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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对大学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诉求，并把这种制度建设赋予了“现代”的含义，由此引发了关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思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命题，也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与国情的特殊性，又决定了这一命题的特殊性——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
　　关于大学制度，抛开时代的色彩，大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亦可理解为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它包括国家层面的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一个国家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总称；其二是微观制度，主要是指一所大学的组织结构和体系，是维系一所大学正常运行和发挥其职能的制度保障。应该说，在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大学制度的最初指向，主要是微观层面的含义，即是指一所大学的制度构建。大学制度的发展逻辑表明，是先有了微观的大学制度，而后才有宏观的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制度。从一所大学制度的建立，到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制度的形成，才是大学制度的完整体系。这一发展过程同时证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大学制度的有机结合，才是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一体两翼”。
　　大学制度是一个悠久的话题，大学制度也蕴含着古老的形式。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形成，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时代的烙印；任何一种大学制度能够得以延续，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大学制度一经形成，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惯性。大学制度的历史惯性，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制度相比，其稳定性和继承性表现得十分强大。以至于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每当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都会对建立新的大学制度提出强烈的诉求，并最终产生新的大学制度。
　　我国在今天之所以提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命题，就在于我国正处于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制度存在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巨大变化，影响大学制度的因素和力量在发生变化，大学的职能和属性也在发生变化。在我国，引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在其背后，则隐含着更多的深层次原因。尤其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启动，规模的急剧扩张加剧了大学制度的裂变，引发了大学制度与社会转型的矛盾。现有的大学制度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不适应，由此被称之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西方，大学也曾一度被称之为“象牙塔”。其原因就是大学制度的变革在19世纪前也曾极其缓慢，有一个历史的“冰河期”。由于大学远离社会中心，“象牙塔”长期被认为是大学的代名词。关于我国大学制度的建设，在世纪之交出现“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这种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话语，既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也彰显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性。大学制度在西方国家走出“象牙塔”是一种必然，在我国走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也是一种必然。不同时代的两种表达方式，既表达了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也反映了大学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大学的保守性和制度变革的滞后性已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学制度的重新构建在西方国家相继进入了快车道，除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大学制度之外，多元化的大学制度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社会转型为大学制度的重新构建提供了一个契机，也提供了一种动力。例如，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高等教育的办学体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大学几乎都在重新崛起。
　　大学的保守性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着双重的价值，既维护了大学的精神和传统，也曾阻碍了大学的发展。造成大学这种保守的根本原因，人们往往责难于大学，其实，并不全在大学本身，而是社会对大学制度构建的驱动和需求不足所致。大学制度的建立，需要某种外在的动力，也需要大学把握住机遇。在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往往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催生出新的大学制度。任何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的出现，几乎都有社会转型的痕迹；每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对原有社会形态和传统大学制度的一种“反叛”。
　　大学制度建设的一个基本命题是：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依赖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一所大学的制度建设也遵循同样的原则。我国也不例外。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我国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中国特色”，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我国大学制度建设的“中国特色”。
　　但是，经济全球化在不断强化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思潮，国际化既具有对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合理内核，也会对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的传统产生冲击，使大学制度建设贴上“现代”的标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国际化思潮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建设都提出了挑战。这也正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本土化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理论和实践命题，在许多国家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高等教育本土化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继承，本土化也就是一种特色。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样是在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等国家实行的是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而在西欧部分福利国家实行的则是集权的高等教育制度。如何保持我国的大学传统，同样是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必须思考的问题。
　　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对大学制度的影响，人们已经形成共识。但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与建立大学制度之间的相关性，人们还没有形成共识。一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往往体现着这个国家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并由此构成大学制度间的差异。以我国为例，我国高等教育的特殊性和主要矛盾，集中地表现在穷国办大教育，高等教育资源明显不足。因此，我同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就必须要打破国家办高等教育的体制，给民办大学更大的空间。再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办高等教育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现阶段的民办高等教育与我国历史上相比，在性质上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私立大学，几乎都是企业家捐资办学，而今天的办学者几乎都是投资办学，两种办学模式必然导致不同的大学制度。因此，全面认识和把握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对于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在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讨论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就是对高等教育属性的重新认识。这一话题既牵涉到宏观的大学制度，也影响到微观层面一所大学的制度。例如，在大学制度的初始状态，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是公共产品，因此无论是公办大学还是私立大学，最初的大学制度都是围绕着公益性和知识价值而建立的。而今天对于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已突破了原有的认识范围，既有人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公共产品，也有人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既有高等教育要坚持公益性的观点，也有高等教育具有产业属性的观点。这种对高等教育属性认识上的变化，直接触动了原有的大学制度。例如，基于高等教育是公共产品的大学制度，国家则尽可能地把高等教育纳入到公共财政体系。然而，当人们对高等教育属性的认识发生变化之后，并伴随着大多数国家公共财政能力的下降，大学不得不到市场当中去获得部分教育资源，大学的公益性程度开始降低，以投资为主的大学模式也应运而生。再以我国为例，目前出现的独立学院，以及部分民办高校对学校产权的诉求，其实就是对投资举办高等教育的现实要求。
　　纵观大学制度的建立过程，其实质就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博弈的过程，同时也是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建设，都先后经历了与宗教、政府、市场间的博弈，才形成了如今的大学制度。但是，在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不断增加的过程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力量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今天，大学利益的相关者主要表现为三个主体：大学、政府、市场，其中市场的力量不断增长，大学与市场的矛盾显得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突出，大学制度的“现代”含义也增添了更多的市场因素。尤其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对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引进市场机制的思考。但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是为了提高大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适应性，而不仅仅是适应市场经济，它必须还要适应和提升整个国家的文化建设。
　　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建设都是选择的结果，都是一个经过选择的制度。建立大学制度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选择制度的过程。现代大学制度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选择更多。今天，世界各国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上的差异，一个国家内部大学之间的制度差异，其实都是选择的结果和选择的差异。大学制度在不同层面的差异以及选择越来越多，既在于国家层面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和选择，也在于一所大学在特定的国度内，对大学理念的一种自我选择。相比较而言，一个国家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更多的是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所进行的选择；一所大学的制度由于办学主体的不同，更多的是基于办学者的价值判断和办学理念的选择。例如，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在办学体制上，一般都选取了公办高等教育这条道路；在市场经济国家，则往往选择了发展私立高等教育这条道路。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就在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正是大学理念的多元，导致了大学制度的多元；大学理念的分化，导致了大学制度的分化。当然，一所大学制度的确立是在一个国家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的一种选择。
　　大学制度的选择和建立，在更深层次意义上，是对大学理念的一种选择。大学制度只是大学理念的表现形式，大学理念才是大学发展的根基与核心。任何一种大学制度构建的背后，都有一定的大学理念支撑。大学制度往往折射着一定的大学理念，也是对大学理念的一种“制度保护形式”；大学理念则是大学制度的一种升华，是大学制度的一种“观念形态”。因此可以说，大学制度的建立，离不开大学理念的建立；大学理念的形成，也离不开大学制度的形成。二者不可或缺。在我国现阶段，对现代大学制度诉求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对现代大学理念的诉求。我国现代大学制度的缺失，在本质上是大学理念的缺失；现代大学制度构建的迷茫，其实是大学理念的迷茫。
　　我国现代大学制度面临着双重构建，即无论是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都表现出与社会转型的不适应，都面临着重新构建的问题。在宏观层面，目前暴露出来的主要是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的制度建设，高等教育规模的急剧扩张引发了教育教学资源的严重不足，单纯依靠原有的投资和办学体制已经无法满足规模扩张的要求。在办学体制上，民办高等教育的崛起初步为多元化的办学格局奠定了基础。但是，伴随着公办大学举办独立学院，国外资本进入民办高等教育领域，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的界限混淆，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建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微观层面的一所大学制度也面临着双重构建。一般说来，一所大学的制度构建，大体应该沿着两条路径：一是保护学术自由——即基于教学与科研顺利进行的学术制度，一是适应社会和市场挑战的制度。前者是大学制度的根基，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引发的矛盾更加直接和尖锐。这个矛盾在一定层而上掩盖了基于学术自由的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实际上，建立在学术价值取向上的大学制度，自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一直表现出某种缺失。而市场经济的冲击更加使原来缺失的学术制度没有了根基，大学的工具价值和道德失范愈加明显。
　　大学职能的单一，导致了大学制度构建的简单。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制度，就是为了保护学者和学术自由。今天，大学职能的不断拓展，也就导致了大学制度构建的复杂。在现阶段，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得不思考如何去获得更多的教育教学资源。在我国，这一要求则显得更加迫切，这就要求在制度上要为吸收教育教学资源提供更大的空间。但是，无论是配置教育教学资源还是吸收教育教学资源，都应是在保护学术自由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中，无论是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其外延都在不断拓展，打开了大学制度构建的视野。例如，在宏观层面，为了缓解大学与政府的矛盾，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中介组织这一制度形式，英国的拨款委员会、美国六大区的大学认证机构，都属于中介组织。作为大学与政府间的“缓冲器”，这种中介组织无疑应属于现代大学制度的范畴，并且对我国宏观层面的大学制度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如我国目前推进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大学生的学生贷款、专业设置与审批，都可以由中介组织完成。再如，在微观层面，大学产学研一体化，尤其在我国社会层面的科研转化能力相对低下的情况下，大学有必要建立起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它既加快了科研成果的转化过程，也为大学吸纳社会资源打开了一个通道。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无论是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都已经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尤其是在办学体制和投资体制领域，已经突破了固有的模式。人们对大学制度的重视程度，也从微观层面的一所大学的制度建设，转到宏观层面的一个国家的大学制度建设。
　　但是，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大学制度构建，都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其中既有对传统的继承，又有对传统的突破。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出于“赶超”的目的，往往在建立新的制度的同时，又丢掉了某些传统。因此，也可以说，现代大学制度既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回归”的过程，二者同等重要。在重建当中包含着回归，甚至也包含着弥补历史的缺憾。
　　目前在我国，对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关注，似乎更多的来自于微观层面的要求，其原因就是大学作为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相对独立实体，已经直接地感受到了原有的制度性障碍。因此，以微观的制度建设为突破口，即以一所的大学的制度建设为试点，似乎可以降低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本。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践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就是为了有效地配置教育教学资源。而实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在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中，引进市场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大学制度对市场的适应能力。然而，市场体制和机制对大学制度的“双刃剑”作用，也就会隐含在现代大学制度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基于学术的大学制度。因此，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寻求市场与学术的平衡就成为了一个两难的选择。
中国高等教育京13～15G4高等教育邬大光20062006
邬大光，厦门大学。
作者：中国高等教育京13～15G4高等教育邬大光20062006

网载 2013-09-10 21:3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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