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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门学科的内容性质是该学科安身立命的基础，对其把握的程度是该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从本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传统经济学〔1〕的内容性质问题还没有解决， 该学科的状况可见一斑。本文的讨论不仅要分析传统经济学这一问题上的理论主张，而且着重于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因而还要讨论一些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作用问题。
　　　　　　一、理论经济学还是政策经济学
　　1991年，我国老一辈着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着文，就内容性质问题对传统经济学从总体上进行反思和批判。他说：“现在苏联和我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政策经济学，没有深入说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是说明特定国家的特定阶段的基本经济政策，有些部分甚至只是经济工作发生某些偏差时所采取的对策。〔2 〕并且还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任务。这是薛老积数十年经济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
　　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理论经济学，有必要对什么是理论经济学，它应当具有什么特征？作出一些分析和说明。所谓理论经济学，顾名思义就是从基本理论上再现经济运行基本过程和规律的科学。它的基本特征是：
　　1）必须具有自己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 以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和理论演绎的依据；
　　2）必须具有自己的分析角度和推理逻辑；
　　3）必须具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以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4）其分析方法必须是理论实证的分析方法， 提出的理论可以进行思想实验，但是需要进行经验检验。
　　这种概括不一定恰当，也不一定全面，但是，既然是理论经济学，恐怕至少应当具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一些好的着述，作出了不少贡献，但是用上述标准来衡量，距建立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大厦仍有很大距离。
　　我无意否定薛老的经验之谈和真知灼见，只是想作一点进一步的说明。从基本性质和主要内容上来看，批评传统经济学不是理论经济学，而是政策经济学，形象生动，不无道理。尽管经济学家曾不只一次地这样告诫自己，传统经济学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的确很象一个政策汇编或政策大全。然而，传统经济学试图从最基本的前提假定（尽管它没有明确提出和设定）出发，演绎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和规律体系，也不能说没有一点理论经济学的味道。至少在一部分学者那里，是把它当作理论经济学去创造的。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也由于学者本身素质和理论功底不够，因而不得不把基本经济政策也当作经济规律去描述。
　　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虽然着重于特定国家特定阶段基本政策的解说，但是也不是科学的政策经济学。在这里，政策经济学的含义仅指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经济政策而已。须知，科学的政策经济学必须既包括政策经济一般的抽象概括，也包括政策经济的具体分析，既包括政策经济的运行和过程的分析，也包括政策经济的行为和方式的说明。诸如政策模式、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政策体系、政策决策、政策咨询、政策效应和政策的局限性，等等问题。〔3〕所有这一切， 传统经济学基本上都没有涉及，因而它也就称不上是科学的政策经济学。
　　　　　　二、分析经济学还是注释经济学
　　既然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从理论上再现经济运行和发展的过程和规律，那么，它就必须运用经济学的一套分析方法，例如，成本效益分析、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利益矛盾分析等方法，对现实经济运行和发展过程作出深入的解剖和分析。要在深入观察和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抽象出基本经济关系，确定自己的分析框架和范畴体系，形成自己的逻辑过程，作出自己的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因此，从方法上来讲，经济学必须是分析性的，可以称做是分析经济学。但是，传统经济学却不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果从内容性质上来看，说传统经济学不是理论经济学，而是政策经济学，那么，从方法论特征上来看，传统经济学也不是分析经济学，而是注释经济学。
　　批评传统经济学是注释经济学是有充分依据的。因为翻开任何一本传统经济学教科书，人们看到的不是大段大段地引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就是不加引号地复述党和国家的有关决定以及政府领导人的讲话，然后加以解释和阐述。很少看到有对问题的确切描述和深入分析，颇有点“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味道。所谓“我注六经”，即把文章作在如何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某一问题的论述上；所谓“六经注我”，即用马克思的理论说明自己对现实经济运行某个问题的看法，或者从马克思那里为现行政策寻求理论依据；此外还有所谓“具体化”的方法，即把马克思综合在一起的因素重新分类分解，或把马克思抽象掉的因素一一引入，进行具体说明。很多文章和讨论也往往是围绕马克思的一句话，一个提法，一个观点或一段论述争来争去。由于马克思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同的分析，就使得我们这些马克思的弟子们打起架来。总之，引述＋注释，就构成传统经济学论述问题的基本方式。这不仅大大束缚了经济学家的思维和创造，而且也使传统经济学远远离开了经济生活的现实。
　　我并不反对引述，也不反对阐释。但是，首先要明确引述和阐释的目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引述的作用有二：一是指出所论问题的历史渊源，肯定和承认别人的理论创造。这既是理论发展之需要，也是良好学风之所在；二是比较确定自己所论的范围和角度以及前进和发展之处。很明显，传统经济学引述的目的不在这里。在传统经济学的研究中，引述的目的一是为了表示自己的正宗的马列主义，二是为了给自己的分析寻找理论上的根据。这样的引述对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的作用实在有限。
　　其次，引述的内容范围也应尽量广泛，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某些方面和某个范围。凡是在所论问题上有贡献的，不论他是那派那别，也不论他是外人国人，今人古人，都应给予同样的关注和对待。传统经济学也不是这样。它将自己引述的范围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央文件的狭小圈子内，对其他学者的一概不引，一旦引述，大多也是作为批判的对象。似乎引述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某些观点，就有了不忠诚、不纯洁、不坚定之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学术自由的日渐发展，上述现象基本改变。与此同时却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是引述马列的人大大少了，有鉴于过去的情况，这也是事出必然，但也有另外一种不必要的心理，似乎引述马列就给人一种守旧之感；二是引述西方经济学的多了，这也是一种必然的好现象，但其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存在着第三种偏向，即引述国人的很少，即使国人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也不愿指名道姓地公开引述，似乎引述国人的观点就会降低自己的身份。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学术界取得共识。
　　再次，阐释应当是对问题的理论分析和实际验证，而不是简单的注释。注解的作用在于对已知事物的说明，做的是通俗化的工作，这对于普及科学知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但是，经济理论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探索未知领域和未知事物，这不是简单的注解所能胜任的。要做好这件事情，既需要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又需要有深厚的生活感受，还需要有扎实的基本训练。目前，在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当中，三个方面都具备的栋梁之材不多，切不要以为能写文章、能出书就是大理论家。当然，近几年来，我国经济理论界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很多人抛弃了“引述＋注释”的传统作法，着力于对问题的描述和分析，出现了一些既有明确的假设前提，又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因而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的好作品，只是还没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主流。
　　　　　　三、实践经济学还是口号经济学
　　前面我们从内容和方法上考察了传统经济学的性质，下面主要从功能和作用方面对其性质作出说明。
　　经济理论研究的直接目的在于说明和再现现实社会经济生活过程，而它的最终目的则是要指导人们的经济实践。因此，从功能和作用来看，经济学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实践的科学。也就是说，经济学是从实践中来的，也要回到实践中去。理论经济学的实践作用有二：一是向人们提供一种经济思维的方式，指导人们去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二是从任何一种科学的经济理论分析当中，都可以引出可供实施的政策结论。当然，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经济学也有多种门类，多种学科，其与经济实践联系的紧密程度也有差别，例如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就不一样，后者就比前者具体、直观，可操作性是它的重要特征。但是，不管理论经济学的某些理论多么抽象，都不能否定它的实践功能。
　　然而，传统经济学却不是这样。它既不是理论经济学，也不是实践经济学。有人将其戏称为“口号经济学”，虽然听起来有些刺耳，令人难受，但却形象生动，中肯恰切。传统经济学既然不是从现实经济生活中抽象出来，又能回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去的理论，人们的经济行为也就往往与传统理论相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又被奉为正统理论和主流经济学，在口头上、会议上、课堂上以及官方的文件中，人们又都必须这样讲，因而它也就变成了一些空洞的口号；同样，在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一些学者也不是为了解释和说明经济现实而进行理论创造，而是把一些脱离现实经济生活的美妙预言和理论幻想当作真理，向社会大众到处传布，把严肃的理论思维和经济分析变成了口号和标签的制造。在一定意义上扮演了一个牧师的角色。这样做的好处是，省时、省事、省力气，既可以标榜自己，又可以借以唬人。至于这样的理论对于说明现实的经济运行和指导经济政策实践有什么作用，均不在考虑之列。
　　上述关于传统经济学性质和功能的讨论，即传统经济学究竟是理论经济学还是政策经济学，是分析经济学还是注释经济学，是实践经济学还是口号经济学，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二是经济政策咨询模式问题；三是经济学家的职业化问题。以下我们逐一加以讨论。
　　　　　　四、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
　　经济学家究竟应当和实际扮演什么样的社会角色的问题，是一个从经济学产生时就出现的问题。对此人们已经有过很多议论。这里，我们以传统经济学的学术实践为背景，进一步讨论经济学家和说教者的关系问题，即经济学家要不要充当说教者，充当什么样的说教者，以及如何充当说教者。
　　“说教”一般有两种含义，需要分别加以讨论。
　　一是原来意义上的牧师式的说教，它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其最大特征是，引导人们脱离现实和自我封闭地寻求最大的满足，因而纯粹是一种劝人向善的道德说教。传统经济学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其实，科学和信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信仰可以不问而且也不必问真假正误，信即为真，信即为正；仰者，上也，慕之谓也，它把一切交给了上苍，只要仰慕而视之即可。因此，信仰总是同宗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不仅要问真假正误，而且要进一步问为什么真，为什么假，为什么正，为什么误，以及怎样去伪存真，勘误校正。因此，信仰是科学之敌，科学就是在与传统的信仰之类的东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经济学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科学，对之分析鉴别、去莠存良、发展创新，而是不加分析，不作鉴别，良莠不分，照单全收，忘记了自己还有发展创新的重任，与此同时，对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一概拒绝，似乎毫无价值，毫无借鉴之处。这样，传统经济学就把自己封闭起来，堵塞了自己前进的道路。
　　二是借用和引申意义上的说教，对此，斯蒂格勒作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认为，所谓说教是指经济学家对人们或全体社会所作的政策或行为方式提出清晰而又理智的劝告，甚至谴责。〔4 〕这种说教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不是宗教信仰的基础之上的。对于这种说教的作用，经济学家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一方面要看到这种说教的确有用，因为，经济学家的辛勤努力赢得了广大公众的密切注意，并且对政府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又要看到这种说教所起作用的局限性，经济学家的影响是有限的，甚至是“微弱的和难以察觉的”。传统经济学不适当地夸大了这种作用，不仅认为所有的公共政策都是以此为据，而且认为这种说教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人的本质。
　　传统经济学抽去说教的科学基础，夸大说教的作用，从而使经济学纯粹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结果是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使得人们对传统理论的说教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这就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下进行说教的方式问题。
　　我们认为，经济学的说教作用是客观的，不是刻意追求的。经济学家要有参与意识，以便使自己的理论创造能够对现实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起指导和促进作用，但是，如果参与意识过于强烈，非要把自己的理论观点强加于人，使现实经济生活按照自己的理论设想和政策设计进行，这未免有些自不量力，到头来碰壁的还是经济学家本人。不仅如此，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现实经济生活是复杂的，要真正认识和完全把握绝非易事。因此，经济学家要使自己的理论能够真正影响实际经济政策和经济运行，就必须集中全部力量于自己的理论研究，认真观察和深入分析现实经济生活，进行科学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形成具有较强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的经济理论。这样的理论必然会起到它的应有作用，即使暂时还不为人们赏识，终究会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果经济学家把过多的力量用在追求自己理论的社会效用上，必然会影响自己的理论创造，实际上是削弱了和取消了经济理论的社会影响。当然，经济学家也应有所分工，有所侧重，但是，决不要不适当地夸大了说教的作用。
　　　　　　五、关于经济设计的作用
　　与经济学的说教作用密切相关的是经济工程和经济设计的意义和作用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向，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应用，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和量子论的推广，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经济学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而应当积极从其他学科，特别是这些新发展起来的学科吸取营养，于是经济工程和经济设计的思想再一次受到人们的重视。〔5〕
　　我们认为，在经济理论研究领域，借鉴和吸收现代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应用经济学方面，运用系统工程之类的思想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进行经济工程设计，指导经济政策实践，作用相对更大。但是，对于它的局限性也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经济学终究是经济学，它的对象是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博奕过程，不是工程设计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因为，工程思维有三大缺陷：一是缺乏主体性和广义利益概念，没有主体主义和契约主义的思想和方法；二是夸大了专家和政府的作用，充满了专家治国论的思想；三是小看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夸大了预测的作用，虽然批判了机械论，但却带有机械论的深刻影响。传统经济学中的计划经济理论就是一种工程化思维，上述的三大缺陷都十分明显和十分严重。它不是把计划看作是社会利益博奕中的一方，不是作为人与人互动关系中公共利益偏好的反映，而仅仅是作为高于其他偏好的主宰和经济控制的手段。尽管主张经济工程和经济设计的人有了现代科学理论的武装，但如何解决上述三个问题，还需要认真研究，否则，仍然难以脱出传统计划经济的窠臼。
　　　　　　六、经济政策咨询模式
　　经济学家参与和影响现实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之一是进行经济政策咨询。这也是实现经济学的社会功能的重要途径。在现实生活中，经济政策咨询的模式有多种，经济学家究竟采取何种咨询模式，需要认真选择。
　　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行为和过程，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后者又需要充分考虑前者的意见，并由决策者根据自己的评估和判断作出权衡和选择。在时间上，政策咨询是一个先于政策决策的过程和行为，前者需要为后者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方案。因此，科学的政策咨询必须以深入的理论研究为基础。这一点充分体现在经济政策咨询的各个阶段中。一般说来，完整的咨询过程包括4个阶段：1）发现问题，确定经济政策咨询的具体目标和范围；2）找出原因，即对发现的问题进行科学分析，给以理论的解释；3 ）提出对策，即进行政策设计，提出可供选择的决策方案及其理论依据；4 ）作用分析或效应分析，预测各种政策方案的实施后果。可见，经济政策咨询过程一刻也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传统经济学无法为科学的经济政策咨询提供依据和指导。也扭曲了经济政策咨询者的行为，使得目前的经济政策咨询大都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空间上，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是可以分开的。这取决于咨询者和决策者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经济政策咨询模式。咨询者和决策者的关系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咨询者和决策者合一，二是咨询者隶属于决策者，三是咨询者独立于决策者。在三种情况中，由于咨询者处于不同的地位，必然会对经济政策咨询打上各自的偏好和烙印，从而决定了经济政策咨询的三种模式：一是技术官僚模式，或者叫专家治国论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咨询者即决策者，从而经济政策咨询和经济政策决策是合一的；二是实用主义模式，在这里，咨询者和决策者在表面上是分离的，但在实际上却是不独立的。组织上隶属于决策者的咨询者，虽然也能作出独立的经济政策咨询，但从属的地位往往使之易于采取这种政策咨询模式；组织上独立的咨询者如果采取这种政策咨询模式，也就丧失了独立的个性，成为没有灵魂的幕僚阶层。三是客观咨询模式，这是经济学家应当采取的科学的政策咨询模式，咨询者独立于决策者往往成为采取这一经济政策咨询模式的前提条件。采取这种政策咨询模式提出的政策咨询建议，应该是利益揭示式的而不是强制约束式的，是在何种约束条件下能够做什么，而不是不问条件的应当做什么。这样作有利于经济政策咨询、决策、执行、监督的相对分离，有利于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然而，由于传统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化倾向太浓，从事传统理论研究的自由活动空间和独立探索意识太小太弱，因而在传统理论的范围内和指导下，经济学家一般不可能采取科学的政策咨询模式。
　　　　　　七、经济学家的职业化
　　传统经济学是在所谓坚持和扞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的目标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并且首先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而对传统经济理论研究者的要求是，首先不能成为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是成为专业的政治宣传家。这就大大限制了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自由活动空间和独立探索意识，使之往往沦为政治宣传的跟班，不仅难以形成不同的经济学流派，而且无法造就职业化的经济学家。几十年来，我们究竟有多少可以称得上是科学的经济学着作？说来让人报愧。相反却造成了一代经济学家的悲剧。有人为坚持自己的与传统正统观点相对立的学术观点或者对传统观点稍有质疑，结果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权利；有人根据政治风向的变化，今天坚持这样的学术观点，明天又主张相反的学术观点，丧失了学者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这一切不能说与此无关。
　　经济学家的职业化不仅是科学分工发展的产物，而且是个人独立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和保障的结果。今天，当市场制度的发育把确立和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提上日程，当“商潮”冲淡了笼罩在理论研究上的政治色彩，当传统经济学理论陷入危机之中，当民间经济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并开始工作时，经济学家的职业化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注释：
　　〔1〕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 是指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四版）为代表的，在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上与之相类似的全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简称传统经济学或传统理论。
　　〔2〕薛暮桥：《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薛老还讨论了十个问题， 但正如该文的最后所说，严格说来，这些讨论还不能算作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析。
　　〔3 〕参见张曙光：《推进经济政策理论的研究探索—评郝云宏等着（政策经济学）》，《经济文献信息》1989年第8—9期。
　　〔4〕George J.Stigler:THE ECONOMIST AS PREACHER AND OTHER ESSAYS,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经济学家和说教者》（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0。
　　〔5 〕参见李玉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发展工程—理论、系统、模式、功能、控制、操作》，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李华＊
　　
　　
　　
社会科学战线长春47-53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张曙光19961996 作者：社会科学战线长春47-53F13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张曙光19961996

网载 2013-09-10 21:3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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