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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观点看来，宗教是科学的敌人，它窒息科学、扼杀科学，与科学水火不融。其实，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它只是注意到了宗教与科学相互冲突的一面，而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一面，常常为人们所忽视，那就是：无论宗教还是科学都对自然与生命的奥秘怀有极大的兴趣。一部人类发展史，不仅记录了宗教与科学的尖锐对立和斗争，也记录了宗教与科学的密切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宗教与科学之间关系的表现也是不同的，它有时表现为冲突，有时表现为和睦共处，有时表现为互相促进。一般来讲，宗教对科学的促进作用，常常是在不自觉中进行的。
　　１５４３年是科学史上新旧时代的分水岭，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于这一年同时发表，由此引起了科学上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变革，近代自然科学之花逐渐在欧洲大地绽放开来。而在这之前的一千多年间，欧洲经历了基督教一统天下的黑暗时期，但正是在这个传统上所谓的“倒退”、“反动”的时期，基督教却又不自觉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嫩芽，使之得以在１５４３年开花，随后结出累累硕果。
　　　　一、基督教理论的先天不足，导致古典哲学、科学的引入
　　基督教最早产生于小亚细亚散居的犹太人中间。犹太民族在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历史上曾先后遭到亚述、埃及、波斯、塞琉古、罗马的侵略，多次饱尝亡国之苦。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他们曾掀起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被残酷镇压。在绝望之余，为了摆脱斗争屡遭失败的精神痛苦，为建立统一的犹太王国，他们创立了基督教。因此，基督教在创立初期的教义比较注重于帮助犹太人摆脱精神痛苦，建立统一王国这一政治目的，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表现在它的教义上，有许多部分不切合情理，不合乎逻辑。基督教一传入罗马，在富于思辨精神的西方人面前，它理论上的弱点马上暴露出来了。
　　２世纪末叶，围绕着“原罪说”、“三位一体”、“道成肉身”、“末日审判”等教义，基督教内部开始了激烈的争吵，尔后出现了众多的派别。有些教派认为只有圣父为神，圣子与圣灵不过是圣父的形相。如果把圣子等同于圣父，那么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就成了圣父了。如是，则会导致逻辑上的荒谬。再者，既然耶稣是上帝之子，那么子与父怎么能够同体一位呢？教义的争论不仅限于僧侣，连一般老百姓也不能回避。据记载当时人们无论做何种事情，都要事先表明自己对三位一体问题的看法。基督教内部的这种争吵，既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又不利于罗马政府的统治。３２５年，君士坦丁大帝主持召开了尼西亚会议，利用政权的力量把教义定为一尊，确认“三位一体”说为正统地位，余者皆为异端，并制定《尼西亚信经》统一教义。然而，君士坦丁大帝利用行政的高压手段解决理论分歧、压制异端，虽能取得短期内的统一，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彻底的办法是唯有建构基督教理论体系，以弥补其先天的不足。
　　在构建基督教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历代的神学大师们为了使教义更富有理论性，更具有说服力，不得不借助于古典学术，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的学说搬到“圣经”的侧旁。这种借用，对基督教来说事实上带来了一种灾难性的后果。（一）众多的先哲思想掺杂进来，越发使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不伦不类、支离破碎，难于达到理论上的统一。（二）从古代哲学中寻找理论根据，教会势必允许教徒研习希腊哲学。而希腊哲学是世俗性的思考，与上帝创世、天国、救赎等教义相去甚运，有的甚至完全相左。教徒钻研希腊哲学，无异于把《圣经》摆在世俗哲学面前进行比较，从而让教徒们找出二者的差异。（三）古典学术因此没有随罗马帝国的崩溃而灭亡，而是在基督教神学的束缚下，以一种变态的方式继续发展。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３５４—４３０）的《忏悔录》第十一卷充分说明了古典学术与基督教的差异。照《圣经》所言，天地万物是上帝创造的，但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着作中，物质实体是永恒的、是不能被创造的。他们所说的上帝，与其说是造物主，还不如说是一个设计师和建筑师。面对这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奥古斯丁绞尽脑汁，终于凭着高深的哲学思辨力，用“无中生有”一词解答了这一理论难题。他认为世界不是从任何物质中创造出来的，而是从“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不仅是万物的设计师和建筑师，而且更主要的是创造者。面对古典学术与基督教教义类似这样的差异，除了少数像奥古斯丁这样的哲学天才凭自己高深的哲学思辨力能够理解外，一般的教徒只好莫名其妙徒生迷惑罢了。
　　经院哲学正是基督教教义束缚下的古典学术的古典学术的变态。它不是探索性和开拓性的哲学，而是论证性的哲学。经院哲学家的任务不过是给《圣经》寻找理性根据。它发端于公元９世纪。秃头王查理提倡学术研究之后，一些教士就用西欧古代残留下来的柏拉图哲学思想来论证神学。在十字军东征以后，随着古典学术的引进，经院哲学兴旺起来。最初盛行的经院哲学是柏拉图式的实在论，其代表人物是安瑟伦。他确认一般共相是先于个别事物（殊相）而存在的本体。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着名的“本体论证明”，认为最一般最完善的上帝概念先于万事万物而存在，上帝概念的完善性之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存在性。不仅如此，安瑟伦还对救世、三位一体、神的化身和人类赎罪等全部教义统统给予“逻辑证明”。到了１３世纪，亚里斯多德式的实在论在经院哲学家们中间盛行起来，其代表人物是圣·托马斯·阿奎那（Saint Thomas Aquinus，１２２６—１２７４）。这一派承认一般共相是实在的，然而只能存在于个别事物（殊相）之中。阿奎那将神学教义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能够用理性来证明的，证明的目的是加深信仰。另一部分是超理性的，它们既不能用理性来证明，但也不能被理性来反驳，例如关于“原罪说”、“三位一体”、“末日审判”等等。对于这部分教义，我们只能信仰。阿奎那的这种划分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为它将许多神学问题排除于哲学论证之外，使哲学在不违背教义的前提下，能有所独立，不必处处论证教义。阿奎那本人也在恪守教义的前提下，恢复了几乎全部的亚里斯多德哲学。在此基础上，他将符合亚里斯多德哲学的古典科学，如托勒密天文学、盖伦医学、欧几里德几何学引入基督教，使之成为中世纪整个西欧社会的权威理论。
　　这样，基督教理论的先天不足，迫使历代的神学大师们不得不建构基督教的理论体系，而要建构基督教理论体系，不得不引入古典学术，古典学术的引入，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埋下了伏笔。１５４３年标志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构造》正是对托勒密天文学、盖伦医学的挑战和突破。
　　　　二、基督教独特的世界观，促使人们寄趣于对事理和规律的追寻
　　佛教对人生、对世界持悲观主义态度，认为人生就是无穷无尽的痛苦，现世只是人的不死灵魂无尽头轮回受苦中的一个轮回，只有彻底否定现世，才能跳出这轮回之苦。因此，佛教不提倡世俗学问，更不提倡对自然奥秘的探寻。《六祖坛经》所记载的神秀与惠能的两偈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神秀的偈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惠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神秀承认外在世界的存在，只不过是不要管它罢了，而惠能干脆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不存在管它不管它的问题。所以，在佛陀为我们展示的苦海终止的涅ｐáｎ＠①图画上，没有土，没有水，没有空气，没有知觉……正如慧远所说：“识空空之为玄，斯其至也，斯其极也。”［①］
　　道教信奉长生不老之说。老子、庄子的本体论思想——“道”，被道教奉为信仰的终归，但“道”在道教徒看来，已不是万物的本体了，而变成了人生境界。得道等于成仙，成仙即为得道，“神与道合，谓之得道”。他们不喜欢打理论官司，他们偏重的是成仙得道的生活实践，探求的是现世生命久长的奥秘——方术。
　　佛教对人生持悲观主义态度，道教对人生持乐观主义态度，在这一点上两者虽然不同，但在目的上两者都是保持生命的快乐却是相同的，因此佛教和道教都注重对人的生命的痛苦、幸福问题的研究，而不注重对世界本体论的探讨。基督教则不然，“在基督教哲学中，本体论的探讨是第一性的，存在的合理性是‘理念’、‘神’赋予的，人世和自然的法规都是由外在于人的先验的本体——神设定的。”［②］基督教认为，上帝是超乎世界之上的，同时又在世界之内。人类社会和自然界都是由上帝精心设计制作出来的，都是上帝的杰作，其发展变化均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正如耶稣所说的那样：神的“道就是真理”［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④］这样，追求事理、探寻人世和自然的规律就与信神合二为一，它既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认识上帝的伟大，又可以使探寻者获得情感上的依托。
　　基督教世界观对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巨大影响，从１６世纪中西科学发展的差异上可以得到充分说明。
　　１６世纪中西科技成果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极大差异。从内容上看，自１６世纪以来，中国在科学上的重要成就，大多属于应用科学，更确切的说大多属于技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它的重点是考证和列举多种药物的名称、性状、产地、炮制方法和药效范围等，而不是阐发事物变化发展的规律。同样，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所强调的也是使用价值，是为了供想了解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王孙帝子”和广大直接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者实用。与中国不同，这一时期西方科学的发展，主要是理论科学。科学家努力的重点，不在于实际的应用，而在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索。例如，哥白尼所提出的引起天文学革命的“日心说”，如果从实用的观点来看，比起托勒密的“地心说”理论并不能显出明显的优越性。伽利略更是一位对理论充满情趣的科学家。他在比萨教堂作祈祷时，凝神于一盏吊灯的摆动，结果发现了摆振的定律。伽利略对自由落体定律、惯性原理、抛物体运动的轨迹等所作的探索，其动因大都不是基于某种实际的应用，而是寄趣于对事理和规律的追寻。在方法上，西方大多数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以及逻辑演绎的方法。中国科学家仍然是采用传统的整理典籍和总结经验的方法。
　　余英时说：“基本科学的研究不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这是运用理性来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至于科学真理具有实用性则是次一级的问题。”［⑤］基督教上帝创造一切，上帝又存在于所创造的一切之内的世界观，推动着一批又一批上帝的信徒通过探寻上帝创造物的内在规律来感受上帝的光辉，而不抱任何其他的实用目的，这一点，不正与基本科学研究所需要的精神不期而遇吗？
　　　　三、对上帝的信仰，激励探索者们不懈地探索
　　在基督徒看来，上帝是万能的至上神，它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为其运动规定了“法”。世界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架大机器，它有规律有秩序地和谐地运行，一切都是合目的性的，都是由上帝安排好了的。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上帝在创造人时，赋予人以理性。人仅仅坚信全能的上帝精心设计制造了世界的一切是远远不够的，还要通过探寻上帝创造物的奥秘来证明上帝的伟大。这种对至上神的信仰和肯定——相信它比人类更具智慧、相信它给自然订下了人所能理解的规律，这种信念，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探索者不懈地探索、研究。近代自然科学也正是在这种代代不息探索和研究中蓬勃发展起来的。
　　首先，对上帝的信仰，使宗教情感被带进科学研究的领域，转变为科学的宗教式情感。上帝是全能的，世界万物的和谐是天定的。研究对象的绝对客观性，要求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必须像对待上帝一样虔诚和谦恭。任何科学家只有设想造物主万能的自由，而没有其它主观臆想的自由。宗教式情感决定他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必须抑制自己的主观偏见和想象，一切从事实、数据、实验结果出发。对事实的尊重就是对上帝的坦诚；对上帝的虔诚之心用之于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促进了对科学研究的执着。
　　其次，科学研究仅有知识和方法是不够的，还需要勇气和信心。这勇气和信心在当时绝大部分来自于对上帝全能的坚信。科学研究的前提和结果都是在于对自然规律的探求。规律是先定的，是造物主的全能体现，科学家的任务不是去创造规律，而是去发现规律。对上帝全能的坚信，使研究者在心理上有着某种依据，隐约地看到朦胧之中的目标所在，从而在科学探索中坚韧不拔。
　　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带头人的哥白尼，其本人并不是一个想用全新的理论去代替传统理论的革命派，他的《天体运行论》仍是植根于他的宗教信仰和系统的神学思想中的。他认为，凭上帝的全智全能，绝不会创造出托勒密体系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怪物的。所以哥白尼对人们“不能对造物主为我们造成的美好而有秩序的宇宙机构提出正确的理论而感到气愤”。［⑥］他坚信作为上帝创造物的宇宙一定是完美、和谐、对称、统一的体系。抱着这一信念，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观察、思索，哥白尼终于创立了《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是继哥白尼之后拥护日心体系的最重要的天文学家，他深信上帝是依照完美的数的原则来创造世界的，地面的人类和天宇的苍穹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成的，它们蕴涵着造物主创世的几何原型。在１６１０年他给伽利略的信中提到：“几何是太一和永恒，是上帝精神的光芒，人之所能分享它，正是作为上帝的肖像的和谐原因。”在经过了２２年的奋斗之后，开普勒终于找到了天体音乐的主旋律——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
　　最后，对基督教教义的坚信，触发了科学上新的发现。这样的例子，在近代科学发展史上比比皆是。本杰明·富兰克林是第一位发现物质不灭定律的人。他之所以相信物质不灭，在于他深信灵魂不灭的宗教思想。英国物理学家开尔文为了了解上帝创世的日期，由地球目前冷却的速度往前推算，终于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马可尼研究无线电的灵感导源于对上帝的信仰。他认为人的心灵可以直接抵达上帝的眼前，电磁波也一定能够同样超越空间的障碍，传到遥远的地方。西班牙医学家塞尔维特第一次描述人体内的血液循环，为后来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打下基础。他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他对血液循环理论的研究最初是出自他对上帝三位一体奥秘的探究。
　　　　四、教会的失误：证明上帝、为神学服务的科学，得出了否定上帝的结论
　　基督教理论上的先天不足，迫使基督教的历代大师们不得不求助于古典哲学和古典科学。１３世纪托马斯·阿奎那将基督教神学教义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能够用理性来证明的部分，另一部分是超理性的部分，这一划分，使古典学术在神学的束缚下，有所独立，能获得相对自由的发展。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的领域内，在某种程度上古典学术也的确能为基督教神学提供有力的服务，为其世界观提供现实、客观、富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获得了基督教会的大力提倡。然而，科学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当它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打破神学神圣的光环。
　　公元１１世纪，教会在各地大力兴办学校。首先是小学。学校除神学课程以外，还设有文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课程。这些课程开设的目的都是为神学的需要服务的。１１世纪末，教会开始兴办大学，先后创办起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旁勒诺大学、巴勒摩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德国的海德堡大学，法国的奥尔良大学等。到１４世纪，欧洲一共建立了４０几所大学。这些大学当时都控制在教会的势力之下，以神学为主要课程，同时讲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它们既是教会控制人们思想的阵地，又是培育近代科学与文明的温床，近代许多科学家都是在教会大学里学得科学知识的。
　　中世纪教会鼓励对科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天文、医学和数学三个方面。数学较为抽象，对基督教教义提不出直接的疑问，也不会对神学构成直接的威胁。它对宗教建筑事业具有极大的帮助。因此，教会提倡人们研习数学。但是，数学一发展起来，就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点是教会所没有料到的。天文学、医学在中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因人们知识水平的限制，不仅不与神学相冲突，而且充当着基督教神学大厦的顶梁柱。当时天文学和医学的顶峰分别是托勒密的《至大论》和盖伦医学。它们都是建立在当时人们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和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在整个西欧社会的影响极大，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威理论。它们描绘了中世纪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图景，而这种图景又印证了基督教教义，因而获得了基督教教会的推崇和提倡。这种对天文学、医学研究的大力提倡，在中世纪晚期，终于孕育出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和维萨留斯的《人体结构》，从而敲响了基督教神学的丧钟，吹响　了近代自然科学破土而出的号角。
　　①《大智度论·抄序》
　　②高旭东着：《生命之树与知识之树》，河北人民出版社，第１１５页。
　　③④《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一章。
　　⑤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化：中国与世界》，第１辑，第６４页。
　　⑥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３年版，第４页。
　　　　　　　　　　　　　　　　　　　　　　　责任编辑　李尚信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荆州师专学报（社科版）荆州073-076B9宗教王文利19951995 作者：荆州师专学报（社科版）荆州073-076B9宗教王文利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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