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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转轨经济的研究，2000年笔者曾出版了一本《资本挑战体制/关于中国经济转轨原理的 一种解析》的专着，试图以大的时空跨度描述中国二十年来的转轨经济和转轨原理，2001年 又根据中国转轨经济运行状态正在发生的变化撰写《进入“后短缺时期”的中国经济》一文 ，在科尔内“短缺”的基础上提出“后短缺时期”的看法。在这样的研究之后仍然感到在 宏观背景的把握和研究方法上存在缺陷，于是才有了本文的进一步探讨。
　　　　　　一、转轨探索为什么这样难
　　格泽戈尔兹·W·科勒德克1998年完成了一部名为《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 经济》的专着。论述重点是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的历程，但同时也将这一历程与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和越南，进行了比较；其大量的讨论集中于1989～1998年这一时期 ，而回顾和前瞻的时限则扩展到1950～2020年左右。从而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从更纵深、更开 阔 的视角来观察转轨经济的切入口。
　　科勒德克估计，21世纪的前夕一共有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加入“后社 会主义”转轨过程。作者在这里所称的“后社会主义”是特指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转 向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界定，计有“前苏联”15个国家、“东欧”12个国家 ，再加上中国、越南、蒙古、柬埔寨、老挝、古巴、朝鲜，同时将前东德包括在内，一共是 35个 国家。科勒德克认为，转轨进程的启动缘于人们越来越确信集权的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 。他将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有限的经济变化/严格限制 的政治变革”，被划定为有意设计（有组织）、渐进主义的市场改革；另一类是“经济/政治 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合乎规范的、以偶然所为（无序的）实现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的向市 场转轨。按照上述标准，作者将20世纪50年代末期、60年代末期以及70年代早期发生在东欧 和前苏联针对“正统斯大林制度”的，旨在发挥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和政治制度潜力的一系列 改革的尝试，以“其目的在于对旧制度的完善，而不是引入新制度”为理由，划入前一类。 基于同样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始于中国、90年代始于越南的改革也被归入这一类，即只能 视为“市场改革”，而不能列入“向市场转轨”的层次。被作者列入后一类即被视为合乎转 轨规范的“转轨样本”，仅包括独联体和东欧各国“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旧制度”之后从80年 代末至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富有决定意义的、路 径正确的向市场转轨的深刻变革在近十年才真正发生了。显然，科勒德克的“转轨”的概念 和我们所理解的有很大区别（注：笔者认为，“转轨”应该是一个集合概念，就一般性而言与政治取向无关，其基本内涵 是旨在改变经济资源的基础配置方式。即将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控制为主的轨道转变到由市 场调控为主的轨道上去。而改革一词，通常是与转轨同义的。）。
　　这里重要的不是上述这些分类方法和作者所持观点本身。如果把“市场改革”和“向市场 转轨”合并起来观察，那么，这场波及地区广泛、卷入人口众多的经济运行机制转轨的探索 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普遍现象了。
　　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所有进行从计划到市场探索的原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于向目标前进 的途中，经济转轨的实践无法评判，转轨中的经济运行规律、绩效、目标也没有一个公认合 理的考察角度。就是在被科勒德克判定是合乎规范地“向市场转轨”的那些国家里，最近十 年的情况也只有衰退，未见奇迹。尽管包括科勒德克在内的一些推崇经济/政治发生根本性 变化转轨论者将上述转轨衰退现象介定为短期过程，并对随着经济自由化（即私有化）过程或 任务完成必然使经济从复苏走向持续增长进行了乐观估计，但是不少迹象表明，即令会出现 那种乐观估计的绩效，其前进道路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预期。
　　同样，对激进主义、渐进主义的争论也是各执一词，于转轨而言，似乎也没有多大意义。 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和越南是成功的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范例，而俄罗斯和乌克兰至少从目 前来看是向市场经济渐进式转轨失败的典型例子”。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所所长安德烈·伊 拉里奥诺夫则认为：“中国取得的前所未有的成绩，是最近几十年来世界历史上的最重大的 事 件之一。”“现在盛行一种观点：与俄罗斯实行的激进的、‘休克的’改革不同，中国的改 革带有逐步的、渐进的性质，并且国家保持了对经济的控制。”事实上，一切正相反，中 国改革不仅是自由的，而且也许是当代世界实践中最自由的、最激进的、最休克的改革。中 国改革旨在最大限度地缩小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俄罗斯的改革是断断续续的 ，国家背负着经济的沉重负担”。
　　既然决定放弃计划体制，确信无疑地向市场化目标迈进，为什么转轨就这么难呢？合乎逻辑 的 推理必然是：不同路径的市场化进程的探索，可能遇到了同一种阻力，即某种相同或相似的 基础性的障碍。
　　历史地看，不仅是前面比较中提到的中国、越南、俄罗斯、乌克兰，而是在上个世纪两次 世界大战中诞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具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即都没有遵循从高度发达的 资 本主义国家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 地步”，从而“炸毁了”它的“外壳”这样的路径来诞生，恰恰相反，却是从落后国家里基 于摆脱贫困和屈辱的强烈愿望，通过反对殖民剥削和民族压迫的解放斗争而诞生。因此，笔 者认为，不论它们当初如何坚定地选择了计划体制因而经历了已经经历过的那些曲折的探索 ，或者近半个世纪以来偏好市场竞争效率选择了市场体制，因而又经历了路径多么不同的偏 离计划轨道的市场化变革的探索，都应被视为一个特定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组成部分和 人类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实践之一，都一样值得经济学者从非意识形态层面去发 现值得尊重的共同之点。
　　下面是笔者针对此所提出的一种解释（见图1）。
　　附图
　　图1是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提出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为基础，以发 达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演进实践的一致性为参照，制作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阶段 与经济体制演进错位的分析模型。
　　在以先行工业化和先行市场化为标志，并以此为双重优势在经济全球化竞争中占据主导地 位的发达国家，其市场化升级是伴随着经济结构逐步升级，一步步走过来的，彼此水乳交融 、相辅相成。发展中国家则不同，以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看，除俄罗斯有些特殊外，几乎都还处在“为起飞准备条件阶段”。与此相适应，对 这些工业化过程滞后、自然经济成分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它们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本应有 一个使商品经济逐步得以发育的较为有利的制度安排，但此时的外部环境已不允许这样做。 这是因为，几乎所有涉及国际经济交往的市场经济规则，已经由先行工业化国家在市场化过 程中按照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的原则作了安排，使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时必然遇到 障碍。而适宜的规则对这些国家加快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最终的结果则如我们自己 感受到的，转轨国家经济成长需要依赖的经济运行环境与既定的市场规则相冲突，经济成长 与 体制成熟的阶段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时空错位”问题。笔者认为，这一层面的制约以 及由此形成的制度变迁成本，可能是贯穿于所有转轨国家转轨总过程的基础性制约，它与各 国转轨中的政治取向并无直接联系，但与政府是否能够恰当处理“时空错位”所引致的矛盾 困扰，则直接相关。
　　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加以归纳，得出以下观点：
　　1.转轨所针对的是体制问题，属生产关系范畴。经济成长阶段则客观地反映着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差异。转轨国家虽然处在较低的经济成长阶段，却又不能只从较低的市场化模式起步 。这里出现的困难，终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协调的问题，反馈到体制架构就成为基础性 障碍。排除由二者“时空错位”所引致的基础性障碍，需要由政府进行改革政策的创新。
　　2.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连续实现了超过20年的持续经济增长。而被认为是最 合乎转轨标准的一些国家的制度性变革，在近10年左右的实践后仍没能摆脱衰退的困扰。由 此对比说明，因为必将存在的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体制“时空错位”的制约，即使是认为完 成了经济/政治根本性变化的国家也无法获得经济运行的预期效率。从这一点来看，作为手 段的转轨过程的路径选择、成本支付等有利于弥合“时空错位”的过渡性安排，至少与作为 目标的转轨后的制度安排同样重要，或者说，将排除基础性障碍的着眼点放在改革政策创新 的“技术层面”，比所谓优先考虑政治制度转向要有效。
　　3.由于转轨过程对于弥合“时空错位”可能具备的有效性和渐进性，即过程中量的积累可 能带来的基础性制约方面质的演进，那么对改革政策创新的绩效的判断，则应落脚于政策的 总 体适应性和分阶段适应性。总体是否适应，应当并可以从一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加以考虑，分 阶段的适应性则比较难以把握。这不仅因为每个阶段的进展都会是动态的，更因为转轨总过 程中将会出现的阶段性转变与交替的规定性尚无先例可循，而我们事先对其预测又存在很多 的困难。正因为如此，研究转轨经济也就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和独特性。
　　　　　　二、研究方法是否需要改进
　　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关于转轨总过程的阶段性表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遵从西 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来仿制所谓后社会主义国家由社会主义计划体制过渡到 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的制度变迁总过程。
　　典型的例子是发表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2000年冬季号的长篇论文《从社会主义到资 本主义变化意味着什么》中所阐述的由五特征制度性变化所构造的转轨总过程模型。作者认 为，判定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标准，是一种被称之为The System-Specific Attributes（体 制的特殊品性）的东西。世界上之所以有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存在，就是因为有此“品性” 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也正是由它来支撑和发展的。因此，转轨即意味着“品性”的改 变。“体制的特殊品性”，其实也就是作者所说的制度性特征，它具体表现为：(1)政治力 量特征、(2)产权的分配特征、(3)协调机制特征、(4)经济行为者的典型特征、(5)经济运行 特征这样五个特征。五特征之间既存在顺序决定的关系[(1)→(2)→(3)→(4)→(5)]，更存 在“基础性特征”决定“非基础性特征”的关系[(1)～(3)决定(4)～(5)]。判定一个转轨经 济的转轨总过程是否真正开始了？是否可以结束了？按照该文作者所持的观点，(4)～(5)转轨 是否到位并不是主要的衡量标准，(1)～(3)是否转轨到位才是关键。该文作者还认为，(1) ～(3)转轨到位还将自动引导(4)～(5)转轨到位，简单地理解即政治转轨决定并引导经济转 轨。依据上述核心观点，作者认为转轨经济的运行特征具体表现为这样五个特征或“品性” 的转变过程，见图2。
　　附图
　　这种观点的基本出发点是非此即彼，由此及彼就完成了转轨，其局限是明显的。且不说此 、彼并非处于好坏两个极端，即便如此，由于世界经济格局和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客观条件 已不允许任何一个转轨国家从资本主义的幼芽状态重新再经历一遍，因此认为只要改换制度 就能获得效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时空错位”基础性制约的存在将使进行这种转轨 实践的国家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矛盾。
　　关于转轨总过程阶段性划分的另一类分析方法，是着眼于从计划到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变 化的实践主线，将转轨国家政府作出放弃国家集权的计划经济、采取市场化的重大政策性决 定的年份作为转轨总过程启动的基准年；考察改革政策的推进过程与对应的国民经济运行中 的主要矛盾演变过程的关联性，从中找出各阶段的转折点。
　　例如将迄今为止的中国改革进程作三阶段划分：
　　第一阶段：“边界上革命”阶段。1978～1984年，以修补旧体制，从计划边界上培育商品 经济因素为特征的改革启动阶段。
　　第二阶段：“双轨下扩张”阶段。1984～1992年，以双轨制价格、修补缺损的流通环节、 经济总量迅速扩大、同时经济环境活与乱交织为特征的双轨摩擦阶段。
　　第三阶段：“磨合中替代”阶段。1992年至今，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改革 整体推进深层次矛盾集中显露、市场机制起主导作用的趋势日益明显为特征的体制置换阶段 （吕炜，2000）。
　　该类分析的优点是紧扣住了20世纪下半叶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性变革所共同具有的一个特定 范畴，即偏离效率不高的计划体制而承认货币和商品交换的合理性，由此引起市场化广度和 深度日益扩大和强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层面转轨的普遍意义，并且注意到转轨绩效与经济增长 绩效的同步考察，言之有物而持之有据。
　　不足的是局限于回顾性总结，缺乏前瞻方面的提示，对当前阶段的阐释往往只是点到为止 ，显得过于粗疏，难以建立过程演进的内在逻辑联系。更为关键的是，由于缺少一个“始点 ”——“终点”这样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理性的立意作为分析框架，对转轨总过程和各阶 段特征、过渡状态难以进行动态的把握，对当前经济现象的分析往往只能局限在静态的体制 框架中，或与过去类似的情况作比较，或与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类似情况作比较，其结果也 就很难说是准确的。
　　从实践层面反馈的情况，至少有三件事后来发生的情况与人们事先预测表现出明显的不一 致。
　　第一件事是关于“笼中虎”的认识。
　　随着改革进程中家庭部门收入逐步增加而中国商业银行储蓄存款总额累积到5万亿元起，不 仅 国内经济学界也包括国外一些机构，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称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可能引 致重大变动甚至发生危机的“笼中虎”。过多的货币积淀蜂拥出笼引发通胀的先例不仅许多 国家发生过，在解放前旧中国发生过，而且在中国经济转轨开始不久的价格改革“闯关”试 验中，甚至还较为明显地引发过一次经济社会震荡。就经济学原理说，这样观察作出判断， 应该符合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然而，实践中的情况却大出意料。当后来经济运行环境 出现需求不足、在政府从1996年5月起37个月内连续7次降息、一年期存款利率由9.19%下降 到2.25%、降息密度和幅度为建国以来所未有的极强刺激下，收效仍然甚微，并且出现了储 蓄继续增加、物价指数持续下滑很难遏止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前不久新闻发布的数据显示， 至2001年3月全国城乡储蓄总额已达到68365亿元。
　　第二件事是关于财政作用的认识。
　　中国改革一开始，就出现并一直表现出金融部门效率提升而财政部门职能弱化的强烈对比 。普遍的判断是，这种情况由市场化引致，可能是改革后出现的一个难以改变的常态了。但 随后实践作出的反馈正好相反：当货币政策无力遏制经济衰退、金融业自身陷入巨大的潜在 风 险中时，国家财政向银行连续三年发行了总额达3600亿元国债搞基础设施建设，一段时间后 取得显着绩效：既使过剩的生产能力被利用起来遏制了经济增长率下滑趋势，近3年每年拉 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2个百分点；又使银行资金转换为财政投融资资金，巨额“存差” 带来的经营风险得以化解。类似的操作，用单纯的凯恩斯理论或罗斯福“新政”实践都难以 全面解释，而必须在转轨背景下特别是转轨中途的矛盾构成中去研究。
　　第三件事是关于需求不足的判断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出现严重“过热”问题，国内外经济学界和境外权威机 构均表关注，甚至认为这一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出大问题。如果发生意外， 中国经济持续多年增长的情况将会结束，一直到20世纪末都很难复现。
　　针对“过热”问题，中国政府采取了连续数年的强度充分的“双紧”措施，使“过热”运 行 的经济终于在1996年成功地“软着陆”。但是，“软着陆”尚未尘埃落定，另一种表征为“ 偏冷”的困扰，在事先不被防范的情况下发生了。1996年上半年，监测部门发布了一项重要 的监测信息：全国609种主要商品89.4%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商品占5.3%、供不应求商品只占 3%。“买方市场”一时成为议论热点，但是，是否真的出现了“买方市场”？倾向于赞同的 意见并不多。稍后，低层次的买方市场的观点逐渐被普遍接受，但是否可以归入“需求不足 ”的范畴？主导的观点仍表示，不应把情况估计到这一层次。随后在生产资料领域尤其在 能源和基础产业部门，多年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部门也出现了过剩现象。正视“需求不 足” 范畴的经济学思考，修正“短缺时期”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研究进展，是从1998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将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明 确下来，并以启动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消费信贷等一系列措施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之后， 才逐渐取得共识的。在这两年多的争论中，事实上中国的转轨经济正悄然从一个阶段进入了 另一个阶段。
　　笔者认为，对一些重大的属于基本面的判断与实际情况出现的差异，除了偶然和意外的因 素 可能放大其差异程度外，一般不应在“质”的范畴发生问题。但上面说到的例子，应该说 含有一定程度的“质”的出入。
　　出现问题的原因可能是，其一，我们正处于并未建成市场经济体制的环境中，却引入了适 合并来自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和计量模型；其二， 我们对转轨经济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和对本国转轨经济特殊的运行规律——尤其对转轨总过程 及其转折点的认识，研究深度不够而且在方法上出了问题。如果这样的判断合理，我们就应 该寻求方法论上的改进。
　　　　　　三、关于方法论改进的讨论
　　不只在中国，就是在全球范围看，目前还没有一个转轨国家宣布转轨目标已经达到，事实 上大家都还处在中途。因此要从整体上把握转轨总过程、判断当前所处阶段和进行趋势预测 ，笔者认为可行的途径是以系统论和非平衡系统经济学、中介论作指导，突破传统的线性和 均衡的思维定势，运用“猜想”、“假说”等基本分析工具，用“证伪”的方式，逐渐逼近 真理，获得暂时可以为人们接受的理论观点（注：“猜想”与“假说”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只是近年来由于突出实证分析而对其有 所轻视。英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家、批判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波普尔(Karl Raimund Po per)在其代表作《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猜想与反驳》(1963)中，对论证科学与非科 学的划界标准不是可证实性而是可证伪性问题，曾进行过令人信服的阐释：科学开始于问题 ，即理论由证伪暴露出问题。一方面，人们由实践启示产生灵感而提出各种大胆的猜测，形 成科学理论；然后对这些理论进行检验，从进一步观察和实验中达到逼真度较高的新理论。 另一方面，新理论在不断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所证伪的过程中，又出现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经 典作家从独特视角出发，也都早已对假说的作为认识工具的作用，给予过充分肯定。恩格斯 说，“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在社会科学方面，列宁曾以马克 思创立的唯物史观为例，指出这一天才思想在提出之初“暂时还只是一个假说，但是是一个 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说”，而“自从《资本论》问世 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说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真理”。
　　但是，证伪、猜想、假说的运用都是有条件的。提出假说必须根据充分的事实，运用已有 的科学知识而不为传统观念所束缚，从而进行创造性的，然而又合乎逻辑的探索。尽管无论 多么严密的假说都带有猜想、猜测的性质，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后进行修改、补充才能成为 科学原理。因此，在对转轨经济及其总过程进行方法论改进就还需要经此基础上，再上升一 个层次，即对演绎、归纳、类比等推理过程应用于猜想与假说时，必须有一个更高层次的、 改进后的属于指导层面的理论的引入问题。在这一点上，经济系统论和非平衡系统经济学具 有总体意义上的指导功能，中介论则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分析方法有用。）。
　　（一）转轨是一个经济系统置换另一个经济系统的内生机制的循环上升的过程，在本质上是 非线性的；对此经济系统论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功能。
　　系统论(System Theory)是从系统观发展而成的一门科学。就一般系统论而言，它是指运用 完整性、集中化、等级结构、终极性、逻辑同构等概念，探求适用于一切系统的模式、原则 与规律的理论与方法。简而言之，它是基于把整体性原则作为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建立 在系统观基础上的一门科学。（注：系统即自成体系的组织。相同或相类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的总体就是系 统的定义。在自然辩证法中，“系统”与“要素”组成一对范畴，这意味着要素指构成系统 的组成单元，系统指由若干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这种单元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整体 。系统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层次性、历史性特征。对“一般系统论”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的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和逻辑学家拉波波特等学者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按系统的等级来加 以分类，不管这些被分类的对象是属于动物、社会阶层、商品或分子，都是可以作为不同学 科的共同课题——系统，来加以研究的。）经济系统论显然又是建立在一般系统论基础之上的，它以运 用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和观点研究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作为方法论的个性特征，而成为经济学 的一个分支。
　　整体性是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在一个系统中，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则上不能归结为 组成它的要素的特性和功能的总和；处于系统整体中的组成要素的特性和功能，也异于它们 在孤立状态时的特性和功能。要素是系统存在的基础，要素决定系统。要素之间既相互独立 又相互联系。转轨总过程视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根据或必然性，在系统最基本特征上体现得 尤为突出。1986～1987年间，中国经济界和决策层发生过一场重要并影响久远的争论：一种 是产权改革优先，另一种是价格改革优先。前者如有学者直截了当地说：先改价格还是先改 所有制，我认为所有制改革的根本思路是关键。并对立论提出十大理由，诸如价格改革的心 理负效应问题，价格改革不能试点、有不可逆的问题，企业和地方对价格改革被动接受的 问题，价格改革产生社会承受力受阻妨碍其他改革推进的问题；产权改革与此相反则有心理 正效应、可试点、企业和地方积极接受、效果有把握、其他改革可以快速跟上等优势。后者 如有的学者认为，价格改革绕不过去，也推迟不得；认为所有制改革了，价格就会自然放开 ，就会自然形成，只能是一厢情愿。这些学者也提出了诸多持论理由，如指出定价权是企业 经营自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无定价权很难参与市场竞争的问题，价格环境是企业经营 决策的重要参数即最重要的外部条件的问题，价格作为经济参数系统的重要要素的形成机制 的变革会带动税率、工资、信贷、利率等其他经济参数形成机制作出相应配套的绩效问题， 价格改革虽有物价总水平大幅度上涨引起经济秩序混乱和社会生活震荡的风险，但这种风险 并不会因为企业改革而减少的问题等。
　　实际发生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的转轨步骤选择了价格改革优先的路径。与波兰突然放开 价格曾使得1989年最后4个月通货膨胀率超过2000%、前苏联1991年通货膨胀率为91%、1992 年约为2000%相比，中国在推动转轨进程的第一个十年（1978～1987年）发生的通胀相对要温 和得多。据国家统计局1988年在年鉴上发布的数据：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品价格 指 数，食品类只上涨了67.7%、食品类的副食品上涨了94.9%、副食品类的新鲜蔬菜上涨了128. 3%。在推动转轨进程的第二个十年当中，顺利地完成了取消40多种商品供应票证的管理制 度和价格双轨制向市场价格并轨的任务。斯蒂格利茨在指出如何从一个严重扭曲的价格体系 过渡到一个比较准确地反映经济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是转轨中的“非常艰巨”的任务时 ，对中国“实行价格双轨制，使计划外部分得到适当激励”高度赞赏，评价为：“中国成功 了 ，采用的是一个天才的解决办法”。
　　但是，按照一般系统论和经济系统论的观点，这样的路径选择是不是最好的？尤其是在作出 某项改革作为突破来带动相关改革或延后某些改革的决策时，以及在随后实施过程中动态地 调整相互关系时，是否恰当地把握了“系统整体的特性和功能在原则上不能归结为组成它的 要 素的特性和功能的总和；处于系统整体中的组成要素的特性和功能，也异于它们在孤立状态 时的特性和功能”这一系统最基本的特征呢？如果对中国改革路径选择不是止于线性地回顾 性地观察而机械地遵从业已定型的阶段划分的结论，而是先将其置于系统论的框架之下进行 时间上持续空间上延伸的开放的研究，得到的启示肯定比业已定型的结论要丰富得多，对预 测未来趋势和改进对改革政策创新阶段性转移的系统整体效率的把握，也许会有用得多。
　　越来越多的材料正在说明，延迟产权改革的最根本的后果，是使这项改革变得更为困难了 。人们在对国家财政因为价格改革而背上沉重包袱的忧虑缓解后，突然发现与产权改革相关 的成本支付比价格改革中的补贴要大得多。1998年新一届政府提出今后三年时间内中国国有 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摆脱困境和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1998年10月国家经贸委的一位官员分析说：这项工作实际上从上一年已经开始做了，加 上今后三年总共是四年时间。算账的结果是：1997年已经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支付成本20 00亿元，今后三年要实施约150户重点国有企业股票上市，完成1万亿元左右的技术改造，对 6000家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中的1500户通过整治扭亏和近4000户通过兼并或者破产退出市场 ，分流富余职工800万到1000万人。完成上述工作所支付的直接成本会达到6000亿～8000亿 元人民币。而在此之前的前三年（1995年、1996年、1997年），国家财政收入总额分别为6242 亿元、7408亿元、8651亿元。国有企业改革延迟带来的金融和保险方面的滞后工作量亦不可 小视。渣打银行机构金融部长罗尔夫·伯韦格最近估计说，中国银行系统有大约40%的不良 资产，这在亚洲是最高的，最终要由国家预算来承担对呆坏账的清理，大约3000亿元，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是一个太大的数字，这对银行意味着不仅代价昂贵，而且要花很多 的时间才能管理。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亚洲金融服务部地区主管罗哲·斯帝尔则预测，社会保 障体系的改革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推进中，到2030年中国的养老金支付将达到30000亿美元 。
　　（二）转轨经济由“时空错位”基础性障碍所引致的一系列矛盾运动，使该类经济明显具有 非平衡系统经济运行特征；对此，非平衡系统经济学的三个基本理论支柱对其有解析功能。
　　经济领域的研究通常强调平衡（均衡）的重要性，经济活动实践更多地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平 衡（非均衡）。国民经济本身就是一个非平衡系统。转轨经济的非平衡特征尤甚于非转轨过程 中的经济是由两类原因造成的：一是几乎所有转轨经济都是不发达经济即发展中经济，其现 代产业部门与传统部门（集中表现为工农、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二是不论是激进主义或渐 进 主义的改革，转轨中的市场化推进都会出现因体制变动导致利益转移的两极分化或泛两极分 化现象，在“转移性收益偏多”的部门或领域造就一批“畸高收入阶层”、同时在“转移性 损失偏多”的部门或领域造就一批“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同样也构成二元结构 （注: 这里的“转移性收益”和“转移性损失”，是反映体制变动过程中因个人所处地域、产 业、岗位、人际关系等可利用性和受约束性的机遇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 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因政策变动而发生的既有财富的体 制性转移，处在不同位置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有的没有获得这 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变革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 中，显然还会产生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 “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发生转移性界定并进一步导 致财富增量与分配畸形所形成的家庭部门的收入分化，加上前20年改革以效率优先、鼓励一 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同时并 存着“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总和起来笔者将其称之为“双二元结构”。
　　为以下表述方便，我们将前者称为传统二元（或经典二元），后者称为转轨二元（或新二元） 。 传统二元直接折射着转轨国家较低的经济成长阶段与高度发育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接转”的“时空错位”问题；转轨二元的某些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当年发达国家经济结 构变动出现的畸高、畸低收入群体分离的严重程度，则间接与“时空错位”所构成的基础性 障碍发生联系（注: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在市场机制发育过程中，产业部门的两极并没有转轨国家现在拉得 这样大，这一点只要看一下转轨国家从事新经济行业的高收入者/传统的现代产业部门的中 收入就业者/传统产业低收入者这样一个系列的两极，就可以看得十分清楚。此外，转轨二 元所包含的市场化逐渐扩展过程中，某些垄断行业因种种原因较长时间继续维持其垄断优势 ，以及非平等竞争原因优先取得泛垄断畸高收益的情况，也是不容忽视的。)。
　　转轨经济自身的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非平衡系统特征，几乎在其经济运行的各个层 面都有所反映。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前不久对美、日、中不同时期出现的城 乡二元差距问题和消除差距的情况进行过如下对比：日本经济起飞时期（1950～1980年）农业 人口下降65%；美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农业人口下降72%；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在1985年到1990年 只有1.5%的农村人口转移出去。从1982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看，中国第一产业36%的劳动力是 文盲和半文盲，而其他部门已经降到3%，职工在校时间分别为5.8年和9.5年。而无论在农业 部门还是非农业部门工作，无论在农村劳动还是城市打工，农民接受的教育都会影响他们的 生产率，也会影响农民迁移到城市后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2001年3月北京两会期间收入差 距过分拉大的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特刊》第2期报道说：在改革 之初的1980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大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整体差距不大，在 城市内部及农村内部甚至还相当均等。到1988年，根据有关学者的抽样调查，城乡合计的基 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统计局提供 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中国城乡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25，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至0.4 56。按照通行标准低于0.3属于过分均等、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属极度不平等 来看，已不能不引起警觉。而从理论层面寻找根据，则是由转轨总过程系统的高度不平衡运 动的规律所引致。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的政策取向一直是允许一部分人先 富起来但又同时十分重视共同致富的，显然是非平衡系统运动的规律使政府兼顾公平（即平 衡或均衡）的政策绩效打了折扣。
　　广泛存在于转轨经济中的非平衡现象，提示了运用非平衡系统经济学对其进行解析从而把 握其隐藏在这些变异现象背后规律的合理性、适用性。非平衡系统经济学是基于自然科学领 域非平衡系统理论的应用学科，它的基本理论支柱有三个：即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发展理论 和开放循环经济理论。如果我们将转轨经济及其转轨总过程这一特定分析对象从原来线性分 析的思维框架移至这三大理论支柱核心观点所构建的分析框架里，将看到，我们面对的分析 对象原来的某些较为模糊和十分模糊的部分，立即变得清晰了许多。
　　耗散结构理论认为，自然界中存在一条从有序走向无序的规律，同时还有一条从无序走向 有序的规律（注：前者如物理学中固体、液体在低温下呈有序排列——温度上升后，原有的分子排序破坏/ 系统总体走向无序状态；后者如水在沸腾之前呈无序状态——加热沸腾后/又呈热层对流的 有序状态。这种不断变化的“活”结构，就叫耗散结构。）。转轨经济的转轨总过程中，应该也是受着从有序走向无序和从无序走向有序 的规律支配的。这不仅首先因为人们进行转轨变革探索的动机和目标，就是抛弃原来那个“ 死”的结构特征的旧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经济运行机制，使未来那个经济体制所决定的新的 经济运行机制具有“活”的结构特征和比较优势；而且表现为人们在发动、组织、参与转轨 变革的各个阶段上，其行为特征和认知线索，也是一个有序走向无序与无序走向有序的“物 质”和“能量”（实践和理念）的“对流”过程。更为关键的是，耗散结构理论所企求构造的 ，是一个不需要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就可以维持其自动将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在时间 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的“自组织系统”——这一点对于检验转轨变革进程中市场 主体市场化适应性的到达位置，以及检验调控部门间接导引市场“自动适应变革”能力的到 达位置，确定相关参数来科学判定转轨总过程中各阶段之间的转折点，具有特殊的借鉴价值 。
　　协同发展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包括了许多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的理想状态是协调同步、 有机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就会出现两种情况：当“促协力”为正时，可以促进同步；当“ 促协力”为负时，起背向作用。那么由此可以看出，政府推动转轨进程的改革政策创新的着 眼点就不只是一个——针对各阶段转轨任务和解决突出矛盾，而是两个——即同时还要兼顾 某一改革举措出台在各子系统之间产生的“促协力”效应（正值多还是负值多，正值集合大 还是负值集合大）。该理论对解释转轨进程中改革实施者行为有时事半功倍、有时事倍功半 的情况显然具有启悟。
　　开放循环经济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从生物学引进的。虽然生命现象纷纭繁复充满了神秘，但 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它是由许多以“酶”的催化作用所推动的“循环”组成的这一理论概括上 来。一个生命体，基层的循环组成高一层次的循环，高一层次的循环组成更高一层次的循环 ……生命体的新陈代谢、繁殖和变异，就是由这些层次的循环的组成和变化所引起和决定的 。转轨总过程中，每一个可以被独立划出的改革领域都可以视为一个领域的循环，推动各个 领域改革的起催化作用的“酶”有二：一是政府以法令和法规形式下达的指令，以及整个市 场化环境的发育所构成的助力或压力；二是本领域在转轨进程中所积累起来的内生性变化。 “酶”和“催化”的影响并不是单调的，因此转轨的过程变异（即所谓“改革变形”、“被 扭曲 的改革”等）现象，也就不难解释。
　　　　　　四、中位观察法的建立和应用
　　在确定方法论改进的方向之后，笔者试图建立一种虽处转轨中途却有助于对转轨经济及其 转轨总过程进行研究的新方法。这就是“中位观察法”。
　　中位观察法是指将一个经济的转轨总过程视为从低到高的循环上升的开放系统和非平衡运 动加以考察，从中寻找已完成部分质变并具不可逆性的位置，即中位，在此建立观察点，进 行整体分析并作出线性序列概括，侧重于当前研究和预测研究的一种关于过程分析的新方法 。
　　中位观察法与传统阶段分析的区别：
　　第一，它是一种全程的研究，具备考察对象的完整性。
　　第二，它是一种系统的研究，强调考察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它是一种开放视角的研究，重视系统的环境因素。
　　第四，它是一种强调考察对象非平衡运动为一种常态的研究。
　　第五，它是将研究目的明确定位于指导当前实践和提高预测能力的研究。
　　从程序上看中位观察法与以往的分析阶段划分的研究方法的明显不同点，是将研究分为两 个阶段进行，即：寻找中位的研究和以中位为观察点的过程分析及阶段表述的研究。显然， “中位”不是时间过半的那种意义上的“当中”、“中间”，也不能机械地理解为任务过半 的“中线”。这里有必要引入中介论来剖析其经济学含义。
　　按照笔者理解，中介理论应当属于过程论的范畴。从逻辑关系看，微观的“过程”应与“ 状态”相对称。即是说，过程指事物状态的变化在时间上的持续和空间上的延伸；状态指事 物特性的量度和描述。过程和状态普遍存在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中，即相互依存、相 互作用又相互制约，两者紧密联系而不可分。没有过程的状态和没有状态的过程都是不存在 的。同时，事物的状态决定和影响着过程，而事物的过程又决定和影响着新的状态。一个事 物在一个系统内可视为状态（或过程），在另一系统内则可作为过程（或状态）。由此对“转轨 总过程”可作如下定义：所谓转轨经济的转轨总过程，是指一国经济资源基础配置方式从计 划机制到市场机制变化的状态在时间上持续空间上延伸的系统集合。
　　由于过程与状态的对称性，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关于支配事物发展的两条规律，在一个时间 上持续空间上延伸的系统集合里，就可以细分若干个“有序——无序——有序”的“基础循 环——高一层次循环——更高层次循环……”的阶段。当这些循环线性地组成序列的循环集 合时，就构成各个分过程（各阶段）与总过程的关系。由此可以给转轨阶段（分过程）下如下定 义：转轨阶段（分过程）即转轨总过程线性排列时的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的若干较小的过 程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循环。这个循环过程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即量变积累——部分质变—— 质变（的发展过程）。这里部分质变起着促进和推动事物发展即过程完成的中介作用。
　　“中介”的涵义来自黑格尔，但为列宁所肯定。列宁指出：“一切都互为中介，连成一体 ”。“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 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恩格斯不仅指出过“中介的存在，不仅造成了对立之间的 亦此亦彼的环节，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这一点，而且在批判形而上学否认矛盾的对立面相 互转化，只承认“非此即彼”、不承认“亦此亦彼”时还进一步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 阶段融合，一切对立经过中间环节而相互过渡”。这个中间阶段（中间环节）被中介论者在进 一步研究中，给了一个新的命名——“过渡态”。
　　所谓“过渡态”，它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其特点是具有非典型性 和 不确定性。事物在质变发展中呈现“过渡态”，使我们既可以在动态过程中进行观察和测定 其特征，也可以在稳定状态下进行静态观察和测定其特征；前者可以测定事物发展趋势及其 规律，后者可以揭示动态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
　　中介理论的正确性和“过渡态”存在的客观性，在若干重大问题特别是人们认识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的探索中，已得到深刻的验证。首先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社 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后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作出了初步预测，然后是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 后根据这一设想，试图利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样的做法显然忽略了 “过渡态”这一阶段的存在，而试图实行直接的非“中介”性政策。在从实践中得出“现实 生活说明我们错了”的判断之后，列宁果断地改而实行“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的新经 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是基于对俄国经济两个最显着特点的判断：小农经济犹如汪洋大海；资 本主义经济相对落后。即当时的俄国经济尚未为新政权奠定直接从资本主义经济到社会主义 经济转变的物质基础，而是处在特征明显的“过渡态”阶段。新经济政策从路径上看就是划 出并重视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中介”阶段，即在当时的俄国需要通过市场和商品交换 使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活跃起来，再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把它引向社会主义道路。后来， 对新经济政策所作的“一个中心、两个中介、三项措施”概括里，甚至在表述语言上也明确 将中介二字纳入其中。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下所确立的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它 也同 样可以以中介理论来解析，即说明这一基本经济下所确立的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它也同样 可以以中介理论来解析，即说明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过渡 态”性质的阶段性判断基础之上的。
　　国内一些经济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中国转轨经济“过渡态”的思考。萧灼基(1999 )指出：第一，中国经济正从计划型周期转变为市场型周期。应当承认，我们对解决周期， 或者说反周期的措施还没有跟上周期形态的变化，往往有一些反周期的措施还具有计划经济 的烙印；第二，中国经济正在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而在这种全新的转变之中，宏观经 济政策还没有及时从解决短缺经济问题转向解决过剩经济问题。
　　受这种思考的启发，笔者建立了以下中位观察法的分析模型（见图3）：
　　附图
　　先看附图图。它所解析的是萧灼基关于中国经济所处时期的判断：其一，“正从计划型周期 转变为市场型周期”、“正在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其二，“全新的转变”。笔者 理解，前者是着眼于动态观察所作的过程性描述，后者是对过程性描述的象征意义所作的静 态定义。这里所说的“市场型周期”，是指普遍存在于工业社会和大生产条件下的“商业周 期”。只要是搞市场经济，过剩问题就会成为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焦点，繁荣、低落、萧条、 复苏这样一个因宏观经济非线性均衡而呈现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波动的特征，就难以完全避免 。而“计划型周期”则是指改革启动前的计划体制下的宏观经济波动特征，突出地表现为大 起大落的频繁波动。这种波动是因权力过分集中的纵向直接干预经济所引致，突发式扩张与 紧急刹车相交替，形成一种以投资量的增加或缩减而引发扩张或收缩，表现为单纯数量运动 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波动。国内学者陈东琪先生对这一系统研究后，将其界定为“强周 期波动”。
　　附图图的分析视角和周期命名的方法，显然是从宏观经济运行层面切入，而只以改革为 观察背景，转轨发展进程层面并不是它的评判对象。同时，它是以“转轨前”与“转轨发生 重大转折中”（所谓“全新的转变”）为对应时期进行比较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对转轨从开 始到结束的将其视为系统总体的全程考察。
　　再看附图图。它所解析的是寻找“中位”和建立以中位为观察点的“中位观察法”过程中的 逻辑思维过程。观察是以转轨启动为始点，以转轨结束为终点，体现出转轨总过程全程考察 的完整性、系统性。“反短缺周期”/“过渡态”/“反过剩周期”这一组命名，均显示出转 轨经济范畴的特定意义。加入“过渡态”的分析，显示出基于实践的启示，通过假设、猜想 、证伪等一系列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而获得认识突破的特征。寻找“中位”所展开的周期分 析，则是以从计划到市场的特定理论含义来界定、以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置换旧的经济运行机 制产生经济增长绩效为动力和标志、前延后续的“转轨周期中波”。因为“反短缺周期”、 “反过剩周期”以及位居二者之间已积累部分质变接近质变临界点、但仍在到达过程中的“ 过渡态”，它们就其周期长短而言，既非短期波动也非长期波动，故笔者将其视为中期波动 的范围。
　　附图即三图中间的连线，表示“中位”的确定及“中位观察法”应用于实践 的线索。由“反短缺周期”量变绩效积累与质变后转为“反过剩周期”之间，有一个由“部 分质变”所决定的“过渡态”，它即是转轨总过程中的“中位”，其宏观经济特征是总量短 缺基本消失、低收入水平下的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同时存在。由此可以给出定义：所谓转轨总 过程中位，它是指该过程的系统总体从计划到市场体制演进反映在宏观经济层面的经济运行 特征变化已含有部分质变性质特定时期。
　　笔者关于以“过渡态”作为中位来建立中位观察法的经济学思考。可概括为如下要点：
　　1.过渡阶段和过渡形式的不可避免性。这首先因为，转轨经济不是一种体制稳定下的经济 ，而是体制发生“质”的变动过程中的经济。用哲学的语言表述即：转轨经济的转轨过程是 “过程经济的转轨过程”。而质量互变规律所决定的质变必须由量变积累到“质”的规定性 改变以后才能使这一“过程经济的转轨过程”得以完成。因此，新体制置换旧体制的路径上 ，不经过漫长的“量变路段”是不行的，在这个量变积累的“路段”上想抛开“部分质变” 的“过渡态”而直接与“质变”并轨，也是不可能的。所谓“休克”直达新体制的主张、或 将转轨过程截然作休克/治疗两段式步骤设计，以及“大爆炸”之类的观点，显然与事物发 展过程的基本规律不符。
　　2.作为手段的转轨比作为目标的转轨更为重要。体制变革不是在真空中完成后，再将其作 为运行机制植入到国民经济运行中去的。它只能在国民经济一刻也不能终止或停顿的实际经 济 环境去进行。由于这样一个情况，生活在转轨经济中的人们，一遇到经济运行绩效出现 问题，首先就想到是某一体制性转轨不到位原因所引致，加快变革尽快到达转轨终点就成为 一种与愿望共同发展起来的思维定势，即将目标看得非常重要，久之便忽略了它首先是作为 提高经济效率而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同时，也不应将转轨总过程目标到达点的那个经济 体制视为不存在缺陷的完美体制，非转轨层次的创新意义上的变革不应终止或停顿下来。
　　3.反短缺——反过剩这一变化的内在规律性。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过程，意味着政府调控 经济的关注点由“反短缺为中心”转到“反过剩为中心”。对此应该有一种深刻的历史辩析 力。不应忘记，即使在斯大林时期，也还是有学者排除了意识形态障碍而对两体制各有长短 作过冷静的分析：“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普遍的滞存，在无产阶级自然经济中则是 普遍的短缺”（克里茨曼，1925）。并在其研究中使用过一组相对称的概念：普遍的生产过剩 /普遍的短缺（诺维斯拉夫，1926）。这种冷静而具有相当层次的思考，即令《短缺经济学》 的作者亚诺什·科尔内也承认在他之前也有不少人研究。例如1958年有人提出过“两种类型 的经济增长”的概念这样的观察角度：一种是向前联动占支配地位的类型（生产者推着前面 的使用者），另一种是向后联动占支配地位的类型（使用者拉着后面的生产者）（赫希曼，1958 ）。后来又有人对此进一步研究指出其实质是，一个的利用参数由需求面来决定，另一个的 利用参数则是由供给方面去决定的（卡莱茨基，1970、1972）。世界最大通讯公司之一的WPP 集团公司首席执行官马丁·索雷尔(Martin Sarrier)应美国《外交政策》编辑部之邀，就世 纪之交时代趋势发表看法时，也坦率地承认了“生产能力过剩是与竞争加剧形影不离的”这 一由市场经济普遍规律所构成的制度性约束，并以全世界汽车制造业年生产能力已超过7000 万辆，而目前需求水平却只有5000万辆为例，说明当今在发达国家里过剩问题已达到了“几 乎每一个行业都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的严重程度。而鼓励竞争正是市场经济的第一要义。
　　最后来分析附图图。按照中位观察法对转轨中的中国经济的转轨总过程进行两阶段分析之后 ，得出的线性序列阶段划分结论是，它可能分为四个时期来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也可 能是三个阶段就能到达目标。这些时期的名称及政府在该时期应采取的改革政策创新的聚焦 点，分别以关键词概述在该图中的四个圆环里。实践连接的圆环所表示的是中国经济改革必 须经过的阶段，虚线连接的圆环则带有不确定性。该图的主要含义，可概括为以下四点：(1 ) 判定一个经济是否到达转轨总过程的中位，由两要素来决定：原体制的普遍特征（短缺现象） 基本消失而新体制的普遍特征（过剩现象）开始显现；新体制置换旧体制的趋势从基本面（经 济环境）和政策面（决策意向）判断已综合表现出不可逆性。(2)任何一个转轨经济都可以找出 其转轨总过程的“中位”。但由于各国国情和政府行为的差异，“中位”的时期特征和可能 包括几个时期，则可能不同。(3)如果认为“中位”的时间区间相对较短，其认识误差较大 ；如果认为“中位”遇到的困难比初始阶段小，那也是错误的。它可能是矛盾最为错综复杂 而实施改革政策创新的“度”最难把握的时期，常常表现出实施力度“少一分不到位、多一 分会过头”的情况。(4)尽管过剩是市场经济下的常态，但是按人们意愿和政府意向是创立 一 个优于一般市场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于此，笔者将转轨总过程最后一个阶段命 名为“协调时期”、其政策创新的着力点是争取和维持动态的“适度平衡”。
　　　　　　五、结束语
　　转轨过程的中国经济从1992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价格双轨制顺利向市场价 格并轨之日起，已从政策面和基本面展现出计划到市场的不可逆性。但原体制普遍特征基本 消失和新体制普遍特征开始显现，则在1998年上半年商品信息中心宣布其监测的601种主要 商品全部处于供大于求和供求平衡时才能确定其标志。由此可以判定，中位观察法所确定其 内 涵的“中位”，在中国经济中的起始时间是1998年。
　　“中位”的显着优势在于，它把“瞻前”与“顾后”联系起来，从而增加了从逻辑顺序（而 不是时间顺序）上“靠近过程”考察的可能性。转轨总过程这一系统的、运动的系统总体， 当它由“始位”运动到“中位”及通过“中位”继续向“终位”运动时，系统四个基本特征 当中的历史性特征，显得突出起来。这时，不仅转轨启动初期原来就存在着的尚未着手解决 的 那些矛盾，而且包括着转轨“运动到中位”之前由前期改革政策不当积累下来的矛盾，以及 改革政策创新当时适当并且显效、但由于后来使用时滞超长，因未能及时更新而产生的负显 效，都会汇集起来，将“后向拖累”变为“前向冲突”，成为转轨向前发展的深层次障碍。 如对这一方面的内容展开分析，显然份量很重。限于本文篇幅，只好留在以后作专题讨论了 。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转轨总过程的“后短缺时期”。虽然形成“后短缺”问题的基本原因 是“双二元结构困境”，但不应忘记：1986～1987年间发生的那场价格改革优先还是产权改 革优先的争论所牵扯的问题，也留到了“后短缺时期”里。巨额的国有企业改革成本也许还 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由于产权改革始终进展困难，它会影响到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 行 业、非国有企业进入垄断性行业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经济结构调整的绩效问题。以笔者的判 断，在“后短缺时期”，因市场主体市场化与市场环境市场化的双逆向“时空错位”（国有 企业感到市场化环境形成太快，市场化环境在非国有企业和先行完成企业制度改革的国有企 业看来又认为推进太慢）的问题，这一时期的结构调整恐难显效。
　　2001年4月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坦言，国家投资拉动 经 济有一篇很大的文章，就是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但文章却非常难做，这涉及到我们国家投 融资体系的改革。在此之前，国家计委在一份提交给有关部门的汇报提纲中也指出了当前投 资增长对国债发行依赖性太强的问题，国债一旦停发，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将掉下来。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日前在指出当前市场运行的三大隐患所列举的数据中，仅2000年全国大 中型商贸企业亏损面高达40%一项，已足够提示我们，对中国经济走出“后短缺时期”的时 日还不能估计过短。
　　将全人类的1/4卷入其中的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进程，正在不同国情的原社会主义国家中继续探索，目前都还在中途。笔者判断到达“中位”的也只是少数国家。因此追踪实践的理论探 索，突破原有思维定势而坚持在方法论上改进、创新，就不能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继续对 “中位观察法”这一新的分析方法进行改进和补正的工作，也将是有意义的。
经济研究参考京22～37F11理论经济学吕炜20022002吕炜　东北财经大学 作者：经济研究参考京22～37F11理论经济学吕炜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3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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