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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079(2003)02-0036-05
　　引言
　　和世上其他人一样，金庸一生中做过无数选择。他当初立志外交，后来办报，写社评和小说。曾经接受过国际上许多大学和学术机构的荣誉头衔，但晚年最重要的职务之一，却是接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之聘，并准备招收历史学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的专业课是隋唐史和中西交通史。对于生于忧患交作、长于外侮内乱的这一辈人来说，这些职业选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绕了一个大圈，实则正在情理之中，关怀始终如一。
　　金庸最初是希望给学生传授传统文化，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招到学生。一则报道称，有在读硕士生认为：“跟金庸学历史，有点儿旁门左道的感觉，肯定不是治史的‘正道’。”(注：据称，复旦大学一位在读硕士生表示他绝不会去报考金庸的博士生。“去听听金庸先生的课还可以，但真的要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去读他的研究生，则未必合适。”他认为做小说叮以对历史“不求甚解”，但治史就不一样，治史需要考证、比较。”(http://www.k12.com.cn/student/liter/artical.php3?id = 331&cid = 2)完全轻看了写作历史小说需要的学养功力。)我相信年轻学子这样认识，一定是受到了某些教授(我不轻言“学院派”)偏见的诱导。如众周知，鲁迅本来学医，后来改行教授中国小说史，同时也写小说包括历史小说如《理水》、《铸剑》、《奔月》等，却从来没有人批评他“旁门左道”。郭沫若也学医，后来写过历史剧和小说，终以史学泰斗着名。我疑心真实原因，一是金庸小说无疑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界一时还没有从“畅销小说”和“严谨学术”的对立中自我解脱；二是金庸要求的两门外语门槛偏高。据说当年钱钟书要求四门外语，把慕名而来的考生都挡在了门槛外。再说万一有个把具备两门外语听说写能力的年轻学子，今天都急着去大口吞噬WTO树上的大桃子，谁还有兴趣慢功细活儿，去咀嚼品味中国历史呢?从这角度看，金庸的绎帐授徒，也许不逢其时。
　　小说当然不等同历史，但是小说家自有自己的历史意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讲史演义”文学传统的语境中。本文所论，拟从金庸小说同时继承了传统“讲史演义”作为开始，渐次论及作者的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宗教、民族融合”。限于篇幅不能展开，未尽之言容后详议。
　　一、武侠演史与葑菲刍荛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辨析宋代“说话”和“演义”的区别，以为：
　　“北宋‘说话’和南宋‘演义’之主要分野，正在于有无‘义’理作为主旨贯穿始终，盖所欲‘演’者，道德评价之‘义’也，即罗烨以为说话人的责任正在于‘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与深。’‘讲论’即‘演’，‘称评’者‘义’也。又言‘讲历代年载兴废，记英雄岁月文武。’‘英雄’一语，揭示蕴含有明晰的价值判断；‘兴废’二字，则标示历史演进之因果链环。故‘讲’说者‘演’也，‘英雄’‘兴废’者‘义’也，从而形成了‘演义’一体，为当时‘讲史平话’的新潮流派。今观凡冠有‘演义’二字的讲史，无不以理学判断为其价值主干，就是这个道理。”(注：《“说三分”与关羽崇拜：以苏轼为例》，《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关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关羽、关公和关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www.cass.net.cn/chinese/y-guangong/f16.htm)笔者多年以前曾有小文《＜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演义＞?》论及此节。(署名萧为，1984年3月27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
　　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事实上，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谈中，金庸不但大谈他对《三国演义》、《水游传》的持续阅读，而且谈到了对西洋“讲史演义”如《萨克逊劫后英雄略》、《布鲁达库英雄传》、《侠隐记》及《基度山恩仇记》等的浓厚兴趣。在金庸小说里也不难找到这些小说的意象、间架或者人物叙事的变异。洋为中用，不拘一格，这也是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武侠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注：《金庸小说的时代顺序》(http://www.its.caltech.edu/～awong/jin/.index.html).)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清人王士祯曰：
　　“小说演义，亦各有据……故野史传奇往往存三代之直，反胜秽史曲笔者倍蓰。前辈谓村中儿童听说三国故事，闻昭烈败则颦蹙，曹操败则欢喜踊跃，正此谓也。礼失求诸野，惟史亦然。”(注：《香祖笔记》卷一○。)
　　钱钟书引之，且曰：
　　“即余所谓野语虽未足据以定事实，而每可以征人情，采及葑菲，询于刍荛，固以史家所不废也。”(注：《管锥编》，中华书局版，第五册，25页。)
　　可见“讲义演史”虽然朴野，却代表着千古民心，亦自有魅力价值，即使严谨如史学家也不能，或者不应当无视它们的存在。金庸小说从选材到风格的三变，亦可以窥见他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笔者曾经多次代表文学研究者，当面建议他出版一种保留最初发表面貌的作品版本，都被他含笑婉拒，或许就是一种证明。这也是笔者之论述不得不受到版本证据局限的缘由。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我尝言：
　　“武侠小说上承司马迁‘游侠列传’宗旨，向以‘传奇’(奇人奇事)为皈依。要突出风云际会，特立独行，自必安排在‘天崩地解’之社会大变革中，尤其是暴虐肆行，民族冲突，政权易手的当口，才能充分凸现社会价值系统之激烈冲撞。老子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正谓此也。”“金庸小说泰半取材于鼎革之际，把握这个关目，正欲以民族存亡、文化绝续的大题目、大关节，来提调读者的关怀，并阐释他的‘侠义’观念。”(注：《显性与隐性：金庸笔下的两个社会》，载《1998台北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增订版载http://sea.myrice.com/wuxiaa/study/z12.txt，引文见《老子》第十八章。)
　　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我曾分析过民初“新派武侠小说”的选材特点，略谓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曾揭露出洪门“反清复明”的创立本意，引发了学术界探讨“秘密社会”热，明史研究也成这一时期的“显学”，也不断有新的史料或者遗民私记、稗官野史发掘出来，遂激发一批作家以明清易代为题材，形成武侠创作高潮。事实上香港“新派武侠”的创建者梁羽生及金庸本人的首部小说，也都是由此入手的。
　　香港影视界长盛不衰的武侠题材如霍元甲、黄飞鸿等，也立意于清廷腐败，抵抗外侮，变法图强，仍然是在延续这个主题。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 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这一时期金庸小说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讨论朝廷暴政和官吏昏庸如何激发内乱外侮，以致生灵涂炭，民族蒙难的。也许是考虑到西部风情的旖旎绚丽，《书剑恩仇录》以乾隆中期征战大小和卓木，回部“抗暴应战，神必佑我”为背景，上溯“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坚韧卓绝、又以民国初年盛行的“乾隆身世传说”和“香妃传说”渐次铺叙故事。《碧血剑》袁承志和金蛇郎君的双线结构，更像是一部表述《春秋》“大报仇”观念的作品。但其开篇即以勃泥国华侨张朝唐明末回国赶考，遇见官兵抢掠，尤甚于匪的情状，即是依据明人记载补叙的。《雪山飞狐》借鉴了《罗生门》的叙述手法，描述的却是寻找明宫聚敛而后失落闯王“宝藏”的主题，也于史有据。金庸此篇小说的背景是关东，但今之河北蔚县通往山西广灵的古商道即名“飞狐口”，隋唐间确曾设“飞狐县”。顺便一说，此地古迹甚伙，值得一游。
　　在《碧血剑》修订出版时，金庸特意附上《袁崇焕评传》这样绝非虚构的历史论文，虽然有点立足香港，夸赞粤人“英雄了得”的现实观照，但更重要的是详论明廷何以自毁长城，清兵何以长驱直入的一段史实。这也是写作演义意犹未尽，故发为讲史的意思。虽为热门明史的一家之言，但也倾注了相当的学养心力，以致得意至今。(注：据2001年04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金庸将撰写一部从中华民族起源直至近代的《中国通史》”，“采取的体裁是一篇一个一专题，或写人或写事，就像小说《碧血剑》附录的《袁崇焕评传》一样，”可知金庸本人对这种叙史方式满意至今。)倪匡曾谓：
　　“《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吏网》而已。”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崇焕评传》是金庸对于《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第一时期系列作品主题的历史学阐释，亦明确无误地展示了他欲以“武侠演史”的意图。
　　三、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着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而金庸身处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故得以从容发挥，演绎他对历史的领悟。这固然与他因丧子之痛，个人心路历程上对佛学有所参悟的关系密切，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整体思索，已从朝代更替的“外化”表征，深入到思想文化的“内化”历程，用以屏除“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用佛学术语来说，这是破除了“知见障”，遂使其小说风格叙事为之大变，脱出窠臼，另辟蹊径，更上层楼。
　　我注意到，金庸在《天龙八部》书前“释名”部分中说：“本书故事发生于北宋哲宗元ｙòｕ@①、绍圣年间，公元1094年前后。”在中国正统历史记载中，这一年的主题词是“绍圣”。一般以为，最终招致“靖康耻”的历史大辱，就是从这一年宋哲宗亲政，“绍述”乃父，再用王安石新法，贬谪“元ｙòｕ@①党人”开始的。但金庸没有理会这个史实，他为什么单单选定这样一个历史断面，颇耐推考。
　　最近笔者写作《宋代理学与关羽崇拜》中“神道设教”一题时，恰好研究到金庸标示的这个年代。略谓辽曾数度改易国号，(注：辽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契丹”国号曰“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复改“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参陈述《＜辽史补注＞序例·后记》，氏主编《辽金史论集》第五辑，北京：文津出版社1991年11月，第8页。)“澶渊之盟”之前更号为“大契丹”，据近年对于契丹小字的研究考释，此刻的“契丹”已被诠释为“中央”之意，“南下牧马”也有与中原争夺文化正统的意味。故宋真宗“神道设教”，以“天书降神封禅”大搞迷信，亦有宣示文化权威，有意用文化优势主导两国及周边关系的确切意图。忽必烈总结“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注：《元史·张德辉传》：“岁丁未(1259年)，世祖(忽必烈)在潜邸，召见问曰：‘孔子殁己久，令其性安在?’对曰：‘圣人与天地终始，无往不在。殿下能行圣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问：‘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向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从另一角度讲是以和平方式实现了自然融合。我提出宋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文化竞争”(the cultural struggle，即冲突——融合模式)，这在中国的南北朝就曾初见端倪。魏征比较汉魏六朝以来大江南北风习差异后认为：
　　“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居、各去长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注：《北书·文苑传》，《隋书·文学传序》亦同。)
　　我曾以此立论，提出唐所以盛，主要是由于“‘南北文化’，即五湖以来交融发展的黄河流域经济文化，与东晋南迁以后，由中原士族融合开发的长江流域经济文化的一种‘大整合’，其实力自能超胜秦汉，雄视古今。”其中宗教作为极其活跃的思想文化要素，经历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相对平和的“三教论衡”，进行了另一层次上的“大整合”。(注：参拙作《二教论衡与唐代俗讲》，《周绍良先生新开九秩纪念文集》，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524)。)而李白、杜甫、王维作为盛唐诗风的代表，分别被称为“诗仙”、“诗圣”、“诗佛”的背后，亦有着“三教圆融”的思想文化大背景。(注：参拙作《文化：中国诗歌史的大视野》，《＜仲华五千年　诗歌一万首＞序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744)。)这与近年美国人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即冲突——重建模式)(注：参看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中译本)。该书将“儒家”改为“华夏”，又将中国、韩国、越南等一起改称为“华夏文明”(Sinic Civilization)，东汉则仍然单列为“日本文明”。一合一分，有论者认为“均极有深意”。)是相关而又性质不同的两组概念。
　　金庸曾表述过类似看法，他谈到“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说：
　　“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后，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之后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焦小云记录，《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谈到被动性的“文化融合”是壮大中华民族的基本途径，似应考虑到“文化竞争”并非完全“被动融合”，还有“文化主导”的问题。拉杂不赘。
　　以此为标志的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注：襄阳之战是一例外，我想主要是突出“侠之大者”的宗旨，但郭靖守城的描写并不精彩。)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例如《倚天屠龙记》把朱元璋一伙说成是明教徒，言其江山是明教中人打下的，故其国号称“明”字。这一说法应当源自着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注：《明教与大明帝国》，《清华学报》第13卷，1941年，第49～85页。辑入《吴晗史学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晗是明史专家，金庸借助包括方腊参加的“食菜魔教”亦是明教流变的说法铺演历史，“魔教”之名因此大振于武侠小说，成为金庸后来善用的某种意识形态象征。近年学者已证明方腊与明教风马牛不相及，朱元璋则与白莲教等其他秘密教派关系更为密切，至多吸收过某些明教的教义礼仪而已。又摩尼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由西域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从罗振玉在《国学从刊》1911年第二册上刊布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波斯教残经》开始，日人羽田亨，西人沙畹(Chavannes)和伯希和(Paui Peliot)，以及王国维、陈垣等相继发表论文，形成学术热点。有关情况综述可参马小鹤《摩尼教研究的文化史意义》(哈佛——燕京学社网：http://www.harvard-yenching.net/xueshu/zhongya/mani/006.htm)。)但我测度金庸的本意，还有意在借助这一神秘的西来宗教异质文化，打破佛、道两教斗法的单一格局，不仅极大地增加了小说情节人物的变数，而且便于吸取波斯、中东的文化元素，为这一时期的多民族文化的冲突与融合铺设于史有据，却又更加绚丽多姿的背景。我曾言：“金庸以其异域风情，神秘传说，美丽人物，加诸小说铺叙描写之中，时有唐人韵味。”正是指此。金庸对于宗教和民族观念的探讨，成为金庸中后期创作的主题，以儒的至大至刚，道的恬淡无为，佛的悲天悯人以及丐帮的民间立场，营建历史的总体文化氛围，铺染背景，结撰故事，塑造人物，于是少林、武当、全真等宗教史人物开始进入了小说中心舞台。对于史料的选择运用，也因之不拘一格。他承认：
　　“成吉思汗的事迹，主要取材于一部非常奇怪的书。这部书本来面目的怪异，远胜《九阴真经》，书名《忙豁仑组察脱必赤颜》(《蒙古秘史》)。”(注：《＜谢雕英雄传＞后记》，三联版。)
　　作为独立记载，《蒙古秘史》不但可以同《元史》互参互补，很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还在《元史》之上。其游吟诗人式的口语特点和马头琴般的慢调风格，也多少影响了金庸此后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另话不提。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鹿鼎记》是金庸的“金盆洗手”之作，也被他的朋友倪匡认为“《鹿鼎记》可以视为金庸创作的最高峰、最顶点。”乍一看去题材上又回复到明清易代，叙事也重新回到了讲史演义体，无非通过韦小宝的虚构经历，实写康熙一朝的内外大事。其实骨子里，即历史观念已与早期创作截然不同，故书后特地附有《康熙朝的机密奏折》，算是金庸忍耐不住，再次以学者面目赤膊上阵，一如《碧血剑》后谈袁崇焕。他以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注：《鹿鼎记》附录《康熙朝的机密奏折》。史学界对康熙密折制度的集中议论，源于1962年为筹办纪念曹雪芹诞生200周年展览，围绕曹雪芹生日、家世及其与清廷关系的讨论，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此公布了曹家、李煦以及其他一些人家的机密奏折。)还说：
　　“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实际上这也是对《鹿鼎记》的主题的一种诠释，只是更像政治家的总结。中华民族不同文化在磨合碰撞时期，也还是有鲁迅所谓“隔膜”、痛苦甚至血腥的过程。我有文章分析过康熙帝确立融满入汉文化政策的过程，限于篇幅不赘。(注：胡小伟《纳兰词到＜红楼梦＞——试论满汉文化融合的“青萍之末”》，原载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明清论丛》1999年12月创刊号，辑入《纳兰性德从话》，北京出版社以)2000年2月(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www/xsxx/txt.asp?id = 180)。)
　　余话
　　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说过：“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这也正是喜欢金庸的读者能够从他的作品中感悟到的。金庸本人也喜爱读史，并且从中总结了很多，他以为：
　　“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注：《金庸的中国历史观》。)
　　这已是针对现实的感言，可惜无法用他喜爱的武侠形式表达出来了。
　　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虽然可能因为距离的原因，显得不那么耀眼，却多了一份历史的深邃。
　　收稿日期：2003-02-08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礻右右
　　
　　
　　
嘉兴学院学报36～40，4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小伟20032003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金庸/小说/历史意识/Jinyong/novel/historical awareness.The novels by Jinyong are the best sellers among the literature works inChinese.Jinyong's novels are all set in the ancient society as thebackground,thus full of the awareness of the history.This paper makes arational analysis of Jinyong's historical awareness and his idea of thesocial evolvement:starting with“historical novels”,the paper classifiesJinyong's novels into three parts,then discusses about Jinyong's idea ofabolishing the tyranny and religion and his idea of ethical merge in hishistorical evolvement concept.CLC:I207.4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0　　胡小伟(1945-)，男，四川成都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作者：嘉兴学院学报36～40，44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胡小伟20032003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此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金庸/小说/历史意识/Jinyong/novel/historical awareness.

网载 2013-09-10 21:3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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