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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对于关注并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文学来说，人性问题是必得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价值领域。儿童文学也是文学，它同样有着自身关于人类生存的哲学。信任儿童的本性是儿童文学的人性观。检验作品对儿童本性所持的观点，可以见出其作为儿童文学的真伪高下。《蝇王》正是由于表现儿童人性恶的思想，才暴露出它在人生哲学层面上是儿童文学疆界的入侵者；而《麦田里的守望者》则由于它对儿童本性的信任而成了儿童文学的亲密盟友。信任儿童本性的儿童文学是一种乐观、前瞻的文学，它的使命就是“给这个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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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任儿童本性：儿童文学的人性观
　　人类认识自身是一个痛苦而又漫长无尽的过程。关心人类的灵魂的哲人苏格拉底发出的“认识你自己”这一着名的醒世呼喊回荡了两千年后，莎士比亚依然排遣不开对人类的认识迷惘，他借李尔之口道出自己理不尽的痛苦：“谁能告诉我：我是谁？”又过了五百年，人类对自身认识依然不见“柳暗花明”——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不朽之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其题名正是整个现代主义文艺的心境象征。
　　人类对自身本质的种种认识和思考，最终往往归结于一个古老的哲学命题“人性论”之上。人性善恶成为数千年来中外哲学家、伦理学家聚讼争议的一大悬案。
　　对人性取何种态度，历来是人类构建社会和人生的根本点。一般而言，若采取性善说，便喜欢自由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可以直接发现并发展人的善的本性。反之，若采取性恶论，便不免倾向于重视统制，原因在于必须抑止人性的恶。从人性论与宗教的关系来看，“言性恶则乞灵于神明，言性善则立于人定。”〔1 〕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已证实钱钟书的这种说法。至于人性善恶参半的观点，则会促使人们建立扬善惩恶的社会。
　　对于关注并表现人的心灵世界的文学家来说，人性问题正是他们必得进行思考和选择的价值领域。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战争中，子爵梅达尔被炮弹击中，将他刚好从额头到脸部、胸部以至整个身躯劈成左右两半。这两个半身人先后被医生救活，他们各自回到故乡却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右半身专门作恶，他因自己只剩了残缺的半身而要把世上的一切劈成两半；左半身则刚好相反，专门为善，他因自己体验到了半身的痛苦而努力使世上有缺陷的人与事变得完整和美好。后来，这两个人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因之而发生决斗。决斗中恰好互相把对方的伤口劈开，于是医生又把两个半身人缝合为一体，恢复了子爵原来的面貌。这篇带有寓言性质的小说，简直可以视为人性善恶参半观点的一种形象化注释。
　　《莎乐美》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根据《圣经·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里记载的故事，经改编后创作的一部戏剧。犹太王希律的女儿莎乐美，从小就仰慕施洗者约翰，并数次主动追求，但约翰不为所动。莎乐美发誓此生非要吻到约翰的嘴唇。当她随母亲进入王室，成了犹太公主后，便唆使希律砍下约翰的头，终于吻到了她立誓追求的至爱。希律则因此陷于狂躁，命令卫士杀死了莎乐美。这出悲剧令人惊骇地看到，一种人性美的渴望却又与人性恶的欲念扭结在一起。
　　与王尔德的激越相比，中国作家沈从文对人性的表现则显现出外柔内刚的平和。也许可以把沈从文看作是比较典型的宣扬性善论的作家。他的《边城》等小说对人的美善品行的表现是那样普遍，令人感到沈从文对人性的本质怀有莫大的信心。沈从文对性善的张扬决不是幼稚的、脱离现实的一种乌托邦空想。事实上，他深刻地发现，在现实社会中，人的善良的本质不仅在逐渐减弱，而且还可以变得丑恶。在“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看来，残破的道德标准，虚伪狡诈的都市“文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都是毒害人类善良本性的病灶，对它们必须不断地进行揭露和剜治。
　　儿童文学也是文学。它与成人文学一样，也有着自己关于人类生存的哲学，有着自己在人性论上的独到观点。儿童文学的人性观点其实也是儿童文学的儿童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为人性的源头正发生自人的幼年、童年的心理积淀之中。
　　儿童文学的人性观有着一段发生、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英国是世界上儿童文学发源最早的国家。在这个国家，最早送到儿童手中的是清教徒们为拯救儿童“罪恶”的灵魂而出版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教训性书籍。毫无疑问，这种书籍的底层流淌着传统基督教的原罪观的浊流。在英国儿童文学历史上，为改变原罪观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浪漫派诗人们。当启蒙的人文主义者陷入把人性看作“白板”的经验理性的陷井时，卢梭拨开历史的迷雾，通过逻辑还原，张扬人类内心的自然状态——天赋良知。而英国浪漫派的“儿童是成人之父”，儿童的想象力和新鲜的感受性与人类精神的自由解放紧密相连的儿童观正是一种性善论的观点。
　　进入20世纪，信任儿童的本性可以说已经成为世界儿童文学的共识。在20年代初，即使是在压抑人性的封建道德十分顽固的中国，象周作人这样的儿童文学先知也说道：“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2〕并提出儿童文学应“顺应自然，助长发达， 使各期之儿童得到保其自然之本相”〔3〕的主张。
　　信任儿童本性的儿童文学，必须直面性恶论者的诘难。19世纪的叔本华，在论述人性恶时，激奋地认为幼儿心性具有残忍的特质：“没有一个动物，只为折磨而折磨另一个动物，但人却如此，正是这种情形，构成人类性格中的残忍特质，这种残忍特质比纯粹兽性更坏。（中略）例如，如果两条小狗一起玩耍——看到这种情形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多么可爱——如果有个三四岁的小孩加入它们，小孩一定会用鞭子或棍子打它们，因此，即使在那种小小年纪，就表现出自己是“Lanimal me　charrt Pare Xcellence。”〔4〕创作《胡萝卜须》的法国作家勒纳尔也曾在《日记》中写道：“维克多·雨果和其他许多人把儿童这一存在看作是天使。实际上这些家伙是凶暴而极坏的。首先，有关儿童的文学，只要不站在这一观点上，就决不能进行革新。”〔5〕
　　儿童文学无法在人性恶的哲学层次上同意叔本华关于幼儿心性残忍的观点。儿童文学当然承认，在现实中并非没有幼儿“虐待”小狗等小动物的现象，但是幼儿在天性上是同情、爱护小动物的。用竹竿捅破蜜蜂的巢穴，掐断捉到的蜻蜓的翅膀，这几乎是自然中的每个儿童都做过的事情。这种行为完全受儿童的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行动力驱使，它与罪恶的欲望无关，因为在儿童“残忍”行为的刹那间，是完全超越了善恶这一伦理范畴的。日本的童谣诗人北原白秋就指出：儿童的这种“残忍”“不是根本的残忍。它只是成长力的一种变异，是美和诗。将它只看成是恶，这不过是成人那不纯的道德观念。”〔6〕
　　生活中儿童的某些“残忍”行为，本质上可以说是一种无邪。当代小说家余华以其对现实的冷酷描写而引人注目。他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写到四岁的皮皮如何因惊喜于襁褓中堂弟的哭声而不断“虐待”（打耳光、卡喉咙）堂弟使其放声大哭的情景，最后，皮皮竟因感到抱着的堂弟的沉重，而将手松开，以致堂弟摔死在地。余华深知幼儿的心灵世界与成人不同，在他的笔下，皮皮对自己的行为的“残忍”始终是浑然不觉，因而，读者也便不应对其行为作伦理道德上的裁决。有的成人文学评论家认为余华这是“描写了儿童与罪恶的关系”，“提醒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不断有意识地戒除那些几乎与生俱来的犯罪冲动。 ”〔7〕这种观点是否也是因“成人那不纯的道德观念”而造成的文本“误读”呢？
　　至于说到勒纳尔的批评，它虽然对克服把儿童看作纯洁无瑕的天使的童心主义的消极一面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过，“这些家伙是凶暴而极坏的”这一说法，依然值得商榷。
　　　　　　二、人性观检验：《蝇王》、《麦田里的守望者》比较论
　　的确有通过儿童描写来表现人性恶的作家。我指的是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这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部分人类的野兽行径而改变了对人类存在状况的乐观主义态度的小说家，以各种难以应付的人类困境（比如身陷大海中的孤岛）为作品的故事框架，表现人类因文明社会的束缚的消解而暴露出的真正的本性。戈尔丁的最着名的小说《蝇王》便是一部描写儿童的人性恶的哲学寓言式小说。
　　某次战争期间，一群英国学童乘坐的飞机失事，坠落于一座荒岛上。幸免于难的孩子们选出拉尔夫当头头，而杰克则被拉尔夫分配管理“唱诗班”的孩子。但是，杰克对自己未被选中当头头耿耿于怀，并且在是“按规矩办事”以期得救，还是任性打猎和捣乱的选择上，与拉尔夫发生了根本分歧。拉尔夫、猪仔、西门和一些幼小儿童继续生起因杰克擅离职守（去打猎）而熄灭的求救篝火，而杰克则带领他的一班人身居洞穴，建立了以自己为首领的“野人”部落。西门误入杰克部落的“猎手”们摹拟围猎的舞蹈圈子，被发狂的孩子们用乱棍“拚命敲打，动嘴啮咬，用手拉扯”而杀死。猪仔也在与拉尔夫一起向杰克一伙讨要自己的眼镜并与其商谈篝火的事时，被杰克部下推落的巨石砸死，就在拉尔夫被杰克这伙“野人”围捕追杀的危险关头，一艘快艇上的海军军官发现求救篝火，登上荒岛从而使他绝处逢生。
　　据说，《蝇王》“这部小说现已成为英美大中学校文学课的必读书。”〔8 〕戈尔丁获诺尔贝尔文学奖时任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的拉尔斯·吉伦斯顿，在为戈尔丁颁奖致辞时说：“威廉·戈尔丁因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蝇王》（1954）而一举成功，其世界性的声誉一直保持至今。到现在这部小说可能已拥有几亿读者。换句话说，这是一本被当作消遣性惊险故事或儿童读物来阅读的畅销书。”〔9 〕尽管“英美大中学校”一语里的“中学”是指初中部还是高中部（年龄的限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十分重要）我还不甚了了，但是，拉尔斯·吉伦斯顿的话却很清楚，《蝇王》是“被当作消遣性惊险故事或儿童读物来阅读的”，这即使不是对儿童阅读事实的描述，至少也是吉伦斯顿的价值判断。
　　《蝇王》对儿童人性恶的描写是否符合儿童心性的本质？《蝇王》是否可以算作儿童文学作品？或者是否适合儿童读者阅读？这曾是一直缠绕了我多年的困惑。后来，我读到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将阅读这两部小说的感受进行对比、分析之后，心头的上述疑云似乎消散了许多。
　　《麦田里的守望者》以主人公自述的方式，描写了16岁的中学生霍尔顿·考尔菲德被学校开除后（此次是第四次），为了让歇斯底里的母亲有个对坏消息的消化时间而暂不回家，去纽约“消遥”的一天两夜中的经历和心理历程。原本希望纽约“消遥”能使自己“心情好转”的霍尔顿遇到的仍是一连串的失望：昔日女友令他不快；找来的妓女让他损财后又遭毒打；虔诚信教的修女也使他心寒不已；最后，当他向唯一敬佩的一位老师安多里尼寻找庇护时，老师竟好像是个搞同性恋的“伪君子”。霍尔顿改变了回家的想法，“决计远走高飞”，“到西部去”。然而，就在他向深深喜爱的妹妹菲ｂì＠①告别时，菲ｂì＠①以孩子特有的方式感化并拦阻了他。霍尔顿在生了一场病后，重新尝试进入新的生活。
　　《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后，当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争议。少数评论家严厉批评此书；有些家长要求图书馆和学校把此书列为禁书，而且果真有少数图书馆和学校照此办理。的确，表面看来，《麦田里的守望者》很象一本“坏书”。少年主人公精神颓废，满嘴脏话，不思读书，几次被学校开除，小小年纪便抽烟酗酒，甚至还叫来妓女！但是社会各层的读者很快读出了这部小说的真意，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更是对其赞赏有加，认为它道出了自己的心声。
　　还是回到《蝇王》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比较上来。《蝇王》采用的是儿童文学贯用的历险模式，（戈尔丁正是从英国作家R.M ·巴兰坦的荒岛历险小说《珊瑚岛》获得了创作灵感，《蝇王》中的两个最重要的主人公的名字拉尔夫和杰克均直接取自《珊瑚岛》。但是两者关于儿童人性的哲学思想却截然不同）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扣人心弦，矛盾主线突出，进展明显；在叙述语言上，简洁明快，动作性极强。而《麦田里的守望者》故事情节平淡无奇，语言叙述多内部心理而少外部动作。从儿童文学的立场看，显然在外部形式上，前者棋胜一着，比后者更具儿童文学性。但是一部作品的成败并非仅仅由外部形式定夺，而是全凭内部思想与外部形式间的天衣无缝式的融合。虽然，塞林格成名不久便隐居乡间，被西方一些评论家称为“遁世”作家，但是，就我个人阅读《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而言，这是一部外冷内热，表层看起来消极遁世，本质上积极入世的作品。霍尔顿其实是一位保持着善良心性的少年。他认为，学校“要你干的就是读书，求学问，出人头地，以便将来买辆混帐的凯迪拉克。”于是以学习上的不用功来反抗美国现行教育制度中的弊端，但一旦被学校开除，他依然有愧对父母之情。当他诉说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愿望时，当他出于爱妹妹之心而放弃出走计划，留下来承受原来生活的压力时，我都有种情动于衷，泪热于眼的感受。对这一位少年，塞林格越是渲染他的冷嘲热讽、玩世不恭，表现他的“颓废”和“垮掉”，越是激起人们对扭曲和“异化”这位少年心灵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不合理处、荒诞处的厌恶和反思。尽管《麦田里的守望者》通篇笼罩着压抑气氛，直到最后，读者也看不到生活对改变霍尔顿的命运作出任何承诺，但是，作家对霍尔顿真诚善良的心性的肯定性发掘，表明了他对人性的一种信任之心；而霍尔顿少年本人的重新面对生活，也显示着少年心灵生命力之顽强。小说结尾的霍尔顿已不是小说开篇的霍尔顿，经历过一连串的磨难，我感到他已经成长起来，并获得了超越更大困难的力量。《麦田里的守望者》本质上并不悲观绝望，而是顽强追求健全人生的蕴含希望的作品。
　　与《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比较暖昧的结局相比，《蝇王》的结尾采用的倒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具有普遍性的大团圆性结局。但是，戈尔丁安排的这种大团圆性或光明性结局在生活的本质和艺术的真实这两个层面上不具有内在逻辑。我这样讲，不是由于那位前来营救的海军军官在拉尔夫命存千钧一发时出现所具有的偶然性，（偶然性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是重要的存在。恩格斯说：“在历史的发展中，偶然性起着自己的作用。”而巴尔扎克则说：“偶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小说家。”）而是指戈尔丁人性恶的悲观哲学思想与《蝇王》艺术构思和整体表现之间存在着的内在矛盾。
　　前边已经讲过，戈尔丁正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部分人类的野兽行径即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部分现实才由乐观主义者变为悲观主义者的。戈尔丁在现实社会中发现了人性恶，他创作《蝇王》把一群孩子从现实社会中剥离出来，送到了自然之中。虽然，这些十一、二岁的儿童，身上有着从文明社会带来的基因，但是，置身于与文明社会隔绝的自然之中，儿童的天然本性的确少了许多束缚，接近了可以自然坦露的状态。也许在主张教育就是维持儿童心中的自然的卢梭那里，这些孩子们离开受核战争威胁的文明社会，流落荒岛，正是让孩子们回归自然本性，把被文明社会破坏了的纯洁、珍贵的儿童天性归还给儿童同时也是归还给人类的好时机。（其实，我们也不必借助于这种假设来说明问题，马克·吐温的不朽名作《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已经告诉我们：正是近于自然的儿童才是不持有金钱欲、权势欲、迷信、偏见和兽性的出色的人。）受核战争威胁的文明社会，与二战期间希特勒法西斯兽性横行的文明社会恐怕不会有什么本质区别。因此，即使是对戈尔丁而言，从这样的文明社会来到自然之中，也不失为一个机遇。在戈尔丁笔下，荒岛上的两伙儿童的矛盾冲突实质上是自然、野蛮（以杰克为代表）与社会文明（以拉尔夫、猪仔为代表）之间的矛盾冲突。前者是恶的代表，后者是善的化身。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那么《蝇王》这个故事的潜台词是：一旦离开文明社会，归于自然之中，甚至孩子也会出现“纯真的泯灭”，走向“人心的邪恶”，而一旦文明社会（以登岛的海军军官为代表）介入自然，孩子间的“暴力”和“谋杀”会即刻停止。小说结尾的最后一句话是海军军官“转过身去，让孩子们有个时间来恢复镇定。他等待着，目光就停留在远处那艘整洁的快艇上。”（我注意到，《蝇王》对杰克的用泥彩涂抹花脸式的“肮脏”和拉尔夫尽量想保持的“整洁”，是极为关注的，“肮脏”、“整洁”在表达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一主题上是颇具功能的概念性语汇。）戈尔丁为拯救善良、扼止邪恶开出的药方是——搭乘整洁的快艇，返回文明社会。但是，这就出现了矛盾：返回令戈尔丁成了悲观主义的儿童人性恶论者的文明社会，孩子心中的邪恶（假如存在的话）就会消失吗？事实难道不正是文明社会的某些现实在向天真的孩子灌输邪恶的思想吗？（日本儿童文学作家乾富子在长篇小说童话《树荫之家的小人们》里塑造的森田信这一在战争中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的少年形象可以做文学上的证人。）《蝇王》的大团圆结局在哲学上是矛盾而又软弱无力的，它并不能帮助戈尔丁进行拯救人性的哲学思考。既然落荒于自然，儿童的邪恶本性会从“潘多拉的匣子”中释放出来，而返回文明社会，更会身遭成人社会邪恶人性的包围和污染，那么《蝇王》对戈尔丁以及所有儿童人性恶论者来说，就只能是一部展示悲观和绝望的走投无路的作品。
　　应该说，戈尔丁对儿童人性恶的哲学思考是具有相当的理论启示性的；更进一步，戈尔丁将这种哲学思考寓言式地写成小说作品也无可非议（尽管出现了前面分析过的内在矛盾）。但是，如果将《蝇王》纳入儿童文学范围来评价，这些就不能不成为具有质的规定性的问题。我很清楚，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临界处，并没有象国界那样清晰的一条线。位于临界区域的少年阅读的文学作品，有些就难以作快刀斩乱麻的简单处理。但是，这些复杂性、模糊性并不能成为我们不负责任地放弃儿童文学边界的理由。对《蝇王》这样的作品如果丧失领土主权的原则，很可能会导致儿童文学本质在很大程度上的消解。我认为，《蝇王》在一些艺术表现方式上，如故事情节模式、写实主义的人物性格塑造、叙述语言的行动性等方面是具有儿童文学性的，但是作品整体所蕴含的儿童人性恶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思想却是违背儿童心灵本质和儿童文学的人生哲学思想的。在人生哲学层面上，《蝇王》是越过儿童文学边界的入侵者。戈尔丁的儿童人性恶的哲学思想本身可以引起我的兴趣（在理性上），但是，表现这一哲学思想的《蝇王》却不能在情感上给我以文学的感动。相反，《麦田里的守望者》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一些令儿童文学感到陌生之处，尽管在作品的前半部分霍尔顿身上的少年气不多，不明显，但是，由于它对少年真诚善良心性的肯定以及对人性的信任与儿童文学的人生哲学思想达到了共识，再加上小说越向后发展，霍尔顿身上的少年气（纯朴、善良）便渐次加强，从而成了受到儿童文学欢迎的亲密朋友。
　　　　　　三、“给这个世界再次带来信任和希望”：儿童文学的使命
　　儿童纯真的天性具有向善的能动性。是否对儿童的天性怀有肯定和信任，是衡量儿童文学作家之优劣的首要标准。也许还可以说，对儿童天性善良这一点持否定论和怀疑论的人，很难获得从事儿童文学事业的资格。当然，生活的真理并不止一个，正如欧洲那一句古老的格言：乐观主义说瓶子的一半还满着，悲观主义则说瓶子的另一半已经空了。性善论、性恶论，都是人生哲学的选择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儿童文学选择乐观主义的人性观，绝不是为照顾儿童心理承受能力的一种策略性考虑，如果是那样便成了伪人生哲学。乐观主义原本就是那些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家们的人生哲学，事情的逻辑是他们由于具有乐观主义心性才成为儿童文学作家，而不是相反。儿童文学是一种乐观、前瞻的文学，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儿童文学无缘。在儿童文学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在自己的作品中灌注虚无绝望的人生信念反而获得了成功的作家。德国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国际安徒生大奖得主凯斯特纳说得好：“在我们当前这个世界里，只有对人类持有信心的人才能对少年儿童有所帮助。他们还应当对诸如良知、榜样、家庭、友谊、自由、怀念、想象、幸福与幽默……的价值有所了解。所有这些就像恒星一样在我们上空闪耀，并一直存在于我们当中。谁能把它们展现给儿童并讲给儿童听，谁也就引导儿童从沉寂中走出来，跨入充满友爱的世界。”〔10〕在凯斯特纳眼里，成人已没有改善之可能，唯有儿童才是人类得以拯救的某种保证，因为天真的儿童身心没有沾染世俗的丑习恶德——他们才是有希望被培养成理想人类的人。
　　信任人性，寄希望于未来，并非就是主张可以回避社会中的恶和人类的丑行，掩饰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悲剧。穷究人类本性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就不是一位颤栗于寒风中，却硬说自己满身温暖的伪善者，他以《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卖火柴的小女孩儿》等童话坦率地展示出人生中恶的问题。但是，洞悉人生本质的安徒生并不因为生活中存在着苦难便丧失生存的勇气。苦难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当人们只知道这生活的半个真实时，他才痛苦。了解人生的全部真实的安徒生深信爱是比痛苦、忧伤更强大的力量，它能创造出人间的一切奇迹。正是由于心怀炽热的爱，安徒生才在自己的肖像画上写道：“人生是所有故事中最美丽的一个故事。”
　　当我试图作出儿童文学是持乐观主义人生哲学的文学，儿童文学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来自于它对儿童人性的肯定性评价这些论断时，给予我以最有力支持的莫过于法国文学史家、比较文学学者波尔·阿扎尔在那本被誉为儿童文学研究者必读之名着的《书·儿童·成人》中所说的一段话——
　　　　儿童们阅读安徒生的美丽的童话，并不只是度过愉快的时光，
　　他们也从中自觉到做人的准则，作为人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虽说
　　是孩子，但也仍然非体味痛苦的滋味不可。由于玩具娃娃的死他们
　　也会遭受到不可言喻的悲伤的打击。对恶，尽管模糊，他们也会感
　　觉到。恶的东西，既存在于他们的周围，也被感受于他们的内心。
　　但是，这种活生生的苦恼和疑惑都不过是一时的东西。他们无论遇
　　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失去心中的光明。生存于这个世上的他们的使命
　　就是给这个世界再次带来信仰和希望。如果人类的精神不能经常被
　　这一充满自信的年轻力量而唤醒，这个世界会成为什么样子呢？我
　　们的后继者走过来了。孩子们再次开始美丽地装饰这片土地。一切
　　都重返青春、映照着绿色，人生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在安徒生诗情
　　充沛的童话里，浸透着梦想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坚强信仰。这一信仰
　　使安徒生的灵魂和孩子们的灵魂直接融合在一起。安徒生就是这样
　　倾听着潜藏于儿童们心底的愿望，协助他们去完成使命。安徒生和
　　儿童们一起，并依靠儿童们的力量，防止着人类的灭亡，牢牢地守
　　护着导引人类的那一理想之光〔11〕。
　　注释：
　　〔1〕《钱钟书论学文选》第1卷，56页。花城出版社，1990年1 月第1版，1991年9月第4次印刷。
　　〔2〕周作人：《人的文学》， 见王泉根编《周作人与儿童文学》，22页。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5年8月第1版。
　　〔3〕周作人：《童话略论》，同上书，76页。
　　〔4〕叔本华：《人生的智慧》，10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7年6月第1版。
　　〔5〕转引自安藤美纪夫：《儿童与书的世界》，日文版，61页。角川书店，1981年11月10日第1版。
　　〔6〕北原白秋：《童谣论》，日文版，53页。 日本青少年文化中心，1973年5月5日第1次印刷。
　　〔7〕郜元宝：《匮乏时代的精神凭吊者——60 年代出生作家群印象》，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
　　〔8〕〔9〕见《诺贝尔文学奖获奖颁奖演说全集》，692页。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
　　〔10〕转引自韦苇：《外国童话史》，412页。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11〕波尔·阿扎尔：《书·儿童·成人》，日文版，154～155页。纪伊国屋书店，1986年3月15日第18次印刷。
　　　　　　　　　　　　　　　　　　　　　〔责任编辑　张树武〕＊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必。
　　
　　
　　
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60-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自强19961996 作者：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长春60-66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朱自强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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