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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汉康 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 教授 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本文讨论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作者认为，当“九七”香港回归祖国之时，我们不应忘记英国曾经对在港的中国人实行殖民统治，极力宣传、灌输西方文化和欧洲文明，不断削弱香港同胞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面对这种情况，香港学者中的有志之士忧思关注，认真研究并努力宣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在教育、出版等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作者还认为，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是有其特点的。
　　〔关键词〕 香港学者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认同感 研究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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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笑迎“九七”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我们不应忘记香港沦为英国殖民统治这段屈辱的历史。人们清楚地记得：一百多年来，英国在这块中国的土地上向在港的中国人民极力宣传、灌输西方文化和欧洲文明，不断削弱香港同胞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削弱在港的中国人的民族文化意识和民族精神，从而巩固和维护其殖民统治，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在港的中国人的教育盲点，导致部分香港同胞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了解甚少，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感生疏。
　　面对上述情况，香港学者中的有识之士忧思关注，他们大多是在大学教授中国历史、语言文学、哲学、文化艺术等课程，或从事严肃书刊、报纸编辑出版的文化人，基于爱国热情和本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习功底，在学校里、在社会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推介、宣扬、传播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的回归从文化思想上做了准备，与我国政府从政治上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相配合，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回顾过去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岁月，香港学者要做好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宣扬、传播工作，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从２０世纪初叶以来，香港学者就在执着地追求，为之奋斗。本世纪中叶以来更有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从内地赴港的学者和原来旅居国外后来到香港定居的部分学者，他们通过办报纸、出版书刊，及办学校等方式，坚持不懈地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并取得可喜的成绩。例如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６３年成立伊始，就秉承原来几个书院的传统，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重要性，认真重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传。该校并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定期出版期刊，主要刊载有关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文章及学术活动信息。该中心还出版了一批有关中国语言文化研究的着作。近几年来先后举办了多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着名专家学者一起研究讨论，交流切磋。这些都有效地推动香港学术界、文化教育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不断扩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香港的影响，使香港几所大学的教师与学生逐步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大学预科（中六、中七）开设了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让香港的年青学生了解、熟悉中国的悠久文化传统，使现代香港人逐步从西方文化转向祖国文化，达到文化认同。
　　香港出版界近几年来也有计划地推出了一批专门为港人而编写或改编的比较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着作。例如王尔龄主编的《中国文化常识》（香港教育图书公司１９９４年初版），据执行编辑之一李家驹先生介绍，这本详述中国历代社会典章制度、风俗、宗教、艺术、文学及科技、学术思想的知识性读物，原本是上海教育出版社组稿在内地出版发行的，适合国内一般读者的认识与水平。考虑到香港读者的实际情况（需求、水平、习惯），于是执行编辑在原版基础上加以补充修改，使之更加充实，而又简明通俗，还特别增加了许多幅重要的中国文化名人的照片和有关古籍文物的精美制图，重视封面设计和正文配图工作，讲究装帧，用纸及印刷质量都相当好，读起来给人美观舒适的感觉。这本书由于内容和形式都是上乘，所以出版以来，深受国内及香港学者的好评与广大读者的欢迎，１９９５年１月已第三次印刷。与这本书相类似的还有《中华文化五千年》，原为内地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羽人编着。这套好书被香港获益事业有限公司主人黄东瑞、蔡瑞芬二位发现，便找到香港大学陈耀南教授征询意见，商量后决定，精选、重编在香港出版，并且配合其中内容增编了一个《中华文化发展简表》，为香港人学习、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这几年，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中华书局（香港）、三联书店（香港）等已分别精选出版了内地着名学者编选的《宋诗选》（钱钟书选注）、《宋词选》（胡云翼选注）及《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史记选》（王伯祥选注）等古代文史哲作品集及《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着，有的还请原编选者、校注者加写了“序言”，在香港重印出版，有助于香港人正确地学习中华文化。
　　香港学者积多年的研究心得，也纷纷撰写出版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其中《中国文化对谈录》（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１９９３年１月出版）是陈耀南先生继《中国文化引论与篇章导读》之后又一部新着，这本书用两人对话互相启发的形式，简明扼要地将悠久的中华文化史和灿烂的文化成果呈现于读者面前，文笔生动活泼，饶有风趣，又具学术价值。出版不到四个月就再版重印，１９９４年５月又第三次印刷，可见在港的畅销。在这之前，马重奇、周丽英编着，缪弘审订的《中国古代文化知识趣谈》（学林书店、启明书局１９８９年初版，导师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二版），也为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香港读者所喜爱。同时，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也推出具有特点的《中国文化常识》（苏赓宏、马桂绵编着１９９４年初版）。还有吴汝宁着的《以文为乐——中国文学的趣味》（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９５年初版）和《以古为镜——历史人物的启示》（同上出版社）等书，都是以漫谈形式评介中国古代文史名人名作的。黄嫣梨编着的《中国文化与妇女》（香港教育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９４年初版）则是在研究中国文化史及中国妇女史之后，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论述的专书。香港城市大学语言文学部主任陈志诚先生编的《文化专题篇章导读》（现代教育研究社，１９９２年２月初版）又有不同，编者精选了六篇（本）有相当深度的论着加以评价，首先是作者简介与原文篇章结构分析，接着是内容提要，按章节指导阅读要点，并附原论着（有的太长的就节选）。经过这样的导读，读者就可以较好地了解原文的写作背景和主旨，引导向深层次的研究。导师出版社也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化精神探究》（１９９４年初版），收入香港学者撰写的有关中西文化比较的论文多篇，并附有国内外有关中国文化研究的论文论点总汇、资料索引，有助于港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文化。以上种种迹象表明，香港学者在研究、推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确实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可喜的成绩。
　　 二
　　香港学者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综观起来有以下较为突出的特点。
　　第一，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而且十分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对在香港推介、宣扬、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香港学者过去是处在英国殖民统治的条件下生活与工作的，必然受到西方式的官办教育与主流文化的限制，他们要研究和推介中国文化，是需要有相当明确的认识和矢志不移的决心的。但另一方面，他们在境外，没有受到内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没有受到批判、否定传统文化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又基于他们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与研究功底，所以多数人没有出现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反复问题。当然，５０年代直至７０年代初，香港学者在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尚有一定的局限，属于初步阶段。
　　当７０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拨乱反正以后，香港学者受到极大的鼓舞与启发，加强了与内地的学者的沟通、交流，互通信息，而资讯设备与出版系统方面的现代化，又为学者们进行深入研究和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提供了方便与条件，使他们比较迅速地了解与掌握国内专家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情况与成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而这种认识到了９０年代又有所深化。但是，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与不断提高，乃是基于香港现实的文化背景与政治经济的实际状况，是与当时当地的实际思想和文化需求相联系的，具有明显的香港学者研究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内地一般讲的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有所不同。这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试作分析。
　　一是人在香港，心向祖国。这些学者虽然出生在香港，或原在大陆迁往香港工作，定居香港，但是无论香港的物质生活怎样富裕，他们始终满怀对祖国的深情和对中华悠久历史文化的热爱，矢志不移地研究和推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时刻记得自己是中国人，在香港工作的中国学人，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感情特别深，对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明确的使命感，强烈的责任感。正如杜渐先生在《中国文化对谈录》的《序》中所说的：“我们作为中国人，一定得知道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源流。”“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在某一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我们中国人虽然生活在香港或海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中国人的。我们常说要爱国，怎样才是爱国？”杜渐认为，“爱国是具体的”，那就是“爱中国的壮丽河山和文化传统”，而在香港奉献心力，积极努力推介、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就是“典型的爱国者”。他们正是本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在研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文化与妇女》的作者黄嫣梨博士在该书的《序文》中就真诚地写到：“（这些文章）都是我本着一颗热爱中国文化的心而写的。这本书最低限度，也可以显示了一位热爱中国文化成就的人的心声。”这当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心声，而是在香港的众多中国学者的共同心声。而且他们认识到不仅自己应热爱中华文化，还要使在香港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中华文化。陈耀南教授在《中华文化五千年》（香港版）的《前言》中就写到：“香港人早就应该有机会早一点了解中华文化。……希望并且相信，读者都能因此书更了解中华文化，更热爱中华文化。”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深情和在香港推介、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感，使他们自觉地承担着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港事顾问杨耀忠先生从香港大学法律系陈弘毅教授在纪念“五四”座谈会上讲话所指出的，香港学生对中国文化有陌生感、疏离感，对中华文化在人类历史里的贡献和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点缺乏认识的问题中［（１）］，深感今日香港的中国青年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一无所知的严重性，特别是随着“九七”香港回归祖国，更感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提出：“加大力度推行爱国主义教育，重建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显得尤其迫切。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对自己祖国的感情，对自己祖国文化的感情。”［（２）］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金耀基教授在《香港教育与中国文化》一文中则明确提出：“近十年来，香港已出现种种‘去殖民地文化’；但香港之回归中国，其终极的意义必须落实在‘文化的回归’上。文化回归就是要认识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身为香港的中国人，一方面固然应该有品鉴西方（或其他外国的）文化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必须，并且更重要的是要有品鉴中国文化的能力。”［（３）］由于他们有这种对文化认同的重要性的自觉和正确的认识，因此在行动上就能那么积极热情地推介、传播中国文化。
　　二是香港学者对人文传统的自觉皈依。虽然他们生活在物质文明、繁荣喧闹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香港，周围都是摩天大厦，面对商业化的灯红酒绿、高级消费，但是却始终不忘人之所以为人的这种人文精神，一种对祖国文化及发展前景的真诚的关怀、作为知识分子对自身所能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岗位如何结合的总体思考的精神。正如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邓仕梁教授在《九十年代的文科和中文系》中明确指出的：“人文科学接触的是人类精神文明。学术上无论什么研究，总不能漠视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在重视功利，强调物质文明的社会，商业固然是促进社会繁荣的手段，尤其是在香港，每个人都知道繁荣稳定的重要，但这样的局面更需要文科。这可以分两方面说。第一，重商的社会，需要人文精神去调节，因为过分重视物质文明，容易迷失方向，我们需要人文科学工作者为这一代建立明确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人的地位。第二，即使是商人，在进步的社会里，也需要有文化的商人。现代商人不该只关心公司的利润，更要关心社会整体利益。”［（４）］综观香港的其他一些学者也大多能从人文精神的角度来阐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的价值，特别注意结合今天香港社会的实际来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在多年来教学的实践过程，以及研究、着书立说过程，都是有意识地重新提倡人文精神，这种倡导又是与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密切联系，与香港当今社会的保持继续繁荣进步相结合，虽然这个课题的探索、研究，还没有真正完成；但香港学者确实在这方面作出了努力。
　　第二，香港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介、传播，多能深入浅出，雅俗共赏，而且生动有趣，可读性强。这个特点既是针对香港的中国人现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中文水准较低的实际情况，不作过多“以古解古”的太过深奥的考证，又是编写者具有相当的学识涵养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的体现，所以能够突出重点、简明扼要，又生动活泼地表现于文字中。这是需要相当的思想水平与学术素养、写作技巧的。例如陈耀南教授所着《中国文化对谈录》初版不到四个月就再版，并一印再印，成为畅销书，其原因在于这本书的知识性和蕴藏着的深刻的学术内容；且通俗易懂、生动有趣，能达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境界，表现了作者的才思敏捷和文体风格。比如说，用“心心相印”的标题谈“禅学与理学”（第十三节）；用“宇宙的测绘”的标题谈“阴阳五行之学”（第十节）；用“绝妙好辞”的标题谈“中国文字的弹性”；用“神州回顾三千年”的标题写“传统文化的总检讨”等，都给了读者很深刻的印象。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认识中国文化史上汉朝初年所谓的“六家”，于是抓住儒家、道家等的主要精神加以形象化的解释，使人一目了然，深得要领。在“平上去入孙悟空”这节中，专谈佛教与中国文艺，将汉语的音调与梵文的影响关系、中国诗的禅趣、佛教与中国思维方式、《西游记》的象征意义等，写得都很风趣，谈笑风生，引人入胜，而又溶入较深的学术思想（第十四节）。这样，既使读者能够感到兴趣，愿意读下去，并能读懂，明白掌握其中主旨要领。黄嫣梨编着的《中国文化与妇女》、《汉妇女文学五家研究》等写得也比较轻松活泼，文笔清丽简洁；以及《东方日报》、《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报刊上的“文史杂论”、“古事趣谈”、“名着浅说”、“好书欣赏”等栏目发表的一些短文，也多为通俗、生动地介绍评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因此能引起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随着现代化媒体的不断发展，香港学者介入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多媒体来推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也有了新的进展。例如一些学者为电台的“名着欣赏”、“诗词欣赏”等节目作讲解，还有些是结合电视节目来做推介工作的。香港中文大学自学中心中文自学部购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全套连续剧《三国演义》录象片，分集向学生播放，并有指导教师的讲座配合。香港浸会大学陈永明教授也应亚洲电视香港台的聘请，作为电视连续剧《孔子》的主持讲解人，针对原剧中涉及儒家、道家等学派的学术思想及引用《论语》、《老子》、《庄子》等着作中的语段，比较难懂的，或者剧中讲到的当时有争议的问题，观众不易明白，以深入浅出通俗简明的解说，使香港观众对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比较准确的了解。这种推介、传播的尝试是成功的、也是有其特点的。
　　 〔责任编辑 陈寿英〕
　　注：
　　（１）（２） 杨耀忠：《民族教育的反思》，见香港《文汇报》１９９６年５月２２日。
　　（３） 金耀基：《香港教育与中国文化》，见《中国语文通讯》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３３期。
　　（４） 邓仕梁：《九十年代的文科和中文系》，原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人文学刊》创刊号，后收入作者的《没有经典的时代》一书（文德文化事业有限公司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出版）。＊
　　
　　
　　
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7-22G0文化研究裘汉康19971997 作者：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17-22G0文化研究裘汉康19971997

网载 2013-09-10 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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