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首先通过对行为主义心理学产生以前的人学研究特点的考察,分析了传统哲学和早期心理学在人学研究上存在的缺陷,然后通过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方法的考察分析,阐明行为主义心理学对人学研究作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1. 为人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2.解决了人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一致性问题;3.铺通了从人学理论到实践、应用之间的桥梁。
关键词:心灵 意识 行为 行为主义 思辨 内省 刺激—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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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早期,在心理学中掀起了一场行为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后来被称为心理学中的一场革命。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心理学领域之中,而且它在整个人学研究领域中都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一
众所周知,现代心理学诞生以前,对人性的研究一直是哲学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哲学关于人性的研究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重视对人的内在特性的探讨,轻视对人的外在特性的观察与研究。自古希腊以来,这种研究特点在哲学中一直占有主导地位,但也正是由这一特点长期妨碍着哲学在人学研究中的有效进展。
我们知道,人的本性主要涉及到人的心灵和行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但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在对人性进行研究时,所关心的主要是人的心灵而不是人的行为。因为在哲学家们看来,行为是受心灵支配的,是满足心灵要求的手段。因此,要了解人的本性,就应当着重了解人的心灵的状况,而不是行为这样的外在现象。例如,在柏拉图的人性理论中,这位古希腊哲人就提出了心与身的关系来进行讨论,但行为却不在他的讨论之列。并且在心与身的关系中,柏拉图真正关心的主要是人的心灵。他认为人的本性就在于人的灵魂。灵魂是由理性、意志和欲望三个部分构成,其中欲望使人贪婪,理性使人具有智慧和美德,意志则坚定不移地执行理性的指示,并控制着欲望的冲动和不合理的要求。柏拉图认为,灵魂的各个部分都有其特定的作用需要发挥,而人的理想状态则在于,在理性的控制下,灵魂的三个部分各司其职并达到和谐的契合。总之,在柏拉图那里,人性的三个部分理性、意志和欲望都是人的心灵中的某种东西,而不是与人的身体和行为相联系的对象。
柏拉图这种将心灵作为人性的主要内容的观点及研究方法,后来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家们,直到20世纪以前,哲学家们大都是采用类似的方法来研究人的本性,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在不同的哲学体系中,关于人性内容的构成部分略有不同而已。如基督教将人的原罪、理性、自我意识、自由意志和自爱的能力等视为人性的主要内容。近现代哲学家则一般比较关注于人的理性、自由意志、情感、欲望、需求和动机等等。应该承认,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人的本性来说的确是重要的。并且,哲学家们关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也不是毫无成效的。但是,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我们不能不注意到,由于哲学在人学研究中过分地纠缠在人的内在特性之上而忽视了对其外在行为的观察和研究,因而使它长期以来始终难以摆脱以下两个方面的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由于人的内在特性的内容及其构成部分难以通过外部观察来予以确切地把握和定义,因此,哲学中关于人性的内容及相应概念的确定,主要是依据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经验,除此之外,并无任何统一的标准或科学上的依据。纵观整个哲学史,我们不难看到,许多哲学家都在根据自己的直觉和经验来提出关于人性内容的不同概念,或是接过原有的概念来赋予新的、不同的内容。这样,在哲学的人学研究史上,许多关于人性问题的概念在不同的哲学家或哲学体系中常常是歧义丛生,几乎从未取得过大体一致的定义。如象“理性”、“意志”、“人格”、“自由”等常用概念,就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解释,关于这些概念的不同定义常常使研究者们也感到眼花缭乱、如堕烟海。哲学家们随心所欲地使用着各种已有的概念和新提出的概念,因而使整个人学研究在其概念系统中就存在着大量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各种人性理论之间往往很难进行比较和对话。这种状况,不能不妨碍人学研究的深入和拓展。
第二个困境是,由于人的内在特性难以通过外部的确切观察来予以测定,因而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对人性的研究,一般是依靠他们个人的直觉和经验,通过纯粹思维的方式来提出关于人性的一般性命题。这种思维方式通常被称之为思辨。固然,凭借着哲学家们敏锐的洞察力,许多思辨的产物确实包含着某些天才的洞见。但是,这种由思辨而得出的结论由于缺乏经验事实的数据和科学手段的支持,因此长期以来,哲学中的各种人性理论都只能作为某种假说或猜测性的论断,而不能被视为科学的结论。并且,由于理论缺乏科学手段的确证,因此在不同人性理论之间就难以辨明其是非曲直。这对于澄清理论、统一认识来说又是一大障碍。人们不难看到,自古希腊以来二千多年间,各种哲学人性理论在解决分歧的问题上几乎从未取得任何进展。在这种状况下,哲学的人学研究要想走上科学化的道路将是何等艰难。
19世纪后期,心理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开始采用新的方法来对人性问题进行研究。1879年,冯特在德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实验室。他将自然科学中那种谨慎的、控制的观察和实验手段引入对人性的研究之中,以期对人的特性作出更加科学的回答。相对于传统哲学的人学研究来说,这种新的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然而,在人性研究的对象和方法上,早期心理学仍然深受着传统哲学人性理论的影响,在冯特及由他开创的构造主义心理学中,有两个重要特征是与他们的哲学先驱们大体相同的。
第一个特征是,早期心理学在对人性进行研究时,主要是研究人的意识。这些心理学家们认为,从人的意识着手,通过对意识的研究,就能够了解人的本性并理解人的行为。因此,早期心理学家们也将心理学定义为研究人的意识的科学。
第二个特征是,同哲学的人性理论将人的心灵或内部特性分解为若干不同的构成部分一样,早期心理学家们也是将人的心理或意识分解为若干种不同的构成元素,如感觉、知觉、表象、意志、情感、情绪……等等,然后分别对这些心理或意识的元素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人的心理或意识就是由这些元素组合而成的,因此,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分别考察,我们就能理解和认识人的意识或心理,从而把握到人的特性。
以上两个特征,是同传统哲学的人学研究息息相关的。由于早期心理学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哲学人性理论的认识方式,因而它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着与其哲学先驱们相类似的难题。
第一,人性的总体情况以及它所包含的复杂内容,决不是单纯的意识活动就能够全面反映出来的。实际上,人类行为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受其意识或理性支配的。20世纪的精神分析学、生态行为学和社会生物学等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已一再向人们揭示出,心灵的许多重要方面并未触及到意识,在影响人的行为方面,人的先天无意识的本能冲动远比意识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这意味着对于理解人的本性来说,心理学仅仅将意识作为研究对象是极其片面的。即使我们揭示了意识的内容及活动情况,也不能真正有效地把握到人性的基本特征。
第二,由于意识或心理活动的情况无法通过外部的经验观察来获得确切的研究材料,因而早期心理学主要是依靠被试者个人的内省经验报告来作为其研究材料。但是,内省方法所提供的材料极不可靠,对同一实验场合来说,不同个体的内省经验往往极不相同,并且同一个体的内省经验也很难得到反复验证。这些情况,也必然会为科学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三,将意识内容分解为许多不同的构成元素来分别进行研究,并将人的意识看成是这些元素的组合,这种观点及其研究方法也是值得怀疑的。正如后来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所指出,“有些整体的行为不是由个别元素的行为决定的,而部分过程本身则是由整体的内在性质决定的。”〔1〕这就是说,人的意识是一个整体经验, 而不是各种单个元素的复合。因此,即使我们研究了意识的各种元素,也并不意味着就把握到了人的整个心理状态和行为活动情况。
20世纪以来,人们从上述三个方面批判了早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并在心理领域中分别形成了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和格式塔理论。与早期人学理论相比,这些新的理论流派采用了更加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在20世纪的人学研究中,这三种心理学理论一直在持续地向前发展,并且至今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然而笔者认为,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行为主义理论对人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的道路作出了最大和最重要的贡献。
二
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华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行为主义者心目中的心理学”的重要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华生对早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全面的、带根本性的批判。华生首先指出,早期心理学把意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是在大前提上搞错了。因为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来说,意识本身是无法进行科学观察和研究的。并且,心理学中关于意识的各种内容、元素等都是些极具思辨性的、模糊难定的术语,每个心理学家都可以在各种意识内容上加进一些新的元素和新的术语,因而在早期心理学中产生了大量的混乱,并且研究也几乎毫无成效。其次,华生还指出,心理学研究依靠内省提供经验材料也是一种极不客观、不科学和不可靠的方法,因为内省方法不可能为研究者提供精确的和具有一致性的观察材料,而且每个人的内省经验也不能通过客观的观察来予以证实。因此,建立在内省基础上的研究永远也不能提供出任何真正科学的答案。基于这些理由,华生认为,早期心理学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来说显然是失败了。心理学必须放弃一切都诉诸意识的观念和方法,放弃将心理状态作为研究对象,放弃对各种心理元素、意识内容的性质等思辨对象的研究,放弃内省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华生提出,心理学应当以行为作为其研究的客观对象。在研究方法上,心理学作为一门行为科学,则应当以可观察的事实和机体(动物和人的)在特定环境中的刺激—反应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这种方法来确定动物和人类在具体环境中的具体反应,从而把握人的基本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模式。华生认为,唯其如此,才能使心理学真正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成为一门真正的实证科学,才能避免这门科学重新回到思辨哲学的老路上去。
华生的呼吁很快就在心理学界引起共鸣,于是一场行为主义运动在心理学中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为心理学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从人学研究方法论意义上讲,它的影响和意义则是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可以说,行为主义运动既是对早期心理学,也是对整个传统人学研究的一种反叛,一种公开的决裂,它坚决地砸碎一切旧的思维模式,全面反对以往人学研究中的一切建树。正如美国心理学家杜·舒尔茨所说,“这次转变不是渐变发生的或和平地进行的,它是突然发生的,带有创伤性和戏剧性;它对过去不加修补,而是破坏以前的研究成果;它绝不妥协,只有全盘的改变。”〔2 〕笔者并不赞同行为主义对传统人学研究予以全面否定的观点,也不认为行为主义的方法已完美无缺并可取代其他一切人学研究方法,但是从整个人学研究史上看,行为主义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意义和特殊贡献则是不容置疑的。
1.为人学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如前所述,自古以来,哲学家们一直认为,人的行为是受其心灵支配的,只要理解了人的心灵或意识,就能理解人的行为。因此,哲学一直是将人的心灵、意识或其他种种观念形态的内容作为人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人的行为则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或是仅仅被用来作为解释心灵状态的辅助材料。但是,心灵作为一种认识主体来说,不仅在历史上,而且直到今天都仍是无法进行确切观察的对象。因此,二千多年来,哲学家们对心灵和意识的研究,除了提供种种猜测性的论断之外,始终未能得出真正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行为主义理论正是从这种失败的教训中产生出来的,它把传统的思维方式彻底颠倒过来。它要求人们关注于人的行为,而不必纠缠于人的心灵或意识;它着重考察人是怎样行为的,而不是去探讨人为什么如此行为;它关心的是影响行为的外部原因,而不是行为的内在动机或内部推动力。这并不是说,人的心灵、意识或内在动机等是不重要的,而是因为就人类迄今为止所达到的研究手段和认识能力而言,人的心灵或内部动机就象一个黑箱一样,我们只能知道从外部输入一个信息之后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反馈,但不能确切地知道这黑箱内部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方法应当是首先去研究黑箱与外部输入的信息之间的关系,而不是首先去猜测黑箱内部的构成状态。对人的研究也是如此,人的心灵深处是何种状态?人的意识活动又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确实很难确切地知道并加以把握,但人的行为则是公开表现出来并能实际进行观察和把握的。如果人的本性必然要通过他的行为表现出来,那么,我们知道了人的行为,也就知道了人的本性。相反,如果心灵或意识只是人的内部状态而不必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那么,我们即使是知道了心灵或意识的这些内容,也不能知道并预测人的行为。
这种认识方式首先是受到生物学和动物心理学的启发。在生物学和动物心理学中,人们了解动物的本性和心理活动的情况并不需要借助于对动物的“意识”或“心理”的考察研究,而是通过直接观察动物的行为来作出答案。同样,人的行为也是人的本性的外在表现,并且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人的心灵状态和意识活动也是要通过他的行为反映或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只须对行为进行观察研究,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到人性的基本特征,甚至可以窥见到人的心灵和意识活动的某些情况,而离开了对行为的观察研究,则无法得到有关人性问题的任何真正的知识。更何况,如果我们对人的外部特性尚不清楚,就贸然对他的内部特性作出断定,那么,这样的结论也将难免是武断的。
在人学研究史上,哲学家们在有关心灵、意识的各种思辨性概念的迷津中困惑地探索了二千多年,行为主义理论的出现,则是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新的思路,从而使整个人学研究出现了柳暗花明的景象。
2.解决了客观性与一致性的问题
人学研究对象上的变革也带来了研究方法上的变革。由于行为主义放弃了对心理和意识的研究,废除了心灵主义的概念,停止使用内省的方法,不再去臆测大脑或心灵内部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立足于对行为的观察研究,这样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的思辨方法,从而将研究完全置于客观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为科学的人学研究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种新的研究方法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二个方面。
第一,在哲学的人学研究中,由于心灵、意识和各种观念形态的内容难以作为独立的客体来加以观察,因而哲学家们主要是通过直觉和总结自己个人的经验来思考人性问题。在这种研究中,主体与客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界限是十分模糊的。哲学家既是研究者,又是被研究者,他通过研究自己的经验来总结出关于人性的普遍性命题。因此,这种研究难免会带上哲学家个人浓厚的主观色彩,并且不同哲学家在人学研究中也很难取得一致性的意见。
冯特建立起心理实验室,他将自然科学中那种控制的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带进人学研究之中。但由于冯特的研究仍是以心灵、意识作为主要对象,因而就仍然无法解决客观性与一致性的问题。冯特的实际做法,不过是把哲学家个人的直觉和经验换成了若干被试者的内省经验。在冯特的研究中,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仍是同一对象,因此同样不能克服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干扰。
行为主义抛弃了对心灵、意识及各种观念形态的研究,并将行为作为主要对象。由于行为可以直接从外部进行观察,这样,人就能够作为一种完全的客体来进行研究了。这种研究只须在特定环境条件(刺激)下对人的行为(反应)进行如实观察和记录,而不必加进研究者任何主观上的猜测和臆断。在观察研究中,由于主体与客体、观察者与被观察者是不同对象,主体就能处在一种更客观的立场上来观察客体的反应情况。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主观因素对研究的干扰,从而减少了观察研究上的分歧,提高了一致性的程度。
第二,在人学研究史上,许多哲学家早就认识到人的思想、观念、意识和行为与其生存的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将人的本性部分地或全部地看成这种关系的产物。但是,客观、科学的研究结论重在统计学方面的数据以及因果现象之间的函数关系,而在对心灵和意识的研究中,要得到这些方面的较为准确的数据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一旦我们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之后,困难和障碍就大大减少了。在科学手段的控制下,我们完全可以设计出种种特殊环境来观察行为对环境的反应情况,以及行为在不同环境中的变化情况,找出可观察的环境事件与可观察的有机体行为之间的函数关系。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人类个体行为的一般规律,而不必象传统的哲学人性理论那样在模糊的因果现象中去作出思辨性的答案。
3.铺通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应该说,这句话仅说对了一半。 纵观人类哲学史,尤其是人学研究的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二千多年来,哲学家们坚持不懈地对人的本性进行探索,其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对人性的解答来更好地理解和安排人类社会。然而,哲学家们关于人性的种种解答,一般很难直接应用于人的社会实践之中来影响人的行为和改变其生存环境。其原因主要在于,哲学的人性理论大都涉及人的心灵和意识方面的内容,而人却是通过行为来与社会发生关系和作用于社会的。虽然其心灵、意识与行为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依存关系,但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回事。并且,心灵和行为之间关系的复杂程度,以及从心灵到行为的过程中究竟存在着哪些中间环节,这些问题,对于所有哲学家和科学家来说,至今也仍然是个不解之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们已经把握到了心灵的某些真实状态,我们也很难直接运用这些理论来影响人的行为和改变人的生活环境。正因为此,传统哲学中的各种人性理论大都只具有某种解释功能,而不具有应用功能。
但是,行为主义的产生则为我们解决了从理论到应用的问题,铺通了人学理论与人的实践之间的桥梁。因为行为主义研究的问题不是抽象的意识或心灵情况,而是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具体的相依联系。这种对行为与环境之间的相依联系的认识,一方面可以履行对行为的解释功能和预测人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根据这些相依联系的情况,通过对环境的设计和控制来影响和改变人的行为,从而进一步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自从行为主义心理学产生之后,它的许多研究成果已被迅速地应用于社会教育、医疗、管理等各个领域之中,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行为主义的方法已渗透到其他心理学流派以及许多相关学科之中。20世纪中期以来行为科学的蓬勃兴起和发展,也是与行为主义研究方法的影响和推动密切相关的,并且,在这一新兴的科学领域中,行为主义心理学也正在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固然,作为人学研究中的一家理论来说,行为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解答人类本性的全部问题。它在人学研究中完全回避了心灵、意识等方面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不是科学研究的禁区,而是科学需要加以解答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始终在吸引着人们去进行不懈的研究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讲,行为主义回避对心灵和意识问题的探讨是失之偏颇的。
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来讲,行为主义则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无论我们研究人类本性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必须从人的外部表现着手,即必须从行为出发,对行为进行研究。任何关于人性的理论,离开了对行为的观察与研究,都将难以得出科学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正是由于行为主义抓住了行为研究来作为人学研究的突破口,因而使得行为主义具有其他许多人学理论不可比拟的优点。今天,对于那些在人学研究中继续坚持思辨方法的人来说,了解行为主义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是很有裨益的。*
注:
〔1〕〔2〕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6页、第189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9页。
(责任编辑 王珏)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成都41-46B4心理学王一多19961996 作者: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成都41-46B4心理学王一多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