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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近十年来的研究概况
　　近十年来，传统经济伦理研究硕果累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均有很大的进展。从深度来看，一些理论问题研究进一步深化，如传统经济伦理的构成内容、传统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其间既有争论也有共识。从广度来看，研究涉及经济发展、历史文化、企业管理、商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
　　（二）从问题研究逐步走向体系建构。近年来，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不再局限于个别理论问题的分析论证，而是将目光投向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建构。曾有学者认为，已有的对经济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带有断裂性，未能进行历史的完整的把握，多停留在片断上和一般的泛论上”[1]。唐凯麟、陈科华着的《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以及朱林等着的《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两部着作，对我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作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使经济伦理思想史研究的尴尬处境得以改善。
　　（三）应用性研究得以彰显。学者们的研究没有仅仅停留于纯粹的理论分析，而是着力于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东亚经济发展、经济主体伦理人格培育等社会热点问题，挖掘传统经济伦理的内在价值及其当代意义，使得理论研究能够积极服务于社会发展。
　　（四）学科交叉渗透不断增强。近十年来，除伦理学以外，有多门学科不同程度地涉猎了传统经济伦理研究，如历史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均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学科交叉渗透有进一步增强的势头。并且，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充分应用，如价值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数学建模法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皆成为学者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工具。
　　二、近十年来研究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经济伦理的内容与特征
　　传统经济伦理包含了哪些内容？对于这一基本理论问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讨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1）从中国古代经济、政治、文化的特点出发，将传统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反映“经济结构”、“产权关系”的伦理模式——“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第二，植根于宗法家族制的经营模式——“家族主义”；第三，利益分配的伦理原则——礼以定分，贫富均平；第四，消费行为的伦理原则——力戒奢侈，崇尚节俭；第五，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劳动美德——勤劳敬业；第六，关于市场行为的道德原则——倡导“诚信”，反对“竞争”。其中，“重公轻私”、“重义轻利”的产权伦理，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核心。[2]（2）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出发，认为传统经济伦理的内容涉及经济运行的四个环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对于这四个环节中具体蕴涵的经济伦理思想，学者们则是见仁见智①。（3）从社会结构角度出发，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两大阶层共有的经济伦理；第二，精英阶层特有而为大众阶层所缺少或表现不突出的部分；第三，大众阶层所特有而为精英阶层所缺少或表现不突出的部分[3]。（4）从儒家经济伦理的社会价值目标出发，认为传统经济伦理的主要内容应为人性论、义利论、经济论和教育论[4]。
　　传统经济伦理具有何种特征？学者们认为，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最典型的特征是道德与经济的“倒置”，因而是一种德性经济思想。有学者指出了这种特征的具体表现。第一，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价值。第二，为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确立了道德准则，并以道德教化作为经济管理的手段。第三，从儒家义利观出发，制定了约束经济行为的道德规范，并由此出发评价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引导生产、消费，激发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追求道德价值。[5] 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阐述了这一特征，认为经济的道德决定论，使得儒家关于经济的本质、经济的功能、经济的运行方式，都是在一种德性的视野里进行的。因而，经济的运行过程实质上是一个道德实现的过程。[6]
　　（二）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历史发展
　　学者们的研究从四个层面展开。（1）体系研究。以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为线索，对中国思想史上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人物、主要流派的经济伦理思想进行了梳理，从体系上较为完整地把握了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②。（2）分类研究。根据传统经济伦理的特点，将其划分为德性主义、功利主义、理想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五大流派，概括了我国古代和近代的经济伦理思想[7]。（3）代表人物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对孔子、孟子、荀子、墨子、管子、老子、司马迁等中国思想史上代表人物的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研究，并挖掘出其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③。（4）原着解读。从经济伦理学的视角对《管子》、《盐铁论》等古典名着进行解读，提炼出其中蕴涵的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性价值④。对《管子》的研究尤为深入⑤，论题涉及《管子》的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消费伦理思想、管理伦理思想等。
　　（三）传统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
　　学者们普遍认为，传统经济伦理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1. 从传统经济伦理的构成内容出发，深入剖析了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一些学者认为，在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经济道德存在着明显的先天不足，致使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意识形态缺少现代经济生长和发展的良好基础和动力，甚至成为极大的不利性制约因素，如“重义轻利”、“官本位”、“重本抑末”、“制礼明分”等⑥。同时，传统经济伦理中的某些道德规范也具有积极因素，可以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消除市场经济的弱点和负面影响。这些具有积极因素的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有：“仁”、“取财有道”、“诚信”、“敬”、“和”、“孝悌”、“勤俭”、“廉洁”等。[8]
　　2. 从哲学层面研究儒学的道德理性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儒学的道德理性与市场经济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肯定关系，不能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直接性的文化依据和具体性的知识；另一方面，儒学与市场经济在逻辑上又是一种间接性的肯定关系。儒学的“内圣”观念所凸显的道德理性对人的行为起着制控、规范和导向的功能，从而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显现为一种间接性的功能。[9]
　　3. 从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出发，分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二者由于异质相互冲突，具体表现为价值观念、精神倾向、理性方式、约束机制的冲突；另一方面，二者又存在着一些同构契合的因素。儒家的互助交往思想、规范有序意识、自强自律精神、诚信为本原则等，可以通融于市场法则之中，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儒家伦理还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与市场价值形成一种异质互补关系，如义与利、和与争、群与己、人与物等等。[10]
　　4. 从儒家伦理的内在张力出发，阐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相关性。在儒家伦理的道德要求中，成就君子人格存在着巨大的内在张力。凭借其内在张力，能够培育一种“提升意义上的市场精神”，从而更有效地推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11]
　　（四）传统经济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争论不断、最富影响力的重大理论课题之一。近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在延续和深化。
　　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发展究竟是何种关系？学者们就这一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达成了共识，认为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文化层面上的，因而是有限的。机械地套用韦伯的理论，把“儒家伦理看成东亚经济成功的根本原因”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它夸大了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有学者指出，“儒家文化只是在某种新环境和条件下，与某些新因素结合时，才发挥了它的一些潜在优势，从而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12]。
　　儒家伦理在东亚现代化过程中的变迁。与东亚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儒家伦理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儒家伦理，而是一种经过改造并赋予新意的现代化的儒家伦理[13]。东亚国家一方面很好地保存和发扬了文化传统中和现代化相容的部分；另一方面也对儒家传统文化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和创造性地综合，克服了如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序化文化”、“人治”等传统道德价值的负面效应，使得儒家文化成为东亚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14]。
　　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从宏观层面上看，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政府主导型经济模式和企业组织管理模式的积极影响；二是培养了人的工作伦理；三是促进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条件[12]。从微观层面上看，儒家伦理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⑦。
　　亚洲价值观与东亚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反思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1）亚洲价值观是否是导致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亚洲价值观是导致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有学者提出，东亚金融危机爆发除了与金融层面、结构层面的问题有关外，“更深层次的因素则与东亚的发展模式、社会制度与亚洲价值观中的弊病和弱点有关”[1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亚洲价值观非但不是导致危机爆发的原因，相反却是抵挡危机影响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指出，台湾、新加坡、大陆、香港等在金融风暴中表现得相当不错，因为他们保持了儒家文化的特色。而韩国受到经济打击较为严重，是因为其在战后产生了“外在文明的冲突”，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儒家文化圈的基本精神。[16]（2）亚洲价值观的负面影响。学者们认为，在东亚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亚洲价值观确实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东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亚洲价值观中的负面因素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阻碍作用。有学者指出，亚洲价值观中的“朋党资本主义”是滋长金融危机的内在根源[15]。也有学者称之为“裙带关系资本主义”，认为其由东亚文化中的团体导向衍生而出，导致了政治上的准家族统治、虚假民主和官商结合[17]。还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分析了亚洲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冲突。第一，政治文化传统与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冲突；第二，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经济意识的冲突；第三，工具理性发展滞后与现代产业发展需要之间的冲突[18]。（3）亚洲价值观重塑。学者们认为，一方面要继承亚洲价值观中的积极因素，另一方面要改造其中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方面。如何改造？有学者认为，“首要任务是制度改造，实现真正的民主和限权政府。与其相联系的是对团体导向伦理范围的限制，克服经济和政治活动中的裙带关系”[17]。改造或重塑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思想的哲学性与西方经济思想的科学性必须同时兼顾”[16]。也有学者认为应当“部分地借鉴外来文化，部分地发掘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重要的是，分清自己传统文化中哪些是落后的东西，需要借助外来文化的先进因素来克服和弥补”[17]。
　　（五）传统经济伦理与商人伦理
　　儒家伦理与商人伦理是分属两种不同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二者之间能否通约？学者们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儒家伦理自身的一些特质以及核心价值使其能够对中国古代的商人精神发生影响甚至对其进行重塑。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儒家伦理从先秦时期就对商人的经营活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的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结果是儒家伦理在社会变革中发生了一些蜕变，而商人则在此基础上开始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新的伦理⑧。儒家伦理在何种层面上对商人的伦理价值观发生影响？有学者从儒商演变与发展的角度，认为儒家伦理对商人的商业价值观、工作伦理精神、职业道德规范、经营之道、管理思想、处世风格等都产生了积极影响[19]。
　　儒家伦理对明清时期商帮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产生了何种影响？学者们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以徽商、晋商为主要考察对象，着重研究了如下几个问题。（1）儒家伦理与明清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有学者认为，明清时期的商业伦理具有两重性特征，它既需要体现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力量的合理性要求，也即是说把“不正常”转化为“正常”，又要体现传统社会的主导性伦理——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和价值的要求。因此这种商业伦理必然兼具儒与商两种性格特征，也即广义上的儒商伦理[20]。（2）儒家伦理对明清商人伦理价值观的影响。学者们考察了明清时期士商关系的变化，指出商人的伦理价值观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表现出亦儒亦贾的特点⑨。（3）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对明清商业经营管理的双重影响。学者们总结了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基本道德原则与道德规范在明清商人的经营活动中的体现，认为这些原则与规范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促进了明清商业的发展与兴盛，另一方面又阻碍了明清商人挣脱封建性的束缚而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化⑩。
　　（六）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
　　转型的可能性。有学者认为，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社会意识的传承性来看，传统经济伦理有可能转化成现代化的动力；从方法论上看，通过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可以实现传统经济伦理与现代化的对接；从东亚经济成功的实践经验和传统经济伦理的深刻内涵来看，传统经济伦理转化为现代化的动力具有可行性[21]。
　　转型面临的对象。有学者提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已经不是原生态意义上的传统经济伦理，而是深受计划经济影响的传统经济伦理。因为“建国以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没有也不可能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因而也就不可能提出继续变革‘传统经济伦理’的历史课题，却形成了传统经济伦理‘现代改革’的新的起点。就是说，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传统经济伦理改变了原生形态而获得了新的形态，体现了传统的‘韧’劲”[2]。
　　转型的具体内容。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变革的内容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产权伦理的变革；第二，利益分配伦理原则的变革；第三，传统的商业诚信与现代的“市场信用”；第四，家族企业与“家族主义”传统及其变革[2]。
　　如何实现转型。有学者认为，应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体系，以此实现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转型。其基本模式结构应该是：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新教伦理精神的合理因素、东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儒家伦理精神（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的合理内核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三者的有机统一[22]。也有学者认为，必须创造一种规范和开放的制度条件，实现儒家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契合互补[10]。还有学者认为，应当在保持儒家伦理基本精神（以及某些具体内容）的同时，将其变为一个开放系统，在此基础上对某些具体内容进行变革，以此培育提升意义上的市场精神[11]。
　　当然，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存在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传统经济伦理的现代变革将是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2]。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近十年来，传统经济伦理研究在论域拓展、视角更新以及对社会热点问题的把握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就此止步不前了。目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思考与努力。
　　（一）研究视野需进一步拓展。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儒家经济伦理的层面展开，尤其是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较少涉及其他流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其实，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是一座丰富的思想宝库，道家、墨家等古代非主流意识形态的经济伦理思想对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同样需要学者们的关注。另外，中西方传统经济伦理比较研究目前仍是尚待开发的“净土”，仅有些许零星的研究成果，并且缺乏足够的学术影响。中西方传统文化中皆蕴涵着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中西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有诸多可以比较之处，有比较才会有启迪与借鉴。因此，这项工作的研究当有较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总之，我们需要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不断地寻找新问题、新视角。唯其如此，传统经济伦理研究才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二）不同学科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与互动。如前所述，传统经济伦理研究在近十年间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态势。应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学术研究的氛围因此而更为宽松。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等纷纷在本学科领域里各自为战，彼此之间缺乏交流的意愿与对话的机制。这一状况导致各学科之间不能取长补短，对问题的研究不能深入下去，无法产生具有影响力的成果。以商人伦理研究为例，历史学的实证分析与伦理学的哲学分析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其结果是历史学的研究流于史料的堆积，而伦理学的研究则有流于空谈之嫌。因此，当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学科交流机制，促成各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三）对传统经济伦理的动态把握尚显不足。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并且在不同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社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学者们所讨论的传统经济伦理大多是忽略了动态变化的相对稳定的内容。虽然也有学者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作了动态的把握，但只是一种宏观把握，没有对各个历史时期传统经济伦理思想的特点、变迁及其社会价值作深入的理论探讨。对近代经济伦理的变迁尤其缺乏应有的关注。
　　（四）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力度有待加强。如前所述，传统经济伦理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结合较为紧密。但是目前二者的结合仅止于面向现实，解决现实问题的力度尚显薄弱。从研究成果来看，除了对东亚经济的研究外，学者们主要是从宏观层面探讨社会现实问题，满足于分析一些概念与原则，而对于如何用理论解决企业经营管理、商业活动等微观层面中存在的问题则鲜有细密的具体研究。笔者认为，使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齐头并进，加强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的力度，是新世纪传统经济伦理研究的意义与价值所在。
　　注释：
　　①相关论述参见曹刚. 儒家德性经济论[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3）；安云凤.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论析[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4）.
　　②参见唐凯麟，陈科华.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朱林，等.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③如夏伟东. 墨子的节俭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罗蔚，邓少海. 墨家经济伦理思想简析[J]. 江西社会科学，2000，（4）；温冠英，朱林.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初探[J]. 江西社会科学，2003，（3）；唐凯麟，陈科华. “善者因之”——司马迁经济伦理思想研究[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1）；唐凯麟，陈科华. 孔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J]. 孔子研究，2004，（6）.
　　④周俊敏. 《管子》经济伦理思想研究[M]. 长沙：岳麓书社，2003；周俊敏. 《盐铁论》中蕴含的经济伦理思想[J]. 经济论坛，2003，（3）.
　　⑤据对中国期刊的检索统计，近十年来研究《管子》的文章约30余篇，专着一部，《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中对《管子》的经济伦理思想亦有专门的论述。
　　⑥参见戢斗勇. 论儒家经济道德的两重性[J]. 河北学刊，1995，（6）；赵福春.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J]. 新视野，1996，（4）.
　　⑦参见徐远和. 儒家思想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M].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赵春明. 儒家文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J]. 当代亚太，1998，（6）；孟庆义，刘会清. 日韩现代管理思想中的儒家文化因素[J]. 史学集刊，2006，（3）.
　　⑧参见彭正穗.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古代商人精神[J]. 江汉论坛，1996，（4）；陈宝良. 明代的致富论——兼论儒家经济伦理与商人精神[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4，（6）；马涛. 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⑨参见张海鹏，王廷元. 徽商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葛贤慧. 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朱林，等.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⑩参见张海鹏，王廷元. 徽商研究[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葛贤慧. 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M].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朱林，等.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洪璞. 儒家经济伦理与徽商[J]. 南京大学学报，1995，（1）；龙达云. 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商业道德[J]. 道德与文明，1996，（2）；叶显恩. 儒家传统文化与徽州商人[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8，（4）.
道德与文明津89～93B8伦理学陈继红20072007
陈继红，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苏 南京 210098
作者：道德与文明津89～93B8伦理学陈继红20072007

网载 2013-09-10 21: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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