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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韩国经济遭受的困难和损失可以说是最严重的。1997年初，韩元的汇率为850韩元兑1美元，而一年之后的1998年1月5日，韩元汇价创下了1770韩元兑1美元的历史低位， 以美元计算的韩国财富损失了近一半。民族自尊心一向很强的韩国只好向国际金融领域的救火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 后者答应负责提供57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救援），作为交换条件，韩国同时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经济改革方案。今年年初，韩国在其国民中发起了募捐黄金的运动，以帮助国家增加外汇储备。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出尽风头的国际金融投机家乔治·索罗斯，年初应金大中之邀访问汉城，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这次韩国金融危机的症结在于韩国大型企业集团“片面追求增长，忽略所得利润”的做法。的确，舆论界一般认为，举措失当的韩国大企业集团是这场危机的重要魁首。
　　韩国的经济成就曾被誉为“汉江奇迹”，经过35年的快车道增长，韩国已跻身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楷模。中国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政府计划和市场推动相结合的韩国发展模式对中国经济改革有着一定的吸引力，中国一些人认为这种模式是中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的好方式。特别是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是“抓大放小”，推行“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总结这次韩国金融危机，对于我们今后改革的走势也许不无裨益。
　　　　　　　韩国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是外债偿付危机
　　据韩国《朝鲜日报》1998年1月8日一篇文章介绍：截至1997年11月底，韩国外债高达1569亿美元，其中金融机构借贷1115亿美元、企业借贷434亿美元、政府借贷20亿美元。金融机构的借贷大部分都再转贷给本国企业，用于大规模的设备引进和海外投资。韩国外债期限结构呈畸形特征，其中短期外债占58.8％，长期外债占41.2％，国内金融机构把筹集到的利息较低的短期外债用于利息较高的长期的设备投资。
　　这些借贷给本国企业的外债的相当部分都成了金融机构的坏帐和呆帐，而庞大的短期外债是一年之内到期，可是韩国此时的外汇资金情况严重恶化，外汇储备只有300亿美元左右。此外， 韩国经常帐户下的赤字1996年就高达230亿美元，1997年仍然居高不下； 这样韩国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就需要提高利率来吸引外国投资，韩国偿付外国贷款的费用就随之增大了。因此，在上述偿还外债的巨大压力下，韩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信用急剧下降，韩国金融业已经难于借新外债来还旧外债，或者难于展延外债还期，人们对韩元的信心进一步受到严重打击，韩元汇市、股市动荡飘摇。1997年11月17日，韩国央行宣布放弃对韩元的保护，韩元当日下泻至1008.60元兑1 美元， 跌破了韩国央行官员承诺的1000韩元兑1美元的心理承受大关。11月20日，日本多家银行宣布， 它们将不再允许延期其借贷给韩国银行业总共达240亿美元的债务。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只好放弃部分经济主权，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投资饥渴症
　　在韩国，大企业集团被称为“财阀”（CHAEBOL）， 这一汉语词汇简练地表达出了它们对韩国国民经济的支配力。从1987年起，韩国政府将总资产超过4000亿韩元（当时约合5.8亿美元）的大企业， 定名为“大型企业集团”，每年公布一次名单。根据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的数据，1994年前30位大企业集团的总销售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2.2％。韩国大企业集团的庞大规模在国际上也出了名，美国《幸福》杂志（《FO-RTUNE》）1992年5月号评选的1991年全球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 韩国的大企业集团竟入选13家之多，入选数量仅次于美、日、英、德、法、瑞典等六个老牌发达国家。现代、三星、LG、大宇等财阀更是在国际市场上各领风骚。
　　韩国大企业集团是在韩国政府推行的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中迅速膨胀的，因此，韩国大企业集团具有大量投资、强劲出口的先天性冲动，被称为“攻城掠地的军团”。这一投资饥渴症是有深刻历史背景的。战后韩国经济发展起步时，面临着内在缺陷的约束，例如天赋自然资源的有限、国内市场的狭小等。50年代韩国政府推行以进口替代为基础的内向型战略，结果是韩国经济依然贫困。1961年初，朴正熙政府改而推行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外向型战略，将私营企业作为出口主力，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并为它们提供出口补贴、低息信贷等一揽子优惠鼓励措施。韩国的一些企业及时抓住机会，迅速崛起为财阀。
　　显然，对于有政府扶植的韩国大企业来说，占领市场份额要比获得近期利润重要得多。韩国大企业遵循一种追求经济规模的企业发展路线，韩国企业的梦想就是要成为世界性的跨国公司。因此，韩国大企业对于举借银行信贷非常大胆。它们这样做至少有三个逻辑。
　　逻辑一：银行贷款增多——大企业收购更多资产——大企业抵押品增多——大企业可以从银行得到下一步的贷款，而银行债权人不敢中途断绝再贷款，因为债权人如若这样做就意味着收不回以前的贷款了；
　　逻辑二：大企业规模增大——雇佣工人增多——出口能力增强——政府保护或担保本企业经济行为的可能性增大；
　　逻辑三：政府和大企业关系紧密——大企业的债务风险可通过政府措施（如税收补贴）来减轻。
　　缺乏独立性的韩国金融体系使得大企业集团的上述过度借贷成为可能。以银行为主导的韩国金融体系受到韩国政府的严格控制，所有银行的行长都由政府任命。在这种金融体制下，银行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很差，政府高级官员可以直接授意银行发放贷款给某些大企业，那些得到好处的大企业再把这些好处的一部分贿赂给这些官员。韩宝钢铁公司破产案就引出了巨额非法贷款事件，金泳三次子被捕，韩国政坛为之震动。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投资饥渴症，在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下，造成了下述严重的经济后果：
　　1.韩国大量举借外债。韩国长期处于资金短缺之中，其国内储蓄率之高是有名的，但是投资需求率更高，据说1997年达38％，在这种储蓄率—投资率存在缺口的情况下，韩国需要大量举借外债，以满足国内大企业的投资需求。1991年的韩国外债总额为397亿美元，而到了1997 年11月底，外债总额飙升至1569亿美元。由于外债期限结构的畸形，终于导致了韩国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2.韩国大企业容易形成高负债率。银行信贷的容易获得（即银行贷款的软约束）使得大企业的融资比率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多数大企业的债务与股本金的比率（即负债率）都在500％以上。可按照国际标准，企业负债率达到230％就已经足以值得警戒了。韩国30 家最大的企业集团的负债加在一起，占了全国财富的三分之一。如此之高的负债率使得企业经营面临着极高的风险，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便能引起企业危机。至1997年底，已有八个大财团宣告破产，其中排名第八位的起亚集团，负债率达519％；排名第十二位的汉拿集团，负债率达2056％， 排名第十四位的韩宝集团，负债率约达1900％；排名第十九位的真露集团，负债率高达3075％。大企业集团的纷纷破产，当然就造成了贷方银行的呆帐和坏帐。
　　　　　　韩国大企业集团的经营发展路线面临挑战
　　实际上，韩国大企业追求经济规模的企业发展路线是期望这样行走的：为占据市场份额就需要大量借贷——为偿还借贷就需要维持较高的增长率——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更多的大量借贷来进行投资扩张。在韩国经济起飞史上，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这一路线是有一部分功劳的。如果韩国大企业经营得当，回报丰厚，这种企业路线本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然而，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90年代中期的今天，它遇到了内外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1.经济全球化要求企业有很强的市场效率和创新精神，以前工业化时代的企业规模很可能在信息化时代就显得过大了。从理论上讲，企业经济规模庞大并不等于具有效率的规模经济，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1）生产能力的限度。当投入增加超过一个定点时，边际产出就会减少，亦即出现了规模不经济。（2）交易成本的限度。 企业之所以替代市场而存在，是因为企业可以将一些经济活动内部化，从而能够节约市场上的交易成本。所以，企业的规模应该具有时代的内涵限度，否则就会像身体同脑子相比变得越来越大的恐龙一样，反应迟钝，步履蹒跚。韩国一些大企业集团“章鱼腕足式”地扩张企业规模，终于导致企业亏损，折断了它们企业发展路线的较高增长率这一环节。例如宣布破产的起亚集团，它原是生产汽车的专业集团，但却先后建立了28个系列企业，经营摊子铺开到与汽车生产毫不相关的特殊钢、建筑甚至公寓清扫等领域。香港《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12月18日的一篇文章称：1996年韩国最大的49家财团的销售额尽管占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97％，但是它们净利润总和却只有6500万美元。
　　2.面临着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韩国经济正在逐渐失去它的比较优势。国际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成本竞争，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的高技术竞争。当韩国大企业向海外咄咄逼人地扩张投资时，时常陷入上述两个方面造成的窘境，因而韩国通过海外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的渠道并不通畅。韩国一方面没有足够规模的升级产业转入，另一方面也难以转出原有产业，来发展新的竞争性产业。基于以上限制，韩国大企业的产业投资效益是有限的。例如，尽管世界汽车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韩国国内汽车消费市场狭小，但是韩国政府还是不惜血本地扶植了三家大的汽车制造商，显然，韩国支柱产业——汽车业的国际竞争力不能与美、日、德的高技术和中国、东盟国家的低成本竞争匹敌，结果，其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起亚集团就破产了。鱼大了，水却不一定深。
　　　　　　正确评价韩国大企业集团的作用
　　韩国金融危机是否表明韩国大企业集团已经过时了？中国台湾成功地规避了这次亚洲金融危机，是否就表明中小企业一定比大企业集团更有国际竞争优势呢？
　　我们认为，关键的问题不是大企业集团这种企业组织形式是否错误，而是如何根据市场形势来确定这种企业组织形式的边界。在实现经济起飞之后，韩国经济的前途仍然要依赖于国际化和世界化，因为它的先天性缺陷依然存在：天赋自然资源有限、国内市场狭小。要进军国际市场，使得韩国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来同老牌发达国家竞争，一个方便的方式就是建立大企业集团。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市场份额和效率增长是同等的重要。在金融危机席卷亚洲、西方社会呼吁韩国财阀“减肥”增效之时，西方社会本身却掀起了一股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企业兼并热潮。1997年11月，美国世界通信公司以370 亿美元的天价兼并了美国第二大微波通信公司，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企业兼并案，矛头所指就是国际电讯市场的市场份额。可见，在信息化时代来临之际，国际性的市场垄断已成为一种强劲的势头，西方国家政府对此的态度是鼓励和欢迎的。韩国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究竟应该有多大？问题的症结在于它应该由市场力量来确定，政府可进行适当干预，但政府的任何干预都应该是“亲市场”的，并建立健全的监督机制（包括健全的金融体制）。
　　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韩国大企业集团毕竟对于韩国经济的起飞做出了重大贡献，其骄人成绩是不争的事实。但正因为是后起的发达国家，韩国大企业集团在新的国际竞争中面临一系列约束条件，力有未逮，在市场份额和效率增长这两个目标中优先选择了市场份额目标，而忽视了效率增长目标；韩国金融体制的缺陷使得它们的错误选择成为现实。韩国的教训是深刻的，企业发展应该做到这两个目标的均衡。
　　大企业集团在韩国国民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小企业在韩国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一直是弱小的。韩国如果仿效台湾模式、抛弃财阀而一味扶植中小企业，是不现实的政策选择，机会成本相当高昂。而且大企业在研究与发展投资和品牌战略方面，比中小企业更具优势。今后韩国经济要度过难关，还取决于韩国大企业集团本身的改革。
　　
　　
　　
国际经济评论京14～16F8国际经济丁斗19981998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职博士生 作者：国际经济评论京14～16F8国际经济丁斗19981998

网载 2013-09-10 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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