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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019(2002)03-0042-08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鲁迅向国人介绍俄国现代“都会诗人”勃洛克诗歌的美学特色时说：“他之为都会诗人的特色，是在用空想，即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的日常生活，将那朦胧的印象，加以象征化，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也就是在庸俗的生活，尘嚣的市街中，发见诗歌的要素。”[1]他并且这样呼唤中国现代城市诗的产生：“中国没有这样的都会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会诗人。”[1]到了30年代，以《现代》杂志为中心的现代派诗人，开始介绍表现现代机械文明的美国现代“城市诗人”的创作。他们说，卡尔·桑德堡(C.sandberg)的《芝加哥》等诗，能够以新的题材，新的字汇，新的技巧，表现出“城市的卑俗与复杂”，“愤怒的申斥与痛快的咒骂”。[2]现代诗的倡导者施蛰存更明确主张，中国现代诗歌要表现现代人的“现代生活”与“现代情绪”，所谓“现代生活”，就包含着“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厂，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这些生活给予人们的情感，与“上代人”从他们生活中得到的情感是不相同的。[3]在诗人孙大雨、朱湘、李金发、艾青、卞之琳、徐迟、路易士、李心若、陈江帆、钱君等人的努力下，现代“城市诗”的探索和尝试成为一种艺术创造的自觉，并显示了自己的创作实绩。当时的诗歌批评者就曾这样说，美国意象派诗“不描写都市和机器”，而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主要写新的题材——前此为诗人所不屑注意的事物，他们用来当题材。这一点扩大了诗的天地，是这派诗人对于诗的贡献”。[4]
　　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不局限于美国“芝加哥派”城市诗的影响为考察对象，就会看到，中国新诗的城市诗的早期形态，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在一些留学生诗歌中存在了。郭沫若主要写于日本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中，在这个方面的实践，可以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
　　 郭沫若的城市诗意识的形成
　　城市诗意识，即注重在现代城市中崛起的科学发展与物质文明的现代意识。金克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在论述30年代城市诗为人们提供了怎样“新的感觉”的时候，认为这种“新的感觉”，“最可以用物观来解说的”。他这里所谓的“物观”，就是“新的机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都明摆在我们的面前，而这些新东 西的共同特点便是在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感觉”；在诗的表现上，则“废弃旧有的词面， 代替从来未见过的新奇字眼，用急促的节拍来表示都市的狂乱不安，用纤微难以捉摸的 连系(外形上便是奇特用法的形容词和动词和组句式样)来表现都市中神经衰弱者的敏锐 的感觉”。[5]在勃发着青春与创造气息的“五四”时代，这种“物观”，即“新的机 械文明，新的都市，新的享乐，新的受苦”的诸多物象，进入郭沫若诗歌创作视野，刺 激他诗的“敏锐的感觉”的时候，给他带来的，主要不是“表现都市中追求刺激的病态 ”，[6]却是一种现代城市文明意识的接受，认同，新鲜感，与这种“物观”和自我精 神追求契合时所带来的创造的兴奋。
　　曾与郭沫若同时在日本九州留学的张资平，于《女神》出版后不久发表的评论文章中引述好友沈敦辉的评价说，“《女神》是新诗界创作中的杰作，能使一般不饱和的新诗人自惭形秽。”[6]这是因为，《女神》所表现的时代精神内容，不仅仅包含了对于自然美的歌颂所洋溢的泛神论思想光辉，更包含了对于现代科学与物质文明发展所带来“动”的精神的礼赞以及由这种礼赞所体现的鲜明的现代城市意识。在30年代，评论家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远在日本的青年诗人郭沫若，“并不是‘五四’运动的直接担当者，当时，他是生活在日本的博多湾上，正因为这种关系，他更直接地接触着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因此，他在自己的诗中，不仅奏出了“大自然的Symphony(交响曲)”，也奏出了“黎明期高速度的前奏曲”；这里有“大都市的万籁共鸣的Symphony，有物质文明的礼赞，有原始世界的憧憬，有托尔斯泰的礼赞，又有××的礼赞，有近代的形象(汽车，X光，energy等)，又有神话传说的形象(凤凰，女神，Apollo Poseidon)”。[7]这种“大都市的交响曲”的特征，正是郭沫若诗歌中拥有的城市意识的体现。闻一多在他那篇评论《女神》的着名文章中，更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新鲜的城市意识背后所隐藏的20世纪特有的“动”的“时代精神”。他这样说，《女神》不独在艺术上“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20世纪底时代的精神”；“20世纪是个动的世纪”，“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底这种精神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8]需要探讨的是：《女神》作者的这种城市意识是怎样获得的呢?
　　略微考察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和经历，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地说，富有求新精神的独异的个性，日本现代的都市生活，近代科学思想的洗礼，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城市诗的影响和接受，这些综合的因素，在郭沫若“动”的精神特质与城市意识的形成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郭沫若自幼具有一种接受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好奇心。在嘉定(乐山)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就非常不满意于那里的教学的陈腐、落后和令他讨厌的“烦闷生活”。“我在这时候只想离开故乡，近则想跑成都，远则想跑北京、上海，更远则想跑日本或美国。”[9]在离开闭塞的四川，前往天津，参加投考陆军军医学校复试的途中，他在一封家信里这样写道：“奇骇欲狂，夜渡黄河桥，长19里，山悬电灯，下映河水，光明四灿，黄白相间，水声风声，助人快意。”[10]从这里可以窥见郭沫若对于现代事物的敏锐和向往都市生活情境的迫切心理。来到福冈学医的生活和都市环境，给郭沫若很深的影响。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西端为福冈市，东端为博多市。博多市东的尽头，有一带沿海的松林，称“千代松原”，又称为“十里松原”。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的神社，叫箱崎神社。郭沫若到福冈后，就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与当铺相当的规模很小的“质屋”内。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族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据郭沫若自己说，“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9]在这里，他感受到现代都市生活的脉搏、节奏、气氛和意象，接受日本社会现代物质文明生活的熏陶。他叙述自己与田汉一起参观工业博览会的情景：“福冈市中近正开着工业博览会，分为第一第二两会场。第二会场在西公园附近。出公园后先入第二会场观览”；“我们游了第二会场之后，又去游了第一会场。天色已经晚了。寿昌是坐八点二十分钟的车回东京去的。
　　我今后不专做读书的工夫，我要多做做人的工夫了。
　　我要把从前静的生活，改成动的生活。
　　这是留在我脑筋里的寿昌兄底最后一句话”。[11]很显然，城市生活所拥有的现代工业文明，先进的科学成果，蓬勃向上的生活现象，正在浸润着和改变着郭沫若的人生态度与精神追求。他赞同并向友人表述的这种由“静”的生活向“动”的生活转变的欲求，主要刺激的根源，就来自现代城市生活所表现的“近代文明一切事业之母”的“动的本能”。
　　郭沫若在学医的过程中，深深吸吮了西方现代科学的精神。在九州学习期间，他就积极弘扬科学精神，告诉自己友人，“我们现在正在组织一个‘医学同志会’”，目的是为了打破和改造中国“不合理的旧医学”的“迷信旧观念”，“阐明”、“宣传”和“普及”现代西方“新医学底精神”。[11]稍后在给宗白华的信中，他讨论东西文化精神对比时说：“我们既赞扬希腊文明，同时又不能忘情于我国固有的传统，则科学文明当然不能加以蔑视”，“我辈肯定人生，则当于积极进取的动态中以求生之充实。我国固有的传统精神亦正示授我们一个生活的指标，从希腊文明递演出的科学精神亦正是我辈青年所当深深吸吮而以自为营养的一种资料。科学虽不是充实人生的一个全圆，但它是这个全圆的一扇重要的弧面”；他决心一方面要“唤醒我们固有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吸吮欧西的纯粹科学的甘乳”，“我们要在我们这个新时代里制造一个普遍的明了的意识：我们要乘着个动的进取的同时是超然物外的坚决精神，一直向真理猛进!”[10]郭沫若生存的环境使他自觉接受西方现代科学精神的洗礼，自然也孕育了他在《女神》中对于物质文明赞美的情愫。他的以“动”的精神为特征的城市意识的形成，也就是很自然的了。闻一多批评说，“《女神》中底西洋的事物名词处处都是，数都不知从那里数起，《凤凰涅ｐáｎ@①》底凤凰是天方国底‘菲尼克司’，并非中华的凤凰。诗人观画观的是Millet底Shepherdess，赞像赞的是Beethoven底像。他所羡慕的工人是炭坑里的工人，不是人力车夫。他听到鸡声，不想着笙簧底律吕而想着orchestra底音乐。地球底自转公转，在他看来，‘就好像一个跳舞着的女郎’。太阳又‘同那月桂冠儿一样’。他的心思分驰时，他又‘好像个受着桀刑的耶稣’。他又说他的胸中像个黑奴。当然《女神》产生的时候，作者是在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他的环境当然差不多是西洋的环境，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无怪他所见闻，所想念的都是西洋的东西。”[8]这些批评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是现实生活的环境铸造了郭沫若的城市意识。郑伯奇当时评论《女神》的作者时就说：“他既然立足现实，便不能不赞美科学，赞美物质文明。他向地球说：
　　我羡慕的是你的宠子，那炭坑里的工人，他们是全人类的Prometheus
　　——《地球，我的母亲!》
　　他又对轮船叫道：“哦哦，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笔立山头展望》
　　他这种思想，在近代人心中都有的。”[12]所谓“近代人心中”的“思想”，就是 “赞美科学，赞美物质文明”的现代城市意识。
　　同一篇文章中，郑伯奇谈到郭沫若拥有的这种“近代人”的“思想”时候又接着说：“他受恢铁莽的影响正有不少。”这几乎是论述《女神》作者与西方艺术接受关系的 一个共识。问题在于，过去人们很少从城市意识的角度来看待这种“影响”。民主诗人 惠特曼的《草叶集》，写于美国资本主义初期和资本主义成熟期，其中不仅洋溢着一个 “不受法律保护的叛逆者”的民主、平等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同时也充满着赞美现代工 业文明与一切新鲜事物的城市意识。他声言：“我也歌唱着一个新的世界”，“我要写 出物质的诗歌，因为我认为它们正是最有精神意义的诗歌”。在他的这首诗里，我们可 以听到这样明亮的歌唱：
　　看哪，在我的诗歌里面，无数的大汽船正冒着烟，
　　看哪，在我的诗歌里，侨民正不断地来到这里上岸，
　　看哪，在后面，土人的小屋，走道，猎人的茅舍，平底船，玉蜀黍叶，开垦的土地，土墙，森林后面的小村庄，
　　看哪，一边是西海岸，另一边是东海岸，它们如何在我的诗歌中起伏着如同在自己的海洋上起伏一样，
　　看哪，在我的诗歌里面的牧场和森林，——，看哪，犷悍和驯服的动物，看哪，在卡瓦那边，无数的野牛在草地上吃草，
　　看哪，在我的诗歌里面，广大的内陆的城池和土地，有着宽整的道路和钢铁和石头的建筑，不断的车辆和贸易，
　　看哪，有着许多金属滚筒的蒸汽印刷机——看哪，横穿大陆的电报机，
　　看哪，在大西洋的深处，美洲的脉搏通到了欧洲，欧洲的脉搏也通过来，
　　看哪，强健而迅速的火车头，它在前进的时候，喘息着，鸣叫着汽笛，
　　看哪，农人在耕田，——看哪，矿工在开矿，——看哪，这无数的工厂，
　　看哪，机器师在车床上忙着制造器具，看哪!在他们之中出现了穿工人服装的更卓越 的法官，学者，和大总统。
　　看哪，徜徉于各州的商店和田野，我日夜都被喜爱着，亲近着，在这里听着我的诗歌的大声回响，——读着最后来到的指示吧。
　　——《从巴门诺克开始》[13]
　　在一个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社会里，既有森林与旷野的歌唱，更有工业文明与城市发展的交响。郭沫若从惠特曼的诗歌里，得到民主与叛逆的精神熏陶，也受到了这种赞美现代文明声音的冲击。他说，在大学二年，正当他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书里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画家米勒，美国的诗人惠特曼，因此又使他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ｐáｎ@①》、《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下做成的。”这个阶段里，由于受惠特曼诗的影响，他所做的诗“崇尚豪放，粗暴”[9]。郭沫若在与田汉从福冈去二日市的路上，他一个人跳下火车，沿铁路在田畴中步行，自然地想起了惠特曼的《大道行》中的诗句：“徒步开怀，我走上这坦坦大道，/健全的世界，自由的世界，在我面前，/棕色的长路在我面前，引导着我，任我到任何方法。//从今后我不希求好运——我自己便是好运底化身；/从今后我再不唏嘘，再不踌躇，无所需要，/雄赳地，满足地，我走着这坦坦大道。”他说当时自己颇有“大道行”之慨，发誓“我想永远在这健康的道路上，自由自在地走着，走到我死日为止”。[11]20世纪30年代初，有的评论者在论述美国“城市诗的先驱”桑德堡的时候，曾指出了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桑德堡的成功当然得力于恢特曼的地方不少；但是，技巧方面，他是显然地进步了。”[12]20世纪初开始兴起的美国城市诗与惠特曼之间的这种联系和超越，几乎成为人们的共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接近惠特曼的诗歌，在赞美现代工业文明题材与“豪放，粗暴”的艺术风格方面，对于郭沫若城市诗意识形成的深刻影响，当是不言而喻的了。
　　个人的气质与天赋，对于新鲜事物接受的敏感，是一个人艺术意识走向现代性的个性基础。在日本都市生活里创作诗歌的独特生存环境，现代物质文明与城市文化的熏陶，是形成城市诗意识与题材的直接源泉。惠特曼的赞美新兴工业文明和城市生活的诗歌，成为郭沫若创作灵感爆发和意象选择的刺激力。这些诸多因素的复杂与综合的作用，在郭沫若诗歌创作的意识中，逐步形成了与他崇拜自然为特征的泛神论相并行的一种“另类”的观念，即崇拜物质文明与现代工业成果的城市意识。赞美自然风物的乡土意识与赞美物质文明的城市意识，泛神论的哲学与20世纪动的精神，赞美个人与赞美民众的声音，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体现了郭沫若诗歌中现代意识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同时也说明，郭沫若现代城市意识的获得，与他凝聚了时代精神最高光辉的反叛精神和艺术的表现方式密不可分。钱杏村说：“《女神》里不但表现了勇猛的，反抗的，狂暴的精神，同时还有和这种精神相对称的狂暴的技巧。大部分的诗都是狂风暴雨一样的动人，技巧和精神是一样的震动的，咆哮的，海洋的，闪电雷霆的，像这样精神的集子，到现在还找不到第二部”；这些诗作里，“蕴藏”了“一种伟大的力”，是“20世纪的力的表现，震动的表现，奔驰的表现，纷乱的表现，速率的表现，立方的表现，……”，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20世纪的动的精神”；郭沫若“是一个自然的歌者，但后来是变为一个城市的歌者了”。[14]
　　 郭沫若早期形态的城市诗探索
　　作为“城市的歌者”的郭沫若，他的城市诗的探索与实践，并非桑德堡代表的“芝加哥诗派”那样典型意义上的城市诗，它们带有一种先驱者的半带盲目半带自觉的性质。
　　崛起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美国城市诗，有它产生的特殊现实生活背景，有它自身的题材、语言与风格的独特追求。邵洵美叙述了这样一个诗学发展中公认的事实：“机械文明的发达，商业竞争的热烈：新诗人到了城市里。于是钢骨的建筑，柏油路，马达，地道车，飞机，电线等便塞满了诗的字汇。”如梵多伦(Van Doran)的《得奖诗选》序说：“以前的诗，音调与情感，都是温柔的。现在的诗是坚硬的了，有边缘，又有结构；又有一种勇敢的突出的思想的骨干。诗人已不再以催眠读者为满意；他要去惊动他，唤醒他，震撼他使他注意；他要威逼他当读诗的时候要运用他的心灵”；因此，“新诗人的文字是粗糙的；题材是城市的；音节是有爆发力的。他和读者的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他已不再是个先知，也不再是个超人；他不再预言了，他只说明；他也不再启示了，他只广告”。[2]桑德堡1914年以《芝加哥》一诗获列汶孙奖金，“遂有大名”，“其所歌咏的对象，均为都市与农村中之劳工苦役，亦悲天悯世之流也”。[15]“他歌唱支加哥底摩天楼，雾，郊游的小舟，大旅馆窗外的夕阳，流氓；他歌唱女工，炼钢工人，掘芋薯人，剥玉蜀黍人；他歌唱草碛，林莽，铁轨和马路。正如他以前的美国诗人惠德曼(Walt Whitman)一样，他突破了历来对于诗的题材之选择的传统的范畴，把一切与日常生活接触的所见所闻都利用了。”[16]
　　郭沫若的城市诗探索与实践，稍晚于桑德堡。他没有桑德堡那样的城市诗创作的现实环境与自觉意识。泛神论的影响使他更倾心于在赞美自然和古代典籍中寻找诗的题材，就一种意义上讲，这可以说是他不自觉的一面。但是，他所拥有的城市意识，又使他突破题材选择的“传统的范畴”，将现代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大都市的脉搏和日常生活的事物、意象，纳入自己诗歌选择与创造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他的努力又是非常自觉的。新月派诗人朱湘当时就看出了这一趋向。他说郭沫若诗里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精神，求新的精神”，使他努力搜求“新的题材”；“他觉得从古代的文明里面，是决找不出新题材来的了；于是一转而向现代的文明里面来找他所想得的题材。他觉得一般的人，终生拘束在经验世界中，未免太狭隘了，于是展开了他的玄想之翼，向超验世界中飞去，想找到一种崭新的题材。他又觉着一般人的感觉，只限于不多的几个方面，并且朝于斯夕于斯的未免太陈滥了，于是努力去寻求别人所不曾经验过的感觉，以作他的诗材。”[12]这样，郭沫若的城市诗的题材选择，构成的大都市“万籁共鸣的Symphony(交响曲)”(《笔力山头展望》)，就不同于资本主义发达处境中的桑德堡，而呈现出自己感受与摄入所形成的独特个性色彩。
　　在《女神》、《星空》等诗集中，郭沫若对于城市诗的探索和实践，是由多个层面的抒情内涵构成的艺术世界。新颖题材与意象的摄取选择，演奏出了一曲时代精神的合唱。这里“有大自然的Symphony(交响曲)，有大都市的万籁共鸣的Symphony，有物质文明的礼赞”，“有近代的形象(汽车，X光，energy等)”，穆木天将这种在当时带有超越性的赞美现代文明的作品，称为是“具有开快车的精神的诗作”。[7]
　　在物质文明和现代科学成果的礼赞方面，郭沫若第一次将许多现代性形象写入诗中，如汽车，飞机，炸弹，X光线，全宇宙的energy(能)底总量，电气，一座大公司的电灯，炭坑中的炭块，被给予热情礼赞的炭坑里的工人，象征了20世纪文明的摩托车前的明灯，在大港湾停泊的数不尽的轮船，“停泊在风雨之中”的轮船，城市中无数闪烁明灭的电火光，“Violin和Piano的结婚”的音乐演奏会，英吉利森严阴耸的大厦，幽囚着爱尔兰自由战士的剥里克士通监狱，给人带来快乐与悲哀消息的电话与电信，辍课中给了自己解放与自由的扫除工人，地震，火葬场，海上时明时灭的灯台(灯塔)，暗影与明辉不断转换着的探海灯，资本制度下失业的工人们……，这些现代的科学成果，城市的日常生活事物以及许多新鲜的意象，大量地涌进郭沫若的诗里，给他的作品带来了与传统诗歌绝然不同，也与当时的其他新诗比较起来题材更加开阔的新鲜的气息。
　　郭沫若并不如清末一些诗歌革新者开始那样，只是一味搜寻一些新名词入诗，“以自表异”，也不是出于对物质文明的盲目崇拜而发出热情赞美的歌声。郭沫若是在现代物质文明与科学成果的发展中看到了祖国新生与民族解放的希望与憧憬，看到了个人精神冲破封建束缚而得到张扬的力的源泉。“在民族解放的狂潮中，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方向民族资本主义建立的方向努力，一方强烈地执行自己的反封建反帝的任务。”[7]这种运动，同时“也形成为一种人文主义的运动吸收世界崭新的文化”，他们在“更直接地接触20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与更加憎恨国内军阀统治的黑暗混乱中，“对于新的时代更强烈地感着憧憬”。[7]在一些爱国青年的眼里，“工厂、烟囱，成为了一种新的美，成为了一种新的憧憬的对象”[7]。郭沫若在这些新生、奇异而又宏大的形象中，找到了完成“自我爆发”的诗歌里自我表现的精神依托。在对于一切伟大的“力”的表现的追求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那种种丰富的物质文明的形象，摩托车，烟囱，Energy，煤炭，X光，轮船，工厂，巨炮，都积极地成为他的诗歌中的形象了”。[7]新的物质文明成为蕴藏与传达新的精神追求的渊薮，时代精神在新的意象中得到升华与弘扬到极致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看，郭沫若写的一些表现“大我”的“自我爆发的诗歌”，都间接地体现了城市诗的精神与个性。《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是改造世界的伟力和创造精神的一曲英雄赞歌。《匪徒颂》和《晨安》在对宏伟自然景象与着名革命“叛徒”的歌颂中，洋溢着城市歌者泛神主义与“泛革命主义”的精神。《电火光中》提供的是一个现代都市思考者的现实图景。诗人在苏武、米勒、贝多芬这些具有强烈精神力量的历史人物思考中，抒写城市诗人拥有的独特感觉。《天狗》里的自我爆炸式的自由与自信的精神，在民俗传统意象与现代科学概念词语的融合里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我飞跑，/我狂叫，/我燃烧。/我如烈火一样地燃烧!/我如大海一样地狂叫!/我如电气一样地飞跑!”爆发性的自我表现的要求，力的表现的要求，这些大声呼喊的力量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城市诗人的强大形象。由内在情绪的夸张，转到外在力量的呼喊，便是《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展现的自我图景。郭沫若塑造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城市诗人形象：
　　无数的白云正在空中怒涌，
　　啊啊!好幅壮丽的北冰洋的情景哟!
　　无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
　　啊啊!我眼前来了的滚滚的洪涛哟!
　　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
　　啊啊!力哟!力哟!
　　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
　　如果换一个角度，可以从这些歌唱里看到，这种力的赞歌，力的雕塑，使一个城市诗人热烈汹涌着的内在情绪得到了意象的凝定。赞美物质文明与赞美新的科学成果，在深层的意蕴上，乃是诗人超越诸种形相描写所传达的更具有城市诗人特色的充满反叛与力的情绪与精神。施蛰存评论桑德堡说，“他底诗，不但是描写出了大众生活的诸种形相，而且还泄露着一种革命的情绪”；“这使他‘更有能力去描写真实的，繁荣过度的美国’”。[16]我们在郭沫若这些诗里体味到的“毁坏”与“创造”的“情绪”，也属于城市诗人这种特有的品格。直接描写现代都市生活的脉搏与精神本质，是城市诗题材的最主要方面。现代大都会生活以活跃的姿态直接进入诗的抒情中心。1920年6月间他写的《笔立山头展望》，为人们所熟知和称赞。这首诗可以说是郭沫若城市诗探索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珠了：
　　大都会的脉搏哟!
　　生的鼓动哟!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20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作者原注：“笔立山在日本门司市西。登山一望，海陆船廛，了如指掌。”充满生气的博多湾海边都市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见。诗人登高远眺，心潮澎湃，大都会的脉搏，生的鼓动，万籁的交响，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天上地下的各种嘈杂而美妙的声响，瓦屋的波涛，喧闹而充满生命感的海湾，停泊着的或行进着的无数轮船，那些轮船烟筒上开着的一朵朵“黑色的牡丹”，……这幅典型的“近代文明”的图景，激动着年轻的心。他把全部热情与赞美，献给了这个大都会动人心魄的交响。从意象，节奏，气氛，表现形式，到作者与近代文明契合的心境，都是新诗题材里前所未有的。《笔立山头展望》不愧为20世纪中国现代诗歌史中最早的一首现代大都会的赞美诗，是中国现代城市诗中一篇开山性的力作。
　　《女神》的批评者对这首诗的接受与赞赏，从另一个侧面说明，郭沫若的探索带给人们怎样强大的精神冲击。20年代初，他们就认为，映射在《女神》20世纪动的精神，《笔立山头展望》“最是一个好例”，“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与陶渊明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等诗境相比，“一则极端之动，一则极端之静”，“郭君底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8]这首诗“赞美物质文明，科学，这种思想却是近代人的，今世纪的，我们不可不有这种时代精神的讴歌者”。[17]30年代末期，人们仍然认为，“在那些具有开快车的精神的诗作中，尤以《笔立山头展望》为最有特色”；“这真是‘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e’了。这真是20世纪的形象，这真是20世纪的物质文明的礼赞了。在这种高速度的力的表现中，诗人已一点都没有表露着自己‘返自然’的倾向了。……这一首《笔立山头展望》，可以说是达到了诗人的力的表现最高峰。如查拉图一样，诗人站在他所达到的高峰上，赞美着太阳，欢迎着日出。他那登峰造极的精神，使他达到了那样一个顶颠”。[7]到了40年代，评论家仍是充满理性地肯定，这首诗“抓住了作为宇宙之本质的动的精神”，唱出了这种精神，“这个动的宇宙观是由歌德所启示的吧，然而在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中他也找出了它的渊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不就是吗?他演绎成了现代的语言：‘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这就成了生活中的信条，行动的纲领”。[18]
　　郭沫若以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自我心境为题材，还写了一些杰出的抒情诗，如《心灯》、《日出》、《晨安》、《雪朝》、《电火光中》、《演奏会上》、《我是个偶像崇拜者》、《新阳关三叠》、《匪徒颂》、《胜利的死》、《地震》、《夜》等。从城市诗的角度来读这些诗，对诗中的情感和意象，就会发现它们的弥足珍贵的价值。他在《日出》中唱道：
　　哦哦，环天都是火云!
　　好像是赤的游龙，赤的狮子，
　　赤的鲸鱼，赤的象，赤的犀。
　　你们可都是亚坡罗的前驱?
　　哦哦，摩托车前的明灯!
　　20世纪底亚坡罗!
　　你也改乘了摩托车么?
　　我想作个你的运转手，你肯雇我么?
　　海边城市环天火云的壮丽景象，用摩托车前的明灯比喻初生的太阳的现代感觉，现实与神话，个人与自然对话中所体现的与日常生活联系带来的新颖与亲切，使这首常见题材的诗完成了由传统的自然美礼赞向城市诗的现代美礼赞的转换。
　　这些诗里，有的没有明确以描写城市题材的姿态出现，但以城市人的意识和眼光，洞照自然景象和日常生活，都能在抒情中始终贯穿着一个诗人的城市诗意识和情绪，城市题材和城市意识在诗里成为一种隐性的存在。《胜利的死》，写的是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人马克司威尼在狱中不食英粟绝食73日而死的事迹。诗里写了英国森严阴耸的大厦，剥里克士通监狱的大门，一群不可数尽的儿童在大厦前面跪着祈祷，从志士故乡可尔克市发来的电信，他的妹子向她的友人打来的电报等等，……显然是以一个城市诗人的姿态唱出的最高亢的一曲“自由不死”的赞歌。《新阳关三叠》，写诗人独自一人坐在海边的石梁上，眺望西去的太阳思念故国。诗里的意象，抒情姿态，却远离传统的《阳关三叠》的自然吟咏和离情别绪，将人们带进全新的现代生活的“图画”：“远远的海天之交涌起蔷薇花色的紫霞，/中有黑雾如烟，仿佛是战争的图画。/太阳哟!你便是颗热烈的榴弹哟!/我要看你‘自我’的爆裂，开出血红的花朵。”《心灯》这样写自己对于光明的渴求：“连日不住的狂风，/吹灭了空中的太阳，/吹熄了胸中的灯亮，/炭坑中的炭块呀，凄凉!//空中的太阳，胸中的灯亮，/同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一样，/太阳万烛光，我是五烛光，/烛光虽有多少，亮时同时亮。”典型的城市意象与个人孤寂情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城市意象化为了个人情感的意象。《无烟煤》引用司汤达的名言入诗：“轮船要煤烧，/我的脑筋中每天至少要/三四立方尺的新思潮。”然后感叹道：司汤达哟，“你这句警策的名言，/便是我今天装进了脑的无烟煤了!”照过街道的云衣灿烂的太阳笑着好像对自己说：“沫若哟!你要往哪儿去哟?/我悄声地对他说道：/我要往图书馆里去挖煤哟!”工业文明与城市意象巧妙地进入了自己抒情的想象。有时诗里所写的看去与城市没有什么关系，但诗人的感觉与情绪却仍然是属于城市诗的范畴。如夜色，这一纯粹的自然现象，本来是无所谓城市与非城市的，但诗人对于夜的不同感觉，不同方式的传达，在诗里所呈现的却有了很大的差异。郭沫若的《夜》就是这样的：“夜!黑暗的夜!/要你才是‘德谟克拉西!’/你把这全人类来拥抱，/再也不分什么贫富、贵贱，/再也不分什么美恶、贤愚，/你是贫富、贵贱、美恶、贤愚一切乱根苦蒂的大熔炉。/你是解放、自由、平等、安息一切和胎乐蕊的大工师。/黑暗的夜，夜!/我真正爱你，/我再也不想离开你。/我恨的是那些外来的光明，/他在这无差别的世界中/硬要生出一些差别起。”对于夜的感觉，在夜中挖掘的哲理思绪，用“夜”的平等反抗“外来的光明”带来的不公，都是城市意识的表现。一些非城市题材的城市诗里，富有个性色彩的日常生活与壮丽的自然景象，与城市现代机械文明、城市人的个性追求结合在一起构成雄丽的诗的世界，它们背后隐藏着一个超越传统诗歌境界的城市诗人的强大身影。
　　收稿日期：2002-01-15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42～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孙玉石20022002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到重视感觉发掘，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郭沫若/城市意识/城市诗/审美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孙玉石(1935—)，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42～49J3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孙玉石20022002描写现代都会生活和物质文明的城市诗，是20世纪新诗发展中现代性趋向的一个重要方面。郭沫若的《女神》及稍后的其他诗歌创作，在这方面的实践，可视为中国现代城市诗先驱性的探索和尝试。在这一系列诗作中，他由重视情感的表现，到重视感觉发掘，特别是重视新的感觉和经验的开掘，重视用“近代人的脑筋”对新的感觉与经验的发现与捕捉，从而实现了诗歌美学上的突进。其“雏形”期城市诗的价值在于，它不仅提供了新的感觉与现代性审美转变的信息，同时也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郭沫若/城市意识/城市诗/审美

网载 2013-09-10 21:3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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