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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919(2007)02-0116-07
　　随着世界范围内职业技术教育向中学后阶段转向的趋势，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也迅速从中等教育阶段推进到高等教育阶段。2004年，全国共有高职高专院校1，047所(其中职业技术学院872所)，招生237万人，在校生597万人。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高等职业技术(以下简称高职)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十一五”期间，为社会输送1，100多万名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
　　然而，在高职规模迅速扩展的同时，在近年中国劳动力就业市场上，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并未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根据2003年上半年一项针对北京、广东、广西、湖南、陕西、云南和山东等7个省市47所不同类型、级别高校18，722名毕业生择业相关的数据调查，发现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率大大低于一般本科和“211”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而且在控制了学业情况、家庭背景等因素情况下，高职院校毕业生工作找寻成功的概率明显更低[1]。2003年一项专门针对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发现，2003年12月底高职高专毕业生签约率平均仅为56.8％，而且就业的质量也不高。
　　目前，国内已有许多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国际比较研究的文献，但是其关注点大都集中在高职教育本身，却较少关注国际上有关高等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或社区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更少关注国际上对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大量研究。然而，国际上成本——收益的比较研究对于穷国办大教育的中国认清高职教育的成本-收益特点有非常现实的参考作用。
　　一、高职教育的成本特点
　　无论在哪个国家与地区，无论对于哪一级的教育而言，正规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总体上都大大高于与此对应的学术性普通教育的成本[2]，国际上对于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本研究的一般性结论与成果。
　　1. 高职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通常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2]
　　在爱尔兰，职业技术教育的机构性成本比普通教育的机构性成本高出20％[3]；在法国，高出的比例为15％；在美国，职业技术教育甚至要高出80％左右[2]。在发展中国家，职业技术教育较之普通教育，前者的经常性平均成本更要高出许多，其中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经常性平均成本的平均比值为2.53[2]。高职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通常高于高等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这主要与专业性师资、设备、教材以及辍学率等因素有关。
　　2. 高职教育的相对成本可能会随时间的改变而变化剧烈[2]
　　职业技术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尽管一般而言比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更高，然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同一国度的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格局。比如，在秘鲁，1970年以前职业技术教育对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比为2.7，然而到了1970年，这一比例大幅度跌至1.1，并停留在此水平直至1977年，然后又大幅度上升至2.4。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研究进一步探究其中的原因。
　　3. 高职教育的生均成本随专业、科目不同而各异[2]
　　高职教育的成本不仅存在地域和时间的差异，而且还存在着专业、科目的差异。这也体现在多个方面：(1)专业本身造成的成本差异。比如，一般而言，工科、医学专业的教学成本要高于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专业的教学成本，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前者教学所需的教学仪器和设备的成本更高[4]。(2)师资薪酬不同造成的成本差异。对教师供给的研究发现，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教师与其他行业的工资水平的相对高低是影响教师供给的决定性因素。比如，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聘用足够多的理科教师要比聘用足够多的人文学科教师要难得多。这样，如果高职院校想提供质量同样好的理科专业教育，可能要花费更多的薪水去聘请合格的理科专业教师。(3)规模效益造成的生均成本的差异。比如那些热门的专业，即市场预期收益很高的专业能够吸引大量的学生，这就会大大降低生均成本。
　　4. 高职教育的成本随培训方式不同而各异[2]
　　(1)经常性成本的差异。一般说来，正规的高职院校的经常性投入成本要高于企业附属的培训学院。这可能是由于后者的办学目标更加单一，而且更多遵循效益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原则。另外，后者可以利用企业现成的师资、仪器、设备与厂房，这都可以大大减少经常性成本的开支。(2)机会成本的差异。在正规高职院校学习的学员有很多是完全脱产的，而在企业附属高级职业技术培训学院的学员更多是不脱产或半脱产的，这使得前者需要放弃更多学习期间的工资收入，而且放弃的收入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是非常显着的。比如，在智利，这一机会成本是机构性成本的26％，在以色列和韩国这一比例为89％，在印度，这一比例甚至高达214％[2]。(3)学习或培训时间的差异导致的成本差异。总体而言，正规高职院校的学制更长，其成本也就更大。比如，在韩国，企业在职培训历时才6个月，而正规职业技术教育历时长达三年之久，因此，正规职业技术学校的生均成本要比基于企业培训的生均成本高出28％。另外，在哥伦比亚和秘鲁，甚至连正规职业技术学校的小时单位成本都要更高[3]。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高职教育的成本会随地域、时间、专业、科目以及培训方式的不同而差异显着，但不管如何，一般而言其成本都是比较高的。尽管如此，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不少国家的政府机构和跨国性的非政府机构，都大力倡导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例如，世界银行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贷款政策上，有意识地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贷款。据估计，1963～1976年世界银行在职业教育投资方面的贷款是整体教育投资的60％，1977～1986年是50％[5]。人们希望对职业教育的巨大投入同样能够带来可观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比如，希望职业教育有助于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
　　二、高职教育的收益特点
　　一般而言，对高职教育投资是希望其收益将最终超越它的成本，因此，发展高职教育最明确的目的是与经济相关的。高职教育收益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必须得到劳动力市场的认可，因此，国外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从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两者之间关系的角度出发对高职教育的收益进行探讨的。探讨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收益的度量方法，二是哪些相关因素影响了收益的大小。
　　1. 收益的度量方法
　　衡量高职教育的收益，随研究者关注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方法与度量指标，有的从高职在校学生的学习行为来衡量，当然更多的研究是针对高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其中，考察在校学生的学习行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指标：(1)辍学率或毕业率；(2)学习成绩；(3)学生对于学习的积极性。
　　由于上述度量指标并不是专门针对劳动力市场的，所以其说服力有限，应用范围也并不是很广泛。大部分已有的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收益的研究还是着眼于度量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这些研究综合起来可以分成以下三类：(1)直接度量劳动生产率。在Fuller采用工人效率的基数作为标准来衡量受过职业技术教育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Min和Tsang以劳动者的实际产出和其生产定额之比作为“工作效率”来直接衡量劳动生产率。(2)度量就业状况，包括检验就业率、失业率以及就业对口率。Foster发现，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生普遍很难找到工作，或者只能找到非常低级的工作，而且这种人力资源的“浪费”现象在低度发展的国家里尤其普遍。Blaug也发现，更高级别的职业技术教育似乎并不能导致更高的就业率。还有许多研究，考察就业对口率，以检验职业课程是否成功。比如，有研究者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毕业生并不在本行业就业，从而认为职业技术教育并未达到其预期的收益。而Lauglo和Lillis发现，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在世界范围内大多都学非所用，这严重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效。另外，还有研究发现，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与专业密切相关，在香港电子和商科专业的对口就业率较高，而机械专业和纺织专业的对口就业率较低。(3)度量收入。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将收入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代替，因此通过度量收入来衡量职业技术教育收益的研究最为普遍。其中最常用的方法是在收入函数方程中，加入以普通教育作为基准变量的职业技术教育的虚拟变量，然后看这一虚拟变量的符号以及显着性水平[6]。还有的研究进一步将毕业生的就业率加入到模型当中，以更精确地度量高职教育的收益情况。比如有研究发现在苏里南，当考虑了毕业生的就业率后，高职教育的收益就远远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收益。这也与中国目前的情况相似，尽管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起薪方面与一般本科大学的毕业生差异并不大，然而高职高专的一次就业率却明显更低[1]。
　　2. 决定收益的因素
　　目前已有研究发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专业等高职院校的内部特征以及包括毕业生的学用结合状况、就业率、就业部门等在内的劳动力市场特征都或多或少地影响职业技术教育的收益。
　　(1)教学方法。针对秘鲁安第斯山脉农场职业技术学校的一项研究发现，当这些学校的教学方法从教室讲授向现场教学逐渐转变后，职业技术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首先学员学习效果更好，学员的学习成绩显着提高了14％。与此同时，教学方法的改变也加速了学员知识学习与知识应用之间的时间间隔，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采取的现场教学也有利于整个地区的发展，因为现场教学使得农业知识与信息不仅限于传授给学员本身，而且很快在整个地区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在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采用基于工作的现场教学不但显着降低了职业技术学校在校学生的辍学率，而且由于现场教学能够使得学生与社区有更多的互动，从而既拓宽了学生们的视野，也提高了他们的职业抱负。
　　(2)教学内容。美国一所学校的案例研究发现，将学术课程的内容整合到技术课程的内容中，有助于让学生认识到学习的目的，从而激发其学习的积极性，促进其学习的效果。与此同时，教学内容的整合也能激发教师的士气。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教学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收益。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时，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内容应该以技能与技术为主，而当第三产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社会分工更加细致与精巧时，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内容就要逐渐加入更多普通教育的内容；如果职业技术教育的教学内容不能满足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需求，那么职业技术教育的有效性将受到社会的广泛质疑。
　　(3)专业。Chung的研究发现，在我国香港，商科专业和电子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收入要比普通教育对应专业毕业生的收入分别高出7.8％和6.9％，但纺织和机械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并没有收入方面的优势。与我国香港的情况相似，在巴西，商科专业和工科专业的收入要分别高出4.7％和16.4％，而其他专业则没有收入方面的优势[7]。
　　(4)学用结合。一般而言，学以致用者的收益要更大一些。Fredland和Rumberge等研究者针对美国的研究发现，职业技术教育学用匹配者具有显着的收入优势。Min和Tsang在中国的研究发现，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生学以致用者工作更加努力，工作效率也比学用不匹配者高出7％。Neuman和Ziderman发现，在以色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以致用者比普通教育毕业生收入高出8％～9.6％，而学非所用者则没有这方面的优势。
　　(5)就业部门。Chung进一步探究了就业部门对于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收益的影响。他发现在控制了工作领域的条件下，不同专业的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的工资，不论其学用结合状况如何，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无显着差异。他的结论是：商科专业和电子专业职业技术教育毕业生在收入方面的优势是和当时香港蓬勃发展的工业密切相关的。因此，如果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生在学校接受的是一个朝阳产业的培训，最后却在一个夕阳产业中就业的话，那么学用结合的状况将对收入产生负面效应。相反，如果他们接受的是夕阳产业的职业技术培训，最终却在朝阳产业就业的话，那么专业不对口并不会对其收入产生不良影响。
　　(6)生产组织因素。有研究表明，工作间的有效组织管理工作有助于提高职业技术培训的效率，接受培训的劳动者认为，那些鼓励运用新知识、技能的生产组织因素，对于促进自身培训的迁移与应用极为重要。还有的研究发现，职业技术教育的毕业生在工作间劳动生产率的发挥受到其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另外在工作间团队中，职业技术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与成员之间的合作程度密切相关，合作水平高的团队与合作水平低的团队相比较，前者职业技术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比后者高出50％[8]。
　　(7)就业率。就业率的高低显然能够很大地影响职业技术教育的收益，因为如果职业技术教育传授的技能不能得到及时应用，则其效用将会迅速贬值；职业技术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现存的就业机会联系越紧密，其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就会越高。还有的研究在测量职业技术教育的收益时，直接将就业率作为控制因素加入收入方程。
　　三、对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启示
　　通过对国际上关于职业技术教育成本-收益研究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正规高职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都大大高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而且科目、专业、培训方式、规模都是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与之对应的是高职教育的收益也并不简单地由高职教育的质量决定，而是受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专业、学用结合状况、就业率、就业部门、生产组织因素等的影响。
　　由于高职教育的投入成本更高，而且要有高的收益还要视其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情况来定。因此，综合比较职业技术教育成本-收益分析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正规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收益并不存在着较为统一的规律，而是好坏参半，而且即使整理再多的研究，得出的结果也将是一样的[6]。可见，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目前遇到的毕业生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导致整体而言办学效益低下、社会声誉不高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且这一难题在世界范围内仍然会持续。但是，一旦高职教育自身能够通过各种措施加大投入、减少成本，并通过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促进其收益的实现，那么高职教育是能够很好地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广泛的收益的。美国佐治亚州的经验是该州34所各种类别与形式的职业技术学校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跨国公司在该州的投资，从而形成了职业技术体系与工业组织相互吸引、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国际上已有关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成本与收益研究中吸取经验，并结合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特点，在提高中国高职教育的整体投入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中国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从而有利于提高中国高职教育办学的社会效益，也有助于高职教育的健康、良性发展。
　　1. 放松管制，扩大办学主体
　　由于政府是非赢利机构，一般而言，非赢利机构并没有动力去追求效益最大化，因此，其可能更适合举办更加偏向公共产品的学术性普通高等教育，而更加偏向私人产品的高职教育可能更适合由企业或其他赢利机构举办。
　　2004年，全国有民办高等职业院校217所，招生29.7万人，在校学生数63.4万人，分别占全国高职高专总数的20.7％、12.5％和10.6％。可见，中国的高职院校的办学主体还是国家。同时，尽管国务院已经将高职院校的审批权力下放到省级政府，但是，政府对高职的管制并没有丝毫放松。直接导致了高职教育办学主体的单一化，使得高职教育尽管面临旺盛的潜在需求，却没有足够的财源去进行有效的投入。有研究者认识到，应该让所有不同的职业技术培训模式组成一个“连续体”(continuum)，其一端是以正规学校为本的就业前培训，另一端是以企业为本的在职培训，并且将这种连续体朝终身教育方向转变。美国的佐治亚州职业技术教育的良性蓬勃发展，很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机构与工业组织开展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办学。
　　因此，有关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尽快改变当前正规高职院校包打天下的局面，适当减少或者调整对高职教育的管制，扩大高职教育的办学主体，让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赢利机构参与其中，让不同办学主体扬长避短，促进它们之间的良性竞争，同时也能够让个体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学习特征有更多的选择。这既有利于将社会上对高职教育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真正的需求，也会进一步激发各办学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这一方面能减轻政府对高职教育的投入负担，同时又能够使整个社会对高职教育的投入充足而有效。
　　2. 发挥高职院校的规模效益
　　如前文所述，由于高职院校前期资本性投入较大，因此达到适度规模以降低其生均成本是十分必要的。有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存在着相当一批规模过小、效益偏低的高等院校，这是由于当时的政策是采取多建高校的方式来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即采取“外延式”的，发展道路所造成的。而从目前的政策角度而言，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广泛新建各种类型的高职院校来进行规模扩展的，因此很多院校也存在着规模不经济现象。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考察目前中国高职院校的适宜规模，从而为发挥高职院校的规模效益提供政策依据，使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制定者以及相关高职教育院校的领导者，能够更好地从成本的角度把握高职教育的发展。
　　3. 招生对象和学制应该更加灵活
　　接受高职教育的受众基本上都已经达到劳动年龄，因此其接受高职教育，必然面临较大机会成本的抉择。由于机会成本的原因，如果高职院校的学制比较刚性或者学制比较长的话，那么很多有潜在接受高职培训意愿的劳动者，将理性地不选择接受高职教育。目前，中国高职院校较为严格的学制以及较为单一的招生对象(基本上面向参加高考后的脱产学生)，一方面因为机会成本的增加从而增加了学生学习的总成本；另一方面，由于阻止了许多有潜在需求意愿的生源，从而限制了学校规模效益的产生。因此，中国高职教育要想获得更大规模的发展，应该在招生对象和学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
　　在这方面，美国的社区学院可资参考。美国社区学院的招生对象大部分是社区中的劳动者，学制也非常灵活。在满足在职劳动者对于职业技术培训需求的同时，也承担着学历教育的功能。因此，有学者指出，社区学院可能是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9]。
　　4. 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统
　　专业、就业部门以及是否学以致用都可能显着地影响高职教育的收益。因此，高职院校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通过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统，达到与劳动力市场的和谐互动。(1)关注并预测朝阳产业。劳动力市场是瞬息万变的，因而有效的高职教育的基本性质应是面向劳动力市场的。中国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更是处于持续快速的变化中，高职院校必须像企业一样去主动捕捉市场信息，关注并预测朝阳产业，这样一方面能够促进就业，提高毕业生的私人收益；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朝阳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本准备。(2)了解就业信息，拓宽求职渠道。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如果不能很快找到工作或者不能很快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其习得的职业技术技能将会迅速贬值。最近中国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均发现，尽管中国的高职高专毕业生找工作过程中会面临比一般本科大学的毕业生更大的困难，但是高职高专院校对于毕业生提供的各种就业辅导以及就业信息，对于毕业生找到工作以及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1]。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高职院校建立良好的信息系统是十分重要的。(3)学校对已毕业校友提供尽可能多的后续支持。有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法国尽管与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相比，高职教育的毕业生在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并不处于劣势，然而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高职教育的毕业生的发展却逐渐落后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原因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在工作后更容易得到自己同学、校友与自己母校等社会网络的各种支持，而高职教育的毕业生由于缺乏有效社会资本的支持，才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逐渐处于劣势。因此，高职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毕业校友的支持，促进校友之间的互相交流与联系，这样就能促进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大的成功，反过来又会提升高职院校本身的声誉，高职教育的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都将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由于发展职业教育最明确的目的是与经济有关的，因此，国外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也就大多集中在经济学的角度。然而还有许多研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职业技术教育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学者关注职业技术教育在社会分层方面的作用，并发现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通常都是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近来对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研究，也发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在社会分层与复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因此，今后的研究有必要探究中国高职教育是否也起到了社会分层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是否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如果造成了某种程度的不公平，又将如何采取措施来缩小、减弱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京116～122G53职业技术教育刘大立/李锋亮20072007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本收益/教学成本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ost-benefit/teaching cost
A Study of Foreign Cost-benefi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国际上正规高职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都大大高于高等普通教育的生均教学成本。其收益受到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专业、学用结合状况、就业率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有必要在提高高职教育整体投入的基础上，大力促进中国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从而促进高职教育健康、良性发展。
作者：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京116～122G53职业技术教育刘大立/李锋亮20072007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本收益/教学成本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cost-benefit/teaching cost

网载 2013-09-10 21:3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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