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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为实现这一目标，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作出了艰苦不懈的追求，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在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社会大潮中，严复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并用以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建闽侯）人。少年时已诵读了数年的经书，对宋元明儒的学说有相当的了解，并初步触及到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核心，这不但奠定了较深厚的国学根基，而且也为其日后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起到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１８６７年，严复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５年后成为船政学堂的第一批毕业生。在船政学堂的５年中，严复所接受的主要是新式的海军知识与训练，所学课程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①］等。毕业后到军舰上实习，先后游历过新加坡、马来亚、日本、台湾以及渤海湾、辽东湾等地，增长见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有了点感性认识。１８７７年，严复为清政府选送赴英国学习海军。他先进入抱士穆德（Portsmouth），肄业后又进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Greenwich Naval College）深造，１８７９年回国，共计留学两年多的时间，其间曾赴法国游历一次。留英期间他学习了高等数学、化学、物理学、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枪炮营垒诸学，成绩优异。虽然时间短暂，但这次留学对严复一生思想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关系，可以说严复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萌芽的。因为严复不仅在此短暂的时间中学习了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他还对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其日后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并且，此时的英国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欣欣向荣的景象吸引和激励着他，促使他在感叹祖国灾难深重之际，发愤攻读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等方面的着作，并开始进行中西方文化和社会的比较研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不过，此时的严复也摆脱不了仕宦风气的影响，他同样希望能像别人一样在科举道路上打开一条道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３年，严复先后参加了四次乡试，结果却屡屡落第，所幸的是他通过孜孜不倦的刻苦攻读，虽然未能遂其宿愿，但却玉成了他中学的深厚根基。
　　每个时代的先进分子都避免不了地要受到时代的影响。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爆发，严复和其他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从科举的幻梦中幡然醒悟过来，开始投入到现实的维新改革中。甲午战争是严复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愤于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并认识到清军的失败并非武器装备上的失势，而是与国家的制度等密切相关。因此，他着手介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希冀能促使国人猛醒，以改革当今社会制度，救中国于亡国灭种之危机中。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人，１８９５年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轰动一时的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也表现出了他对于中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近代中国，严复的思想和言论影响了一代人，起着震聋发聩的作用。
　　　　　　（二）
　　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上，严复是近代中国开先河者。由于他既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式的教育，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英国留过学，集中学与西学于一身。而严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改良派梁启超赞誉，认为严复是中国西学之第一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严复对中西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即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希望从中揭示出西方资本主义富强和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以确定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
　　在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中，严复发现中西文化间存在着很多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西方之人的价值观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严复认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②］他认为西方人求胜于古人而渐进步，日渐发达；而中国人时时流连忘返于古训，墨守陈规，终日生活在古人的光环之下，不思进取，因而国势日衰，江河日下。由此还导致了中西方人政治理念的不同：中国人崇尚相善相安、明哲保身、尊古保守，而西方人则讲求竞争取胜，非竞争不足以图生存、不足以图富强，从而竭力谋求人民的主体发展和自身的进步。在严复看来，这种现象更进而导致了中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是行政、立法和司法等一切大权集中于君主一身，三权合一，推崇“三纲”、“亲亲”、“以孝治天下”；西方则相反，崇尚三权分立，“平等”、“尚贤”、“以公治天下”。［③］
　　其次，中西方培养人才的宗旨和目的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严复看来，中国的教育制度的目的只是造就为专制制度服务的人才，学子的唯一出路以及他们名位的高低全部寄托于入仕为宦这一点上，他们以入仕为宦为归宿，为光宗耀祖的资本。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最高不过是求得一些治理百姓的人才，至于其它的诸如谋求国富民强的人才，由于教育制度的种种缺陷而无从求得，也无从改进。而西方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注重培养“善群”的人才，因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安乐，就必须要使每一个国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从中西方教育宗旨与目的出发，严复认为中国的教育仅仅造就了少数御用的人才，而西方的教育则可以普遍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并以富强国家为最终目的。由于在这个问题上严复有切身的体验，因此严复对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大加抨击，在《救亡决论》中，他痛苦淋漓地批判了科举制度，并认为废除八股取仕制度是当今中国变法图强的第一要务，“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这是因为八股制度“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④］在严复看来，八股取仕的科举制度有三大危害，即“锢智慧”、“坏心术”和“滋游手”，并且，严复认为国家推行科举制度的目的应在于“为国求才”和“劝人为学”，而这两者都必须以“有用”和“富强”来作标准，然而现在的八股取仕制度只能“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因此他主张为今之计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⑤］
　　复次，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不同。严复认为由于中西方在尊古和崇今的价值观上所表现的差异性导致了学术思想也存在着一种差异。在西方，由于他们尊崇新知识，鼓励创新，于是新的名词新的学科不断涌现，并且得到了完善和发展；在中国，因为尊古，一切学术上的东西都因袭古人，固步自封，加上统治阶级的现实需要和推行的文化高压政策；士者大多自囚于陈旧的枯书堆里进行那些繁琐的考据、训诂等，丝毫无益于现实生活、无益于国家的富强。不仅如此，严复还认为一种学术思想总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而发展完善的，时代在发展，学术思想也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然而在中国，由于尊崇古人，学术研究不但对于古人的粗疏不去深入地探求，而且还轻易地相信并加以接受，从而导致了与西方学术的日渐精密的强烈反差。另外，严复还认为中西方学术研究的对象也不同，中国的学术注重于对故训的考证，而西学则以自然科学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好言道义而讳言功利，西方人则讲求功利。
　　除此之外，严复还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了解到西方不仅仅在坚船利炮方面也即中国封建士大夫所说的“器”上优于我们，而且在社会科学方面也即中国封建士大夫所叫嚷的“体”上也是比我们更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严复是当时中国感觉最敏锐的人之一。
　　既然如此，那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严复受过系统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严重地影响了他，因而严复自然而然地用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论”来诠释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原因。在严复看来，造成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以下两点：其一是中西方地理环境上的不同造成了中西方文化上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中西方在社会发展方式上的不同。在《上今上皇帝万言书》中，严复对中西方的地理环境作了比较，“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政治，皆彬彬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称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政理放纷，民俗抵冒，上下征利，背公营私。当此之时，俄特日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相矜，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曰人事，抑亦其地势之华离破碎使之然也。”而中国的情况如何呢？“至我中国，则北起龙庭天山，西缘葱岭轮台之限，而东南界海，中间方数万里之地，带河砺山，浑整绵亘，其地势利为合而不利为分，故当先秦、魏、晋、六朝、五代之秋，虽暂为据乱，而其治终归于一统。统既一矣，于此之时，有王者起，为之内修纲维，而齐以法制；外收藩属，而优以羁縻，则所以御四夷、绥百姓，而求所谓长治久安者，事已具矣。”“圣人之意，以谓天下已治已安矣，吾为之弥纶至纤悉焉，俾后世子孙谨守吾法，而百姓有以相生养保持，永永乐利，不可复乱，则治道至于如是，是亦足矣。吾安所用富强为哉！”在这种情况下，严复认为中国文化“贵述古而薄谋新”，因此，“凡其作民厉学之政，大抵皆去异尚同。”［⑥］也即是说严复认为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恰好相反。从严复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固步自封和中国社会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有利于统一，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长期出现大一统国家的局势。而要维护大一统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统治阶级就必然要从思想上、文化上加以控制和实行“一统”，从而他们独尊一说，防止异端，在文化上和思想上压制和泯灭了人民群众的争胜之心，也导致了文化和社会不能随着时代进步和时势发展而进步和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统治阶级“大一统”的思想和意识，因而导致了缺乏争胜之心，“贵述古而薄谋新”。其二是中国社会深受封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人口众多、生产率低下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在《保种余义》中，严复对此作了精碎的分析，认为“由于文化未开，则民之嗜欲必重而虑患必轻。嗜欲重，故亟亟于昏嫁，虑患轻，故不知予筹其家室之费而备之。往往一人之身，糊口无术，娶妻生子，视为固然。”不仅如此，“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即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如此造成“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而国家又从无移民之法，积数百年，地不足养，循至大乱，积骸如莽，流血成渠。时暂者十余年，久者几百年，直杀至人数大减，其乱渐定。乃并百人之产以养一人，衣食既足，自然不为盗贼，而天下粗安。生于民满之日而遭乱者，号为暴君污吏；生于民少之日而获安者，号为圣君贤相。二十四史之兴亡治乱，以此券矣。不然，有治而无乱，何所谓一治一乱哉！”［⑦］这里严复虽然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人口决定论”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严复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认识到了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国家，由于生产率低下，人口增长过快，不仅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均衡失调，而且更导致了中国社会的持续动乱。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可以说人口众多、生产率低下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严复认识到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
　　当然，假如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严复所分析的造成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两个主要原因都不是造成近代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否定严复作为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上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毕竟严复开创了中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并且在他那个时代为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提供了前人没有提供的思想材料。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严复采用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而加以轻视。
　　　　　　（三）
　　近代中国，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闭关自守的大门被叩开，封建的东西似乎象沉睡千年的木乃尹见到阳光一样，显得腐朽而不足以宣扬了。也正是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了解到了自身的不足，因此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自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那一天起就大声疾呼出诸如“师夷长技以制夷”、“开眼看世界”等明智的口号，并且也开始身体力行，他们是近代中国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开明派，其中包括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姚莹等。到了六十年代又有一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提出了一些旨在富国强兵的口号，而且提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商战来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设备来发展本国民族工业，并进而也萌发了一点要求仿效西方开设议会实行民主政制的主张，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是王韬、郑观应等。与此同时，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分化出一批势力组成洋务集团，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着眼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和先进的自然科学，而不承认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更能符合社会进步和发展，同样优于中土的事实，因此，从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出发，他们掀起了喧嚣一时的洋务运动，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复批评了这一点，认为洋务运动不过是“盗西学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⑧］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一种企图死抱住封建僵尸不放的“中西合璧”的思想怪胎。因为在他看来，“体”和“用”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开的两面，“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议者必欲合之而以为一物。且一体而一用之，斯其文义违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乌望言之而可行矣？”严复不仅不赞成“中体西用”的主张，而且对于以中学为主而辅以西学的主张也持批判态度，“一国之政教学术，其如具官之物体欤？有其元首脊腹，而后有其六府四支；有其质于根ｇāｉ＠①，而后有其支叶华实。使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将无异取骥之四蹄，以附牛之项领，从而责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以废也。”［⑨］
　　基于这种理念，在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情况下，严复当仁不让地翻译了一些在西方具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名着，如赫胥黎的《天演论》（T.H.Huxley:《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亚当斯密的《原富》（Adan Smith:《An Inquing into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H.Spencer:《The Stuc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已权界论》（J.S.Mill:《On Liberty》）、孟德斯鸠的《法意》（C.C.S. Montesquieu:《L'esprit des Lois》）等，介绍和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希望以此来唤醒仍沉缅于“中国文化万国之宗”的国人，提高他们自身的觉悟，挽救民族的危机。
　　既然如此，那么中国文化社会发展将何去何从呢？对此，严复主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并且认为要“全盘西化”必须自提高人民的力、智、德三者始。因为在严复看来，“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大视此。”［⑩］有关这一点在其《原强》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斯宾塞尔曰：‘富强不可为也，政不足与治也。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恭，民智己卑，民德已薄，虽有富强之政，莫之能行。”“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顾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固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惟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①①］并认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①②］
　　所谓“鼓民力”，就是要能够和列强进行竞争，必须使人民有强壮的体魄。因此严复主张严禁吸食鸦片和妇女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及教育方式，废除科举制度，提倡西学。所谓“新民德”，最主要的办法是创立议院，就是要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和意识来替代中国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在严复看来，唯有“鼓民力”、“开民智”和“新民德”，中国文化和社会才能得以复兴。
　　然而严复也是一个前后十分矛盾的人，在他的一生中，他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大不一致的，而且走到了相反的两个极端，这是与其政治思想有着密切联系的，在维新变法时期他全力主张全盘西化，因为那时他认为西方是“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①③］西方社会存在的一切病态诸如贫富不均等等都是富强未达极致的缘故，日后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渐渐消灭的。但是随着他看到“不谓文明之程度愈进，贫富之差数愈遥，而民之为奸，有万世所未尝梦见者”［①④］时，他对西方文化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与此同时，严复也看到了国内政治形势的危机，看到了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历史，感到对此是不宜加以全盘否定的。因此，他主张对于中西方文化应该采取兼容的态度，只要是对挽救中国危亡有用的，不论是中是西，是古是今，是夷狄、禽兽的，都要加以吸收而不能简单地排斥。同时，对于那些相对立而不能相容的学说，严复认为要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让它们各尽其能发挥作用。并且，此时的严复还认识到要革新旧的阻碍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东西并不是可以速成的，而是要一步一步地进步。在这里，严复接受了斯宾塞庸俗进化论的影响，开始否定事物的质变。辛亥革命后，严复的中西文化的见解又发生了变化，他认为革命后的道德和纲纪败坏到了不如清朝的地步。这不仅使他失望，而且也加强了他认为中国国民不能与之共和的信心，并且开始摈弃西方的东西。民国成立后政局的动荡不安、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使他对西方文化的希望彻底化成了泡影，由此他也彻底地转变到维护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上，不仅帮助袁世凯复辟帝制，而且在其晚年大力鼓吹尊孔习儒，仇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完全陷落到顽固立场上。
　　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不仅为当时的中国人提供了极为丰富的思想材料，而且也给后来者以极大的震撼和影响，他开创了一代治学新风。虽然他在晚年又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但我们不应低估其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他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探讨中西文化的异同、吸收西方文化中先进的东西仍具有借鉴作用。
　　注释：
　　①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转引王ｓｈì＠②《严复传》第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
　　②严复：《论世变之亟》，载《侯官严氏丛刻》第２１２页。台北成文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③同②第２１７页。
　　④严复《救亡决论》同②第１７５页。
　　⑤同④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⑥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同②第１９—２２页。
　　⑦严复《保种余义》，载王ｓｈì＠②主编《严复集》第一册“诗文”（上）第８６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
　　⑧同④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载同⑦第三册“书信”第５５８—５６０页。
　　⑩严复《原强》，同②第１２４页。
　　①①同⑩第１５１—１５３页。
　　①②同⑩第１６９页。
　　①③同②。
　　①④严复《法意》第十八卷按语，载同⑦第四册“按语”第９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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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艹下加亥
　　　　＠②原字木加式
　　
　　
　　
广东社会科学广州67-72K3中国近代史章扬定19961996 作者：广东社会科学广州67-72K3中国近代史章扬定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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