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地研究雜志方面文獻收集  >>>

簡體     傳統

---

　　提要　“新月”诗派，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但前、后期呈现出较大的变化和差异。本文以徐志摩和陈梦家的诗歌创作为典型，分析了后期新月诗派形成的背景及其复杂的思想倾向：对后期新月派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　　　　　　　　　　　　 ＊　　　　　　　　　　　　　＊
　　崛起于20年代中期的“新月”诗派，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有影响的艺术流派。按活动时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新月诗派是指1927年以前以北京《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创刊，同年6月 10日停刊。这是在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上每逢星期四出版的诗歌周刊，由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主办。在“诗镌”上发表作品的还有朱湘、朱大ｎáｎ＠①、孙大雨、杨世恩、蹇先艾、王希仁等。《晨报诗镌》共刊行11期，除三四两期由闻一多负责编辑、第5辑由饶孟侃负责编辑之外，其余8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前期新月诗派的领袖人物是闻一多、徐志摩，他们的诗文占《诗镌》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以上。闻一多发表在1926年5月13 日《晨报诗镌》上的新诗论文《诗的格律》是闻一多早期建设新诗理论的总结，也是新月诗派诗歌理论的奠基之作。徐志摩1925年出版的诗集《志摩的诗》和后来发表在“诗镌”上的诗，“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对前期新月诗派的创作有较大的影响。在闻一多和徐志摩的带动下，前期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用自己的创作理论和实践，推动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和繁荣。
　　后期新月诗派是前期新月诗派的继续与发展。1928年3月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等在上海创办了《新月》月刊，到1933年6月终刊， 共刊行43期，1931年1月20日新月诗人又在上海创办了《诗刊》（季刊），开始由徐志摩主编，后由邵洵美接编，新月书店发行。后期新月诗派的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诗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音等老诗人外，主要是以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以卞之琳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北方青年诗人群。这些青年诗人大部分是徐志摩的学生或晚辈，后期新月诗派可以说是以徐志摩为旗帜的。1931年9月，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选入了前后期新月诗派18位诗人的80首诗作，比较完整地显示出了新月诗派的阵容与成果。
　　新月诗派是从以胡适、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派生出来的，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容否认的密切关系，但从各个成员的具体情况看，从他们的诗歌所产生的各自不同的社会影响看，仍有不容抹煞的鲜明区别。“新月派”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坚持反动立场，反对马克思主义，投靠买办资产阶级的文化集团，但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公开附和“新月派”的政治主张的并不多，他们对革命运动、对革命文学有不满情绪，影响也并不大。前期新月诗派的诗人有着积极进步的思想倾向，特别是闻一多先生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战斗精神。他的人道主义与对现实人生的认真态度，使他敢于面对社会现实，写出《孤雁》、《死水》、《荒村》等深沉而执着的作品。他鼓吹过唯美主义的诗歌理论，然而他却从未公开敌视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徐志摩在这一时期也表现出对民主革命的期望，他抨击北洋军阀，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这时的诗歌作品“大部分是充满了诗人的‘理想主义和乐观’”〔1〕。前期新月诗派的不少成员，如刘梦苇、朱大ｎáｎ＠①、蹇先艾、杨世恩等，当时都是带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诗人。
　　新月诗派是一个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诗派，和那个时代这个阶级的态度相一致，中国的自由资产阶级在“五卅”后对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反对的，所以他们在大革命初期附和革命，但当大革命高潮把工农群众动员起来之后，他们就惶惑害怕了。接着大革命失败，代表大地主大买办利益的蒋介石政权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这个阶级转而附和这种镇压，鼓吹各阶级安守本分。因此，新月派的诗人们，也就在创作中高唱超脱，力图化解民众并使其安分守已。
　　与前期新月诗派相比，后期新月诗派的思想倾向较为复杂。闻一多在“九·一八”事变后有感于国运的衰颓以及民众的苦难，开始从《诗经》、《楚辞》和唐诗中探索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他潜心于学术研究，已基本退出诗坛，后来就渐渐和新月派隔膜了。后期新月诗派的主将是徐志摩，其基本成员大都是他的学生。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资产阶级文人急剧右转，徐志摩《猛虎集》中的一些作品如《秋虫》、《西窗》等，表现出某些颓丧乃至反动的内容。陈梦家、方玮德等后起诗人的作品也流露出一种“逃走”情绪。
　　陈梦家编选的《新月诗选·序》，可以看作是新月诗派、特别是后期新月诗派的宣言书。《序》一再宣称“主张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差不多是我们一致的方向”，“我们也始终忠实于自己，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不做夸大的梦”，我们“只为着诗才写诗”，“我们写诗只为我们喜爱写”，只“因为有着不可忍受的激动，灵感的跳跃挑拨我们的心，原不计较这诗所给与人的究竟是什么”。这样，后期新月诗派的诗人就公开宣传了一个与革命现实主义诗歌流派完全对立的诗歌观：诗的本质是超功利的“纯粹”的自我表现，诗歌表现时代风云，传达人民呼声，都是“夸大的梦”。对于后期新月诗派诗人来说，所谓纯粹自我表现，为艺术而艺术，实质上是对黑暗现实和内心矛盾的逃避，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推卸。〔2〕
　　后期新月诗派总的倾向是背离时代和人民的需求，到艺术之宫里去寻找避风港，编织个人的梦幻。这里，我们可以从它的盟主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变化，说明这一点。徐志摩声称：“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如果向我“要什么现成主义，那我是外行”〔3〕。 胡适在《追忆志摩》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追求这个单纯信仰实现的历史。”胡适的论断未必完全正确，徐志摩“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他追求爱，追求美，信仰资产阶级自由，但是，他的思想一旦形成也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的信仰”流入“怀疑的颓废”的过程。梁实秋说：“徐志摩是一个彻底的浪漫主义者”，他对胡适指出的“爱、自由、美”作了生动有趣的解释，他说：“志摩的单纯信仰，据我看，不是‘爱、自由、美’三个理想，而是“爱、自由、美”三个条件混合在一起的一个理想，而这一个理想的实现便是对于一个美妇人的追求……志摩理想实际等于是与他所爱的一个美貌女子自由结合……志摩的单纯信仰，换个说法，即‘浪漫的爱’”〔4〕。梁实秋先生的解释很生动， 很率真，但却只看到了事物的表层。我认为，徐志摩驳杂的思想应当包纳着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感伤颓废这样三个主要方面，现在结合他的诗歌作品，分别作简要评述。
　　徐志摩是一位民主个人主义者，他向往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同情遭遇不幸的人们，不满种种不人道的现象，以人为本位，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个性解放，主张性灵的自由发展。他公开声称：“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他还说：“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力量，只要他能替我们移去压住我们灵性的一块昏沉，能给我们一种新的自我的意识，能启发我们潜伏的天才与力量来做真的创造的工作，建设真的人的生活与活的文化——不论是谁，我们说，我们都拜倒。”〔5 〕他的这种要求充分发展自己个性的人道主义主张，往往具体表现在否定和抗击黑暗现实、同情底层群众的痛苦与不幸上。
　　诗人在《志摩的诗》和《翡冷翠的一夜》两本诗集里，留下了不少“人道的音籁”。《先生！先生》用写实的笔触勾画出了一幅凄凉的画面：身穿单衣的小女孩，在冰冷的北风里追赶着飞奔的车轮，向车上戴着大边帽的先生讨钱，她的可怜的妈妈“又饿又冻又病，躺在道儿边上”呻吟，诗人的同情与谴责表现得异常分明。《叫化活该》使我们想起诗人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中的贫富对比。在《一条金色的光痕》中诗人用家乡硖石土白写出，它以一个为死去的孤老太婆化棺材的妇人的口吻，反映出穷苦人的悲剧。徐志摩先生写过三首谴责军阀战争的诗。《太平景象》反映了在齐卢战争中广大士兵对军阀混战的不满，以及不愿为军阀卖命的情绪；《大帅》用白描手法写了“前敌将士，随死随埋，间有未死者亦被活埋”的场面，揭露了军阀大帅对部下的残无人道；《人变兽》控诉了封建军阀在战争中任意屠戮人民，强奸妇女的兽行，诗人说：“那田畦里碧葱葱的豆苗，你信不信全是用鲜血浇！”这是对军阀战争的诅咒与控诉。在诗人的眼里，当时的社会到处都充斥着非人道的现象，这些诗大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徐志摩站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上，对反动势力的抨击与抗争。诗歌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下层民众的浅薄的温情。当然，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同情贫苦民众这一点上，与进步作家、革命作家是相通的，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诗人流露出来的这种人道主义的脉脉温情还是甚为可贵的。
　　徐志摩一面诅咒“古怪的世界”，表现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同时他又热烈追求自由，追求光明，渴望着理想境界的实现。在《婴儿》一诗中，作者希望产妇经过产前的阵痛之后，能够生产出“一个完全美丽的婴儿”。他写道：“她还不曾放手，因为她知道这苦痛不是无因由的，因为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在散文《落叶》中，诗人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不能不想望这痛苦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肥胖的活泼的婴儿出世。”茅盾指出，他所盼望的出世婴儿，暗指新的政治，新的人生，指“英美式的德谟克拉西”。其实，早期的徐志摩自己也不清楚这“婴儿”是什么。他当时只是激于对直奉大战之下的黑暗中国深为不满，而企望有一场革命，有一个新的政权出现。他赞美过法国的七月革命，也盛赞过苏俄的革命，他把尼采和托尔斯泰并列，把耶稣和列宁放在一起赞美，徐志摩早期的思想是混沌和朦胧的。《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为要寻一颗明星》、《我有一个恋爱》等诗篇都表达了他的这种朦胧的追求。诗人为了追求光明与理想的境界，一往直前，死而不悔。诗中的“明星”无疑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形象化的指代；诗人心目中的“不昧的明星”、“皎洁的晨光”、“理想的天庭”，也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徐志摩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但他毕竟是一位软弱的资产阶级诗人，一次次的碰壁和失败，使他的理想渐渐破灭，从而走向资产阶级的感伤和颓废。“三·一八惨案”后，徐志摩对自己的思想曾作过一番“自剖”和“再剖”，但他不仅未能选择正确道路，反而渐渐右转。由于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建立了独裁的专制制度，徐志摩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梦想破灭。面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他感到“我不能抵抗，我再没有力量”。于是，他早期诗歌中积极乐观的调子消失了，他说：“我的信仰……我自认为永远在虚无缥缈间，”〔6〕他哀叹着：“我不知道风/在那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中公开承认：“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纹丝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茅盾认为徐志摩把诗思枯窘的原因，归之于“生活的平凡”，归之于敛才就范的“讲究诗的艺术和技巧”——就是不肯乱做，是一种唯心的解释，不能令人同意。他说：“志摩近年来并没有躲在荒岛上过隐居士的生活；而他所在的社会又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大风浪，生活实在给了志摩许多的材料。然而志摩却以诗情枯窘自悲了！难道是志摩‘才尽’，所以不能从生活中摄取诗材了么？当然不是。我以为志摩诗情的枯窘和生活有关系，但决不是因为生活平凡，而是因为他对眼前的大变动不能了解且不愿意去了解。”〔7〕这的确是一针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正因为如此， 所以徐志摩“不知道风是向那一个方向吹。”1930年前后徐志摩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危机，由于资产阶级政治理想的破灭，再加上个人生活上的种种不愉快，他的思想日趋颓唐，他唱出了这样的诗句：
　　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
　　　　　　　——《生活》
　　我有的只是些残破的呼吸，
　　如同封锁在壁椽间的群鼠，
　　追逐着，追逐着黑暗与虚无！
　　　　　　　　　　——《残破》
　　徐志摩的这种心境在后期新月诗派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他的路径——热望，碰壁，颓废——象征着整个新月派的途径。”〔8〕
　　茅盾一针见血提出的“不能了解且不愿意了解”“眼前的大变动”这一批评，不但适用于徐志摩个人，而且也适用于“新月诗派”的绝大多数人。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并非隐士，大多生活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或北京等大城市。他们面对旧社会的都市生活，却不知道那种生活在日渐霉烂。他们安于现状，不是充耳不闻，就是熟视无睹，仿佛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因此，脱离现实生活，不了解生活的方向，甚至走到相反的方向，可以说是后期新月诗派的普遍倾向。
　　1931年7 月徐志摩在《猛虎集·自序》里曾希望有一个“真的复活的机会”，他说：“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我的眼前展开，有声有色有感情的世界重复为我存在，这仿佛是为了挽救一个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那在惟幕中隐藏着的神通又在那里栩栩的生动显示它的博大与精微，要他认清方向，再别走错了路。”遗憾的是徐志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使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他走过一段人生的曲折后，重新开始新的里程。
　　让我们再看一看另一位后期新月诗派的代表诗人陈梦家。陈梦家（1911—1966），字梦申，笔名陈漫哉，浙江上虞人。1932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政科，又考入燕京大学研究神学。大学期间曾受业于徐志摩与闻一多，因而对新诗发生兴趣，是后期新月诗派的骨干，曾协助徐志摩创办《诗刊》。徐志摩遇难后，搜集徐志摩遗作，辑成诗集《云游》。陈梦家的主要作品有1931年至1936年先后出版的诗集《梦家诗集》、《铁马集》和《梦家诗存》，另有诗文合集《不开花的春天》和由他编选的《新月诗选》。
　　《梦家诗集》1931年1月上海新月书店初版，7月再版。初版收入作者1929年1月至1930年11月诗作40首，共分“自己的歌”、“三月”、“雁子的歌”、“长歌”4卷。再版时增第5 卷“留给文黛”，此卷收入1931年春夏诗作12首。正文前有作者《自序》，这部诗作集作者早期创作之大成。《铁马集》1934年1月开明书店出版。收入《桥》、 《雨》等40首诗作，书前有序诗。《梦家诗存》1936年3 月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收入诗人1929年至1935年间诗作《一朵野花》、《夜渔》、《老人》等23首。陈梦家的诗注重个性表现和灵感，追求多样化的表现手法，重视意境的提炼与诗的内在的“和谐”、“均齐”，格律严谨，有着较高的艺术质量。诗人无论是抒写个人空虚的幻想，歌咏梦和爱情，还是描绘一草一木，都流露出一片纯真。陈梦家早期的诗略带感伤，后来趋向宁静闲适，穆木天评论他的诗歌“好如一片秋空，具有静闲的悠然的美”〔9〕。
　　在后期新月诗派青年诗人中，陈梦家的思想与创作颇有代表性。他在发表于《新月》第三卷第三号上的《信》里公开承认：“我只爱一点清静，少和一些世事发生关系。我不能再存着妄想，这国家只会糟下去的，”“我有勇气创造自己的世界，离开这目前的困难。”他就是在这种“逃避”思想的指导之下，开始新诗创作的。陈梦家在他的成名作《一朵野花》以及《自己的歌》等诗中流露出一种迷茫的感伤情绪与幻灭的空虚感，这无名的轻愁与感伤，正是后期新月诗派的典型情绪。陈梦家把诗人比成“匠人”，他说：“一个匠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上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又说：“我们写诗，只为我们喜爱写。比是一只雁子在黑夜的天空里飞，她飞，低低的唱，曾不记得白云上留下什么记号，只是那些歌，是她自己喜爱的，她的生命，她的欢喜！”〔11〕只要求反映“自己的情绪”，象雁声不在白云上留一点痕迹，这种情绪显然会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他有一首着名的短诗《雁子》是这样写的：
　　我爱秋天的雁子
　　　　 终夜不知疲倦
　　　　（象是嘱咐，象是答应）
　　一边叫，一边飞远。
　　从来不问他的歌
　　　　留在哪片云上？
　　只管唱过，只管飞扬
　　　　黑的天，轻的翅膀。
　　我情愿是只雁子
　　　　一切都使忘记——
　　当我提起，当我想到
　　　　不是恨，不是欢喜。这首诗中的语句同他的《新月诗选·序言》中的话，何其相似。这种无恨无爱，忘记一切的人生观和诗歌观，这种从个人出发的写作态度，在阶级斗争尖锐的当年，无疑是十分有害的，它明显地表现了同革命现实主义诗派的对立。圆熟的形式，空虚的内容——这正是后期新月诗派大多数诗人的诗的特点，这个特点实际上也反映出了他们创作上的共同弱点。
　　“左联”成立之后，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丧生，朱湘因生活逼迫和艺术窘困而投水自尽，另一些人也在反叛中有了创作上的某些突破。陈梦家写出了《丧歌》、《口号》、《炮车》、《秦淮河的鬼笑》等作品，揭示人民水深火热中的痛苦生活。方玮德也写出了《二十生辰》，劝勉自己和同时代的青年“再莫象以前的颓唐”，“阵头上枪声是何等紧张”，“战场上不容你偷睡”。他们的创作题材显示出了向现实的靠拢，诗歌抒唱的天地也逐渐扩大了。
　　 后期新月诗派在诗艺的追求上仍然保持着较高的热情， 徐志摩在1931年1月20 日创刊的《诗刊·序语》中不无自豪地回顾了《晨报副刊·诗镌》那股“研求诗艺的热”，并表示要“再来一次集合的探求”，作“更高的技术的寻求”。在这一期创刊号上，还发表了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一文，认为“新诗创作的试验，现在已到了严重的时候了”，他提出“要创造新的合于中文诗的格调”。与此同时，沈从文在《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论闻一多的死水》、《论朱湘的诗》等文章，对新月派诗人的艺术经验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后期新月诗发表的新诗和理论文章，其数量远远超过前期。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里宣称他们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写诗”，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追求采取了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这种认真的探索，使他们较好地把握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首先，后期新月诗派重视诗的抒情性，强调抒情诗的创造。他们的诗大都感情真切，能较好地传达出抒情主人公心灵的颤动和心灵的倾诉，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徐志摩说：“真的感情，真的人情，是难能可贵……有真感情的表现，不论是诗是文是音乐是雕刻或是画，好比是一块石子掷在平面的湖心里，你站着就看得见他引起的变化。没有生命的理论，不论他论的是什么理，只是拿石块扔在沙漠里，无非在干枯的地面上添一颗干枯的分子，也许掷下去时便听得出一些干枯的声响，但此外只是一片死一般的沉寂了。所以感情才是成江河的水泉，感情才是织成大网的线索。”〔11〕他又说：“诗是从筋骨里迸出来的，血液里流出来的，性灵里逃出来的，生命里震荡出来的。”〔12〕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也说过：“我只要你们记得有一种天教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声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别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出大红他不住口。”徐志摩充满了痴鸟般的赤诚，他吟唱着心灵的歌，就象蔷薇枝上的痴鸟忘情地鸣叫着。《再别康桥》、《我等候你》、《黄鹂》、《山中》、《杜鹃》、《两个月亮》等，都是他的抒情名篇。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中也公开宣称对抒情诗的偏爱，他认为“抒情诗给人的感动与不可忘记的灵魂的战粟，更能深切地抱紧读者的心”。后期新月诗派对主观感情的真实性执着追求，强调“真实的感情是诗人最紧要的原素”，充分显示出了这一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的美学倾向。
　　其二，后期新月诗派的诗歌构思精巧，想象丰富，比喻新奇。他们是一批在艺术追求上带有唯美主义色彩的诗人，同郭沫若容阔豪放、粗犷凌厉的诗风相比，他们的诗的意境更多地表现为恬淡朦胧，温柔飘逸。一个普通的事物、平凡的场景，经过诗人的神思妙运，便会别具一番风味。吟咏他们的诗作，我们会随处惊叹他们“诗化生活”的本领。
　　请看邵洵美的短诗《季候》：
　　初见时你给我你的心
　　里面是一个春天的早晨
　　再见时你给我你的话
　　说不出的是炽烈的火夏
　　三次见你你给我你的手
　　里面藏着个落叶的深秋
　　最后见你是我做的短梦
　　梦里有你还有一群冬风。
　　这首诗构思精巧、新颖，它只有八行，抒写的时间跨度是一年的春夏秋冬。诗人善于抓住季节的特征，并同自己的处境、心境紧紧扣合，写出了一段完整的恋情。由相思到热恋到分手到悲凉的回忆，描写得相当生动、真切。
　　想象，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想象力是一种强大的创造能力。诗，是诉诸想象的最富有启发力的艺术，没有丰美的创造性的想象，便没有诗。后期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头脑灵活，诗思敏捷，他们善于把互不相关的事物，通过想象串连成一体，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他们又常常把丰富的想象和贴切新颖的比喻结合运用，把人们引进一个瑰丽的思维空间。比如徐志摩在《我等候你》一诗中，为了真切地表达等候恋人的焦灼不安和失望沮丧的复杂情绪，叠加动用了一连串生动的比喻，形象化地展示了热恋中青年的心理流程。诗的开头，先写企盼恋人到来，以为她随时都会出现在自己身边，诗人说“希望/在每秒钟上允许开花”。但是，她并没有如期而至，“守候”渐渐变成了失望，诗人说：“希望在每一秒钟上/枯死。”在一等再等之后，断定恋人不会再来。
　　后期新月诗派的诗人们善于运用艺术技巧，通过不落窠臼的构思、想象和比喻，显示出作品高出一般层次的艺术质量。
　　其三，后期新月诗派追求严谨的格律，他们的诗声律优美，音韵婉转。诗人们重视新诗形式的探讨，尽管并没有超出闻一多1926年倡导的“三美”的范围，但他们的探讨更细致、更具体化了。除了在诗体上、音节上、押韵上广泛试验之外，诗人们还提出了所谓“健康”、“尊严”，反对“偏激”、“狂热”的理论原则，强调理性节制感情，重视所谓文学的“纪律”。陈梦家在《新月诗选·序言》中说：“我们并不在起造自己的镣铐，我们是求规范的利用。练拳的人不怕重铅累坏两条腿，他们的累赘是日后轻松的准备。日久，当他们放松了腿上绑着的重铅，是不是他们可以跑得快跳得高？他们原先也不是有天赋的才能，约束和累赘的肩荷，造就了他们的神技。匠人决不离他的规矩绳尺，即是标准。所有格律，才不失合理的相当的度量。”在强调诗的格律的同时，又能注意到这种格律的“合理的相当的度量”，这样就校正了前期新诗格律化理论的偏颇。早在1926年徐志摩在《诗刊放假》一文中“已经发现了我们所标榜的‘格律’的可怕的流弊！”陈梦家表示：“我们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的论调，因为情绪的空气不容许格律来应用时，还是得听诗的意义不受拘束的自由发展。”后期新月诗派的年轻诗人们，力图摆脱格律的过严束缚，这无疑是对新诗艺术更高层次上的追求。他们能戴着脚镣在自造的框子里跳舞，比较自如地运用格律，这对克服新诗的过分放纵和“散文化”是很有意义的。后期新月派诗人还积极引入外国诗歌形式，大量地试写十四行“商籁体”，也取得了某些成功。例如孙大雨在《诗刊》上发表的《诀绝》等三首商籁体诗，对最严谨的外国格律诗也“操纵裕如”。自然这种引进也造成过严重的失误。
　　一首动人的抒情诗，不仅表现在它丰富深厚的抒情内容上，而且还应该表现在声律上。节奏感和音乐美是诗的生命，一首诗就是一支完整的乐曲。抒情诗应该用它音节的波动性和美妙的旋律，引起读者感情的颤动。徐志摩1926年在《诗刊放假》中就曾指出：“一首诗应当是一有机整体，部分的部分相连，部分对全体有比例的一种东西；正如一人身的秘密是它的血脉的流通，一首诗的秘密也就是它的内含的音节的匀称与流动……一首诗的字句是本身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又说：“明白了诗的生命是在它的内在的音节（Inteynal ynythm）的道理， 我们才能领会诗的真正的趣味。”后期新月诗派的诗人们重视诗的音乐性，无疑是把握住了诗歌的基本特征。
　　综上所述，新月诗派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学流派，后期新月诗派在历史大变动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进程中，表现出来的复杂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都是颇具特色的。在二、三十年代之交，作为中国新诗的一个重要支流，它的突出贡献是相当可贵的。在新诗的第二个十年中，正是由于“普罗诗派”、中国诗歌会与后期新月诗派、现代诗派的对立统一，才体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和非主流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注释：
　　〔1〕〔7〕茅盾《徐志摩论》。
　　〔2〕参见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3〕〔11〕徐志摩《落叶》、《秋》。
　　〔4〕刘心皇《徐志摩与陆小曼》。
　　〔5〕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
　　〔6〕徐志摩《陶孟和〈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附言》。
　　〔8〕石灵《新月诗派》。
　　〔9〕穆木天《〈梦家诗集〉与〈铁马集〉》。
　　〔10〕 陈梦家《新月诗选·序》。
　　〔12〕徐志摩《自剖·迎上前去》。
　　　　　　　　　　　　　　　　　　　　　　（责任编辑　周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木加冉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38-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徐荣街19961996 作者：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38-43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徐荣街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3:0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