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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文化历史根源提出一种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假说：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于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之不可挽回的“死”；“上帝之死”的根源又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则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
　　关键词　西方现代主义　希腊文明　希伯来文明　理性崇拜　信仰至上荒诞　虚无　异比
　　歌德曾以“浮士德”与“海仑”的“愉快而和谐”的结合，表达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联姻，理性精神与信仰精神统一，美与崇高结合。然而对这个理想之能否实现，实现后能否长期维继，似乎连他本人都预感到希望渺茫。所以，他苦心经营出来的“欧福良”—一浮士德与海仑所生之子—一最终竟不可挽回地夭折了。紧接着，海仑飘然而逝，浮士德到头来也在“靡菲斯特”的使者们的掘墓声中倒地身亡了［（１）］。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寓言，也是歌德关于西方文化历史走向的一个沉重的预言。
　　事实确实如此，浪漫主义的“狂飙”刚刚吹过，一股更为强劲的飓风—一否定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反叛理性精神和信仰精神、摧毁美与崇高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思潮—一接踵而至，给西方传统文化艺术带来了灭顶之灾。从此，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劫难”与痛苦“涅ｐáｎ＠①”，在整个现代西方世界中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那么，为什么现代主义思潮必然会在西方崛起并骤成汪洋恣肆，其文化历史根源何在？
　　对此，我提出这样一种假说，它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以“荒诞”为中心范畴的现代主义思潮崛起的直接根源，是对世界、历史、人生的普遍而强烈的“荒诞感”的体验；这种“荒诞感”的产生又根源对世界、历史、人生的价值意义的“虚无感”的认识。而这种“虚无感”的产生又根源于作为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的“上帝”，和作为价值意义的直接载体的“人”这不可挽回的“死”；而“上帝之死”的根源就在于以希腊文明为源头的理性精神的蒙难和以希伯来文明为源头的信仰精神的坍塌，“人之死”的根源在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社会中的人的普遍失落与异化。
　　让我们来逐层剥解这个异常复杂而又兴味盎然的问题吧。
　　　　一、上帝之死
　　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一切，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造物手中。这，也许也是一种宿命。
　　（一）理性的蒙难
　　上帝首先是全知全能的理性的化身，上帝之死首先在于理性的蒙难。
　　理性的蒙难，是在劫难逃的宿命。因为，理性蒙难的根源不在别的，正在于理性自身。正是西方两千多年“理性崇拜”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失望、普遍怀疑和普遍反叛。
　　１．悠久的“理性崇拜”传统
　　大家知道，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手中始终高举着一面鲜艳的旗帜：“崇尚理性”。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开始，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就已经开始了凭借理性探寻世界万物的“始基”或形而上的“存在”的本体论哲学。而柏拉图探寻现象世界背后的永恒本体的“理式论”，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工具论》中对逻辑的研究，则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两方面开创了雄霸西方两千多年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
　　在中世纪黑暗的千年王国中，虽然曾经产生过德尔图良式的“信仰骑士”，但象厄里根纳、阿伯拉尔等大神学家却都强调理性独立于神启之外且高于神启。而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经院神学家”们，更企图以理性的方式去“证明”上帝的存在，借以编织自己严密系统的神学体系。
　　而文艺复兴时期所谓“回到古希腊”的呼声，众所周知，其实质就是要重新扛起古希腊“崇尚理性”的大旗，以人反对神，以理性反对迷信，以实用科学反对宗教神学。文艺复兴为伟大的十七世纪的“理性主义”和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准备了条件。
　　理性主义自不必说。而“启蒙”的前提就是理性的觉醒，“启蒙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在哲学上确立理性的无上权威。诚然，在十七—一十八世纪中，以培根、贝克莱、休谟为代表的“英国归纳主义经验派”，与以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尔夫为代表的“大陆演绎主义唯理派”之间，虽然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的跨世纪的的论争，但他们论争的焦点只不过是知识究竟是源于“感觉经验”，还是源于“天赋观念”，在崇拜理性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西方哲学进入了一个总结阶段。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思辨哲学，把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推向了顶峰。尤其是黑格尔那包罗万象而又精致堂皇的哲学大厦，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勿庸赘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理性崇拜”曾经拥有一段多么辉煌的历史！
　　然而，中国道家圣贤早就警告过：“反者道之动”。理性的无限膨胀终于为自己掘下了坟墓，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的历史，终于导致了对理性的普遍怀疑和反叛。
　　２．对理性的怀疑与反叛
　　早在古希腊，就兴起过以皮浪为代表的“怀疑主义”潜流，但它始终未曾动摇理性的无上权威。直到十五世纪，正如文化哲学家胡尔夫所说，西方人都还“毫不怀疑理性的力量可以把捉外界的实在，可以在相当限度内认识一切事物。”
　　可是，十七—一十八世纪那场跨世纪的“同室操戈”，毕竟还是使理性主义哲学大伤元气。交战双方相互揭短、相互攻讦的结果是两败俱伤：英国经验派以休谟为代表，陷入了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大陆唯理派以莱布尼兹为代表，则陷入了同样不可自拔的“独断论”和“机械的形而上学”。
　　就在这时候，“哲学巨人”—一康德出现了。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中，康德明确宣布：“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称为批判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逃避这批判……因为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的东西才博得理性的尊敬。”
　　康德不但把这种“批判”、“审视”的目光指向了躲在神圣背后的宗教和躲在尊严背后的法律，而且还把它转向了理性自身。在这本关于认识论的巨着中，康德首先追问的不是“何为先天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里的“先天综合判断”，按李泽厚先生的理解，就是“具有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的真理”。［（２）］这就是说，在康德看来，在追问真理为何物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追问的问题是：我们的理性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范围与何种程度上具备认识真理的能力？接下去，康德一刀把世界劈为两半儿：“现象界”和“物自体”。并把理性牢牢拘限在“现象界”，禁止它越入不可知的“物自体”。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他深刻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并把经不起“纯粹理性”检验的“上帝”、“自由意志”、“灵魂不朽”等，统统逐出了他的认识论。
　　康德之后，费希特以他的“自我”、谢林以他的“同一”、黑格尔以他的“绝对理念”，都企图“吃掉”康德这种竟然不能被人的理性所认识因而让人无法忍受的“物自体”。尤其是黑格尔，不但把全部精神世界，而且把全部物质世界、人、历史等，统统硬塞进了他那“绝对理念”的思辨运转的奇妙的哲学圆圈之中。正当西方人全部陶醉在黑格尔体系的富丽堂皇和精巧完美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却跳出来阴沉沉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了！世界的本质绝不是表征人的理性的“绝对理念”，而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这种永不满足的“生命意志”把我们每个人都推上了旋转着的火轮上忍受永恒的熬煎！他，就是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同事，自称是康德哲学的忠实传人的叔本华。叔本华的一生是充满悲剧和喜剧色彩的。当他年少轻狂，迫切需要名誉和地位的时候，《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却被当作痴人呓语而备受讥讽；时间仅过了数十载，当他不再年轻、不再需要理解与崇拜而只对世界和人类充满绝望和仇恨的时候，西方人却开始狂热地崇拜起叔本华来，叔本华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哲学方向—一怀疑理性、限制理性和反叛理性的方向—一在西方现代世界中大获全胜！这股非理性主义思潮是如此强烈，以致于美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怀特在《分析的时代》中指出：“几乎二十世纪的每一种重要的哲学运动都是以攻击那位思想复杂而声名赫赫的十九世纪德国教授（指黑格尔—一笔者注）的观点开始的。”
　　３．理性蒙难的必然性
　　非理性思潮的崛起和理性的蒙难并非偶然，它是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理性崇拜”历史的必然结果。事实上，西方理性主义哲学是建立在这样两个基本假设基础上的：第一，纷繁复杂、变化莫测的现象世界背后有一个简单纯粹、按人的理性法则运动变化的“终极本质”；第二，人的理性力量是无限的，它最终能彻底认识这个“终极本质”，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很显然，这两个基本假设背后真真实实地掩藏着人类狂妄自大的“理性崇拜”意识。
　　人类的理性力量是否真的象人类所期望的那样无边无际、全知全能呢？看来有些令人沮丧。第一，世界并非万物在空间中的总和，而是一切事实在时间中变化的过程［（３）］。换句话说，现象世界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纯粹、万古不变的绝对的“终极本质”（Being），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永远开放的“生成过程”（Becoming）。这无异于说，用人类的理性去追赶世界的本质，永远只能是重复“夸父追日”的悲剧神话。第二，即使这世界背后真有一个所谓的“终极本质”，是否人类的理性力量就能认识它、抵达“绝对真理”的彼岸呢？太难说！首先，人的理性凭借的逻辑的力量，认识的可能建立在逻辑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可是，世界万物的发展变化是否有义务必然遵循人类设定的逻辑规律呢？谁也不知道。当然，人们尽可以象康德那样为世界“普遍立法”，可是，这个该死的世界是否知道，或者知道了是否就愿意无条件地服从我们为它所立之“法”呢？谁也无法保证。其次，人类理性所凭借的认识工具归根结蒂不外乎两种：归纳逻辑与演绎逻辑。可它们能否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的客观有效性”呢？也不能。大家知道，归纳逻辑要受其归纳对象的代表性和数量多少的限制，归纳推理是一种“或然推理”，因此，它不能保证认识的“普遍必然性”；演绎逻辑虽然具有“普遍必然性”，但它最终必须依赖于所谓大前提的“自明性”，这种经常被冠以“公理”、“天赋观念”的“自明的”大前提，看上去是不证自明的，而事实上却是逻辑自身无法证明的（即使在号称“科学之母”的数学中，这种“公理”也比比皆是，如平面几何学中“两点之间以直线距离为最短”）。我们之所以能接受它，并不是因为我们能确证它是正确的，而是因为我们确信它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演绎逻辑最终是建立在人的某种信仰基础上的，因此，它无法保证认识的“客观有效性”。也正因为如此，休谟最终必然陷入不可自拔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莱布尼兹、黑格尔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和“机构的形而上学”。再其次，人永远无法直接面对客观世界，因此，人类借以认识世界的工具的局限性，就必然成为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所以，所谓“终极本质”、所谓“绝对真理”，都不过是美丽的空中楼阁，统统应该象胡塞尔所说的那样高高地“悬搁”起来，“存而不论”；或者象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对它们免开尊口，“保持缄默”；到了波普尔那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去“证伪”了。
　　于是，作为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的化身的上帝之死，就是不可挽回的了。
　　（二）信仰的坍塌
　　上帝既是全知全能的无限理性的化身，更是至爱至善的绝对信仰的本体。上帝之死的直接根源在于信仰的坍塌。
　　信仰的坍塌，是另一种无法抗拒的劫数。因为，信仰坍塌的根源也不在别的，而在于信仰自身。正是过分漫长的“信仰至上”的历史，最终导致了对上帝的普遍怀疑和反叛。
　　１．漫长的“信仰至上”历史
　　众所周知，公元一世纪由迦南希伯来民族创立起来反抗罗马侵略者的基督教，三百年后竟戏剧性地成了罗马帝国人人必奉且唯一能奉的“国教”。加上罗马帝国地跨欧、亚、非三洲，幅员辽阔，威震四方，基督教借了政治的强力迅速而普遍地传播开来，并逐步成为了整个西方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早在公元二、三世纪，西方就开始产生德尔图良这样的“信仰骑士”。他宣称，基督教虽是神圣的愚蠢，却比人类最高深的哲学理智更聪明；“上帝之子死了，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却是肯定的”。基督教教义是“对上帝的认识”，因而是真理，但这种真理却不可能被理解，只可能被信仰。这简直是蛮不讲理的“撒野”！但它却被公元３２５年的第一次基督教全体会议确立为正统教义［（４）］。
　　与德尔图良相比，奥古斯丁似乎更象一个循循善诱的牧师。他更看重的是诱惑的力量。他推出的是一个美丽的承诺：每一个“尘世之城”的子民只要虔心向善，最终会被上帝“拣选”到“上帝之城”享受永乐。
　　此后，安瑟伦率先开始了对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到托马斯·阿奎那堂皇精致的《神学大全》的编织，基督教教义渐趋完备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神圣权威。
　　公元十一、十二世纪，以教皇为中心的基督教会已成为凌驾于欧洲所有封建帝国之上的国际中枢神经。那时基督教会的权势有多大，我举个小例子就能说明。德国国王亨利四世因得罪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而被开除出教时，不可一世的亨利四世竟然吓得屁滚尿流，再也顾不得国王的尊严，在针砭肌骨的暴风雪中跪了三天三夜绝望地忏悔，苦苦哀求教皇的宽恕。权倾强国的君王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在那时，“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经济上，教会“拥有天主教世界地产的整整三分之一”，除利用土地和各种迷信活动对农民进行残酷盘剥外，还向所有居民征收“什一税”；而一切思想文化领域都不过是基督教神学的旁系分支，任何“异端邪说”都会受到“宗教裁判所”严厉的禁止和残酷的迫害。而基督教教义则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正如黑格尔所说：“它们所以对我们说来是真理，乃因为它们是被当做戒律由一种权威吩咐给我们了，而我们又不能不使我们的信仰听从于这种权威……它们不管我们承认其为真或不真，总得视之为真理，它们即使从来没被人认识过，即使从来没有人承认它们是真的，也仍然是真理。”
　　这是一种多么蛮不讲理的宗教信仰主义和蒙昧主义！它的过分悠久和过分辉煌的历史，终于导致了对它的普遍怀疑与反叛。
　　２．对基督教信仰的怀疑与反叛。
　　至迟到了公元九世纪，当西方“经院神学家”们企图把神学理性化、系统化的时候，对基督教义无条件的信仰已开始遭到怀疑与动摇。厄里根纳关于“四种自然的划分”中，推出了世界即上帝的彰显、上帝即上帝的创造与造物的“泛神论”思想；又从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和绝对自由无限的神的正统神学思想中，推出了上帝乃是一种超本质、超存在、超善恶、超真理的“虚无”异端邪说。他甚至公然宣称，理性是与神启同等甚至更高的获得真理的手段；理性不来自权威，但真正的权威却只能来自真正的理性所发现的真理；如果理性与神启万一出现了类似矛盾的时候，我们应当选择理性。
　　十一、十二世纪的唯名论神学家阿伯拉尔不但针对安瑟伦“信仰后才能理解”的谬论，提出了“理解后再来信仰”，而且还提倡一种大胆的“怀疑精神”，反对任何未经理性检查的盲目信仰。此外，他还对“三位一体”、“原罪说”等正统教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全新的阐释。
　　如果说厄里根纳和阿伯拉尔的思想带有明显的“异端”倾向，那么，从安瑟伦到托马斯·阿奎那的“正统”经院神学家们又怎样呢？我们知道，这二位大神学家都以殚思竭虚“证明上帝的存在”而着称。可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上帝的绝对存在和对上帝的绝对信仰真的如他们所说是超理性、至高无上和不容置疑的，那么它们为什么还需要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进行蹩脚的论证呢？这一论证本身不就是对上帝的绝对存在和无上权威的一种怀疑和动摇吗？
　　接下去，三百年的人文主义思潮不用说了，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更给予了基督教以毁灭性的冲击。伏尔泰宣称，天主教是建立在“最下流的无赖编造出来的最卑鄙的谎言”基础上的，而那些宣扬神学教义的教皇、主教们则是“文明的恶棍”、“两足禽兽”、“反复无常的小人”、“卑鄙的流氓”、“社会的败类”、狄德罗认为，“一切宗教都三倍地被证明是假的”；霍尔巴赫更进一步指出，“崇拜上帝无异于崇拜人的想象创造的虚构物，或者简直就是崇拜乌有的东西。”不仅如此，上帝和宗教还真真确确地给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上帝”不过是“一个独夫、一个民贼、一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暴君”，而宗教则不过是“一口潘多拉的箱子”。
　　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们那里，对基督教的批判就更为系统，也更为深刻了。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他明确指出，上帝（神）的本质不过是人的本质异化的产物，不是上帝创造了人，恰恰相反，而是人创造了上帝。这就是说，上帝并非我们的什么“神圣天父”，而是从我们这里逃到天国去的一个不孝子孙！尼采为了建立以“强力意志”为基础的“超人哲学”，从而认定“宗教、道德和哲学都是人的颓废形式”。现代社会里，不但个人颓废了，而且整个现代文明都患上了颓废症。而上帝，正是现代社会和现代文明颓废的总祸根！因此，尼采借一个疯子之口终于喊出了那句惊人之语：“上帝死了！”就这样，尼采的呼声伴着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天大火，终于使雄踞西方两千年的基督教大厦土崩瓦解了。
　　３．信仰坍塌的必然性
　　基督教信仰的坍塌不是偶然的。首先，宗教信仰的根基在于超越于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之外的超自然力量的存在，随着理性的觉醒和科学的进步，它必然遭到猛烈的震撼和冲击。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近代批判理性和自然科学确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当然，基督教信仰坍塌的最内在、最深刻的根源，还在于它自身存在的无数二律背反：如果说基督教义是经验世界中的事，那它凭什么要凌驾于经验世界他事物之上？如果说它是超验世界中的事，那它有什么权利干涉经验世界？如果说上帝是感性的，那它为什么总是藏头盖脸不出现？如果说上帝是一种理性存在，那它为什么无法容忍也经不起理性的检验？如果说它是超理性的，那为什么它的神圣存在还须借助人的有限理性去证明？如果上帝是全知的，那它就应该知道它所创造的世界和人类将会堕入深重的罪孽之中。如果上帝明明知道这一点仍坚持要创造世界和人类，那么应该忏悔和赎罪的就不是人类而是上帝自己！当然，如果上帝连自己的造物的未来命运都不知道，又怎能说它是全知的呢？如果说上帝是博爱的，那它为什么会挑起无数残害生灵的宗教战争？如果说上帝是至善的，那它为什么要在人世间创造那么多罪过与邪恶？如果说上帝是至正至公的，那它为什么要让那些昏庸无道的暴君、阴险狡诈的官吏、心如蛇蝎的盘剥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那些善良、无辜、驯服、克己的平民百姓却劳顿惨怛、苦海无边……
　　于是，作为全知全能、至爱至善的信仰本体的上帝，岂不是死有余辜？
　　　　二、人将不人
　　做完上帝的葬礼之后，等待人类自身的命运又是什么呢？
　　（一）人的失落：“人是什么？他何以存在”？
　　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曾郑重地警示人类：“认识你自己！”但这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因为向人追问“人之谜”的司芬克斯，反而被塑造成了人面狮身的恶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是什么”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是一个不屑于回答的十分幼稚乃至愚蠢的问题，甚至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问题。但到了二十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那里，“何为此在？此在何以本真地在？”却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摆到了每一个人面前［（５）］。
　　“人是什么，”当它被作为一个严重的哲学问题提出来时，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人“失落”了、“异化”了，人的意义晦暗不明了。
　　二十世纪以前，西方人有两根强大的精神支柱：希腊文明为源的理性精神；希伯来文明为源的信仰精神。不幸的是，由于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恶性发展，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强烈震撼，它们都无可挽回地崩溃了。
　　１．“理性英雄”的幻灭
　　从古希腊一直到黑格尔，西方人从来都以“理性的动物”而自居，并以自己拥有高贵的理性而感到分外自豪和自信。他们坚信，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别于且高于其他万物，之所以理应成为宇宙的主宰，就因为人拥有高贵的理性。对于这一点，即使是中世纪最虔敬的神学家也深信不疑，因为人以拥有神圣的理性而肖似于上帝。文艺复兴自不必说。在理性主义和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理性甚至成了人的存在及存在意义的前提与基础。正如马、恩所说：“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然而，建立在高贵的理性基础之上的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却总是随着理性的沉浮而受到严重的冲击。其中最厉害的至少有三次：一，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迫使狂妄自大的人类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万能而仁慈的“天父”居然忘了把拥有高贵理性的人类安排到宇宙的中心！二，达尔文“进化论”的产生，迫使人类不得不承认另一更为严酷的事实：拥有高贵理性的人类居然与卑污野蛮的禽兽同宗！三，弗洛伊德“本能说”的建立，更无情的扒光了人类身上的一切神圣而华丽的外衣：一向以高贵的理性自我标榜的人类，居然无时无地不受到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驱使！
　　随着二十世纪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崛起，理性的太阳坠落了，人类“理性英雄”的美梦破灭了。
　　２．“信仰骑士”的破产
　　自中世纪到尼采，西方人始终沐浴在上帝的恩庞与福泽之中，感到人生的意义完满而充实。他们坚信，只要人人都皈依上帝，向往天国，追求灵魂的永恒与不朽，得到上帝的宽恕与祝福，再丑恶的世界，再黑暗的历史，再苦难的人生，最终都能获救。
　　可是，几近两千年过去了，人们惊恐地发现：上帝的承诺似乎只是一张永无兑期的空头支票，因为人世间的一切邪恶与罪过依然如故，现实人生的苦海依然无边；而上帝的惩罚似乎也只对虔敬的信徒构成威慑，对所有恶人的孽迹却鞭长莫及、束手无策。不仅如此，而且恶人往往比善者多福多寿，好人却一生灾难坎坷！爱总是恨的牺牲品，善却成了恶的墓志铭……
　　“上帝死了！”尼采终于忍不住了，宣布了上帝的死讯，“信仰骑士”破产了。
　　就这样，阿波罗的光辉消失了，耶和华的神殿坍塌了，人，双重地失落了。
　　（二）人的异化：“你是谁？谁又是我？”
　　如果说我们前面的分析还主要停留在思辨层次上，近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的异化则是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淋淋的现实。
　　马克思·韦伯指出，西方近代史的主要过程，就是将人类生活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就是社会高度理性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提供了科学的生产秩序、畅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费体系，造就了人类空前优裕的物质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残酷地摧毁着人类丰富的内心世界，吞噬着人类一切属人的本质属性，使人异化成为非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使单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产生了内在的深刻的矛盾，从而悖离了自己的社会群体本质，成为一种孤立的、毫无意义的存在物。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了大量相互敌对的社会利益集团和各自孤立的个人，在严酷的生存竞争中，他们彼此剑拔弩张、弱肉强食。世界犹如一个阴森、死寂的巨大的“荒原”［（６）］；每个人都仿佛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人与人之间可以隔膜到夫妻好比陌路［（７）］；可以对立到“他人，就是地狱！”［（８）］人人都只能象“犀牛”［（９）］般地生活在这个严酷而冷漠的世界中。
　　二是使人的生活完全机器化、外在化，从而悖离了自己的自由个性本质，“物化”成“物”。高度理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最大限度地把人置于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结构和无数社会规范之中，把人变成庞大的社会大机器中一个完全合格的、可有可无的“零件”。每个人都只能以一种“社会功能”而存在，作为自己的影子而存在。人和人的生活不再是充满生命灵光的诗，而成了干瘪枯燥的应用文。同时，过分繁荣的物质文明和过分优裕的物质生活使人的生活完全外在化，他们竞相追逐一切可能追逐的东西，而宁愿让自己的心灵世界成为一片荒漠。“权力”、“股票”、“别墅”、“小汽车”……充斥了人们的整个头脑，吞没了他们内在精神中一切人之为人的需要，使他们的眼光死死盯着外在的“物”，而忘却了“人”本身，成了不再有心的“稻草人”、“机器人”，甚至自己的“局外人”［（１０）］。
　　“人死了！”尼采福柯终于凄厉地惊呼道。
　　　　三、虚无的胜利与荒诞的产生
　　“上帝死了”、“人死了”，这两句话说起来是那样轻松，可我们掂量过它们真正的份量吗？
　　（一）虚无的胜利：“我们从哪里来？又要到何处去？”
　　上帝不能拯救我们，我们当然有权宣判他的死刑。然而，上帝的死讯是否就等于我们获救的福音？上帝死了，但苦难的深渊依旧，我们又如何能将苦海之水吸干？上帝死了，世界的第一支点和推动力没有了，我们生存的星球会不会坠落？上帝死了，前方的地平线和航标被抹去了，我们生命的小舟又将驶向何处？上帝死了，照耀我们旅途的星辰已经隐去，当我们穿过无边的黑暗时，我们的灵魂会不会迷路……这一切的一切真是太可怕了！因此，在《快乐的知识》中还很快乐的尼采，在《权力意志》中却沉重地预言：“虚无主义的胜利”将构成“未来两个世纪的历史！”
　　是的，上帝死了，人也死了，价值意义的最后根据和直接载体都已不复存在，剩下的除了无边的“虚无”还能有什么呢？上帝死了，理性和与理性相关的一切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熟悉的世界如今是那样地陌生：它不再明朗、不再可知、不再具有井井有条的法则秩序，它是那样地动荡不安、神秘莫测、不可理喻；上帝死了，信仰和与信仰有关的一切也都成了虚无，原来如此神圣的历史和人生如今却是那样渺小卑微，毫无意义……上帝死了，一切都失去了判断的依据，一切都不再泾渭分明，一切都无可而无不可。这种无根的自由使所有西方人惶惑不安、无所适从。理性的蒙难，使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了温馨的家园；信仰的坍塌，使他们在彼岸世界里失去了灵魂的归依。他们只好撑一叶孤舟，在无边的虚无中四处漂泊……
　　尼采在《查拉图斯物拉如是说》中写道：
　　我处处找不到家；我漂流于所有城市，我走过所有城门。现代人于我是陌生人……我从父母之邦被放逐。
　　何处是—一我的家？我叩问，我寻觅，寻觅而不得。啊，永恒的苍茫！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的空漠！啊，永恒—一虚无！
　　（二）荒诞的产生
　　自信的西方人忙乎了两千多年后得到的却是过于严酷的嘲弄：他们殚思竭虑去追求理性的社会，到头来却被这太理性的社会一个个抛了出去，成了真正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汉。他们绞尽脑汁去创造物质文明，到头来这太过丰裕的物质文明却反过来使他们成了物的奴隶；他们以可知的信念辛辛苦苦地为世界立法，到头却发现这个世界原来是如此变幻无端，不可理喻、他们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对待世界、历史和人生，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甚至滑稽可笑。上帝生前，他们认定上帝是万恶之源因而咬牙切齿要杀死他；上帝死后，他们又惧怕虚无的深渊因而重新迫不及待地涌入教堂高唱“我主耶和华，您为至大！”他们抓破头皮要求自由，但当他们接过自由后却又感到无根的自由令人无所适从因而又避之唯恐不及……这一切的一切简直都令人啼笑皆非，哭笑不得。多么荒谬的生存境遇！荒谬的生存境遇终于使现代西方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荒诞感。
　　“荒诞”是什么？荒诞派戏剧大师尤金·尤奈斯库说：“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１１）］简单地说，“荒诞”有两个最基本、也最核心的内蕴：“悖谬”和“虚无”。所谓“悖谬”，就是“非其所是”或者“是其所非”；所谓“虚无”就是“空乏”或者“阙如”。理性的蒙难、信仰的坍塌、人的失落和异化，使人与人的世界、人与人的历史、人与人的生活等一切方面的关系，和宗教的、哲学的、道德的等一切性质的关系，都发生了背离，基至根本就失去了关系；而与此相应地，世界、历史、人生及人自身的存在对于人类来说也就不再具有什么价值或意义。我们前面所说的“悖谬”，就是指这种关系的悖谬；所说的“虚无”，就是指这种价值意义的虚无。
　　关于这种关系的悖谬，当代德国哲学家施太格缪勒写道：“人在现代社会里受到威协的不只是人的一个方面或对世界的一定关系，而是人的整个存在连同他对世界的全部关系都从根本上成为可疑的了。人失去了一切支撑点，一切理性的知识和信仰都崩溃了，所熟悉的亲近之物移向缥渺的远方，留下的只是陷于绝对的孤独和绝望之中的自我。”［（１２）］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知识和信仰”崩溃后，就必然产生价值的虚无感和生存的荒诞感呢？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指出：“一个能用理性解释的世界，不管有什么毛病，仍然是人们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宇宙里，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他的境遇就象一种无可挽回的终身流放，因为他忘却了关于失去了的家乡的全部记忆，也没有乐园即将来临的那种希望。这样一种人与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实地构成了荒诞的感觉。”
　　“荒诞”是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整体文化大风格和中心范畴，“荒诞感”作为一种生存体验一产生，现代主义思潮的崛起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注释：
　　［（１）］歌德《浮士德》。
　　［（２）］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
　　［（３）］维特根斯坦《名理论》。
　　［（４）］全增嘏《西方哲学史》。
　　［（５）］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６）］T·S·艾略特《荒原》。
　　［（７）］尤金·尤奈斯库《秃头歌女》。
　　［（８）］萨特《禁闭》。
　　［（９）］尤金·尤奈斯库《犀牛》。
　　［（１０）］加缪《局外人》。
　　［（１１）］《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１２）］《当代西方哲学主潮》，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般下加木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032-040K5世界史钟华19951995 作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成都032-040K5世界史钟华19951995

网载 2013-09-10 21:3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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