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可怕，如何毫无意义，他还要抗争，而且必须抗争。因此，像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普罗斯彼罗一样，他倾向于相信他们的结局并不是绝望，他有能力赋予他的命运以意义。正因为如此，悲剧精神不是清静无为，而是奋发有为，积极抗争。穷竭生命的伟大抗争，最终使悲剧主体上升到真正悲剧性的高度，因为他摧毁了原先压倒一切的可怖而神秘的力量，摆脱了陷入郁闷和意志消沉的危险。实质上，悲剧所揭示出的那种“咄咄逼人的骄傲”（亚里士多德语）正是悲剧主体向自己的处境和极限反抗的精神。在易卜生的许多剧作里，这种抗争表现为对特定目标的执着追求，而马洛或高乃依的悲剧主人公则以近乎殉道者的激情在有限中追求永恒。我们能够从每一部伟大的悲剧中体验到这种意义重大的抗争的真实性和可能性，体验到一种俄狄浦斯式的悲壮情绪，从而“毫无畏缩地面对我们肉身的命运，以我们凝聚的眼神抗拒司芬克斯的凝视，唯有如此，它那恶意的符咒才不致于迷惑我们”。［⑨］同时也懂得了究竟是什么使我们痛苦和失败，当我们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到底承担起什么，又是以何种态度或方式在牺牲我们的存在。
　　悲剧的抗争意识是一种饱含清醒的生命感的存在意识，是一种面对痛苦和厄运而产生的充满逆进精神的澎湃的生命激情，是永不停歇奋勇追求的奔马般的生命蹄音！
　　在悲剧境遇中，悲剧主体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坚定而又艰难地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他知其不可而强为之，义无反顾，奋力前行。在这一点上他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正相反对。对于悲剧人物来说，生命的意义只在于体现存在的价值的过程中，因此在悲剧情境中他构筑着更高的人格理想。以自己微渺的生命架起通往“永恒正义”的桥梁。所以他努力进取，背上了沉重的苦刑架，勇敢地直面地狱般的人生苦难，不放弃自己的人生目的。尽管他焦虑万分，陷进近乎不可解脱的苦痛，遭乎环境之坎坷郁怫，但反而更执着于理想和自由，更加激宕尽情地斗争，因为他无限地关怀着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命运。尤金·奥尼尔说：“人只是在他还没有做到的地方才能幻想，为了幻想才值得活着和死去，才能找到自我。具有希冀着无所希冀的才能的那个人，比别人更接近星和虹的根底。”［⑩］这个“幻想”正是他为之努力和抗争的核心本源。
　　它首先体现在悲剧人物对命运给定性的坚决否定。悲剧人物之高于一般人，正在于他深切意识到人之为人的目的，意识到比此在的现实规定更高的生命欲求和人生理想。普罗米修斯不会服从宙斯的残酷律令，哈姆莱特不会置人间邪恶于不顾苟活人世，而浮士德博士则坚定地说道：“撒旦，我准备好了！只要能够看到无穷的奥妙，就是短短的一瞥也抵得上一切地狱的痛苦！”他终于离开书斋，去争取生活与自由，去探知万物的底蕴，去把捉、占有、控制世界，尽管他向各方面的追求到头来都悲剧性地回转了过来。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悲剧不仅是一种了结（通常是死亡），更是一种使命的完成，一种升华了的生命意义的完全实现。
　　在悲剧中，那无法把握的命运和无法改变的境遇，恰恰证明历史发展水平没有提供主体自由活动的条件。俄狄浦斯竭力以自己的主动选择来否定命运、反抗命运，反更落入命运的圈套，最终无法躲过必然性因果的操纵。但是，他的努力和反抗本身正体现了那种对无情命数的否定和摒弃。正如加缪对古希腊神话里那个推动巨石上山的大神西西弗斯大表赞赏的话：“他那张如此贴近石头的面孔已经成了石头！……他高于他的命运，他比他的巨石更强大！”［①①］在必遭厄运的必然性中，悲剧主体强烈地拼命地拓展自己的个体能动性，以实践手段竭力把握自己的生命，最终使自己超越了给定的历史现实性，成为弗洛姆所说的“自为的人”。
　　其次，悲剧的抗争意识也体现在悲剧人物对自身人格理想和生命价值的维护上。不论是古希腊悲剧的英雄式反抗，还是近现代悲剧的人生探索与追求，都是一种对生命个体的张扬与维护。普罗米修斯面对残酷暴力表现出顽强的不屈精神，他宣布：“我不会用自己的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我宁愿被缚住在崖石上，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这种不与非正义合作的不屈服的态度，正是悲剧人格建构的强力形式。悲剧人物以其执着的精神，刚毅的勇气，独立的意志而不同于常人，他的人格价值在坚定的追求中鲜明地凸现出来。
　　悲剧人物通过抗争维护并实现了自己贯穿始终的性格情致，而不像平庸的人那样没有一个坚定的目的，作为他的全部意志中的情致和力量始终活在他的灵魂里。通过主体的受难和抗争，他的人格得到深化，并获得了自我。安提戈涅作为俄狄浦斯与其亲生母亲生下的女儿，她生来就触犯了天条律法，家世的诅咒在她身上作崇。但是，被排除于合法的血脉传承这一常规之外，使她禀赋了非凡的深度和人的感情：她对神圣的律法（表现为宗教式的信仰与亲情）具有坚如磐石绝不动摇的认识。她死了，但却比别人伟大，因为她的特殊情形体现着真理。她快乐地瞑目而逝，死亡对于她意味着解脱；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她与她的自我是相一致的。
　　悲剧的抗争意识还体现为悲剧人物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握持。所有悲剧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具有高贵的诗人气质，他们以真切的眼光体验人生悲剧性的一面，忧患、悲惨、苦难、厄运，这虽然是人类存在的一个血泪现实，然而它却与创造人生的诗意激情紧密相关，这既是人生不可避免的悲怆性，同时又体现了人的崇高性和人类趋于人格类的和谐极境的可能性。在这种悲剧性境遇中，悲剧人物怀着不懈奋争的激情投身其中，以自己生命的最高强度献身于自己的理想和事业，实现了个体生命的自我创造和永恒，追求到了一种巅峰状态的人类生命的存在之境，他在行动中无限地趋近真理，趋近一种自由意志的把握。也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通过他的牺牲或死亡，他“以自己个人为代价实现了永恒的本体的力量，实现了世界的不可逾越的生存法则。”［①②］而在他生命的终结处，这种生命力量和生命意志给人类的心灵带来了无穷尽的福祉。正如悲惨不幸而高尚的俄狄浦斯，终于通过他的大苦大难在自己周围施展了一种神秘的赐福力量，这种力量随着他的灵魂的不朽而永远为死难者守灵。
　　哈姆莱特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把握，体现在他对“永恒神秘”的感悟过程中，作品的整个剧情就是主人公追寻真情实相的过程，而举世皆醉我独醒的处境使他陷入深深的彷徨与孤独，怀着极度的痛苦在荒诞的世界里作着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他的所知及所不知缠缚着他，因此他的每一步探索都伴随着本体意义上的深刻怀疑，伴随着对正义和真理的终极追问，伴随着对有限生存的充满绝望般的终极把握的渴望。故此无可避免，他的命运被无知之域和对有限的恒常意识所羁縻。从绝对的标准说来，哈姆莱特内在地经验到了某些不可撼动的东西，某些比世俗真理更高的东西，而“这一种永恒的神秘，是不能向血肉的凡耳宣示的”。［①③］所有的结局都把他与众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提升到无法称量的高度，因此，在终极的意义上他把握到自己的生命。
　　　　　　三、悲剧的超越
　　延绵于反抗中的生命的自觉与人格的拓展，以及那种激越悲壮振奋人心的基调，必然导致悲剧的超越。它包括哲学意义上主体生命的超越和美学意义上审美情感的超越。
　　悲剧人物，“虽然在一种意义上和从外在方面看来失败了，却在另一种意义上高于他周围的世界，从某种方式看来……并没有受到击败他的命运的损害，与其说被夺去了生命，毋宁说从生命中得到了解脱。”［①④］在一切伟大悲剧所展示的斗争情境中，肉体的失败往往在精神的胜利中获得加倍的补偿，因为如果抗争后失败，失败后仍不屈服，而带着刚强悲壮的精神走向个体生命断裂的冥谷，那么这不是真正的失败。生命敢于承受起超过其限度的灾难，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何况，“死亡的性质可以证实精神的存在，断定他不朽”，［①⑤］命运可以摧毁伟大崇高的人，却无法摧毁人的崇高伟大。在人类历史的壮阔的河流中时时激起澎湃波澜的正是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命运，担当苦难的悲壮精神，正是哈姆莱特洞烛真理，把握真实的独一无二的顽强精神，正是威利·洛曼追求梦想到底而不半途而废，带着清醒的痛苦走向毁灭的勇敢精神。这种精神的胜利使生命本体获得了超生和永恒。在他沉默的顶点，他其实已实现了自己甚至人类的最高可能性。他的生存价值成为人类生活所要达到的精神上的重大意义的范例。因此他实在已超越了他的存在，超越了生命的有限性。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崩溃和失败表露出事物的真实本性。生命的真实没有在失败中丧失；相反，它使自己完整而真切地被感觉到。就像没有抗争就没有悲剧一样，没有超越同样没有悲剧。”即便在对神祗和命运的无望抗争中的抵抗至死，也是超越的一种姿态：“它是朝向人类内在固有本质的运动，在遭逢毁灭时，他就会懂得，这个本质是他与生俱来的。”［①⑥］当他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个令人颤栗觳觫的隐秘，意识到自己不朽的灵魂在尘世存在的有限性，他的追求和抗争的悲怆性便骤然发展到极限，而他的灵魂便真正实现了不朽，得到了拯救，因此，他是永恒的！
　　的确，执着追求和斗争中的悲剧主体的人格价值和生存意义及其生命力，构成了一座令人仰止的庄严丰碑矗立在人类心灵的废墟上，而他的精神实体所映现出的光芒更似一座座灿烂夺目的人类悲剧性精神高峰永远耸立在芸芸众生的暗淡的微躯之上，历久而弥新。
　　另一方面，悲剧以其深刻的真理性，壮丽的诗情和英雄的格调，使我们感受到它的崇高，感受到伟大的生命的力量，从而得到一种“力的提高和美的充溢之感”，把我们导向了美学意义上的超越。这种审美情感上的超越，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的，是如“我们在《复仇女神》、《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奥瑟罗》以及其它悲剧杰作结尾时感到的那种勇敢、坚毅、高尚和宏伟气魄的显露。”［①⑦］它使我们获得了人生意义和奋发有为的悲壮之感。通过悲剧人物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激发了我们摆脱庸庸碌碌、百无聊赖的生活勇气和力量，趋向悲剧人物的崇高品质，并且在一股激情的冲动和渴求下，达到悲剧人格的生命强度和存在高度。
　　面对悲剧，我们如同被俄狄浦斯、哈姆莱特的内在世界的精神之光所高高托起，像透过玻璃一般探视到无法形容无以描述的生命深处而得到超升，达到了一个“振奋的高处”（叔本华语）经历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的解脱，在深深的激动之中，如醍醐灌顶，被一股莫名的力转变为真正的具有崇高精神实体的自我，亦即脱离日常经验的现实世界，进入伟大行动和充满深刻激情的理想世界，从而把握住自己灵魂深处超然精神和充实的自我。在这种强烈的审美体验中，我们感受着个体生命力的勃发，感受着人的伟大和崇高，从而使我们自己的人格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拓展，在凡俗萎琐的现实生活中第一次作为“人”而高高挺立起来，去承担人生的磨难，去实现生命的追求。
　　总之，悲剧的抗争意识，给人以信念和力量，使人获得对人生和世界更加深刻的认识与感悟，从而使我们能够以坚定的目光凝视这个衰朽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承担，把人生当作悲壮的使命来践行。
　　注释：
　　①参阅尼采：《悲剧的诞生》，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００页。
　　②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０页。
　　③　⑥　①⑥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工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９页、３０页和２５—２６页。
　　④见《李尔王》，《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２４９页，朱生豪译。
　　⑤参阅《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５０页。
　　⑦　①③见《哈姆莱特》，《莎士比亚全集》第九卷第６３页，２７页，朱生豪译。
　　⑧斯马特：《悲剧》，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６页。
　　⑨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北方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５页。
　　⑩参阅奥尼：《论悲剧》，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１９８５年版。
　　①①加缪：《西西弗斯神话》，见《文艺理论译丛》第三辑第４０５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①②别林斯基：《美学》，引自陈瘦竹《论悲剧与喜剧》，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页。
　　①④布拉德雷：《论莎士比亚悲剧》，引自朱光潜《悲剧心理学》，第１３２页。
　　①⑤阿瑟·密勒：《推销员之死》，见《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８９页。　　
　　①⑦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47-52J5戏剧、戏曲研究周可19961996 作者：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西宁47-52J5戏剧、戏曲研究周可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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