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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40年代，西欧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向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科学地论证新的世界观、制定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迫切任务。1845年初，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随后他和恩格斯合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适应这种客观需要而产生的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划时代的着作。在这两部着作中，后一部着作是在前一部提纲基础上的论证，它不仅对于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历史观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对我们解决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它的真义的讨论问题，有着重要的经典性的启发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新哲学概念的解读，来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世界观作出一个粗线条的揭示。
　　　　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
　　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马克思新哲学概念的产生，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都是与唯物史观的创立相表里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定义，从而也就标志着一个新哲学概念的最终形成。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阐发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马恩阐明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他们指出；“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忽视了历史这一现实基础（引者按：指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根据这种观点，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描述成某种史前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说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观点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看到宗教的、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1]。在唯心主义哲学家那里，历史被归结为精神的发展，也即是说归结为一种观念的连续，这个连续是不依赖于创造出这些观念的人以及他们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而自己实现的。这样，历史取得了一种全然唯心主义的性质。
　　与此相反，马恩认为，真正的历史是从思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他们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的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2]。“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事实的搜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的活动”[3]。
　　正是站在与唯心史观根本对立的高度，唯物史观才开始了它“真正科学”的历史。马恩是从对黑格尔、鲍威尔、施蒂纳的“德国历史编纂学”，甚至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全部旧哲学的批判中，方始得以描绘出现实生活的能动过程。
　　其次，马恩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实质和结论。
　　在指出了唯心主义历史观的荒廖之后，马恩转入到现实生活的描绘。他们的历史观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而是现实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唯物史观的前提即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4]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唯物史观前提的这一确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离开了人去研究社会是不可思议的，而离开了人的活动和活动的物质生活条件去谈论人的问题，同样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理解为那种“见物不见人”的历史宿命论，固然是对其真义的远离，本世纪30年代以来甚嚣日上的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的理解，也仍然未解唯物史观之直谛。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分析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和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出发来具体地研究人的；离开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交往活动和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来谈论人，就只能是抽象的人。马恩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因为他们抛弃了以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转而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找到了自己的新出发点。这个新出发点就是人类社会、人们的交往形式。
　　这个新出发点取得后，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提出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的命题，并对社会意识的产生、发展及其本质作了深刻的论证，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6]。从而在历史观的基本问题上作出了唯物主义的回答,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性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7]这就揭示了唯物史观的实质。　　
　　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获得的历史观是什么样的历史观呢？他们自己是这样说的：　
　　“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8]。
　　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给历史唯物主义下的第一个经典定义。　　
　　再次，马恩对唯物主义社会观的阐明。
　　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由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是任何社会机体不可缺少的结构要素。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辨证关系，从而使人类社会的完整结构（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得到了全面的说明。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恩虽然还没有十分精确地规定生产关系概念，但他们用“交往方式”、“交往形式”、“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关系、”等术语来表达这一概念的意义。他们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展开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原理。他们说：“私有财产是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上必然的交往形式”[9]。又说，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历史上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正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的。
　　马恩从对物质生产和交往的矛盾运动分析中得出了生产关系（“交往形式”）概念，并把生产关系的总和理解为“市民社会”。虽然“市民社会”这一术语是沿用的，但是经过1843年从法哲学方面（《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又从政治经济学方面（《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它进行的分析，“市民社会”一语实质上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概念是完全一样的。马恩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剖析，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原理。他们说：“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方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0]。　　
　　可见，通过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概念的建构，马恩不仅指出了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而且还揭示了这个基础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样，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之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被揭明了。
　　最后，马恩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明。
　　马恩对社会生活各个主要方面之间相互关系的揭明，不仅使人们从横的方面对整个社会结构有了清楚的认识，而且从纵的方面，向人们揭示出一种社会形态为另一种社会形态代替的规律，从而有可能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看作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这里的表现就在于，马恩把人类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这两个时期由于人们生产自己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不同而在根本上互相区别。在第一时期内，生产、分工、所有制等方式以及社会关系还只有一种自然的品格，而在第二个时期内，它们就越来越为文明的发展所决定。他们较为详细地分析了这第二个时期的几个主要阶段。其中第一阶段是部落的集体所有制，这是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生活方式相符合的。第二个阶段是公社和国家的集体所有制，这是出于部落的聚集（形成国家）和由于商品的日益增长的交换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扩展。第三个阶段是封建制，它是在野蛮民族破坏了巨大的生产力之后建立起来的。而第四个阶段就是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这些对历史发展各主要阶段上占支配地位的、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的划分和分析，也就为社会形态理论奠定了基础。
　　而且，马恩上述用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上层建筑的变化，进而说明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的历史观，其目的不在于单纯地阐述过去的历史，而是要通过阐明近代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源，从历史角度为下述问题奠定基础，即为什么积极地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既是必要的又是必然的，为什么这一任务只能由无产阶级来实现。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从他们的历史观中还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在关系下只能带来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由于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必然与其余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个阶级是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11]。这无疑表明了唯物史观在具有解释性功能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实践性质。
　　　　对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的清算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从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来看，是因为马恩觉得有必要澄清、扩大和深化他们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借助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观，来完成对全部德国思考哲学的批判。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写道：“当1845年春……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12]
　　马恩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书名，用“意识形态”概念来指称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思辨哲学，以及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先知，充分表明着新哲学概念的批判功能。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哲学家D.德拉西用“意识形态”一词来说明关于观念的学说和关于人的心灵、意识和认识的全部科学。由于他们鼓吹自由思想，反对拿破仑君主专制制度，故而被拿破仑以蔑视的口吻称之为“意识形态家”，意指一种普遍的幻想。马恩把德国思辨哲学斥之为“意识形态”，正是对它作出了一个总体描述；“抽象观念、自在和自为的原则、虔诚的心愿和词句、康德式的意志的自我规定和市民们所应该成为的那种人的自我规定[13]。”
　　作为一种传统，德国思辨哲学家们把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移植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去，认为由资产阶级（特别是法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不过是目的在于使一些普遍理性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取得胜利的斗争，这样，社会革命在德国只需在头脑中加以实现就行了。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就把法国大革命的一些原则改变成为道德观念，并在自由的概念上建立起了他的道德形而上学。黑格尔则更为发展了这种唯心主义倾向，把绝对精神当成了历史的决定性因素。黑格尔死后，他的思辨哲学被他的后继者____青年黑格尔派发展到了顶点。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而只局限于抓住那些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抓住的那些方面[14]。他们和黑格尔一样，认为精神决定历史的进程，认为通过对虚假观念（如宗教观念）的批判，人们意识的转变必然要带来的社会和国家的转变。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信念：为了改变世界，他们的“批判”、“批判的批判”比所有的革命都重要得多；而他们自己，是现代真正的英雄，他们的批判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动力。
　　思辨哲学家们无论在历史的本质还是历史的动力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回答，在深度和广度上对历史唯物主义都有了进一步理解的马恩看来，只不过是一场“哲学骗局”[15]。既使如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但他在历史观上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6]”。因为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他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现实生活过程和生活条件来观察人和历史，这样，他也就没有批判现实的生活关系，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隐入唯心主义，表明了他终止于“一位理论家和哲学家”的立场[17]。
　　马恩花了全书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展开了对德国思辨哲学这一“意识形态”的清算，鉴于他们的论战对象已或多或少地失去了现实性，也限于本文的篇幅，我们不打算具体展开。我们在此探究的是马恩对德国思辨哲学作为一种传统的批判。除上述对思辨哲学的唯心史观实质作了揭示外，马恩根据唯物史观，还对德国哲学传统通过种种历史的原因作了说明。在他们看来，德国唯心主义乃是从中世纪末以来德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反映。
　　马恩深刻地看到，德国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了解德国哲学特征的关键[18]。他们指出，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埋性批判》中。当时，英法等国由于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而相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19]。甚至在1830年的革命以后,当自由主义在欧洲到处都深深扎下了根的时候，德国的资产阶级还在坚持相信自由主义不过是为取得理性原则胜利的斗争，这说明了他们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是很少成功的。
　　德国落后的经济社会状况使它在面对政治问题时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也就产生德国思想家不依赖市民的那种虚假的独立性。德国的批判，直到它的最后挣扎，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而这些哲学评论家的夸夸其谈只不过是反映了德国现实的贫乏。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20]。因为观念、思想、概念被看作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只要同意识的这些幻想作斗争就行了。
　　从中可见，非批判性是唯心主义的必然归宿。马恩指出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1]。而唯心主义“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法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因此，“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22]这就指出了德国思辨哲学从其唯心史观中不能脱免的空想性和保守性。思辨哲学家们宣扬的“批判的批判”的至高无上和全能，他们期许在思想和历史领域中引起的所谓革命，只不过是杷“既有的一切无稽之谈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23]，对现在的世界并未有丝毫的触动。
　　　　共产主义概念与哲学的中介性
　　上面我们简要地考察了新哲学概念的解释原则和批判原则，约略提及了它的实践性质。下面就结合马恩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较为译细地探究一下这种实践性质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关系。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英、法社会主义的德国化，即思辨化。马恩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接受了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把这些思想和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混为一团”[24] 。所以，这种社会主义不过是共产主义“在德国人的精神太空……和德国人的心灵太空中的变形而已”[25] 。社会主义被改变成为一种伤感的空想主义。
　　这里的德国哲学前提指的是其思辨哲学的传统，特别是指费尔巴的哲学信条。“真正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和“人的本质”。从这种哲学信条出发，只有“人”、纯粹的、真正的人”才被看作是“历史的终极目的”和“万物的尺度”[26] 。而一切现实的关系和历史的发展都被视之为“人”的自我展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都有其“狭隘性”和“片面性”，只有人道主义作为“合题”，是两者的统一，是“人”的终极目的。这样，一切现实的对立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人”之中了。由此“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劝说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27]，另一方面则劝告资产者对人们施予普遍的爱。这种德国人惯用的手法表明了他们在解决现实的对立方面完全无能为力，只不过“以此来掩饰他们在现实的历史上曾经扮演过的并且继续扮演的可怜的角色”[28] 。
　　作为对诸如“真正的社会主义”之类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超越，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共产主义概念与唯物主义历史观取得了高度的同一性。限于篇幅，试择要述之。　
　　其一，马恩十分强调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他们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过去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29]。共产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不在于现实的私有制不合乎“人的本质”，而是“因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们在私有制的统治下竟成了破坏力量，同时还因为阶级对立达到了极点”。同样地，“只有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致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的时候，旧的分工才会消灭”[30]。这一对共产主义客观必然性的论证，与依据抽象人性论的正　　反合题得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结论划清了界限。
　　其二，马恩十分强调无主阶级革命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他们当然也就会认为某一个人能够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消灭生活分裂”[31] 。而马恩没有像唯心主义者们那样想入非非，认为对事物认识就可以代事物本身或消灭其存在。在他们看来，“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32] 。
　　所以“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在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而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实的前提产生的”[33] 。这就是说，私有制所导致的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对立是现实的、真实的，凭借“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是不能通向“真正人类的生活”的。马恩关于实现共产主义具体途径的这一结论，已经同靠理论上的演绎达到共产主义的思辨学说不可同日而语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在马恩完成了对德国思辨哲学的批判和建立革命理论时提出来的，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多大程度上把哲学与共产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意识到新的哲学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并进而涉及到革命的实践，从而成功地把哲学概念从理论批判过渡到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和革命改造。理性的最后召唤在于扬弃纯粹理性自身。马恩的哲学概念证明了：不仅改变物质关系只有用物质力量才能实现，就是改变人们的意识，也只有改变人们的实际活动才有可能。他们写道：“哲学家们那样当成职业，也就是当成行业来从事的那种与现存关系脱节了的意识的变化，其本身就是现存条件的产物，是和现存条件不可分离的。这种在观念上的超出世界而奋起的情形就是哲学家们面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在思想上的表现。他们的思想上的吹牛每天都被实践所揭穿”[34]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非哲学立场，我们才能理解在他们的书中何以有那么多贬斥哲学自身的文字：“哲学骟局”、“哲学骗子”、“靠哲学过活”、“哲学学徒”等等。他们以哲学的否定为起点的哲学创造，最终又回到非哲学，哲学在实际改变世界的过程中作为中介被扬弃了。
　　如此而观，马恩的哲学概念就与共产主义理论取得了同构。他们写道：“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5] 。在这里，马恩明确指出实践的唯物主义即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理论即是哲学的实践原则。从这个上意义上理解实践范畴，主客体对立之排除就不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命题，而是革命主体无产阶级能动改变世界，使之革命化的过程。换言之，要扬弃现实状态下的劳资二元分立，不是在理论上解释它，而是通过消灭阻碍二者统一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　　　
　　所以，把主客体对立之排除抽象为一个超历史的实践概念，并试图以此去构筑一个马克思关于“实践”的哲学体系，恰恰是对马克思的哲学概念作了不正确理解的结果。近年来学术界聚讼不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一语,实质上还是要求哲学唯物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实践化，走向对哲学理论自身中介状态的扬弃，而不是去建构一个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形态。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新的哲学概念“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36]。
　　综上所述，马恩提出的新哲学概念，具有理论原则和实践原则的双重意蕴。就其解释功能和批判功能而言，新哲学概念有着无可争辩的理论形态。但是解释原则又并非止论，实践性、中介性又是新哲学概念的显明特征。而且，就其理论形态而言，也只有把实践性、中介性作为灵魂、作为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和它的真义才真正得以体现。注释
　　[1][2][3][4][5][6][8][9][10][11][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4页；第30～31页;第30页; 第23页 ；第30页;第29页;第42～43页；第410～411页;第40～41页;第77～78页;第214页;第21页;第20页;第51页;第47页;第211页;第211～212页;第21页;第22页;第45页;第535页;第536～537页;第576页;第661页;第551页;第79页;第516页;第551页;第78页;第40页;第440页;第48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7～11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10页。
　　 [21][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453页;第121页。
　　
　　
　　
湖洲师专学报16-21,27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郁建兴/胡世明19951995 作者：湖洲师专学报16-21,27A1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郁建兴/胡世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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