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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声母与声调的相互关系(onset-tone correlation)有三种假设：(1)声调的高低（尤其是声调的高低音域（注：许多汉语方言的声调分高低两个音域(register)，亦称阴调(high register)和阳调(low register)。））是由声母辅音的清浊决定，而声调的高低不能决定声母辅音的清浊（Halle and Stevens 2002[1971]:46-61;Hyman 1978:257-69等）；(2)声调的高低与声母辅音的清浊可以互相作用(Bradshaw 1995:255-71)；(3)清辅音－阴调／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tonogenesis)的自然匹配（Hombert, Ohala and Ewan 1979:37-58等）。声母与声调相互关系的上述三种假设一直以来是语音学和音系学所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国内外大量不同的语料及所做的各种不同分析得出的不同结果使声母与声调的相互关系仍然还是“鸡与蛋”的关系。
　　吴语是汉语各方言中唯一还完整地保留着古汉语中“帮滂并、端透定、见溪群”声母（即送气清阻塞音、不送气清阻塞音和浊阻塞音）三分格局的方言（赵元任1928；詹伯慧1991等）。通过分析吴方言音节中“帮滂并、端透定、见溪群”声母与阴阳调分布及其各种变化的相关语料，本文认为，吴方言中清辅音－阴调／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清辅音－阴调和浊辅音－阳调都是底层表达式。
　　从吴方言的声母与声调的分布关系看，清辅音－阴调和浊辅音－阳调基本都处于互补分布状况，即声母是清阻塞音时，其声调为阴调，或声母是浊阻塞音时，其声调为阳调。这一现象引发出与语言学对声母－声调相互关系三种假设相应的三个问题：(1)阳调是否是阴调的调位变体（allotone，阴阳调由声母阻塞音的清浊决定）？(2)浊阻塞音是否是清阻塞音的音位变体（声母阻塞音的清浊由阴阳调决定）？(3)浊辅音－阳调和清辅音－阴调是否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本文将运用语音学和音系学理论，根据吴方言的相关语料，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分析。
　　2.阳调是阴调的调位变体吗？
　　吴方言中有大量语料表明：声母清阻塞音－阴调和声母浊阻塞音－阳调处于完全互补分布状况。如绍兴吴语（注：绍兴方言是吴方言中保留完整的“帮滂并”三分格局和阴阳平、上、去、入八个声调的方言之一。）声母齿龈爆破音与声调的分布，见例(1)：
　　(1)声调与齿龈爆破音的分布：
　　
　　（注：在绍兴方言中可能是空缺，本人尚无此语料，但在连续变调形式中存在，如‘顶替’。当然，其他元音的音节很多，如：等。）
　　例(1)表明，在绍兴吴语中，阴阳调与声母清浊爆破音处于完全互补分布状况，阴调只出现在清爆破音和[t]后；阳调只出现在浊爆破音[d]后。因此，传统语音学、音系／音韵学理论认为，阳调只是阴调的调位变体，阴调是底层形式，因为它可出现在送气和不送气的清阻塞音后，而且两者不可预知。阳调在浊阻塞音后是可预知的，因此阳调是阴调在声母为浊阻塞音时的变体(zee 1980)。从音系学角度讲，如假设阳调是声调调位变体，必须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a.阴阳调在任何条件下不能处于对比(contrast)分布；
　　b.声母辅音清浊的变化决定阴阳调的变化，但阴阳调的变化不能决定声母辅音清浊的变化。
　　事实上，阴阳调在绍兴方言（注：绍兴方言的八个声调分别为：阴平[52]，阴上[35]，阴去[33]，阴入[5]，阳平[31]，阳上[13]，阳去[22]，阳入[3]（见Zhang 2006）。）声母为响音性[+son]辅音后，完全可以互相对立，如例(2)所示：
　　(2)
　　
　　从例(2)可以看出，在绍兴吴语中，声母[l]和[m]可同时与阴调和阳调共现。这种阴阳调在同一个声母音节中的共现说明阴阳调是对立分布的，两者都是底层调位。因此，阳调不可能是阴调的调位变体。此外，绍兴吴语中的合音现象也表明阳调不是阴调的调位变体。“勿”是绍兴吴语中的否定词，可用在不同的动词和形容词前，如“勿要”。但在口语中，词组经常以合音字“覅”出现。如例(3)所示：
　　(3)‘我覅买’（我勿要买）。
　　从共时研究看合音字与词组的音系关系，似乎从词组形式到合音字通过了下列共时音系变化(Zhang 2005:69-79)，见例(4)：
　　
　　例(4)中“勿要”的第一个音节是阳调，第二个音节是阴调。词组形式变为合音字时，第一个音节的韵母和第二个音节的声母被省略；第一个音节的声母与第二个音节的韵母（包括声调）合流成一个音节。合音字是阴调，因此声母由浊辅音[v]变为清辅音[f]。这一现象说明，阳调不可能是阴调在声母为浊辅音时的调位变体，否则，合音字应为。
　　从历时研究看吴语合音字，吴语学界的共识是否定词“勿”的早期形式是清辅音（可写作“弗”）。许宝华、汤珍珠(1988:451)指出，“勿”在老派上海话中多念，这与当代苏州话一致。在当代余姚话中也保留着“勿”的清音念法。但在当代绍兴话（及许多其他吴方言）中，“勿”已经浊化。这表明，绍兴方言中“勿”的浊化发生在合音字以后。这一推断可以被绍兴方言中的其他合音字证实，如例(5)所示：
　　(5)
　　
　　例(5)中词组形式的两个音节都是声母浊辅音－阳调，但合音字都是声母清辅音－阴调。目前尚无语料证明声母浊化是因为先有阳声调，还是先有浊声母。Baxter等(1992:7)认为，古代汉语是从无声调语言发展而来。本文认为，从声调发生学角度讲，浊声母和阳调是同时产生的，声母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因此，无论从合音字的共时分析还是历时分析，都不能证实阳调是声母为浊辅音时的阴调调位变体。
　　相反，在有些吴方言中，声母辅音的清与浊是由阴阳调的变化决定。如龙游吴语的小称变调（曹志耘2002:152-60），见例(6)：
　　(6)
　　
　　龙游吴语的小称靠变调来实现，例(6a)中的[231][231]分别变为[33]和[45]，其中，[231]是阳调，[33]和[45]是阴调。声母鼻音是响音性辅音，可以与阴调或阳调共现，因此，当音节的声调由阳调变为阴调时，声母不变。但在例(6b、c)中，阴调[45]变成阳调[21]，因此例(6b)中的。其中的清辅音[k]和[ts]分别变为浊辅音[g]和[dz]完全由阳调[21]所致。根据上述语料，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认为阳调是阴调在声母为浊阻塞音时的调位变体。这一现象同时也引发出另一个问题：声母浊阻塞音是否是清阻塞音在声调为阳调时的音位变体？
　　3.浊阻塞音是清阻塞音的音位变体吗？
　　这一问题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底层结构的汉语无浊阻塞音（如所有北方方言），有些南方方言中的浊阻塞音是清阻塞音在阳调时的音位变体。这一假设还表明，阴阳调是底层形式，而浊阻塞音只是表层形式。产生这一假设的原因是清浊阻塞音在吴语中处于互补分布状态。从音系学角度讲，当两个相近的音段处于互补分布状态，并其中一个为另一个的音位变体时，这另一个必须是底层形式，即底层形式是同一个音位。表层的音位变体只有语音实现(phonetic realization)，没有音系实体(phonological reality)。如英语kite（风筝）中的和[skai]sky（天空）中的[k]是/k/的音位变体，两者的底层形式都是/k/。因此，英语中的只是表层的语音实现形式。
　　
　　(7)
　　
　　例(7)说明绍兴吴语中[h]的分布状况受*[h][+high,-back]制约条件的制约，不能在[i],[j],[y],前出现(Zhang 2006:166)。实验语音学也证明，[h]是真正的声母辅音。从音系学讲，[h]存在于底层形式。的分布不受任何制约条件的制约（见（例7）），因此不可能是[h]在阳调时的音位变体。吴语学界认为，是贯穿整个音节发音全程的一个嗓音(phonation)特征，因此也不是一个底层音位。其实，和是一对表层语音实现的声母，它们是音节中没有其他音位(phonemic)声母时的替代物。它们虽不是底层音位，却是分配阴阳调的媒介。吴语中表层语音声母和的存在，进一步表明了清辅音－阴调和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
　　Halle和Stevens(1971:48-52)认为，高（阴）低（阳）声调由声带的紧松状态决定，该状态由两个声门特征表示：[+stiff]表示“紧张性”，[+slack]表示“松弛性”。语音实验表明，当声带壁处于紧张状态时，阻塞音为清音；声带壁处于松弛状态时，阻塞音为浊音(Halle and Stevens 2002[1971]:50)。因此，所有清阻塞音都具有[+stiff]特征，所有浊阻塞音都具有[+slack]特征。同时，有大量不同语言的语料都证明，清辅音导致阴调，浊辅音导致阳调（Halle和Stevens 2002[1971]; Hyman 1978; Hombert 1978; Bao等1999）。在所有吴方言中，只出现在没有其他声母的阴调音节；同样，只出现在没有其他声母的阳调音节，因为，作为清辅音具有[+stiff]特征，而作为浊辅音具有[+slack]特征。因此，在[i],[j],[y],前的阳调音节和在没有其他声母的阴调音节时一样都具有“分配声调媒介”的作用（注：在无声调音节前不出现，因此使“冲啊”产生连读成为可能。这是因为无声调时，不起作用(Zhang 2006:151-4)。）。
　　此外，吴语中同样有大量语料表明，有些声母的浊辅音开始清化，而其声调还保留着原来的阳调；有些声母浊辅音的清化已经导致了阴阳调的改变。根据曹志耘(2002:220-81)的调查，庆元吴语的一些声母浊辅音开始清化，而其声调往往还保留着原来的阳调；金华吴语的一些声母浊辅音清化已经使原来的配浊音的阳调变成阴调，见例(8)：
　　(8)
　　
　　吴语中的“坐、簿、弟、厚、上、舅”等早时都是声母浊辅音－阳调音节。例(8)表明，在庆元方言中，尽管这些音节的阳调还保持不变（注：根据曹志耘(2002:100-1)所提供南部吴语声调，例(8)中除金华方言是阴调外，其他方言的声调都是阳调。），其声母已经清化。这一现象表明，声母辅音的清浊不是由阴阳调决定。当然，庆元方言的这种清辅音－阳调共现只是语音的变化过程。在金华吴语中，这些音节的声母浊阻塞音清化已导致了阳上声调被阴上声调代替。这一现象可能引发出一个问题：金华方言中的浊辅音清化是先阳调变阴调，导致浊音清化，还是先浊音清化，导致阳调变阴调？本文认为，金华方言中的一些浊辅音清化不是语言的孤立现象。曹志耘(2002)通过调查分析整个南部吴语的语音现象，发现浊辅音清化是许多南部吴语的一个普遍现象。浊音清化的过程可以分三个阶段：(1)有些浊音的语音实验结果表明，其音值发生了变化，浊音不明显，或失去浊音特征(devoicins)，如叫表现为[b]（如江山方言）；(2)有些浊音已完全清化，但其原来的阳调未变（如庆元方言）；(3)有些浊辅音的清化已经使原来的阳调变阴调（如金华方言）。总而言之，南部吴语的这种浊音清化的过程说明，吴语中的浊辅音不可能是清辅音在阳调时的音位变体。当然，这种浊音清化现象有它独立的音系变化规则所致，这不是本文讨论范围（曹志耘2002）。
　　上述语料及其分析说明，声母浊阻塞音和阳调都不是音位或调位的变体形式，它们都是底层形式，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
　　4.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
　　声调发生指的是由于邻近辅音的影响而引起的新的（或从无到有的）声调(Duanmn 2000:262)。有两种声调发生理论：一种是以听觉为基础理论(Hombert, Ohala and Ewan 1979)，另一种是以发声为基础理论(Halle and Stevens 2002[1971])。Hombert等通过语音实验，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表明声母清辅音使（基频）提高；声母浊辅音使降低。这与阴调的高，阳调的低的事实完全吻合。他们的实验分析与以前或以后House和Fairbanks(1953),Mohr(1971),Hombert(1978),Maddieson(1984:9-15),Ohde(1984),Silverman(1986)等人（转引自Shryock 1995:69）的实验或语音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Halle和Stevens(2002[1971])提供了不同的声调发生理论，他们认为声调和音段的清浊状态是对相同的发音姿态(即，声带外展引起的紧张性(stiffness))的不同实现。语音学认为，声带的外展是发生清辅音的发声机制。喉上收缩，能通过降低穿越声门气流使浊音停止，此时通常产生声带的外展姿态(Shryock 1995:39)。
　　Halle和Stevens(1971:54)还认为，[-stiff,-slack]的特征配置，在语音上，阻塞音表现为清音，但响音（包括鼻音、流音、滑音和元音）则表现为浊音，因为响音具有自发嗓音（注：Chomsky和Halle(1968)认为，（产生响音时）当声带处于合适的位置时，声带会自动地振动，声腔里不存在为提高气压的阻塞；而在阻塞音的嗓音产生中，则采用一些不同的机制（引自Trask 1996:246）。）。从发声学讲，浊音属性在阻塞音和响音之间是不同的。在阻塞音里，浊化是主动的，具有较强的标记性影响(markedness effect)；在响音里，浊化是被动的，具有非标记性影响(unmarkedness effect)。有大量跨语言语料证明阻塞音和响音之间的这种不对称浊化行为，譬如在许多语言中，浊音同化(voicing assimilation)往往由浊阻塞音引起，而不是响音，如荷兰语(van der Torre 2003:52)，俄语(Padgett 2002:4-5)等。响音的这种被动浊化属性在吴方言中则表现为与阴调和阳调共现（如（例2）所示），这一现象与Halle和Stevens(2002[1971])提出的响音[-stiff,-slack]的特征配置一致。Thurgood(1996:1-31)也发现，在许多东南亚语言中，低声调往往发生在声母为浊爆破音音节，而不是在声母为响音音节。
　　根据Halle和Stevens(2002(1971])的声调发生理论，吴方言中的声母辅音和声调也可以被[stiff]和[slack]这两个声门特征赋值，如例(9)所示：
　　(9)

                      声母                声调          清阻塞音  浊阻塞音  响音  H      M⑧     L[stiff]      +          -       -   +      -       -[slack]      -          +       -   -      -       +

　　注释：
　　⑧通常我们赋予声调(tone)有两个范畴的特征：一个是音域特征，凡指阴阳调时，即高低音域；另一个是音高(pitch)特征，音高分为五等，用高(H)、中(M)、低(L)三个特征表示，其中[5]和[4]可赋值为H,[2]和[1]为L,[3]为M。
　　例(9)的特征赋值表示下列配置：
　　a.[+stiff)和[-slack]：清阻塞音和H声调
　　b.[-stiff]和[+slack]：浊阻塞音和L声调
　　c.[-stiff]和[-slack]：响音和M声调；
　　d.[-slack]：响音和H、M声调；
　　e.[-stiff]：响音和L、M声调。
　　上述声母辅音和声调的特征赋值配置与吴语语料完全一致：清阻塞音与阴调共现；浊阻塞音与阳调共现；响音可分别与阴调和阳调共现；M调值可分别出现在清阻塞音／阴调音节、浊阻塞音／阳调音节、响音／阴或阳调音节。如绍兴吴语中有：“猫”，这些音节的声调都是[3]或[33]，其赋值为M。上述特征赋值配置准确地规范了吴语中声母－声调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同样决定了合理的音节配置，其音系结构表示，见例(10)：
　　
　　上述合理音节配置表明：(1)一个呈[+stiff]特征的声母使后面的元音获得阴调；(2)一个呈[+slack]特征的声母使后面的元音获得阳调；(3)一个呈[-stiff,-slack]特征的声母使后面的元音获得阴调或阳调。声母和声调的相互关系就是由这些声门特征的赋值所决定的。
　　5.结论
　　综上所述，吴语作为仍然保留着历史上清浊对立的声母阻塞音和阴阳分调的汉语方言，它所提供的大量语料证明了声母－声调的相互关系是声调发生时的固定匹配：清辅音－阴调，浊辅音－阳调。这种匹配既符合语音学中发声机制的自然性，又符合音系学中特征赋值的规定性。因此，吴语中的浊阻塞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它们虽然分别与清阻塞音－阴调处于互补分布状况，但两者都是底层形式。
　　声母－声调的相互关系是所有声调语言的一个共同现象。这一现象之所以成为语言学家们关注的热点，是因为这一现象有许多扑朔迷离的表现形式，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特性，不同的特征赋值，不同的实现方式，譬如有些语言的清阻塞音可以与低调共现，浊阻塞音可以与高调共现，如Suma语(Bradshaw 1995:258)，Weining Miao语（Bao等1999:137）。Bradshaw(1995:255-71)认为，这是因为声调的特征赋值也可以通过元音实现，因而不受声母辅音清浊的支配。这与Halle和Stevens(2002[1971]:52)认为元音呈[-stiff,-slack]特征并能与阴调或阳调共现的结果一致。在当代吴语中，有些方言的阴阳分调的现象正在逐渐失去，许多浊音已经清化（如金华、缙云、汤溪、广丰），有些方言的阳调变阴调（如泰顺等）（曹志耘2002:24-6）。这些变化尚需我们去深入分析研究，了解它们的底层音系关系及其声母－声调相互关系的语音原理和音系规则。
当代语言学京121～128H1语言文字学张吉生20062006
声母－声调相互关系/特征赋值/声调发生
大量跨语言语料表明，声母－声调有相互照应关系。清辅音－阴调和浊辅音－阳调处于互补分布状况这一现象使声母－声调的相互关系犹如“鸡与蛋”的关系。本文通过分析吴方言的相关语料，根据发声学原理和音系特征赋值理论，认为吴语中声母－声调的相互关系与Halle和Stevens(2002[1971]：46-61)提出的辅音与声调的特征赋值配置完全一致。文章认为，吴语中清辅音－阴调／浊辅音－阳调是声调发生的自然匹配，两者都是底层表达式。
作者：当代语言学京121～128H1语言文字学张吉生20062006
声母－声调相互关系/特征赋值/声调发生

网载 2013-09-10 21: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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