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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0）02－0005－07
　　世纪之交，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从量变走到了质变的临界点。与此同时，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如果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产业结构调整主要是产业部门之间的调整的话，进入90年代之后，产业结构的调整则主要是产业内部各类组织结构之间的重组。长期以来，我国在产业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它不仅造成了规模经济的损失、企业技术开发能力的降低及竞争活力的缺乏，而且导致了社会范围内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我国产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削弱。客观分析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和产业组织政策的历史和存在的问题，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已成为实现产业组织结构优化的基础和前提，对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
　　产业组织结构是指同一产业市场上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力、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和产量在企业中的集中情况和配置组合状况。通俗地说，就是同一产业内部企业规模的大中小组合的基本格局，即大中小企业在生产中的联系方式和构成比例。产业组织理论认为，产业内大、中、小不同规模企业在数量和产值方面所占的比例关系及其动态联结方式和在生产中的分工协作等配合关系，既是影响产业本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水平的重要标志。产业组织政策是指为促进产业组织形成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竞争态势，由政府制定的协调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指导和干预产业市场结构、行为，调整企业间关系的公共政策的总称。一般来说，市场在产业组织结构形成中起基础性作用，但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及可能出现的市场失效及各种原因，产业组织政策还会对其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和作用。我国市场的发育水平及政策特征使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表现出与其它国家不同的阶段性特征，解放以来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历史演变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为实现赶超目标而实施的大企业发展战略
　　5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刚刚建立，生产技术水平低下，重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生产规模小型化的问题十分突出。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标志的现代大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52年仅为26.7％，而前苏联在1928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已达到45.2％。1953年，我国雇佣人数在50人以下的工厂还占全部私营工厂的96％以上。为此，1952年，我国制定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总路线的指导下，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其主要内容是工业化。出于国际政治局势的需要和强烈的赶超意识，中国选择了原苏联的工业化发展模式，即为了使有限资源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必须建立起作为各产业骨干的大型重点企业，以保证资源的集中使用。“一五”计划开始后，在前苏联的援助下，新增固定资产411亿元， 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新建、扩建具有当时先进水平的921个大中型项目，建立了一批大中型骨干企业。为了充分利用已有的工业生产能力，又强调通过以企业合并为主要形式的工业改组活动，提高有关产业的规模经济水平，推动所谓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发展。如1956—1957年，上海市就对全市2 万多家各类工业企业（大部分是纺织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改组，按行业组建了83个专业工业公司，实行归口集中统一管理，并在极少投资的条件下，通过改善产业分工和专业生产体制，迅速扩大了各重要工业产品特别是纺织工业品的产量，从而奠定了我国工业企业规模构成二元化的基本格局。
　　　　2.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工业小型化和60年代初期的调整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在已基本实现产业高度化的同时，又遇到了资源不足、就业担子重、各地工业发展水平不均衡的问题。因此，50年代末期，各国发展中普遍遇到的一个两难选择问题同样摆在了中国的面前：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结构高度化，就必须让一批大企业尽快获得发展，但又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也不利于调动地方兴建工业的积极性。为了更好地解决就业问题，充分利用各地丰富的劳动力潜力和资金，调动各方面生产的积极性，就不得不支持各地中小企业的发展。1958年中央提出了“大跃进”的思想总路线，下放企业管理机构，全民大办工业。从1958 年6月开始就将中央直属企业9300多个企业中的87％，即7100多个企业下放给了地方，造成地方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以小挤大，盲目重复建设。特别是在“以钢为纲”方针指导下，各地在来不及建大厂的情况下，只好通过建立大量的小厂来维持生产，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大跃进时期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多为中小企业，物耗大，效益低，产业组织结构极不合理。
　　企业的分散化、小型化发展，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经济效益的下降，因此，为强制平衡又不得不实行对一些小型企业的“关、停、并、转”政策。比较而言，中国企业的关、停、并、转并不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而是采取行政手段的政府行为。通过调整，裁掉了一批效益差的中小企业，被裁并的企业总数为9.28万个。1961—1965年的五年调整时期，除裁并大量中小企业外，为改进对工、交企业的管理，许多产业还试办托拉斯，这是按专业化协作原则实行的工业改组。经过调整，使我国大中小企业规模结构得到了改善。
　　　　3.“文革”期间，鼓励重点发展中小企业的战略
　　经过上一时期的调整，我国产业组织的小型化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从1966年开始的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进程被打断，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重新开始。在“文革”期间，尽管在石油、化工、冶金、机械制造等领域也建成了许多大型企业，如由于大庆油田连年增产，而成为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型企业，石化领域先后引进并施工建设了13套大型化肥装置，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并建成了以攀枝花钢铁厂和酒泉钢厂为代表的许多大型钢铁厂和以湖北第二汽车厂为代表的一些汽车制造厂和大型机械制造厂。但为调动地方发展工业的积极性，满足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需要，在1970年2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 又正式提出重点发展地方“五小”（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炭、小水泥）工业的思想。其目的是发挥地方特别是地、县两级的积极性，举办为农业服务的能源工业、机械工业和化肥工业，为加速农业机械化提供物质基础。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又要求在大力发展“五小”工业的同时，为促进内地战略后方的建设，必须将内地建成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后方，在工业布局上，要求大集中、小分散，多搞中小项目，少搞大项目。据统计，1973年，小型企业的产值已占全国整个工业产值的48.2％。1975年，全国五小工业中的钢铁、原煤、水泥、化肥的年产量分别占全国工业总产量的6.8％、37.1％、58.8％和69％。 与此同时，中国大中型企业的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也从1971年的51.2％持续下降到1980年的40.7％，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这表明了中国产业组织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分散化倾向正在不断形成，并日益成为我国工业结构的总体特征（注：曾璧钧，林木西.新中国经济史［M］.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198.）。
　　　　4.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及非国有经济发展导致的生产集中度下降及规模结构失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改革的发展，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国家允许农民离开土地从事其它行业，使乡镇企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从而使小企业的数目又急剧膨胀。十年之内，净增184733家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劳动力不足百人的中小企业。这种增长除来自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政策作用导致的国营工业企业体系之外中小企业的大量增长外，还来自广大农村地区未被充分利用的大量资源。因而，1980年至1985年是我国大企业增长相对较慢，而小企业增长相对较快的又一个时期。同时，各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也开始大量引进各种以消费品生产为主的生产线，从而形成了各地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大规模重复建设的工业化结构时期，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结果，又一次导致了生产集中度的下降。1980年，劳动力不足千人的企业，占工业劳动力的58.9％，及37.5％的资金和45.2％工业产值，而劳动力在万人以上的大企业只占工业劳动力的13.6％，资金的17.6％和工业产值的17.7％。
　　之后，随着城市体制改革的展开，中小企业获得一定的生产和经营自主权，开始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要。而大企业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效率较高，在旺盛的市场需求的刺激下迅速增加了生产，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规模。加之，随着时代发展，为了提高名优产品的产出规模和促进既定制度下的资源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国家又积极鼓励兴建企业集团、发展企业联合。如国务院数次颁布了有关鼓励企业横向联合的政策措施，其中，1980年的《国务院关于推动经济联合的暂行规定》和1986年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对我国各类经济联合体和大型企业集团的组建以及提高企业的专业化协作水平和效率起了极大的作用。据统计，仅仅1986年全国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登记各种生产经济联合体就达3.2万个，其中，由县以上企业为主组建的经济联合体就达6833个， 投入资金110亿元。但是由于经济体制和政府政策的原因， 大多数企业集团属于不改变企业原有的“地方所有”或“部门所有”性质格局的所谓松散型或三不变式的企业。总体看来，1984年至1990年我国的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大企业增长相对较快，而小企业增长相对较慢的情景（注：殷醒民.中国工业企业规模的变动趋势研究［J］.管理世界，1997（3））。但在整个80年代，我国产业组织结构总体上是大企业增长速度慢于小企业增长速度，生产集中度下降了，不断建立起来的小企业增加了市场占有率。
　　　　5.20世纪90年代以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为目标的促进企业横向联合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开始发挥作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产业集中度的上升，如家电行业前几位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大大提高。逐步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在自主决策的基础上开始通过联合和改组等方式扩大了企业规模，如海尔集团、三九集团的扩张都是企业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政府在企业规模扩张中更是作了大量工作，促使集中度上升，如南京地区四家化工企业的联合，齐鲁石化兼并淄博化纤等。与此同时，国家为解决生产集中度的下降问题，也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律，促进企业规模经济的发展，如为维护企业横向经济联合的自主权，不允许行政单位从本单位利益出发加以干涉；为发展资金的横向融通，允许各专业银行跨地区、跨专业向经济组织发放固定资产贷款，也可以跨地区、跨专业组织银团贷款；调整征税方法，对经济联合组织不重复征税等。这些措施推动了中国工业企业横向经济联合高潮的形成。应该说，横向联合的发展对于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有积极作用。特别是企业集团、工业公司等体现不同规模企业间关系的重新组合和协作，已成为改造全能企业，发展规模经济的一种主导方向。但就联合体内部关系以及与政府关系的构造而言，还远未产生出创造性的制度创新，企业无法实现产权转让和资金融通，从而使政策效应大为减色。
　　　　　　二、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历史演变的总体特征及原因分析
　　　　1.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特征
　　（1 ）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未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产业组织发展共同的阶段性特征，而是表现为一定程度的无序性和非规范性。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来看，其产业组织结构的演变无不具有阶段性特征。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原始积累十分有限，产业组织以中小企业为主。过渡至垄断阶段后，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大企业成为工业化时期产业组织结构的主要形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当某些先进技术的应用也可以由中小企业来完成时，小企业又再度兴旺，并表现出与大企业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组织形式。而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或超大型的跨国公司必然会以其独有的竞争能力而在产业组织结构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与此同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又要求更多的标准化生产和具有专业化、规模小型化的企业的存在，具有两极性特征的超大型企业和大量中小企业并存是现阶段以及未来一个时期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形式。可是，几十年来，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虽然与各个时期的经济特征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由于更多地受到政治任务、政治目标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社会政治特点，未能充分体现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从而使产业组织结构在几十年的发展中没有根据经济自身发展的规律进行演进，而表现为更多的行政干预，没有体现出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
　　（2）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没有与产业结构发展相一致。 世界各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无不受到产业结构，特别是产业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发展特点的影响和制约。在以纺织等轻工业为主时期，中小企业占有较大比例，而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则要求有较大的规模，才能体现规模经济效益。电子和信息化时代，既有大型企业，更要求具有高度专业化和灵活性的中小企业存在。
　　（3）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缺乏统一的产业组织政策指导。 世界各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除依据其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经济阶段的特点而变化外，均受到一定的产业组织政策的指导。美国、德国由于其垄断程度高，生产和资本较为集中，为了保护竞争都比较注重反垄断和保护中小企业。日本和韩国由于起点低，规模小，为了实现赶超目标迫切需要增大经济规模，鼓励和保护大企业是其主要的政策取向。而香港和台湾考虑到其优势，扬长避短，重点采取了大力发展中小企业的发展战略。比较而言，我国长期以来则缺乏明确一贯的产业组织政策，从而使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2.影响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
　　（1）市场不发育，体制不完善。 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由于受到社会政治等因素制约，更多是受行政手段的调控，而缺乏自我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中小企业由于缺乏发展所必须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保障，难以平等地参与竞争，从而失去了发展和成长的可能。大中企业由于缺乏自主权利，也缺乏进行调整和重组的动力和机制。市场机制发育的严重滞后，就没有在社会范围内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使企业只生不死或生而无望，严重阻碍了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了企业规模和竞争力的提高。
　　（2）客观上缺乏明确有力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 缺乏有效贯彻执行这些规划应有的配套政策和手段。由于缺乏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就使产业的发展不能与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相互配合，难免会产生组织结构与产业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地区结构等不相适应的方面，从而难以保证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规范性。如长期封闭性的贸易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使许多产品的价格严重背离价值，规模不经济企业难以退出，而新兴的具有较高成长性企业又由于产业特征与政策环境等因素难以成长壮大。
　　（3）长期行政垄断形成的地区和部门条块分割。 在造成投资的分散使用，产生大量盲目发展、重复建设的同时，追求“大而全”、“小而全”的生产体系，使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低，难以形成规模经济。行政垄断和行政控制既造成各地产业结构普遍雷同，又由于企业折旧率低，负担过重，使企业自我积累能力弱，抑制了内部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影响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特征的变化还与已有的产业组织结构政策的局限性直接相关，因为：
　　第一，从历史上看，我国各个时期的产业组织政策，特别是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不是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现代化，其发展或限制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某些不切实际的高速度目标或备战目标，通过群众运动及非国有经济的自发发展产生的，就造成了技术落后、规模经济效益差的大量中小企业的涌现及中小企业的非规范化发展。近几年在实现抓大放小的过程中，在放开搞活小企业的同时，又存在对中小企业放弃管理，或使其自生自灭的现象，而缺乏统一的有关中小企业发展的思路或政策支持，这和美、日等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目标有极大区别。
　　第二，从传统来看，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实现手段主要是关、停、并、转等强制性的行政措施，企业没有成长的机制，也缺乏实现专业化协作及发展各种横向联合的自我要求和组织能力。因此，企业的改组改制及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协作或是缺乏经济效益，保护行政垄断，或是由于缺少维护自我存在的权益，在一次行政命令中结合，在另一次行政命令中很可能又会被强行拆散。十五大以来，在国家强调发展大型企业集团思路下，为了尽快增大企业规模，又存在以行政手段“拉郎配”、“搞运动”等现象，或有些地方甚至于各级地方政府都提出要发展自己的大型企业，从而使企业规模的增大又一次难免遭受人为干预和行政作风的影响，行政手段和政府作用的过度使用可能又会使我们的产业组织政策再次失灵，这就和美国、日本的产业规模结构政策主要是采取诱导、劝说，或司法强制手段有极大差别。
　　第三，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根本缺陷是企业缺乏内在的扩张、联合、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生成机制，政策作为一种外在力量无法通过内因起作用。当前在发展企业规模化的过程中仍存在这样的问题，以至于理论界又提出对我国发展大型企业的利弊必须进行重新思考，或对大型企业形成条件和时机必须进行全面分析。由于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长期计划经济形成的企业内在因素的先天不足，加之产权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是我国当前企业规模结构政策，尤其是改革中的横向经济联合政策难以奏效的根本原因。
　　　　　　三、我国当前的产业组织政策取向思考
　　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历史演变的结果造成了我国特有的产业组织结构特征，即与国际比较，产业集中度过低，企业规模过小。就国内来看，中小企业又发展缓慢，缺乏规范，难以形成有效竞争。同时，大中小企业没有实现在专业化基础上的分工协作，大而全、小而全是其基本的结构特征。此模式造成了我国在规模经济、有效竞争及分工协作方面的多重损失，而产业组织政策的缺失及行政化的人为干预手段，又影响了产业组织结构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在遵循产业组织结构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国情，对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模式及政策取向作出正确选择。具体来说，我国产业组织政策的内容应包括：为增强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必须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控发展起一批大型和特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的产生要根据市场需要及产业的特点来决定，防止用行政手段盲目搞大企业规模，在这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日本、韩国大企业的大量破产及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为增加就业，解决资金短缺，增强经济活力，适应高新技术发展，必须大力发展中小型企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共存，从多方面发挥与大企业互为补充、相互促进的作用，将是我国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产业组织模式发展的特点。但中小企业发展的盲目性及可能造成的过度竞争，又使国家必须通过有效的中小企业规范和保护政策促进其合理发展，我国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为解决我国产业组织结构方面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必须积极推进分工协作，提高生产经营的专业化水平，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的规模结构构成方式。与此同时，还必须配合以下产业组织政策措施：
　　　　1.尽快完善市场体制，运用市场来实现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
　　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一种政府行为，特别是部门和地方政府行为，既妨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又使具有上下关系的企业很难依经济合理化原则组织和配合。中央对地方约束的降低也使产业组织政策得不到有效贯彻，因此，应通过市场机制使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过程真正变为企业行为。
　　　　2.加快技术进步，以技术创新带动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
　　我国企业之间产品雷同，技术水平相当，使由技术进步带动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普遍规律在我国缺乏实现机制。目前国家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的技术开发中心，及政府分轻重缓急给企业以适当的资金援助，对通过技术创新带动产业扩展具有重要作用。
　　　　3.加强和完善产业组织建设方面的立法和司法工作
　　在完善已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同时，制定系统的《中小企业保护法》等法律，以实现我国产业组织结构调整发展的规范化、法律化。
　　收稿日期：1999－06－30
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5～11F10国民经济管理杨魁/董雅丽20002000产业组织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也是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本文历史地考察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过程，客观地分析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及产业组织政策演变发展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当前产业组织结构的构成模式及政策取向。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调整　　industrial　　　 construction/industrial　　　　 structurepolicy/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On Historical　Change　and　Present　Policy　Orientation　ofChines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YANG Kui/DONG Ya-li　　(1.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and　Propagation , LanzhouUniversity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730000,China)Industrial construction is not only important　to　the　mode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sign　of　theoverall quality of the nationaleconomy.　 From　a　historicalpoint of　view　the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developingprocess of the Chines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then makes　an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featuresof policy adjustment and problems, and finally points out　thepresent mode of Chinese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and　policyorientation.杨魁，兰州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系；　　董雅丽，兰州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杨魁（1960—），男，陕西乾县人，哲学硕士，从事企业战略研究. 作者：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5～11F10国民经济管理杨魁/董雅丽20002000产业组织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也是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本文历史地考察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的发展过程，客观地分析了我国产业组织结构及产业组织政策演变发展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当前产业组织结构的构成模式及政策取向。产业组织结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调整　　industrial　　　 construction/industrial　　　　 structurepolicy/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网载 2013-09-10 21: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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