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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在理论上米勒1970年以后的着作是以解构主义为基础的。依据米勒本人的说法，解构试图颠覆那种隐含的肯定中心和起源的等级制度。解构主义认为，在文学和批评之外不存在具有特权的地位，我们不能从这种地位去进行批评，也不能把这种地位作为阐释文本的基础。解构主义在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上对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进行了质疑和颠覆。对于作者，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认为作者掌握了语言，是文本的创造者，解构主义批评则否认作者的权威，不承认作者是文本的来源。在文本的问题上，前者认为文本是具有明确意义的稳定的整体，后者则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在阐释的问题上，前者认为阐释是读者或批评家的、旨在从文本中找出单一意义的一种活动，后者则认为文本是自我阐释的。另外，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认为文学史是一系列可以界定的时期，这些时期的发展是根据某种有机发展的范式由一个时期发展到另一个时期，而解构主义批评则对这种观点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
　　米勒在《史蒂文斯的岩石与治疗的批评》(Stevens' Rock and Criticism asCure, Ⅱ)一文中对解构批评作了如下的阐述：
　　作为一种阐释的模式，解构批评通过小心谨慎地进入每一个文本的迷宫去工作。批评家以决非是拙劣模仿的重复方式，从修辞格到修辞格、从概念到概念、从神话母题到神话母题，摸索前进。尽管如此，解构批评运用了颠覆的力量，这种力量存在于即使是最准确并且不具讽刺意味的重复中。通过这种追溯的过程，解构批评家力图去发现所研究的系统中反逻辑的因素，所质疑的文本中将阐明一切的线索，或者将使整座大厦垮塌的那块松动的基石。……解构批评不是消解文本的结构，而是要表明文本已经消解了它自身。（注：J.Hillis Miller, Theory Now and Then.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t, 1991, p.126.）
　　对于米勒这一时期的批评思想来说，几个至为重要的概念是：延异、文本性和互文性、异质性。对于前三个术语，已有大量的着作作了阐释，这里毋须再作解释。对于异质性这个术语则有必要在此说明米勒的看法。他认为异质性是文学的特征。异质性是指文本表达出的多重并且甚至矛盾的意义，而读者必须抵制要把它们统一为一个一致的观点的强烈欲望。米勒提出，“最佳的解读将是那些最好地说明文本的异质性，最好地说明文本所展示的一组明确的可能的意义的解读，这些意义是系统地相互关联、是由文本决定，然而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注：J.Hillis Miller, Fiction and Repet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p.51.文中出自此书的引文皆取自此版本，页码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有阿拉伯数字标出。）
　　有一点应该指出的是，虽然米勒这一时期着作是以解构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但是由于米勒曾经深受新批评和日内瓦现象学派的影响，所以他的论述主要运用解构主义观点的同时，常常又采用了新批评和意识批评的方法和观点，而这些观点与解构主义的观点大多是不相一致的，因而有时米勒表现出了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他一再宣称文本是自我阐释的，然而，他在评论哈罗德·布鲁姆的着作时曾这样说道，“在布鲁姆的工作之后，我们将再也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去读雪莱或勃朗宁，丁尼生或史蒂文斯了。”他的这句话显然表明，批评家能够改造文本，能够对文本作出阐释，承认批评家具有改变文本的卓越地位。这实质上是对文本是自我阐释的观点的反驳和颠覆。
　　二
　　在《阅读伦理学》中，米勒主要结合对康行、保罗·德曼、乔治·爱略特、安东尼·特罗洛普和亨利·詹姆斯等人着作的批评，讨论了阅读的伦理问题。同时，他反驳了一些批评家，如艾布拉姆斯、韦勒克等人，对解构主义的批评。米勒认为，好的阅读意味着“不在准则内的”(noncanonical)阅读，即要乐意认识到在经典作品，诸如，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等的作品中所呈现的意想不到的、令人震惊的或者丑恶可耻的东西。他的这种不在准则内的阅读不是指批评的相对论、或者意义在于读者的反应之中，而是指对书页上词语提出的要求所作的反应。
　　《霍桑与历史》一节只剖析了霍桑的一篇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在分析这篇小说的同时，米勒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观点。他认为，人文科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已经永远地发生了。那种新的符号学指向的意义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预设，即认为意义不是反映或者代表人类所体验到的现实，而是在实际上构成或创造了那种现实。另外一个基本预设是，“文本和语境两者都是表意实践的复杂关系”。由此而来的结论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即为文本的外表提供了实体，或者为文本的效果提供了原因，或者提供了文本再现的现实的意义上，语境永远也不能“解释”文本（注：J.Hillis Miller, The Ethics of Reading.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p.108.文中出自此书的引文皆取自此版本，页码在引文后的括号中用阿拉伯数字标出。）。米勒指出，《教长的黑面纱》是一篇讲述两遍的故事，“一个讲述两遍的故事往回重述它自身，通过那种重述它变得具有寓言性。所有的寓言都是讲述了两遍，一次是作为乏味的现实主义，一次是作为具有深刻的寓言意义。”(66)
　　在此书中，米勒对批评理论的功用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它是“要把我们从思想，甚至从理论本身的思想解放出来。批评理论发挥了一种伦理和政治的作用。它具有体制的和社会的力量。于是，批评理论不再是‘单纯理论性的’。相反，它使得某种事情发生。它通过使所读者作丧失继续扩散那种思想的能力来做到这一点，而那种思想是对这些着作所作的传统的、合乎准则的或主题的解读所盲目主张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批评理论赢得了它的‘批评的’标签。在我们的教育机构内，它成了揭穿思想的种种伪装的一个最有力并且最不可少的方式。”(48)
　　在对现实主义与寓言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之后，米勒最后总结道：
　　历史是一系列无止境的断断续续发生的事件。每一个事件都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重复把缺场(the absent)、无生命的事物、或者死者拟人化的语言错误。……我的阅读的机理同霍桑的寓言的机理一样，是一种言语行为。如同所有的言语行为，我的阅读是一次历史事件。……(124)
　　而且，只有认识到文学作品的生产和阅读是一种进行的(performative)也是述愿的(constative)言语行为，才可能避免以一种方式或另一种方式重申历史优先于文学。这意味着对言语行为工作方式的细致分析是今天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部分。
　　最后，讨论理论的中心不应该放在这种或那种理论本身概念的有效性上，而应放在一种特定理论有助于阅读的种种方式上。这里所说的阅读是在一种扩展的意义上。它意味着不仅是阅读文学作品，而且是阅读历史文献、艺术品、手工艺品、一切文化符号。那些符号在阅读的永远更新的记忆行为中，从过去传送而来并且渗透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而这种阅读的行为创造了历史。(127)
　　以上论述表明了米勒对阅读的高度重视。虽然米勒被公认为是一位重要的理论家，但是他更是一位杰出的读者。实质上，他重视阅读胜过理论。他在《小说与重复》中就这样说道，“一种理论实在是太容易被驳斥或否定了，然而对于一种阅读来讲，只有通过再次阅读所质疑的作品并且提出一种替代的阅读这样困难的工作，才能反驳它。”(21)
　　三
　　在《小说与重复》中，米勒首先申明此书不是一本理论着作，而是对19和20世纪英国重要的小说的系列解读。这些解读关心更多的是修辞形式与意义的关系而不是主题的阐释，当然在实践中这两者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并且他的解读的焦点在于意义是如何产生的，是意义如何在读者与小说的词语接触时产生的，而不在于意义是什么。不过，实际上这部着作不仅仅是对七部小说的解读，而且提出并阐释了小说理论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小说批评的方法论问题。此书的第一章“两种形式的重复”是在理论上对小说的重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和全面的总结。在以后七章，每一章分别就一部小说主要采用解构批评的方法进行剖析。它们分析的作品是，康拉德的《吉姆爷》、爱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萨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哈代的《苔丝》和《意中人》、以及伍尔夫的《黛洛维夫人》和《幕间》。而第二章“《吉姆爷》，重复作为对有机形式的颠覆”既是一篇关于《吉姆爷》的论文，也是一篇关于批评方法论的文章。
　　重复可以涉及到许多方面。米勒指出，从小的范围来看，有文字上的重复，它包括：词语和修辞格。我们还可以添上句子的重复。从大的范围来着，可以是事件和场景的重复，也可能是情节、主题、或者人物的重复。“任何小说都是重复和重复之中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或者是以链状形式与其他重复相连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2-3)有些是在作品内部构成其结构的重复，有些是决定作品与外在于它的事物的多重关系的重复。那些外在于它的事物可能是，作者的心灵或他的生平；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心理的、社会的或历史的现实；其他作家的作品；来自神话般或寓言般的过去的母题；来自传说的过去人物或他们的祖先的因素；在此书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件等等。
　　接着，米勒根据法国哲学家家德勒兹(Deleuze)的提法，从理论的高度把重复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柏拉图式的”重复。这种重复是以一种坚实的不受重复的影响的原型模子为基础的。而这个模仿的复制品的有效性则由相应于它所模仿的真实性来确定。(6)这是自柏拉图以来，包括亚里士多德、亨利·詹姆斯和奥尔巴赫(Auerbach)等人在内的西方文学传统和美学标准的一个基本思想。作者所创造的世界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复制品，它是根据他所看到的外在世界的真实形象而再创造出来的。这是在19和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及其批评领域居统治地位的一个预设。在今天，这种重复的理论仍然具有强大的力量。
　　另一类被称为“尼采式的”重复。这种模式的重复假设了一个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世界。这种理论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特的，与任何一个其他事物都有着本质的差异。就是在这种本质差异的背景下出现了相似性。这个世界不是复制品的世界，而是德勒兹所说的“影象”(simulacra)或者“幻影”的世界。这一类是没有基础的重复，它们产生于处于同一平面的种种因素之间有着差异的相互关系。(6)
　　米勒借用了瓦尔特·本雅明在《普鲁斯特的意象》("The Image of Proust")一文中关于两类记忆的观点，进一步对两类重复进行区分。一类是“自愿的记忆”(willed memory)，“它通过相似之处有逻辑地工作，这些相似之处是被视为同一事物，是重复了另一事物的一个事物，并且是基于这样的概念，即它们的相似性是可以理解的。”(8)这类记忆相应于第一类“柏拉图式的”重复。另一类记忆是“非自愿形式的记忆”(involuntary form of memory)，它通过以梦的形式虚构和想象出来的世界去取代有生命的世界，在这样的梦中“体验到的一件事情是作为与它大不相同并且又奇怪地相似的某种事情的重复。”(8)这种记忆则相应于第二类“尼采式的”重复。在这类重复中，更多地是强调在差异中的相似性而不是总体上的相似性。
　　接着，米勒指出了两类重复的关系。第二类没有基础的重复必须依靠第一类有着基础的、合乎逻辑形式的重复。“每一种形式的重复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强制力使人想起另一种形式的重复。第二种并非是第一种的否定或者对立面，而是处于一种奇怪关系中的‘互为补充的事物’，在这种关系中第二种是第一种的颠覆性幽灵，总是作为挖空它的可能性已经存在于它之中。”(9)令人遗憾的是，米勒并未对他的这种提法作出充分的论证。米勒以哈代的《意中人》(The Well-Beloved)为例，说明两类形式的重复往往共存于同一部作品中并且产生相互作用。他认为，在他分析的七部小说中，“每一种形式的重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作为它的影子伴侣的另一种形式的重复。”(16)“重复的系列同时作为有基础的和无基础的两种情况呈现出来。……这些文本的异质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尽管可以说明两种形式是不协调的，但是两种形式的重复都出现了。关于这样一个在文学和哲学文本中的异质性的前提便是所谓‘解构’那种形式的批评的工作原理。”(17)
　　对于重复在小说中的运用、体现和功能，米勒结合作品的分析进行了大量的阐述。例如，在第五章讨论《苔丝》时，他一开始就指出《苔丝》的叙事是由多种重复交织而成的，这些重复涉及到词语、主题和叙事上的重复。同时《苔丝》又是一个关于重复的故事。(116)米勒引用了《苔丝》中描写苔丝遭亚雷凌辱的片段来讨论。他说这个片段描写的事件是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重演，它“向后并向前指向整个历史中一长串类似的事件。”(120)苔丝被迫重复她自己和别人的经历，并在那些重复的过程中遭受苦难。(127)他述说，这部小说本身通过它的标题、副标题、引语、四篇前言和解释性的注释而得到重复。哈代在第一版的说明中说《苔丝》是“将艺术形式赋予一系列真实事件的尝试”。这一系列事件先就存在，而这部小说只是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将它重复。(125)这样的观点即是米勒所说的柏拉图式的重复。米勒认为，在《苔丝》中不仅有柏拉图式的重复，而且还有尼采式的重复，两种重复是交织在一起的。他说，“有差异的重复模式形成了苔丝生命前后一致的模式。这样的重复从差异中产生出相似，并且不受外在于一系列反复出现的因素的中心、起源、或目的的控制。对于《苔丝》，这类传统先验概念的重复的替代是作为文本产生和证实其意义的方式而出现的。”(142)他这里说的“传统先验概念的重复”就是柏拉图式的重复，而“这类……替代”即是尼采式的重复。对于重复与形式的问题，米勒在讨论《意中人》时指出，人类生活和文学作品两者都将呈现实际上永无休止的一系列类似事件的那种形式。《意中人》精彩地体现了一种重复的形式。(175)
　　对于小说的时间问题米勒进行了较多的论述。在第二章讨论《吉姆爷》时，他提出：“一个特定事件的每一次展现都不定地向前和向后产生回响，创造出一种漩涡般重复的模式。如果说叙述者中套有叙述者，那么时间中也套有时间——时间的转换、时间的中断、预期、后移、复述、以及先前常常讲述到的那个故事的一个特定部分的提示。……这部小说的时间结构是开放的。《吉姆爷》是一连串的重复，每一个事件都向后指涉其他事件，这个事件既对其他事件作出解释，又被其他事件所解释，同时它还预示了那些会在将来发生的事件。每一个事件都作为一种不定的后退和进展的部分而存在，在这种后退和进展中叙事跨越时间断断续续地向后向前运动，在时间的流动中不成功地寻求某种静止之点。”(34)在对《苔丝》所作的分析中，米勒认为苔丝表达了“把时间视为重复的系列的观点”(120)，并引用了苔丝说的一段话来说来说明。
　　对于小说中时态，尤其是过去时的运用和功能，《小说与重复》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米勒提出，时间是内在于小说形式的，小说中叙事声音的控制与人类时间或者人类历史的主题紧密相连。在许多小说中过去时的运用使叙述者作为生活在故事的事件发生之后的某个人、完全了解过去的一切的某个人。叙述者用现在时讲述故事时，他通过扼要地重述过去或者重复过去向前朝着未来发展。这种复述把过去带到现在成为圆满的整体，或者它向着这样的圆满发展。这种未完成的圆周的形式、向着一种封闭——它将把过去、现在和将来带到一起成为一个圆满的整体——发展的时间，是许多小说的时间形式。(117)对于小说的人物来说，现时是对过去的永恒的重复。(184)人物所做的或所想的每一件事在读者遇上时，总是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牢牢地置于一种不定的过去之中。这些事件通过叙述语言从过去复活了，并且作为带有过去的不可消除的印迹的某种东西置于读者体验的现在时刻之前。(186)米勒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一部常规小说中的每一件事都贴有“过去”的标记。叙述着所呈现的一切作为已经过去的事情发生在时间的同一层面上。如果说在电影中没有过去，那么在小说中没有现在，或者只有一种似是而非的、幽灵般的现在，它是叙述者把过去不是作为现实而是作为词语的意象而复活的能力所产生的。(188)这样看来，无论是形式上的重复还是内容上的重复，它们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时间的层面上。
　　四
　　由于米勒本人在求学阶段受到当时盛行的新批评的影响，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书期间与乔治·布莱共事，受到布莱为代表的日内瓦现象学派的影响，特别是布莱的“意识批评”的影响，在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又受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所以他对新批评、“意识批评”和解构批评一直都是十分关注的。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他专门对这三种批评进行了比较。对于新批评，他说，新批评认为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考虑的看法有着巨大价值，但是那个伴随的预设——每一个细节被认为是通过和谐地起作用来证实诗歌或小说的“有机整体”——可能会成为一种诱惑，使人忽略不适配的细节，把它视为没有意义或者一个缺点。对于意识批评，他说，意识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有着巨大的力量。在象乔治·布莱那样的批评大师手中，意识批评通过这样的预设——一个作家的“意识”辩证地经过了一系列的冒险——能有助于认识作家的工作的多样性。……由于这样的批评预设了一种统一的意识作为那些冒险的出发点并作为一贯的立场和目标，所以一个作家作品内不相一致的因素，不适合预设的统一意识的那些特点，就可能被忽略。米勒接着指出：一部作品可能是异质性的看法在他看来具有巨大的价值，它可以使批评家注意到作品中的种种因素，这些因素显然是“重要的”，但是不容易纳入他已提到的两种关于统一性的理论（即新批评和意识批评）之中。批评理论从“意识”往回向“语言”的转向，在原则上允许更细致地注意页面上实际存在的内容和读者与产生意义的词语之间的交流。他认为，谈论作品的词语和修辞结构要比谈论读者及读者的反应的收获大。(19-20)
　　接着，米勒提出了“小说是用词语来再现人类的现实”的定义。他从三种角度切入来分析这句话。第一，如果他强调这一定义中的“人类的现实”，那么他就可能忽视他知道小说仅仅是一部虚构作品这样的事实，从而自愿地把他的不相信抛在一边，把小说中的人物作为“真人”来谈论，并且按照伦理价值观念去发掘故事的“意义”，作出好与坏、幸福与不幸等等判断。实际上，这就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的批评。第二，如果他强调这个定义中的“再现”，那么他将专注于在作为表达意义的一个事例中讲述故事的规则。从这一点出发，就可能发展出关于小说的一种成熟的“现象学”批评。这将使这种批评关注小说家对他自身的意识和叙述者或者人物对他人的意识提出的看法，或者关注小说所表达意识的时间结构，或者关注这个故事作为一系列展现出的事件在读者身上引起的复杂感情反应。第三，如果他强调这个定义中的“用词语”，那么他就可能注重风格的局部特征，关注“小说的修辞”，这种修辞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它包括了语言所有从直接所指意义上的转移。这是“修辞的”批评。以上这三种批评方式中的每一种都有自己的有效性或必要性，同时没有一种能与其他两种完全分离开来。(20)尽管如此，批评家仍然可以侧重运用一种批评方式。对此米勒说，这本书试图运用小说的“修辞的”批评，去探索认识文学语言的“陌生性”(stangeness)并探索对它作出解释的方式。如果我们仔细地读米勒的这部书，就会发现他所说的“修辞的”批评实际上就是解构批评。
　　《小说与重复》是米勒运用解构主义批评理论进行小说批评的一个范例。他对选出的七部小说所进行的批评主要是采用了解构主义的方法和观点。例如，在第二章中分析康拉德的《吉姆爷》时，他列举了作品中的两段文字，然后他指出，在其中的一段里吉姆是照亮黑暗的光，在另一段里吉姆则是突出在耀眼光芒背景上的黑暗，光明与黑暗交换了位置，在黑暗和光明之上的价值也交换了位置，正如光明有时是黑暗的起源，黑暗有时是光明的起源。每一个这样的段落通过预示和回顾来指向其他段落，正如所引的第一段预示了第二段那样，但是当读者转向其他段落，它却并不容易被理解，并且它本身又指向了其他类似的段落。它们中没有哪一段是起源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其他段落可以得到解释。(38-39)“《吉姆爷》就像一部词典，在这部词典中一个词目下的词条为读者指向了另一个词，而它又指向了另外一个词，然后往回再次指向第一个词，如此循环不止。”(39)米勒这样的论述正是解构主义思想关于所指的滑动和意义不确定的观点的反映。
　　米勒对作品进行分析的同时，常常也提出了一些解构主义的理论见解。就在第二章对《吉姆爷》的分析结尾处，他提出，“作品的多种意义不是由读者的主观阐释自由强加的，而是由这个文本控制的。……意义的不确定性在于由小说提供的多种可能的、不相一致的解释，同时也在于缺少说明一种选择优于其他选择的证据。读者不能合乎逻辑地拥有所有的解释，然而他又不能提供证据在多种选择中确定一个。”(40)在第五章分析苔丝遭受如此多苦难的原因时，米勒指出，读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社会的、心理的、遗传的、物质的、先验的或者偶然的等等。问题不是这部小说没有提供解释，而是它提供的解释太多。大量不相一致的原因和解释都存在于同一个文本之中，从而使“读者面临意义过于丰富的困境”。(140-141)米勒还说，读者或批评家不能对小说提供一个明确的解释，这种解释将使小说重复它自身的冲动停止。批评家所说的内容也会以它自己的方式使那种再生力充满活力。这可以称为无休止性的难题(aporia of interminability)。它不是指遇上了一道不可逾越的无门无窗的墙，而是指永远找不到阐释走廊的尽头，永远也不可能到达一种明确解释的目标。“当起源消失之时，目标也就消失了。”每一种解释既掩盖同时又揭示了充分合理解释的缺乏、“理性原则”的失败，而那种“理性原则’正是西方形而上思想的基础。(173)当然，米勒这样的观点并非是无懈可击，例如，他把读者在文本阐释活动中的能动作用大大低估了，同时他也忽略了外在于文本的种种因素，包括作者和社会历史等等因素对意义的影响。
　　在讨论《呼啸山庄》时，米勒列举了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十五位批评家对这部小说进行阐释所采用的批评方法或观点。马克·肖勒(Mark Schorer)把《呼啸山庄》视为一个关于崇高感情的徒劳的道德故事；托马斯·莫泽(Thoma Moser)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把它视为是一出稍加掩饰的、错位并浓缩了的关于性的戏剧；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把它视为一个关于性与死亡关系的戏剧性故事：卡米尔·帕格丽亚(Camille Paglia)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勃朗特对她死去的姐姐玛丽娜具有的同性恋感情的神秘戏剧性故事；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把它解释为一个多种因素决定的符号结构，由于它的符号过多而使这个结构不可克服地具有歧义；多萝西·凡·根特(Dorothy Van Ghent)是通过小说的门和窗的母题来解释这部作品，米勒本人则把它看作是一个关于勃朗特的宗教观点的虚构的戏剧性故事；等等。接着米勒指出，对于《呼啸山庄》的批评极为丰富，同时这些批评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十分明显。所有的文学批评都倾向于声称对所讨论文本提出了明确合理的解释。每一种批评都从小说中选取了某一个因素，然后把它推断成总体的解释。因此，上述对《呼啸山庄》的每一种解释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尽管有些观点还是颇有启发性的。(50-51)然后，米勒对于阐释的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总结。他说，那种认为意义是单一的、统一的、并且在逻辑上是连贯的看法是错误的。对文本最佳的解读是那些对文本的异质性(herterogeneity)作出的最好的解释，它展示出一组明确的可能的意义，这些意义是系统地互相联系、由文本控制的，但在逻辑上是不协调的(51)。所有阐释都是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一个符号和在它之前及之后的那些符号进行交错联系而强加的一种模式。任何阐释都是赋予事物的真实顺序的一种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意义由一种交互的行为产生，在这种行为中阐释者和所阐释的内容都有助于形成或者发现一种模式(144)。
　　五
　　《小说与重复》对叙述者和叙事的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米勒指出，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常常有全知的叙述者的存在，这种叙述者是社会集体智慧的代言人。这样的一个叙述者代表了一个值得信任的视点，也代表了一个安全有利的地位，由此可以观察到小说人物的心灵。(31)然而，康拉德的小说则不同，没有采用“可靠的”叙述者。《吉姆爷》中没有可以完全值得信任的视点。这部小说是“相互关联的心灵的一种复杂构思”，没有哪一个人的心灵可以被当做一个可靠的参照点，由此去判断其他人。(31)这部小说的开头部分是由一位全知的叙述者讲述的，主体部分是由马洛对黑暗之中的一群听众讲述的关于吉姆的故事构成，那些听众处于读者和马洛的讲述之间。在马洛的叙述之中有着许多次要的人物，他们在故事中也有自己的发言权。在马洛的视点之内，他们是关于吉姆的不可替代的视点。他们是部分马洛故事的源头并且提出了判断这个故事的替代方式。(32)米勒认为，《呼啸山庄》有着多个叙述者，并且在叙述者中套有叙述者，但是缺少任何可靠的知情的叙述者。(46)《意中人》的叙述者具有真人所不能拥有的机动性和洞察力。如同哈代的所有叙述者，他是一个超然的见证人。他在进行分析时，在很大程度上是讽刺的、内向的、冷漠地使事物非神秘化。(170)《黛洛维夫人》的叙述者则是处于小说人物之外的那种“心灵的状态”(state of mind)，那些人物永远不能意识到它，它却能意识到他们。这种“心灵的状态”环绕他们、包围他们、渗透他们、透彻地了解他们。在他们生活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它都在场。(178)这位叙述者实际上就是全知的叙述者。米勒还说，《黛洛维夫人》的叙述者是“一种总体意识或者社会心灵，它产生于对故事中单个人的集体精神体验。《黛洛维夫人》的叙述者的自我思想活动过程是，‘他们思，故我在。’”(180-181)《黛洛维夫人》的这位全知的叙述者与传统的全知的叙述者还是有所不同。
　　米勒进一步分析了叙述者的心灵与人物的心灵之间的关系。他说，在通常情况下人物并不知道那个“普遍的心灵”是他们自己的心灵的一部分，更确切地说，他们的心灵是它的一部分。如果人们能够深入地进入任何一个单个的心灵，那么他们最终会到达那个普遍的心灵，即叙述着的心灵。在表面上叙述者和单个人物的关系只是单向的。人物对于叙述者来说是透明的、而叙述者对于人物来说是不透明的。在每一个单个的心灵深处，这种单向的关系变成了交互双向的关系。最终，它不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个联合体、一个同一体”(161)。
　　《小说与重复》对语言在小说中的作用也有所论述。在谈论《黛洛维夫人》时，米勒指出，对于伍尔夫文学是作为保存的重复，不过把人物和事物在对立的状态中保存起来。词语生成了人物自己的现实。克拉丽莎、彼德以及其他人物只能在小说的页面上遇见。当读者离开他自己的实在的世界并开始读《黛洛维夫人》时，他便进入了这个语言的领域。这部小说是一种双重的复活。人物作为活在现时为他们自己而存在，这种现时是他们死亡的过去的复活。在叙述者包容一切的心灵中，人物作为死去的男男女女而存在，他们能否继续存在取决于叙述者的词语。当叙述的圆周完成之时，过去加入现在，显然鲜活的人物揭示他们自己已经成了死者之中的定居者。(199)米勒还说，在那种语言的模式中，克拉丽莎连同所有的其他人物退入了一种无限遥远的过去。在叙述者非个人化的的心灵中并且在她（即叙述者）的语音中，生命变成了死亡。在那里破碎的东西构成了整体。在那里所有的东两组合成为一个统一体。小说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所有联系只有叙述者那机敏的、无所不在的心灵才知道。通过叙述者语言的力量，所有那些联系仅仅存在于那个调和心灵的怀抱之中(200)。
　　《小说与重复》还论述了小说与历史、虚构与真实的问题。米勒认为，可以把《吉姆爷》定义为是康拉德通过漫长迂回的虚构方式去理解真实的一种尝试。要把《吉姆爷》视为是对历史的阐释，就要认识到小说“背后的”历史事件现在是作为文件而存在，并且这些文件也是谜一般的。就像内耗于小说本身的那些事件的模式那样，小说以一种相似和差异的模式与它的来源相关。(36)对于康拉德来讲，一部文学作品与一种非词语的现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矛盾关系，它在创造自己的全部词语的王国时，它寻求既揭示又逃避那个非词语的现实。(39)这个词语的王国即是小说虚构的世界，而非词语的现实就是客观的真实的世界。米勒通过分析哈代的生平在《意中人》中的反映来讨论小说与历史和虚构与真实的问题。他指出，《意中人》间接地反映了哈代与他的表妹特里菲娜·斯帕克斯（与小说中的阿维斯相对应）和与他妻子埃玛·拉维妮娜（与小说中的马西娅相似）的关系。哈代在他的生活中体验到了《意中人》故事的一个变体。读者可以根据这样的思想——文学是对一种独特的自我、作者的自我的自我表达和自我证实——来阐释《意中人》。哈代把自己投射入一个虚构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讲述了一个虚构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取代了哈代本人的故事。(171)然而，米勒认为，哈代自己的故事的模式并不是“原创性的”，因为自远古以来这种故事的模式就已经反复出现过，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对于由不同作者所写的这个故事的种种更早版本那漫长的链条，他列举了柏拉图、莎士比亚、弥尔顿、克拉肖(Craghaw)及雪莱等人，作为人和作为作者的哈代在《意中人》这本书中成为题材。他讲述的这个故事带有差异地重复了他们已经讲过的故事。哈代，他的生平及所有一切，不再是提供根据的源泉，而仅仅成为那个漫长链条中的一环(172)。对于最后这一点，我们是很难苟同的。从文学史来看大量的文学作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了作者的生平和体验，要否认作者是为自己作品提供根据的源泉之一恐怕是站不脚的。
　　如果我们把米勒的重复理论及其实践同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作一番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出他的这种理论在许多方面是与互文性理论相通的。互文性理论认为，一部作品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由个别人创作出来的整体，而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改造，是“一种引用语的马赛克”（克里斯蒂娃，1967）。任何一个文本都是一个互文本，它存在于互文性生产的持续时间中，它既向后指涉前文本，又指向未来的文本。用巴尔特的话来讲，作为互文本，它没有“规律却无限地反复出现”。这和米勒所说的基本上是相同的：“任何小说都是重复和重复之中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或者是以链状形式与其他重复相连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2-3)哈代自己的故事的模式并不是“原创性的”，因为自远古以来这种故事的模式就已经反复出现过，并且还将继续发生。十分明显，他的这种重复理论与互文性理论是何等地相似。在某种程度上，他的重复理论就是互文性理论的翻版，是互文性理论在小说理论上的体现。
《当代外国文学》南京115～123J4外国文学研究程锡麟20012001本文对当代西方着名的文学理论家米勒后期的解构主义小说批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指出米勒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观针锋相对，他否定作者的权威，认为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是自我阐释的，小说是自古以来各种题材相似的文本不断的重复，因而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极为相似。米勒/解构主义/不确定性/文本重复程锡麟 四川大学外文系 作者：《当代外国文学》南京115～123J4外国文学研究程锡麟20012001本文对当代西方着名的文学理论家米勒后期的解构主义小说批评理论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指出米勒的观点与传统的人文主义批评观针锋相对，他否定作者的权威，认为文本的意义不确定、是自我阐释的，小说是自古以来各种题材相似的文本不断的重复，因而与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极为相似。米勒/解构主义/不确定性/文本重复

网载 2013-09-10 21: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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