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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主持人让我谈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时，真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人口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制定无疑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如何认识这种影响可能是见仁见智的，笔者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点想法，第一，要在全面认识社会发展的前提下制定人口发展战略；第二，人口发展战略应当体现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
　　　　一、经济增长≠发展
　　什么是全面的社会发展？如何来理解发展？笔者想强调的是经济增长并不能等同于发展。
　　1961～1970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发展成为全球性的核心问题。发展被定义为：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核心促进社会的发展。这一发展理论的假设是：第一，只要经济发展了，国民生产总值提高了，就会自然地带动社会进步。第二，社会进步是普惠众生的，它包括了妇女、贫困人口等。因此，在十年里以促进工业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成为重要的工作。
　　进入70年代，回首前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时人们发现，所谓的发展意味着走西方工业化道路，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初始决定因素、历史背景、外部冲击、政治选择、国内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社会中的经济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注：G·杰里菲：“工业发展战略和类型的解析”，载谢立中、孙立平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第774页。）。事实表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与技术成长的道路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走西方工业化道路的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但这种经济增长并不能必然地带来社会和政治进步，一些国家甚至出现了比以往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如贫困、失业、社会不公平等现象。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反思使人们重新定义发展的概念。讨论的结果是发展被定义为：发展不仅包括更多的产出，还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的变革，包含社会状况的改善和政治行政体制的进步。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就是使经济增长的益处能够公平地达到每一个人。
　　以妇女在各种经济增长的社会中的状况为例，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并不能等于发展。20世纪70年代早期，布斯亚布(Ester Boserup)以《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书第一次从量化的角度分析了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她指出，第一，妇女是粮食生产的主体力量，亚洲和非洲60%～80%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在拉丁美洲40%的农业劳动力是妇女。第二，妇女在生产中的作用表现为她们的劳动是大多数家庭得以生存的基础。第三，女性在生产中的作用没有体现在官方统计中，且被政策制订者所忽略。第四，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妇女工作的性质、性别角色与社会现代化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劳动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和非正式就业部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加剧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边缘化。第五，这种边缘化是欧洲殖民主义在殖民初期将技术、技能、教育优先给予男性的结果，它迫使女性不得不从事低生产率的、对技能要求低的活动。第六，现代化模式不能保证妇女最终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性别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一，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到底为妇女带来了什么？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对此，有学者认为，发达国家利用了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劳动性别分工使社会得以稳定，而妇女并没有因为经济增长而发生地位改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的作用是双重性；一方面，女性的作用不能适当发挥；另一方面，由于性别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会影响社会政策中性别平等目标的实现，或社会政策中的平等目标形同虚设。
　　　　二、人口发展规划应当建立更明确的性别发展指标
　　联合国为了测定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制定了“人类发展指数”(HDI)，通过测量预期寿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进行评估。1995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在其出版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设立了两项测量两性平等的指标。一是性别发展指数(GDI)，是对人数发展指标的调整，分性别测定健康、教育程度和收入情况。二是性别权能测量，分性别测定就业、在专业和管理岗位上的份额以及议会席位上的份额。
　　从性别发展指数看，性别发展指数越接近1，男女平等程度就越接近，反之两性平等程度的差距越大。（注：下面表1、2的内容参见李慧英主编：《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性别收入的差距并没有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而缩小，而是呈现扩大的趋势。在此意义上中国人口规划应当建立与联合国要求的性别发展指标，以此作为衡量中国社会发展的指标之一，不能仅停留在经济层面。
　　表1　1994年三国性别发展指标状况

　　　　　　　　　瑞典　　中国　　日本收入比例　　女　　41.6　　31.2　　33.5　　　　　　男　　58.4　　78.8　　66.5预期寿命　　女　　81.1　　70.4　　82.5　　　　　　男　　75.4　　66.9　　76.4成人识字率　女　　　99　　　70　　　99　　　　　　男　　　99　　88.2　　　99小学中学大　女　　79.3　　　70　　87.5学总入学率　男　　76.6　　88.2　　83.5性别发展指数　　　0.919　0.578　　0.896

　　
　　表2　性别权能测量指数

　　　女市长比例　女议员比例　女部长级比　　女行政人员比　　　（1994年）　（1994年）　例（1994年）　例（1990年）瑞典　　　——　　　　34%　　　　　30%　　　　　64%中国　　　8.8%　　　　21%　　　　　6.9%　　　　　30%日本　　　　0　　　　　7%　　　　　　6%　　　　　9%

　　
　　　　三、人口规划中的性别发展指数的确定有助于政策模式的选择
　　为了两性得到同等的发展，联合国要求社会政策要符合性别发展的需求，事实上，在不同发展观的指导下会制定不同的性别发展指数，由此选择不同的性别发展模式。
　　从全球的角度看，政府的各种福利政策直接关系到性别发展模式，不同的模式选择即依赖于政府发展观念的内容，也有赖于人口发展指标的建立。
　　性别发展模式之一是福利政策模式，是一种救济式援助。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妇女是发展的受益者，她们被动地接受发展带来的好处。(2)妇女的主要角色是母亲和妻子，活动范围主要在家庭，她们的活动不能构成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3)抚养孩子是妇女支持经济发展的最有效的贡献。在这些理论基础上制定的政策和实践模式是：通过福利途径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妇女提供帮助，如各种粮食救济项目、提供免费药品，计划生育项目、支持妇女从事缝纫等经济收入的活动。
　　性别发展模式之二是效率政策模式。效率政策模式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状况提出来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了减少这些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民族保护出台了一系列的“结构调整政策”，这些政策相信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两性的不平等状况会有所改善。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相信妇女的经济参与可以最终实现性别公平。(2)妇女劳动对经济的贡献之所以是低效率的是因为她们缺乏教育和无法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这一政策模式是以公平为始，不顾及结果的，其结果可能削弱妇女发展的可能性。
　　性别发展模式之三是公平政策模式。联合国第一个妇女十年(1976～1985)提出了公平政策模式，强调“将妇女整合到发展进程中”。它从两性不平等的根源出发提出政策和措施，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承认妇女在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贡献，特别在生产和生育方面具有多重作用。(2)妇女在社会中的不平等地位是由于她们没有获得正式就业和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3)重点是减少性别劳动分工中的不平等，改变传统的性别角色模式。(4)妇女能公平地受益于发展效益。(5)通过立法保障妇女平等地位。1975年，墨西哥举办的第一届联合国妇女与发展大会使人们注意到官方缺乏对妇女生活与妇女利益的关注。因此，当时提出应将“平等与发展”作为全世界提高妇女地位的目标。与此相关的一项“世界行动计划”列出14条有关“提高妇女受教育机会、改善就业前景、增加平等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和提高福利”的最低目标。
　　性别发展模式之四是反贫困政策模式。1985年的内罗毕论坛，它是对“妇女十年”的总结，非政府论坛的13000名参与者一致对过去十年中妇女取得的每个进步感到乐观，但也看到伴随出现的新问题，贫困问题成为关键性议题，因为全球13亿贫困人口中有70%是女性。为此，发展的结果是要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为偏远地区的未受过教育的妇女建立银行和推动教育与住房合作项目。反贫困政策模式强调“低调”或“低水平”的公平，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1)导致妇女贫困的原因是妇女在获得土地、资金等基本生产资料时与男性不平等，在就业中受到歧视，因此她们比男性更贫困。(2)干预性政策在于促进和发展贫困妇女在创收上的项目，如养殖、食品加工、小企业发展等，以增加妇女收入。也就是说，是通过改善妇女的实际收入来达到性别平等的结果。
　　性别发展模式之五是赋权政策模式。赋权政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的本土模式，它强调妇女所受压迫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民族、阶级、家庭和社会地位等多方面的因素限制妇女的发展，赋权就是妇女增强自身的能力，自力更生，自我组织，以最终拥有改变现状的能力与力量。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在其《性别平等政策》(1999)中对赋权一词进行了界定：“赋权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议程，获得技能，建立信心，解决问题，能够自立。它不仅是集体的、社会的、政治的过程，而且还是个人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其他人不能给妇女赋权，只有妇女才能给自己赋权来代表自己进行选择或发言。但是机构包括国际合作机构可以推动这一过程。”（注：李小云、林志斌：《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年。）满足妇女的物质需要只是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发展是对妇女的赋权，使妇女参与到那些控制她们生活的各种活动和制度结构中。赋权(empowerment)也被称为“意识唤起模式(consciousness-raising model)”，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传统文化是阻碍妇女发展的根源，因此唤起人们的觉悟，改变传统的价值观、态度和行为就是使妇女获得权力的过程，其结果最终会促进妇女发展。
　　　　四、人口发展战略与性别发展的契合
　　在各种发展模式之下，性别发展已经是战略性问题，如何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两性公平的发展呢？在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进行性别诊断。在统计指标中加入性别统计。性别诊断的主要方法是利用统计资料。目前，如何实现有效的性别分类统计是联合国敦促各国政府努力从事的一项工作，它应当纳入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中。
　　第二，确定性别目标。确定性别目标应当是一个系统目标，有最初目标和最终目标，还要有具体目标。(1)进行性别监测，建立指标体系。(2)在整个目标确定的过程中，性别化的磋商与参与应当贯穿始终。(3)性别导入战略。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来理解性别问题的因果关系，最终进行全社会的战略改革。
　　在性别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核心概念是“性别意识纳入决策的主流”，其基本的特点是：(1)在分析发展战略时，重点不是谈妇女问题，而是谈性别关系，两性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协调发展的。(2)妇女应当被视为发展的积极参与者。(3)建立整体的理论观，对生产领域性别关系的认识必然建立在对家庭的认识基础上。(4)把发展理解为社会及其成员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满足其物质、情感和创造的需求能力的提高。(5)平等、福利和反贫困的政策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不同选择，可以通过激进式的改革来影响历史进程。(6)战略选择要求妇女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样可以增加谈判能力，提高政治权力。
　　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社会发展潜在的问题，应当建立更为完善的人口发展战略，这种战略应当以人的公平、平等的发展为前提。性别只是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面临着阶级、年龄、城乡发展上的不平等，直面问题，提出更高的、符合国际社会的人口发展战略是促进社会发展关键的一步。
人口与计划生育京4～15C5人口学与计划生育佟新2003200320世纪末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已基本实现，新世纪我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显然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被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推进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就是赋予这个更名后的政府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为此，本刊特请南开大学李建民教授作为嘉宾主持人，约请有关领域的专家教授撰文，举办专家笔会，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佟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口社会学、劳动经济学。 作者：人口与计划生育京4～15C5人口学与计划生育佟新2003200320世纪末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已基本实现，新世纪我国人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研究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人口发展战略，显然是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在今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大十届一次会议上，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被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推进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就是赋予这个更名后的政府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为此，本刊特请南开大学李建民教授作为嘉宾主持人，约请有关领域的专家教授撰文，举办专家笔会，从不同的视角探讨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网载 2013-09-10 21: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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