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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杰出作家孙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的贡献和地位，我们永志纪念和景仰。但今天的我们，也不会虚妄地认定孙犁本人早已超越了他所属的那个时代。假如文学史本身都出了问题，对于杰出的甚至伟大的作家个人的评价和概括，可能有些地方需要重新审视，也许有必要相应地作出一定的修订。这样表述实际上是因为对于作家个人的评价和概括，恰好构成了文学史上的重要部分。假如排斥了或者忽略了孙犁，这样的文学史一定是有缺陷的。值得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给予孙犁以重要地位和崇高评价。不知是否由于技术和体例上的原因，《新中国文学五十年》一书中似乎对孙犁有所忽略，几乎一笔带过。从一定意义上，孙犁是让历史塑造或误解的。问题不在于孙犁的地位是否重要，总结评价是否崇高。关键还是我们怎样给予历史一个真实的孙犁，给予当代一个自然地吐出历史的二氧化碳的孙犁。假如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就是我们献给文学先驱的最优美最动情最真挚的悼词。
　　在一部由悲壮和悲凉的色调交集起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孙犁实在是太重要了。即使不一一罗列他的许多着名作品，也不具体地去描述他的大量的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只要摘录一些文学史的评价，就足以让我们肃然起敬起来：
　　“如果说鲁迅首创了现代散文化、抒情化的小说文体，那么，到了当代，这种小说创作文体，则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当代小说创作中，最能体现这种创作倾向的，应首推孙犁”。
　　还有一本文学史这样概括：
　　“孙犁短篇小说的突出特点就是‘诗美’的风格，即具有诗一般的情调、意境和美感。”
　　“孙犁小说的‘诗美’风格是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汇注入浓郁的浪漫主义情调的一种独创。他孜孜追求的‘美的极致’的艺术个性，在当代短篇小说园地中是独树一帜的。在提倡作家创作个性的风气尚不盛行的五六十年代，孙犁的这种追求是有无形的倡导作用和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孙犁小说的这种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在一个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应该说它有积极的意义。孙犁周围也出现了一个创作群体，这个群体的形成当然同孙犁本人的创作成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首先是在文学流派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的影响上，曾经有人概括为荷花淀派。许多文学史也这样归纳概括。建国以来的整个当代文学史，从流派的意义上，确实是寥寥无几。很可怜的几个流派到底是否成立，包括所谓荷花淀派、山药蛋派，也是从开始命名起就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这本身就是致命的——甚至孙犁本人就一直否定有荷花淀派存在：“荷派云云，社会虽有些议论，弟实愧不敢当……故流派之说，虽为近人所乐于称道，然甚难言矣。”
　　他本人的风格也在转变，从《荷花淀》到《风云初记》，再到《铁木前传》，文学史和无数评论家最称道的东西其实在他那里逐渐流失，但这其实恰好是他的文学成就的表现。我倒同意他本人的看法：这个派很难成立。靠近他的那些作家几乎没有哪个和他的风格比较靠近。刘绍棠提出写“多灾多难和多事的土地”，追求运河的“乡土特色”，与孙犁的写“真善美的极致”，不写“邪恶的极致”的艺术观完全不同。后来更是阳刚中带柔和。从维熙是慷慨悲壮地展开曲折冲突而又热烈紧张的情节故事的写法，与孙犁也是难有相近之处。韩映山和房树民开始似乎有孙犁的影响，但变化也很快，后来正面抒写1958年那火红的年代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是远离孙犁而去。让燕赵大地上的一批作家都借鉴孙犁风格，传达出那种淡雅清丽、委婉含蓄的阴柔之美，实在并非易事。其实道理之一就是：文学标新立异。当“美的极致”已经被孙犁开掘出来之后，作家反会避开重复带头人的极致之美，而力求表现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和风格。
　　但是，从另一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因为一批作家不能赞成或追随孙犁的文学主张、创作方法和艺术观念，从而导致该流派无法形成。如果这样看，我们可能对于当年文学流派形成的内在和外在条件就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而不至于完全归结为由于政治气候，即我们缺少一个宽松的文艺创作环境，没有培育出形成流派的土壤。我们并不要求孙犁成为什么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的抒情色彩浓郁的“诗美”、“纯美”和“极致之美”的确是远离现实的幻觉和浪漫之光。从某种意义上，孙犁是在回避严酷的现实，回避丑恶和阴暗，回避复杂和斗争，不见血与火，只叙小日子。如此而言，孙犁同鲁迅无法相提并论。或许这是严酷的生存和环境的压力使其然。而压力在特定的抒情气氛里变成了“极致之美”。当然，同时也避免了完全正面地炮制演绎流行的政治概念的翻版。
　　一批作家的效仿，给当时沉闷的文坛带来了新的风格和现象。这样的创作方法，由于观念上的回避现实倾向，技巧上的浮光掠影和“美文学”情趣，同样也给当时的文艺创作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持久的消极影响和虚假繁荣，这恐怕也是难以否认的。当时的那种浪漫主义，在损害着现实主义的基础。而现实主义的先天不足和虚假因素的干扰，也严重限制了现实主义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为什么孙犁的小说主题无法展开，难以深入开掘，内容题材如此纤细浅显，视野那么狭窄局促，艺术手法这样单一，为什么主观热情充裕有余却又时见空洞苍白，为什么作家不能在深厚而复杂的历史背景下提高对小说中的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的能力，为什么小说结构经常失去控制似的松散。其实并非文学作品有了单纯明快的语言个性和阴柔之美就不能见出深刻和复杂，包括人物之间、人物内心、人性内部以及人物与环境的矛盾，并非必然与“诗美”、抒情、诗化和“日常”无缘。谁说“定格特写”就不能穿透历史和挥洒智慧呢?我们也知道“家务事儿女情”同样是可以写出灵魂的。孙犁本人的几部成就不一的中长篇小说本身其实就能说明这个问题。“孙犁风格”未能一以贯之，表明孙犁的文学道路最终还是沿着现实主义深化的方向有所延伸。从广义来说，这样的作家在当代有一大批。他们的身上堆积着争议和矛盾：完成80年代向90年代的转变又投身于世纪末的贾平凹就是一个代表，他在社会和文化转型中咀嚼痛苦，体验挣扎，试图完成灵魂的拷问。再比如铁凝在创作上的变化……
　　然而，孙犁的创作的弱点，在同赵树理的比较中再清楚不过地凸现出来。同样是称得上“为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样具有“清新明朗的风格”，同样“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同样“充满乐观向上的情绪”，同样“风趣而不落轻佻”，同样是“通俗易懂的语言”，甚至同样“擅长塑造农村妇女形象”，然而在当时和后来，孙犁一直更多地被看作是“洋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气息”，他是“从容而风云叠现”，人们喜欢赞扬他的小说“折射出时代风云”，但是，在赵树理的创作的一以贯之的“干预”精神和“问题”意识面前，孙犁的回避态度和虚美写作就尤其让人感到遗憾。在以艺术风格的层面上，孙犁同赵树理是可以互补的，但在现实主义的敏锐性、深刻性和复杂性上，二者的落差是显然难以掩盖的。
　　小说是情节化的还是散文化的，这并不是那么特别重要的。只要是虚假的现实主义观念在引导小说，故事和冲突能够变成流行政治概念的图解，情绪和诗化也能变成虚空的幻影、廉价的理想、“乐观向上”的变奏和大团圆的模式。关键是“诗美”和“纯美”或“极致之美”从何而来。硬要把日常平凡琐碎甚至严酷丑陋提升和净化到美的极致，这很容易被误解为浪漫主义的“结合”，当然很容易损害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而且难免要导致对历史、环境和人物的曲解。
　　风俗风情小说或者所谓诗化小说，已经被无数次证明能够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巨变。它们可以是间接地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迁徙和起落。但忌讳作家过于热情地向作品投射他自己的主观意识。无论是让我们在描绘田园风光流溢牧歌情调的时候，忘记北方乡村的“老儿女”的苦痛，还是让他们以幻觉的知足常乐，来阻挡或代替现实的阳光的直射，或者是以浅薄的喜剧气息和日常的小情小景，来麻痹我们去感触那充满暗流的社会生活的神经系统，都必然同文艺的现实主义方向背道而驰。假如我们的现实主义在纪念孙犁的总结中获得了新的深度，那么孙犁研究和文学史也就都获得了新的深度。一切都说穿了：还原作家就是还原作家的良心。
　　
　　
　　
文艺报L京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相武20022002 作者：文艺报L京②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马相武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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