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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南京　210013　韩璞庚）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　210000　刘魁）
　　哲学的生存与发展无疑是遇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危机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哲学的地盘日益缩小；另一方面则是来自哲学即后现代主义哲学从反基础主义角度作出的批判。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以“语言游戏”和“文本解构”为武器摧毁了传统哲学生存的根基，把哲学由探索真理的理论研究活动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和文本批评活动，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受到极大削弱。因此，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之后，哲学还没有存在的价值，哲学的前景如何，就成了哲学界目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这也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
　　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从反基础主义角度对传统哲学作出彻底批判，并企图导致传统哲学的终结决不是偶然的，它实际上是对传统哲学从基础主义角度所描绘的世界图景与现实的实际世界图景巨大反差的一种反应。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总是对一定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是思想敏锐的哲学家们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概念把握的一种尝试，是人们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状况的一种理念工具。但是当社会现实的变化过于剧烈和迅速，而人们根据以往的思想、理论和经验都不足以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把握时，人们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激情绪的反应，对已有的思想、理论和经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敌意和排斥态度，对自身的认识能力也会表现出某种强烈的怀疑心理，对一切曾经标榜为具有绝对确定性的东西都会表现出强烈的仇视心理，打碎、毁灭旧的观念体系是其典型的心理特征。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其实就是这样一种时代的产物。
　　二战以后，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即冷战的气氛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科学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到五十年代末，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按照西方一些思想家的看法，西方社会开始进入了一种新的历史时期，即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阶段。
　　首先，在政治领域，如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Jameson）所说的，西方国家由垄断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和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进行着全球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结束后也由于各个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呈现出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在经济领域，它由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现代社会向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过渡，信息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竞争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在经济竞争中由过去的争夺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发展为争夺信息资源。信息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全球性的、多元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的形成，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产生了冲击。在科技领域，由于电脑的应用和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人工世界”，而非本质的自然世界，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科技的烙印，过去许多只能由人来进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开始由机器人来取代，人类自由施展自身才能的领域已越来越小，人们甚至担心有一天会被机器人所主宰，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精神领域，由于艺术的商品化、社会化，由于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淡化，过去具有严肃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为迎合人们在快节奏生活状态下的精神需要，生产出大量的文化快餐——低层次的文艺作品，甚至不惜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艺术价值的崇高性荡然无存。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富足，也使得人们极力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而快速的生活节奏又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和情绪去欣赏高雅的艺术作品，由此追求低级、庸俗的精神刺激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享乐主义流行，黄色文化泛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冲击。
　　这种时代性的巨大变化所导致的结果是，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形势。
　　首先是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必须被抛弃。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现代科学对大量混沌、无序现象的研究与发展，尤其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迫使人们放弃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以及具有决定论性质的理论去说明和解释世界，放弃统一性与整体性，主张多元性与开放性。
　　其次是主体意识的消失。随着电脑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世界各地的信息被发达的通讯媒体快速地传递、压缩、改编、储存，同时又被大规模、高速度地再生产、再传播，世界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人们在这庞大的信息系统中不断地受到来自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体的商业化信息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商业化信息的影响和干扰，甚至人们的潜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扰，人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主体。
　　再次是传统的机械反映论必须被抛弃。正如法国解构理论家所预言的，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在后现代社会，艺术成为“类象”（Simulacrum），即没有原本之物的摹本。形象、照片、摄像、电视、电影等皆成为类象。人们在电视、录像与艺术作品中看到的“现实”，已不再是自然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的影象，是人工现实或第二自然。语言、符号的意义由于通讯规模的庞大和反复传播也变得日益模糊，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极大削弱，尤其是语言的描述功能日渐衰微，而其叙事功能、演绎功能与虚构功能日益膨胀，语言体系及其文本自我关涉，失去了原本的指称意义，这一点在现代文艺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满足后现代公众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需求，生产出大量荒诞、离奇和怪异的作品，利用某些理论加以随意虚构。在这里，各种文本成为一种纯粹自我关涉的语言游戏，根本不反映任何外界现实，也不表达作者的内在情绪感受，文学艺术活动不再是一种创造活动， 而变成一种商业化的生产活动。 所以，　艺术家瓦豪（A ·Warhol）感慨说：“当我照镜子时，我什么都没看见，人们称我是一面镜子，镜子照镜子，能照见什么呢？”〔1〕在这种情形下， 传统认识论自然要被抛弃。
　　但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后现代公众在抛弃了旧的观念体系后，并未及时地调整过来，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丧失空间定位能力的迷幻状态。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全球性的、多元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系统，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不知身之所处，同时又因面对由于科技发展变得庞大而陌生、多变而又难以把握的现实世界，人们已分不清什么是虚幻的、什么是真实的，分不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对外在世界也丧失了现实感、深度感和时间感，这时人类的语言体系由于意义的陈旧和价值观念的落后已丧失了整合和分割人们的生活经验的能力，已丧失了描述和演绎外在现实的能力，人们已不能用它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统一起来，于是人们感觉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什么都会成为现实，无可无不可。这种“什么都可能”的世界观导致人们的生活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怎么都行”成为六十年代以来西方青年一代在不违背法律的前提下为所欲为的一种生活准则，种种对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大胆叛逆的现象也随之不断涌现，嬉皮士、吸毒、乱交、同性恋等过去不可思议的现象随之应运而生，游戏人生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时尚。
　　二战以后社会现实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出现的这种巨大变化，激发了哲学家们对现实生活处境和以往哲学理论的深刻反思。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多样化同以往哲学家们构造出的和谐、有序和一体化的理念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形成强烈反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之前，虽然也有不少哲学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及整个哲学提出过批判，但最终总是企图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便对现实世界作出新的统一解释，而其结果又总是令人难以满意。在这种情形下，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便对西方传统的那种追求绝对确定性与普遍性、追求终极真理的传统形而上学产生了怀疑，于是就从否认语言元叙述的可能性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及整个传统哲学提出了批判和否定，倡导具有反基础主义性质的哲学研究，由此宣告传统西方哲学的终结和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否认传统哲学时是以牺牲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外在性为代价的，从而导致人们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哲学的出路就成了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二
　　应当承认，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具有基础主义性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不是毫无道理的。自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家们大多追求对客观世界进行全面而又可靠的说明，用概念组成的理念世界在逻辑上再现外在世界的发展历程。然而，这种追求是徒劳的。首先，它把哲学置于全能的智者或上帝的地位，这种假设本身就难以成立；其次，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越来越大，且愈来愈超出人们已往的认识范畴，人们在观念上的变化又往往落后于客观现实的变化，所以西方哲学的传统追求已越来越不可能；再次，它要求哲学的语言与哲学的逻辑同客观实在及其变化的模式之间具有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后现代主义哲学就是因为看到语言与实在之间缺乏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才从否认语言元叙述可能性的角度否认了传统形而上学与哲学。
　　但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从语义角度否认传统哲学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以语义的内在性否认了语义的外在关涉性即指称性，以语义的多样性、变化性否认了语义的确定性，把阅读、解释文本的活动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活动，哲学研究变成了一种对哲学文本的批评活动，进而达到了对真理符合论的否认，一切理论研究都因此而变成了一种缺乏现实意义与价值的游戏活动。然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以语言游戏为武器消解传统哲学的现实价值的同时，也否认了自身的现实价值，它所使用的是一把无情的双刃剑，在刺杀对手的同时，也刺伤了自己。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语言理论固然反映了由于时代的变化所导致的语言意义的变化以及现代语言反映社会现实的无能状况，反映了西方哲学进入本世纪以后由于进行纯粹的语言研究、拒斥形而上学从而导致缺乏现实价值的状况，但它由此而否认语言的指称功能以及语义的确定性是令人难以苟同的。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人类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交流现象。
　　从现代语言哲学角度看，语言与实在之间多样的关系，它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也不是完全没有对应关系，而是具有多对多的对应关系，只是在某些情况下没有对应关系。这一点可以通过澳大利亚哲学家阿姆斯特朗（D·M·Armstrong）的谓词理论可以看出。
　　阿姆斯特朗是当代西方着名的形而上学家，他对谓词与共相的关系进行过认真的研究。所谓谓词是相对于主词而言的，所谓共相，在阿姆斯特朗的理论中，是对事物所具有的性质和关系的一种合称，因性质一般只涉及到一个载体，故又被称为单元共相，而关系最起码是两个以上事物所具有的关系，故又被称作双元共相或多元共相。通常认为，谓词与共相的关系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柏拉图及现代逻辑主义的实在论者就是依据这种看法而建立起他们的先验实在论的。阿姆斯特朗对谓词与共相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谓词的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发现谓词与共相的关系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多对多的关系，有时甚至存在不对应的现象。
　　通过对谓词的认真研究，阿姆斯特朗发现谓词分为两大类，即开放性谓词和封闭性谓词，这两大类又可细分如下：
　　（附图　）
　　其中，所谓“开放型谓词”是指语义上不受限制也适用于无限个体事物的谓词，反之则是“封闭型谓词”。所谓“纯谓词”是指实质上并不指称任何个体事物的谓词，反之就是“不纯谓词”。所谓空集谓词是指含有任何个体事物与之对应的谓词。显然，谓词与共相之间缺乏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
　　阿姆斯特朗所分析的虽然只是谓词与共相的关系，即谓词与事物在性质与关系上的关系，但因任何陈述句都可以被转化为具有某种谓词的语句，所以，他的分析可以适用于任何语句及理论与实在的关系。后现代主义哲学完全否认语言与实在之间的对应关系是难以成立的。哲学研究作为一种涉及客观实在或科学理论的研究，依然具有难以消解和无法否认的现实价值。
　　　　　　三
　　现在的问题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哲学作为一种思辨的理论研究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这也是关系到哲学的未来发展前景的一个重要问题。众所周知，哲学的发展过程一直是一个不断向科学退让的过程。在古代，它肩负着科学的职能，探讨世界上存在什么及其本质结构问题，进行本体论的研究。到了近代，自然科学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科学家们以实验手段对自然本体进行精确、定量的研究，哲学的思辨研究无法与之抗衡，于是被迫转向研究认识论问题。到了上个世纪末，心理学也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心理学家们以实验手段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包括人的认识活动，哲学被迫在本世纪初转向研究语义问题（这就是哲学的第二次革命）。可是在现代信息科学和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语言学家们又很快从过去的语法学研究扩大到语义学研究领域，哲学又再次面临着丧失研究对象的危险，哲学的存在价值也因此受到了怀疑。所以，我们要探索哲学的发展前景，就不能不解决这一理论难题。
　　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明确指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迄今仍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是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放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思辨的心灵最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信心百倍的答案，也不再象它们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2〕的确， 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哲学之所以还有存在的价值，原因就在于它有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对一切实证科学尚不能确切回答的问题进行前科学的探索性研究，为实证科学将来的确切研究开辟道路。
　　不过，哲学可以进行前科学的研究，并不等于哲学就可以进行科学化研究。所谓哲学的科学化，也就是哲学的实证化（逻辑实证主义）、精确化（邦格）、逻辑化（罗素）。自孔德提出“拒斥形而上学”的口号以后，一些哲学家便走上了哲学的科学化道路。其实哲学的价值并不在于给人们提供确实、可靠的知识（那是实证科学的事情），也不在于提供种种形式化的知识（那是数学与逻辑学的事情），更不在于给人们提供终极的精神寄托与安慰（那是宗教的事情），而在于给人们提供新的观念，提供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新视角与新思维。从历史角度看，每当人们遇到难以理解、即便科学也难以解释的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时，哲学便创造出新的范畴、新的观念把人们所遭遇到的各个方面统一起来，作出新的阐释；或者提供新的观察方式和观察视角。正因为如此，哲学总是在具体科学尚未进行研究或无法研究、而人类生活又已涉及到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总是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哲学之所以在历史上成为“科学之母”（甚至在古代肩负科学的职能），之所以不断地向科学退让，其原因就在于此。
　　长期以来人们受自然科学取得巨大成功的影响，对科学的实证精神产生了迷信心理，总是贬低或轻视哲学进行思辨研究的价值。其实，哲学的思辨研究与科学的实证研究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科学的长处是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它的理论前提是建立在具有可重复性的实验研究基础上的，具有可证实性。其短处则是思路狭窄，容易局限于有限的材料得出片面结论；哲学的长处则是善于思辨，善于超越有限的材料作出更加合理、更加全面的概括与说明，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善于在理性直观的基础上进行比较严密的逻辑推理。其短处则是基础不扎实，推论的前提不可靠，缺乏可证实性。显然，二者的长处与短处具有相当的互补性。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哲学并没有随着科学的发达走向消亡，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仍然还有巨大的存在价值。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分化，哲学所能够进行前科学探索的领域正在日益缩小，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必然趋势。如此看来，哲学是否会有走向终结的一天呢？笔者认为不会，因为哲学的存在是建立在科学的局限性基础上的，而科学本身的局限又是建立在其实证研究的方式上的，是无法彻底消除的。首先，不论科学技术如何发达，它对世界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探索总是有限的，它总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理论范式的局限性，科学研究受其研究手段、理论范式和实证研究方式的影响，不可能达到对世界整体的完全认识，即使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UFO 现象（即飞碟现象）、特异功能问题、心身问题、艾滋病问题仍然是难解之谜。这就使得哲学的前科学研究仍然具有安身之地。其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它也会产生一些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例如，当代科学研究已由宏观领域深入到微观领域，已由低速运动领域深入到高速运动领域，科学理论呈现出明显的非直观特征，这使得科学理论的合理性问题就成了科学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就会导致对科学理论可靠性的信任危机。这一问题虽是科学理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但靠科学的实证研究是无法解决的，哲学的思辨研究在此就有用武之地。再次，在人类所遭遇的各种精神困惑中，有一些是实证科学，各门具体科学无法进行实证、具体研究的问题，如人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哲学并不会由于科学的发展而走向衰亡，只是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与重心会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哲学的重心将由前科学性质的探索与解释转化为对科学理论本身及远离科学的领域发挥作用，由前实证领域转向远离实证研究的领域。
　　由此可见，后现代主义哲学以语言游戏与文本解构为手段否认哲学研究的现实价值是无法成立的。在后现代主义哲学消解之后，哲学仍有不可替代的重大的存在价值。哲学也不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走向消亡，只是它的研究重心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由前实证研究领域转向非实证或远离实证领域，是其变化的总趋势。哲学在其研究重心转移的过程中虽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危机，面临种种挑战，但其依然具有不可估量的广阔发展前景。＊
　　注释：
　　〔1〕A·莫里普与克里夫特编：《当代法国哲学》，1987年英文版，第117页。
　　〔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
　　
　　
　　
江汉论坛武汉3-7B1哲学原理韩璞庚/刘魁19961996 作者：江汉论坛武汉3-7B1哲学原理韩璞庚/刘魁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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