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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沧浪诗话》将诗话从率性而发的玩物提升为封建时代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立言”，诗话成了作者学养的告白和诗学理想的展示，提高了诗话的学术品位；《沧浪诗话》一改宋诗话讳言是非、以资闲谈的风貌，敢于臧否时弊、直面诗坛，凸现了诗话作为一种诗评文体的批评功能；《沧浪诗话》力图改变诗论的随意性，通过以禅喻诗，建立一套完整、规范的诗学语言，这些都大大改变了诗话的旧观，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诗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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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话发韧于宋初，至南宋末年，诗话绵延了一百五六十年。《沧浪诗话》的出现，是诗话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紧贴诗歌创作实际，并以其针砭不掩锋芒及强烈的使命意识、献身精神、独特的叙述方式、完备的体例、较大的规模，极大地改变了诗话的旧观，对宋以后诗话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傲视同侪 舍我其谁
　　在儒家人生观中，“立言”既是人生的最高追求，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因而着书成了文士们的一种必修的功课。随着宋诗话的兴起，诗话也成了众多欲求“立言”者频繁涉猎的领域。在众多的诗话作者中，严羽不过是一介寒士、布衣学者而已。然而他敢于思想，并且敢于以一种诗学真谛在握、论诗宗主的面目参与诗学论辩，表现出了充分的学术自信[1]。从严羽的自述里，可以看出，着者对于《沧浪诗话》一书是相当自负的。那么，着者的这些自负是蛰居乡间的村儒的自我吹嘘呢，还是对诗坛形势了然于心、分剖论辩确乎着鞭在先高人一着呢？我认为，从总体上说，不管对《沧浪诗话》后人的评估存在多么深刻的分歧，这些毫不矫饰的自负，还是有根据的。
　　第一，至当归一固然有言过其实处，但惊世绝俗则是铁定的事实。且不说《沧浪诗话》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即就论诗宗旨及诗学追求看，也确实迥异于时论。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严羽企图寻找一条既能克服江西诗派的尚理而病于意兴、又能摒弃江湖派只做病态呻吟的胶挛浅易、窘局才思的创作新路，其眼界便已高出时人一筹。在宋诗的发展旅程中，江西诗派的弊病出现在先，暴露得也较充分，从而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讥议。虽然批评之声四起，江西诗派却继续其惯性的运行。另一方面，一部分不满于江西诗派的诗人，其创作也暴露出虫吟草间的浅陋。他们那落寞的情怀、琐碎的表现题材，均与严羽的诗学追求相去甚远。所以，我们说，在南宋一代诗论家中，严羽是最先注意到要在反对江西诗派尚理而病于意兴的同时，防止诗歌创作走向留连光景的狭隘与卑琐。严羽不贪恋功名，不欣赏载道，却照样心系家国，他说：“唐诗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2]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严羽的诗论是一种艰难的选择，他不仅因此要得罪江西诗派颇具势力的人物，而且也会受到江湖派诗人的攻讦。对这样的后果，严羽早已预见到了，他毅然以救诗自任，奋不顾身。严羽的这种悲剧精神一直激励着后来的论诗者，成为他们臧否时弊，尽吐平生块垒的精神动力。像公安派领袖袁宏道，反对复古，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全然抛弃了个人进退荣辱的思虑[3]。为了表达自己的心志——立言，着者淡忘了将会给自己带来的后果。虽然，一为复古，一为反复古，但在诗论的执着上，却显示了同样的品格。袁宏道之前的李贽，更是提倡童心，欲除心魔，嫉恶如仇，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一种浩然正气。我们不敢说，李、袁便是受了严羽诗论风气的直接影响，但严羽在论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畏与执着，毕竟是开了风气之先的。
　　第二，《沧浪诗话》阐发了一种新创的理论，严羽认为他的那些观点即使“李杜复生”，“也不易吾言”。现在看来，《沧浪诗话》在理论上确有不少创新之处。
　　首先，别材别趣之说。不仅在解释诗歌发生的根据上，而且在对江西诗派的批评上，确实走在时代的前列。作为庙堂文学的重要样式，孔子之后的诗歌主要向“雅”的方面发展，诗人们炫耀学问，“或负材力，或逞辩博”[4]，以此取宠于当时。唐以后，统治者以诗取士，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宋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唐诗联系生活，发抒真情的优良传统便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严羽敏锐地发现并切实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别材别趣”坚决地在负材力、逞博辩与吟咏情性之间划出了一条界线。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诗坛现状，认为，诗歌应该抛弃目前这种“多务使事，不问兴致”，“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病态取向，而走一条别样的发展道路。严羽此处所说的别材，特别指出这是对诗的特性的讨论，因此，别材亦即是诗的材质、韵味、蕴涵等特质，并可以与别趣——兴趣、情趣相对举。由此可见，别材别趣正是严羽对诗歌审美本质的一种认定。诚如前述，在严羽之前，宋代诗论家中不少人也已注意到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取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能从诗歌艺术本质特征出发，对此一取向提出切中肯綮的诘难的却正是严羽。其识见的高明，人们是不难体会的。严羽因此有理由说自己对江西派诗病的批评是“真取心肝刽子手”。
　　其次，词理意兴俱佳说。严羽依凭其对诗歌审美本质的理解，正确揭出了江西诗派尚理而病于意兴的偏颇，又进一步探讨了宋诗走出困境的道路。严羽对此有不少论述，这些论述可以用“词理意义俱佳”加以涵盖。
　　从思维方式看，严羽的论析依然是从讨论诗歌的审美本质出发的。在表达他对诗歌的审美功能的理解时，引起其理论兴奋的是诗歌的抒情性。于是便有了“诗者，吟咏情性”的推断。这一推断表明严羽反对宋诗精于词理而拙于意兴的选择，在古代诗论言志、抒情的理论纠葛中，偏向于主情的一派。但是，严羽对江湖派诗人病态呻吟的时弊也有颇深的体会，因而特地为情感规定了一种价值取向，即认为诗歌应讲究气象，并竭力推举李白的飘逸与杜甫的沉郁，并认为，这种品质是感叹身世、留连光景之类全然不能相提并论的。他还特别强调了诗人应有博大的人生情怀，以期容纳广阔的社会生活，并称赞唐诗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不仅如此，即便是在企图矫正江西派诗病而选择了情性，并对唐人作诗“惟在兴趣”频频叫好时，却也没有因此顺着这一思路非理性地一意孤行，而是在作出了这样的强调，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之后，极为切当地指出诗歌创作虽然是别材别趣，非关书，非关理，“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表现出立论的周严。如果说，别材别趣、吟咏情性、唯在兴趣等强调了生活的感性积累，强调了审美情趣的凝聚的话，那么，读书穷理，则又是对诗人学养的一种要求。严羽并没有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走向另一种极端，显示出宋诗话作者的一种可贵的理论自觉。因此，在对宋以前诗进行评析时，他更欣赏的是“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及“词理意兴，无迹可求”这样一种审美境界。这说明，严羽所设想的诗的极致是：欣赏者既能兴味盎然地聆听诗人抒情的吟唱，获得愉悦，又能在这一情感的畅游中作理智的体味，获得人生的启迪。
　　“尚理而意在其中”、“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诗学追求，其意义大大超出了对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的校正，而且也是对语言艺术本质特征的精当把握和极高要求。为了克服江西诗派的诗弊，严羽强调了兴趣与情性，但在对诗歌的审美特征作出完整的诠解时，他的说法就是“诗有词理意兴”，并没有因为江西诗派片面追求词理而在界定诗艺时割去这一块。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词同文，并进而被理解为与质相对的文学艺术的感性形式之美。这样，严羽“尚意兴而理在其中”及“词理意兴，无迹可求”的美学诉求，便由文采兴趣而至哲理，其精神要旨便十分契合于恩格斯关于审美诸要素有机融合的思想，其解说达到了科学的水平。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严羽还对创作与欣赏过程的心理动机作出了本于经验的描述。他巧妙地引进了禅学的“妙悟”，用以解释诗人的诗思过程。严羽从禅宗中借来妙悟，实际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妙悟是对外部世界动态过程的感性把握与整体把握，这种感性的整体把握使诗思总是葆有形象的载体，生动、感人；这种把握因是一种了然于心的领悟，包含了诗人积极的思维，因而又不是无意义、非理性的简单摹写，而是词理意兴浑然一体，感性形象与理性意蕴相得益彰的能动表现。“妙悟”说掘发并昭示了艺术对世界的感悟、把握的思维机制，其实质同严羽对诗质——别材别趣的体认相吻合。与“妙悟”说对诗艺的感悟的把握机制的揭示相适应，他还对审美创作过程与审美欣赏过程的特点作出了说明。他认为，诗歌创作过程是“不涉理路，不落言筌”——即以包含诗情的感性形象来与欣赏者对话、交流，诗人在艺术形象身上的理性思考、主体选择、感情取向，最好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完全融化在诗歌所营构的艺术意象之中。
　　从诗话的纵向发展看，随着宋诗话的发展，诗话作者的立言的自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激发，但诗话兴起之初率性而发、兴至所至的印痕依然清晰可见，它限制了诗话学术品位的提升，自然也会损害作者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用叶燮后来所说的话就是“不能持论”，也就是不敢坚持自己独立的理论观点。严羽改变了这种诗话风气，也影响了嗣后的论诗者。我们注意到，严羽以后的论诗者，大多怀有与严羽一样的学术自信，这种学术自信反过来又成为论诗者殚精竭虑地探索诗歌精义，以求成一家之言的巨大的心理动力。例如，叶燮“放废十载，摒除俗虑，尽发箧衍所藏唐宋元明之诗，探索其源流，考镜其正变”，遂有《原诗》。作者与人讽诵竟日，那种敝帚自珍的心态，分明显示了他在付出了艰苦劳动后收获的欢愉。拿叶燮来说，诗话的着作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即诗话成了作者生命情怀的告白和人生价值的体现。
　　 臧否时弊 直面诗坛
　　发韧于宋初的诗话，一开始就有一个诗论的定位问题。诗话是关于诗的话语，它的论说兴趣在哪儿，它自身的品位又是怎样，这是有意识地涉入这一领域的人所需回答的问题。作为诗话创始人的欧阳修，坦陈自己的论诗宗旨是：“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可知《六一诗话》乃欧阳修晚年与宾朋门人议论、漫评诗歌时的谈话录，自然谈不上有什么学术品位的追求。《宋四库阙书目》因此将该书列入说部。据此，我们也不难看出该书内容的驳杂。周振甫先生因称欧阳修“集以资闲谈”实质为“谈诗的故事”[5]。但是，也如周振甫先生所指出的，由于后人注意于《六一诗话》的，是它的论诗部分许多精当的识见，从而影响了论诗的风气，“诗话的重心就从讲诗的故事转到论诗”[6]。当然，这样的转变的完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阳修之后，北宋诗话经过半个世纪的流变，依然没能定形。生活于南北宋之交的许彦周在表述其诗话着述目的时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着过恶，诮纰谬，皆所不取。”诗话的论述范围虽然有所扩大，论述态度也渐趋严正，但“纪盛德，录异事”，显然是对欧氏“集以资闲谈”的因袭；而“若含讥讽，着过恶，诮纰谬，皆所不取”，则显然是自抑锋芒，使诗话成为在是非面前三缄其口的好好先生。诗话是一种诗评文体，它应当包括诗学理论的建构与具体作品的批评两个方面，但不管是建构诗学理论，还是进行具体作品的评析，诗话都不能脱离现实的诗歌创作。因为即便是诗学理论的正面建树，也只有直面诗坛形势，不断总结概括，才能将诗歌创作的具体经验上升为理论。倘着者对诗歌创作不作鉴别，不加臧否，又如何能以诗话影响诗坛，从而实现自己的论学目的呢？南宋的诗话，逐渐走出了前人的阈限，而更多地关心诗歌的实际。像张戒《岁寒堂诗话》，葛立方的《韵语阳春》亦已能对时病有所批评。但是，在诗话发展旅程中，真正能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凸现诗话的批评个性，且能大大提高诗话的学术品位的，当首推严羽及其《沧浪诗话》。
　　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倡扬恕道，即所谓“论道当严，取人当恕”，可以直陈自己独立的异于他人的见解与主张，但不宜对人评头论足。能够宽恕，虽然可以证明襟怀的博大，但对谬种流传能睁一眼闭一眼，也毕竟不是人人能学得的一种品德。宽恕虽然可以胸怀自诩，但细较之下，就不难发现宽恕者的宽恕，大多是患得患失的托辞。
　　严羽一介村儒，却不怯不懦，不仅敢于表达自己迥异于时论的诗学主张——“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7]；而且无所畏惧地对“世之君子”的诗风、诗论发起了有力的讨伐。严羽的《沧浪诗话》的诗论风格，对后世诗话的发展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第一，严羽论诗时所表现出的使命意识，直面诗坛的勇气，对诗坛形势保持的一种敏锐的嗅觉，给诗学论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对后世诗话产生了积极影响。
　　严羽虽然无意于科举仕进，蜇居在闽南乡村，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始终怀有报效国家民族、建功立业的居心。但此时的南宋，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时势已不能给严羽提供施展人生抱负的舞台。当严羽明白了仕进之路不通之后，并未表露出任何“不才明主弃”的自怨自艾。他将自己的家国之念，转向了“诗而至此，可谓一厄”的病态的诗坛，积极承担起校正诗坛弊病的历史任务。翻阅《沧浪诗话》，人们处处都可以发现论诗者的执着。尽管严羽论述的语气偏于激烈，但只要了悟他之涉足诗坛正是他积极用世，实现人生理想的选择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听得进他的火药味颇浓的论述，并能从中瞥见论诗者捧出的一颗赤子之心。严羽的这种论诗态度、论诗风格，大大改变了诗话的旧观，使后世论诗者不再能视诗话为聊遣余兴的率性而为。诗话因此充满了论诗者昂扬亢奋的理论自觉。特别是严羽以布衣之身而为诗话结缘，由诗话而得名垂后世，极大地刺激了后来论诗者，使之以更大的投入，寻找别样的人生辉煌。这里我们特别要提到诗学主张与严羽颇多龃龉的清人叶燮。叶燮于中年之后始得功名，然而居官没几年，便因“细故”落职，失却了于仕途行兼济的人生机遇。对于躬行儒家学说的叶燮来说，这遭际确实是悲剧性的。所幸的是叶燮对当时的政治现实本来就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对自己的仕宦前途也并不抱什么幻想，于是，一朝罢官，便浩歌归去，对世俗的侵凌，回以耿介的冷眼，索性特立独行，在诗学领域内，大行其兼济之道。
　　叶燮与严羽生活的年代不同，当时诗坛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明清诗坛复古主义甚嚣尘上，诗坛乱罩在前后七子的阴影之下。叶燮正是以救世不成而求救诗的理论自觉，从事其批评时弊与营构新的诗学体系的工作的。叶燮持论不但非常自负，而且也是直面现实，充满锋芒的。例如，叶燮之前，刘勰、钟嵘的学术地位已有公认，然而，叶燮则谓：“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如钟嵘、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8]，深表不满。正是因为不甘于因袭陈说，叶燮才开始了自己探其源流、考镜正变的心路历程，其结果也必是形成一包含鲜明主体性的独立建构。用当时人沈珩的话来讲，就是要通过对已有理论的辨析与对诗歌创作实际的总结，“综贯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开其悟”。
　　严羽论诗的执着，不仅在身世遭际相同的后继者中引起共鸣，即便是那些仕途通达、地位显赫的达官贵人，只要涉足诗话，也能改变以资闲谈的消闲心态，以立言视之，不敢苟且。像李东阳这样的特殊论诗者，居台阁之重，公务之暇论诗，却也全然没有游戏之痕。他纵论诗坛形势，发表了不少精当的见识。
　　总起来看，严羽的《沧浪诗话》仿佛在诗话发展的历程中划出了一条界线，在此之前，诗话只是文人学士聊遣余兴的率性而为。严羽之后，文人学士发现了诗话的立言功能，从而大大增强了着述的自觉，并因此提高了它的学术品位，成为中国文论史上极可称道的文论样式。严羽《沧浪诗话》问世之日，戴复古说其“持论伤太高”，一方面说明了严羽的诗论唱和者不多，一方面也正确地道出了《沧浪诗话》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使当时的论诗者难以望其项背的情形。
　　第二，严羽以诗话为武器，无所顾忌地展开批评的战斗精神，不仅确立了诗话这种诗评文体的批评个性，而且也成了后世诗话作者从事诗评活动的楷模。
　　当诗话的着述包含了着述者的学术追求时，诗话也必展示它的批判锋芒。诗话开始了对诗歌创作酣畅痛快的评点，而不再视人脸色、仰人鼻息行事，当断的断，该说的说，或褒或贬，或誉或毁，从而迥异于此前“以资闲谈”和讳言是非的诗话。拿严羽来说，作者不仅两面出击，且批评不留情面，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给吴景仙的信中，针对吴氏“褒贬过甚”的规劝，他一再申明自己的诗论，意欲断千百年之公案，虽获罪于世之君子，不辞也。又说自己论诗唯求“辨白是非，定其宗旨”，立意使然，不得不“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沉着痛快，显而易见”。我们读《沧浪诗话》，确有锐气逼人、锋芒毕显之感。不仅如此，严羽参与争鸣，还有接受挑战的预期，他说：“不遇盘根，安别利器”，表达了坦然迎接诘问驳难的心态。
　　我们知道，儒家强调中庸，隐恶扬善，君子绝交，尚不出恶声，道不同不与为谋而已。岂能因诗学观点相左，而直呼其名，当众斥责。然而，这种中庸对于真理的探寻无疑是一种人情的负累。真理不辩不明，没有充分的争论，也便不能澄清是非，比较优劣得失。从这个意义上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确实开创了一个积极批评的良好先例。他批评江西诗派与“江湖”、“四灵”，痛快淋漓地揭出他们诗作中的顽症。之后，又对纠正宋诗之弊开辟诗坛新生面积极建言，提出了不少精当的见解。我们知道，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提出过批评的两种境界：其一，单纯的批判，恩格斯将其称之为“消极的批判”；其二，注意将批判转化为批判者对问题所作周详的思考的正面阐释，恩格斯将其称之为积极的批判。与恩格斯的这一划分相对照，《沧浪诗话》将消极的批判与积极的建树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在揭出病苦的同时，告以走出困境的道路。不管严羽开出的药方是否能对宋诗作有效的疗治，但仅就这样的努力看，便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令人欣喜的是，严羽之后的诗话，不仅继承了《沧浪诗话》直面现实、敢于批评的风格，而且也都怀有对时弊实施积极疗救的居心。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现象，即在一种十分推崇中庸、宽恕的文化氛围中，却有不留情面、直接了当地相互攻讦驳难，且无人对此以中庸诘难的诗话的勃兴。它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构成，其对诗歌理论发展的促进意义也决不能低估。在这方面，我觉得，清诗话最为活跃、最为热闹。神韵、格调、性灵、肌理，相互驳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之局。其中格调纠神韵、性灵攻格调、肌理讥性灵，大都指名道姓，锋芒毕露，毫不掩饰论者对前说的不满，并于不满中生成裨补时阙的种种设计。例如，因不满于“格调说”窒碍性灵，袁枚一边大张挞伐的旗帜，一边又正面宣传情感的真挚和张扬风格的多样化，以期收到积极的补救效果。
　　尤其有趣的是，严羽之后的诗作，倘有批评，大都表现出批评者可与严羽“明目张胆”比美的“肆无忌惮”。例如，前面讲到的叶燮，其作《原诗》，几乎将此前一切诗论都否定掉了。至于倡导复古的严羽，前后七子及公安、性灵，都受到他毫不留情的呵斥，快人快语，折射出叶燮耻于中庸，不愿依违于事非之间的耿介与学术上的自信。因此，我认为，虽然在诗学旨趣上，叶燮与严羽颇多枘凿，但在针贬时弊奋不顾身这一点上，却是相当的投契！
　　 以禅喻诗 识见不凡
　　“以禅喻诗，莫此亲切”也是严羽非常自得的论诗方法。宋以后以禅喻诗并不少见，但严羽借助禅语规范论诗的理论语言，并进而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理论系统的努力，却使后世论诗者大受启发，得益良多。在宋一代诗话中，以禅喻诗者颇多，像范温的《潜溪诗眼》，其中不少论述可以看作是严羽以禅喻诗的先声[9]。因此，严羽并没有以只此一家自夸，而是以“莫此亲切”告人，即在禅与诗真实的关联中进行有深度的挖掘并作出系统的概括，将自己的诗论从众多的以禅喻诗者中拔擢出来。从严羽的《沧浪诗话》看，以禅喻诗尤如一根论述的主轴，贯串于全书，在诗学理论阐述的各个方面，都注意从禅学理论中寻找关涉点，以求获得全面的支持。
　　在客观评估严羽以禅喻诗的论学方法时，我们也不能避讳论学方法的科学性问题。以禅喻诗，妙悟是这一诗论方法的关键。要回答以禅喻诗是否可能，便必须考虑悟的兼容性，可否寓示艺术对世界的感知机制。在佛教中，参禅亦称妙悟，妙悟就是弃绝烦恼，排除一切世俗情欲的困扰，使心智得以无所牵挂全身心地去拥抱真理，由此达到心窍开启的智慧之境。这种心理境界，颇似诗学理论中所追求的“陶钧文思”、“澡雪精神”的虚静之境——即将人的全部心智集中于某个方向上，随时准备与出现于这一思维方向上的对象实现心与物的耦合。也就是说，禅学中的“妙悟”与美学中所说的对外部世界保持高度敏觉的状态十分相似。“妙悟”不仅是一种特殊的心态，而且是一种感知机制，即它是在心与物的动态耦合中，悠然心会，领略美的丰满与无限。严羽以“妙悟”寓审美，正确地揭出了艺术把握的直觉性。此外，严羽还把握到了“妙悟”中的“顿门”现象。佛家中的“顿门”与我们今天讨论美感思维中的顿悟、灵感也是相通的。妙悟而至“顿门”是艺术思维审美创造的极致。客观事物与主观思维一经耦合，便会产生惊人的变故，主体的感情、以往有关联的经验，会不断向这一客观物象渗透，形成主客体的紧张互动，于是，诗情便汨汨而出：“情瞳胧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这种境界，在欣赏，是积极的再创造，是对艺术意象的创造性感悟，是获得巨大的美感和实现精神升华的契机。在创作，则是艺术意象纷呈，艺术家如有神助，纵横驰骋，下笔皆成妙文。对于“顿门”的发生，严羽有“蕴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的揭示，意谓“顿门”是蓄积既久之后的一种酣畅痛快的喷发。
　　综上可知，严羽以禅喻诗，用禅来比附、诠释诗学理论中的一些问题，反映了理论家的水平与该时期美学发展的水平，反映了在理论论述的需要与当时可供使用的学术词汇的贫乏的矛盾境地中理论家的一种机智。客观地讲，严羽借助当时颇为风行的禅宗，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一种容易普及、容易为人理解接受的诗学理论体系，以自己的方式统一了诗学理论的论述语言、概念、范畴，使诗学从零碎杂乱，感悟式的阐发，提升为一种系统的规范的学术阐述，不仅大大改变了宋诗话即兴论析的旧观，而且也以自己的诗学理论的逻辑性和全方位观照的系统性推进了诗学理论的发展。严羽的这种诗论特色对清一代诗话的影响特别明显。清诗话大都能以规范化的论述语言营构自己颇有见地的诗学体系。例如，叶燮以反对复古作为理论论述的主线，在探其源流时，提出了客观的情、事、理与主观的才、胆、识、力动态耦合的观点，在对这些理论范畴的展开与发挥中，叶燮建构起了具有鲜明唯物主义特点的诗学体系。例如，王夫之论诗，是以对意的多侧面思辨，建构起一种崇尚实感，融汇生机的唯物主义诗论，亦即注重诗人真实感受的表达。他认为，感受的表达又必须附丽于客观的景、象。于是在他的诗学理论的诠解中，突出了对意象、情景等范畴的思辨，并由此旁涉并串联起诗歌的审美特征、创作机制、欣赏批评等诸多方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诗学体系。
　　总起来看，严羽以后的中国诗话作者在营构自己的阐述框架时，大都紧紧抓住某个关键的范畴，反复况味，旁搜远绍，层层推进，从而展示出一种立论周严、体大思精的圆满。这种论述方法与严羽以妙悟、兴趣为论述的重心，经过多方面的开掘建立起一个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的做法是何等相似！如果说其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么，我认为，唯一不同的就是，随着认识的深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诗学理论的阐述，再不需要借助禅学了。
　　注释：
　　[1][2][7]《沧浪诗话》第251、198、2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8月版。
　　[3]《珂雪斋游居柿录》（九）。
　　[4]《后村大全集》卷九回。
　　[5][6]《中国历代诗话选序》，岳麓书社1985年8月版。
　　[8]《原诗》第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9]郭绍虞：《宋诗话辑失》上，第329页，中华书局1980年9月版。
　　 （庄锡华，江苏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江海学刊》编辑）
　　 〔责任编辑：平啸〕
　　
　　
　　
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48-15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庄锡华19971997 作者：江苏社会科学南京148-154J2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庄锡华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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