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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51，D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02)01-0012-06
　　 一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英国工党关于欧洲问题的争论并不激烈，战后欧洲联合运 动并未成为工党政策的中心。工党更愿意把自己看作是大西洋主义者而不是欧洲主义者 ，它希望建立的是美英领导下的两极欧洲。因此工党虽是欧洲联合的倡导者，并推动了 敦克尔克条约、布鲁塞尔条约、北大西洋公约的产生，但工党的目标是希望利用与西欧 各国的双边防务协定充当欧洲盟主，形成以英国为盟主的欧洲防务。工党议员道尔顿则 明确表示了他对战后英国国际地位的看法：“实质上，为维护我们世界大国的地位，我 们或者应该通过成为英帝国包括自治领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或者通过领导某个欧洲 集团来实现。”[1](p44)欧洲联合在工党战后初期的三环外交中只是最后一环，工党对 欧洲的关注也仅是出于促进欧洲稳定和恢复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考虑。
　　战后初期，工党关于欧洲问题之所以能达成共识，除其大西洋主义观及大英帝国虚幻的大国观之外，工党自身的政治文化特性及其政策纲领也决定了工党的对欧政策。工党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坚持一国社会主义的信仰，在国内致力于福利国家建设，认为欧洲联合的超国家性质会使其社会主义政策的实施受到牵制。因此，艾德礼声称：“工党对欧洲联合的态度将由民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作为英联邦和世界共同体成员的英国人民的利益来决定……工党决不会接受任何限制其追求民主社会主义的自由以及为达到这个目标而进行必要的经济控制的承诺。”[1](p48)财政大臣道尔顿对此作了解释：“我们并没有准备把权力移交给那种可能被反动力量所统治的超国家的权力机构，我们认为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决定对我们的国家来说极端重要，例如社会化的范围，保持充分就业的途径，以公平分配的政策来分配社会财富。总而言之，我们打算自己为自己作决定。”[1](p50)
　　对超国家一体化的戒心使得工党拒绝了舒曼计划，而对英联邦的依恋则使休·盖茨克尔把保守党麦克米伦政府申请加入共同体说成是对英国千年历史的背叛。1962年盖茨克尔在工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充满疑欧色彩，他声称“我们必须清楚，如果联邦制是欧洲的设想，那么英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国家将会走向其终结，我不厌其烦地再重复一遍：它意味着英国千年历史的终结。而且它也确实意味着英联邦的结束。”[1](p54)盖茨克尔的对欧立场是建立在对英国国家利益进行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英国作为一个贸易国家，同英联邦其他国家关系十分密切，但是英国加入欧洲是否会对英国和英联邦的利益造成损害?对此工党制订了加入共同体的五项条款：(1)坚决和有义务保护英联邦内我们的朋友和伙伴们在贸易和其他方面的利益；(2)目前有执行我们自己外交政策的自由；(3)政府履行保证我们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联系的誓约；(4)对我们自己的经济作计划的权力；(5)保证保护英国农业的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工党在对欧洲联合的考虑中首先关注的是英国和英联邦的利益。1964年工党的选举声明再次申明了这一点：虽然我们寻求同我们的邻居更加紧密的合作，但我们相信，英国政府首要的责任是对英联邦负责。
　　然而，从1967年到1983年工党的欧洲政策变化很大。1967年工党提出加入共同体的申请，1975年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英国是否留在共同体内，1983年又把退出欧共体加入竞选纲领。工党的欧洲政策发生如此变化，除传统的工党对欧洲联合缺乏热情外，工党内部的派别斗争及其对英国在欧共体中根本利益的关注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工党内部左右两派斗争逐渐加剧，斗争的焦点是争夺党的领导权。1967年威尔逊政府申请加入欧共体并未造成工党内部分裂，但是疑欧派和亲欧派的斗争日益明显。在欧洲问题上，一般左派属于疑欧派，右派属于亲欧派。疑欧派反对的理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成员资格会导致主权的丧失；增加失业人数和导致生产下降；在共同农业政策上的高价食品；目前共同体财政政策对英国的不公平等等。1970年工党大选失败后，党内左派展开大规模的疑欧运动，同时党内出现新的左派论坛，以托尼·本为领袖。他们认为政府并没有投入真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计划是夺取工党领导权并确保制定的政策能使英国朝着大规模国有化方向发展。但是这种政策对于占据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欧共体的成员资格就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机会，即为他们建立多党联盟反对右派领导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党内很多并不支持左派更激进经济政策的成员对欧共体有严重的怀疑，而左派可以领导和利用这种联盟加强其在党内的地位。左右两派的斗争在1970年保守党希思政府提出加入申请的时候得到明显反映，以罗伊·詹金斯为首的右派表示支持，而以托尼·本、彼得·肖为首的左派坚决反对。为平衡党内矛盾，威尔逊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办法，即在原则上不反对加入，但反对在已协商的条款上加入。
　　威尔逊的模棱两可使得工党在1970—1974年间维持着表面的团结，1974年工党大选取得胜利后，威尔逊政府的对欧态度发生转变，赞同持续的成员资格，并就加入共同体的条件重开谈判并取得成功。为避免工党内部再次分裂，威尔逊提出以公民投票来解决英国是否留在共同体中的问题。工党内疑欧派持坚决反对立场，在1975年4月工党的一次会议上以2∶1的多数通过一项决议，赞同英国退出欧共体。在下院的自由投票中工党议会党团发生分裂，145票反对，137票赞成，33票弃权。工党亲欧派包括罗伊·詹金斯在内的成员在此问题上与保守党和自由党亲欧派组成一个超越党派的暂时联盟，从而使全民公决以压倒多数的选票同意英国留在共同体中。
　　尽管全民公决的结果使得英国继续保持其共同体成员资格，但由于受经济困难和政治虚弱的困扰，威尔逊及其继任者卡拉汉对欧洲事务并不感兴趣，他们勉强支持欧洲议会直接选举，但拒绝加入1979年欧洲汇率机制。1979年工党大选宣言虽然并未提出退出欧共体，但它号召建立一个更加松散更加广泛的欧洲集团，其中每个成员国在其议会和人民的领导下实现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其疑欧主义是显而易见的。疑欧主义不仅仅是工党左派的产物，它在议会工党和选区工党中也根深蒂固。在接替卡拉汉担任工党领袖的四位候选人中，除丹尼斯·希利之外，富特、彼得·肖、约翰·西尔金都是疑欧分子，因此，在1979年富特取代卡拉汉成为工党领袖后，工党对欧共体的敌视日增。1980年使工党亲欧派吃惊的是，工党会议以五百万对二百万的票数支持英国退出共同体，在议会中疑欧派与亲欧派的比例约为2∶1，在选区工党中则高达3∶1。1980年工党代表会议通过一项提议，不经全民公决退出欧共体。此决议使威尔逊一直担心的工党的分裂终于在1986年3月26日发生了。以大卫·欧文、威廉·罗杰斯、雪莉·威廉斯、罗伊·詹金斯为首的亲欧派退出工党，另建社会民主党。1981年7月工党行政委员会发表的一份政策声明声称“工党除了实行一种激进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战略外别无选择……而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直接冲突……我们的政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同罗马条约都有冲突。”[3](p115)1983年工党大选就包含了退出欧共体的承诺。工党宣称，英国退出欧共体是一项正确决策，如果工党当选，将会首先引进一个废除法案，目的之一是修改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案，终止共同体在英国的权力。
　　 二
　　工党内广泛存在的疑欧主义与英国传统的坚持议会主权及工党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密切相关。工党左翼始终主张国家政府应该在没有欧洲干预的情况下自由追求其政治经济目标，疑欧派领袖人物彼得·肖宣称，英国共同体成员资格意味着对英国人民及其权利和宪法的掠夺。托尼·本则从历史角度指出：“英国比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有着更牢固的国内民主和要强大的劳工运动，对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社会党人来说，对共同市场的追求代表着他们在经历纳粹占领和法西斯政权统治后对统一与和平的向往。对他们来说，罗马协约总算向前跨了一步，但对我们来说则是倒退。”[4]左派始终认为，《罗马条约》对工党经济民主计划是一种倒退。
　　1983年大选的惨败使工党逐渐疏远左派的经济政策，包括从欧共体退出。工党对欧洲的态度开始转变，这一转变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983年到1987年是第一阶段。由于大选的失败，要求从欧共体中退出的声音减弱了，但是当尼尔·金诺克领导下的工党远离彻底的欧洲怀疑主义的同时，在工党政治主流中，对欧共体依然缺乏热情，同时党内也没有公开要求欧共体内政策一体化的言论。尼尔·金诺克在《新社会主义者》中最好地概括了工党在此问题上的谨慎：“像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一样，英国的未来在欧洲，如果共同市场变得符合我们对于欧洲未来更为广阔的设想，那么对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英国的未来仍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紧密相联。”[2](p111)1984年，工党欧洲选举宣言反映了这种模棱两可，它承认英国必须留在共同体内，但又坚决要求在《欧洲共同体法案》中规定的转让给欧洲议会的权限应该被复归本国，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条款同英国的欧共体成员资格是不和谐的。1987年工党的宣言在欧洲问题上只讲了三句话：“工党的目标在于同我们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伙伴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并同失业作斗争。但是我们将会坚持英国在欧共体中的利益，并试图消除共同农业政策的弊端和丑闻。我们将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拒绝欧洲经济共同体干涉我们国家的复兴重建政策。”[2](p111)这篇很短的声明既没有对成员资格进行谴责，也没有全心全意的赞同。
　　工党的这种模棱两可的承诺逐渐被一种在欧共体中进行建设性工作的思想所取代，在金诺克担任工党领袖五年之后工党才开始带着一定热情接受欧洲联合，不再把欧洲当作问题而是把其当作解决大选失败和意识形态危机的答案。由此，工党对欧态度的转变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1989年欧洲议会选举中工党从保守党手中夺取13个席位，取得选票的40.1%，这是自1974年以后工党第一次在国家选举中获得超过保守党的选票，选举结果坚定了工党的亲欧立场。1991年工党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欧洲议会的立法创议权和共决权，支持建立一个民主负责的单一中央银行，支持建立一个在英国议会可接受的基础上最终的经济和货币联盟。1991年工党会议中没有出现过激的反欧言论，包括布赖恩特·古尔德、托尼·本、彼得·肖等疑欧派，仍旧持一种不积极态度并反对经济一体化，但他们在党内日益成为少数派而处于政治边缘地位。
　　工党党内的疑欧主义由于工党放弃国家凯恩斯主义和中央集权下的经济政策及任何形式的集权主义而受到削弱，工党左派以前支持的在没有欧洲干预下一国实行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改革也被通过欧洲机制促进改革的思想所取代。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工党内部很多人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认识到，单一主权国家无所不能的观点已经过时了，许多国际问题，例如环境问题，都需要多国家的合作，以商定和遵守超国家的控制措施，集中资源和分享权利。
　　工党态度的转变亦受工会的影响。撒切尔政府通过的反工会法规使工会力量受到严重削弱，工党开始转向欧洲寻求支持以实施其议事日程。前工党欧洲议会议员理查德·卡伯曾说：“在同欧洲同僚们日常的工作和交往中，听到他们关于欧盟在实现一个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志向中怎样发挥作用的观点，这些观点在我承认欧共体可行性的转变中确实起了一定作用。”[2](p117)同时《社会宪章》的制定也对工党和工会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1989年，欧洲委员会制定了包含工人权利的《社会宪章》，工党对此表示赞同，工党议员乔治·福克斯明确表达了工党多数成员的意见：“欧洲必须既是一个市场又是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它必须是一个合作和多样性的共同体，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这两种观念是相互补充的……我们想要一个共同体，其中市场是服务于人民的，而不是一个人民为市场提供便利的共同体。”[2](p118)《社会宪章》强烈影响着工党内一些仍旧反欧的集团，由于它支持工人、妇女和领取救济金者的权利，因此要使左翼人士反对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当撒切尔夫人把《社会宪章》看作是“从后门进来的社会主义”的时候。这样工党和工会作为不断变化中的工人运动的政治派别，从不同的方向由不同的原因逐渐发展着一种亲欧趋势。
　　1992年工党的大选声明保证在经货联盟谈判中将发挥积极作用，并终止保守党退出《社会宪章》的选择权。但出人意料地，工党在大选中失败，尼尔·金诺克引咎辞职。亲欧的约翰·史密斯在其后的领袖选举中获91%的绝对多数，加强了工党的亲欧倾向，而疑欧的布赖恩特·古尔德9%的选票则进一步削弱了疑欧派在党内的影响。两位中右领袖人物丹尼斯·斯克尼和托尼·本在1992年和1993年分别从执委会中落选，疑欧派人士像彼得·肖和奥斯汀·米切尔似乎也不可能挽回大势。当1992年对工党支持经货联盟不满的古尔德最终从影子内阁中辞职后，并在1994年2月9日宣称他将从议会中辞职，工党内部的亲欧倾向进一步加强。在1992-1993年修改马约的辩论中，工党完全赞成马城条约，但在马城法案的二读和三读中，工党选择了弃权。因为此时保守党政府在社会宪章问题上持选择例外权，这是工党所不能接受的。在修改马约的辩论中，保守党内部在欧洲问题上发生严重分裂，党内混乱不堪，工党此时被认为比保守党更加欧洲化。
　　 三
　　尽管在工党的议会党团中疑欧势力从来没有消失过，但由于工党三次大选连续失败，也使得他们的反欧论调非常温和。在1992年金诺克退出领导岗位之前，工党已经把欧共体成员资格看作是一种机会和一种可以帮助工党达到其目标的积极因素。当1994年史密斯突然去世时，没有一位工党领袖候选人继承古尔德的反欧政纲。其后的工党领袖布莱尔则宣称：“对英国来说，从未有过这么多机会让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随不起失去这些机会所造成的损失。”[5]工党主流在欧洲问题上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欧洲的未来只是松散的自由贸易区这种主张是英国五十年代的幻想，在我们从欧洲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单独向欧共体成员国过渡的时候我们最终不得不承认那种主张是行之无效的。今天，欧洲任何国家都不会考虑放弃单一市场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那些使之有效运作的机构，同时也不会放弃一个有3.5亿人口的贸易区使我们在世界谈判中所拥有的力量。孤立主义将会削弱我们在那些对我们来说最为重要的贸易区用来促进开放市场的力量。[6]，事实上，在工党的前座议员中，没有公开的疑欧声音，其对工党欧洲政策的批评也仅被限制在后座议员当中，其内容也仅是对欧洲具体政策的批评。
　　工党的疑欧主义根源于英国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地缘政治观及政治体制的特性，这些因素共同作用，成为工党欧洲政策制定的环境。此外，工党多年主张的一国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对英国管理本国经济能力的信任及对欧洲资本主义的指责也加强了工党的疑欧心态。如果说工党过去的疑欧主义是其历史特性的产物，那么今天工党的欧洲主义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变化的社会环境的产物。经济发展的必要，政治的压力，战略上的考虑，是工党修正其欧洲政策的依据。然而工党的欧洲政策并未与传统割裂，相反正是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使得工党持续地坚持其欧洲政策中最重要的一方面，即维护国家主权，坚持非联邦的欧洲。工党的欧洲是在国家的意义上由相互合作的国家组成、在政府间合作的框架下有益于每一个成员国的欧洲。因而抵制欧洲国际组织走向超民族一体化，以松散的主权国家联合对抗联邦欧洲，可说是工党自战后以来对欧政策的基本主张。
　　工党之所以坚决地维护国家主权，是因为它一直把对国家主权的坚持看作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它始终担心过多的欧洲干预会影响英国独立执行其内外政策的能力，并由此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则是工党制定欧洲政策的首要关注点。然而欧洲联合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工党固守传统的主权观念，那么会使英国被排除在欧洲联合之外，并由此丧失对欧洲的发言权，从而真正损害英国的国家利益。因而目前工党的欧洲政策已不再单单是对主权观念的维护，而是更多地对实实在在国家利益的追求。工党越来越深地参与欧洲一体化建设并被迫放弃部分国家主权，但在此过程中它的每一次让步都是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之上同欧盟讨价还价的结果。布莱尔明确表示，只有在欧洲利益与英国利益相一致时才会促进欧洲利益，工党的欧洲政策必须是“抵制那些错误和愚蠢并且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事情”[7](p398)，对于欧元，“如果单一货币对英国的就业和工业有好处，如果它能提高英国的地位和扩大英国的影响，英国克服宪法和政治上的争论的做法是正确的。”[7](p399)而对于欧洲防务，工党一直坚持北约仍是欧洲主要决策机构，新的欧盟军队必须作为北约的补充，以此来维护英美战后军事关系，并继而延续英美特殊关系。
　　由此看出，在工党欧洲政策中，英国始终是第一位的，欧洲是第二位的。工党的欧洲政策是有限度的，这一限度取决于英国的国家利益是否得到了维护。英国之所以没有加入欧元区就是因为英国从政党到民众对放弃英镑采用欧元能否给英国带来实际利益存在普遍怀疑。欧元问题是目前引发工党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以前外交大臣库克为首的人在加入欧元区问题上持积极态度，主张英国应尽快加入欧元；但以财政大臣布朗为首的人对欧元持怀疑态度，认为英国与欧元区的国家在财政政策上差异较大，而工党今后三年的开支计划却与其相抵触，因为工党连任后将把改善社会服务作为重点，如果不增加税收，今后英国政府很可能奉行赤字财政，这显然与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不符。另外欧元区的年通货膨胀率较高，主要国家德国、意大利经济持续放慢，而英国经济平稳发展，英镑坚挺，通货膨胀率低，失业人数大幅下降。在此种情况下，欧元区经济能否满足英国提出的五项经济条件，即英国与欧元区经济稳步趋向融和、欧元区具有应付经济变化的足够灵活性、英国投资不受影响、英国金融服务不受影响、对英国就业有利等，英国政界和工商界尚未达成一致看法。考虑到民众对英镑的依赖及对欧元的怀疑，布莱尔表示在确定的五项经济条件得到满足后通过全民公决来决定是否加入欧元区。为了避免党内纷争，原内政大臣斯特劳取代亲欧的库克成为外交大臣，库克则任下院领袖。库克的易职使新内阁中的反欧元力量得到加强，而且考虑到斯特劳在欧元问题上采取怀疑态度，工党新内阁中以布朗为首的欧元怀疑派占了上风，而斯特劳则宣称，对英国是否加入欧元区的条件的评估在2003年以前不会进行。因此在本届议会期间将全民公决提上议事日程恐怕不大可能。
　　然而，从长远观点看，加入欧元区符合英国的根本利益。从现在的形势看，欧元区事实上已成为欧盟的核心部分，欧元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方向。能否在欧洲一体化中加入英国的思想，首先必须使英国成为欧元区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参与欧盟建设，英国才能获得经济利益和政治上的好处，才能在欧洲一体化中以三驾马车取代法德轴心，发挥英国的主导作用。
　　工党的欧洲政策既是其自身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结果，又深受英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大英帝国虽然已成为昨日黄花，但它遗留下来的大国心态、对欧洲大陆国家隐隐而生的优越感及对管理本国事务能力的信任，使得工党的欧洲政策带有浓厚的英国特色。既要加入欧洲联合并在其中谋取领导地位，又对之怀有戒心以守卫英国国家利益，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以前的工党，同样也适用于以后的工党政府。工党的欧洲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工党内部关于此问题的争论也时而激烈，时而舒缓。退出欧洲还是融入欧洲的争论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对欧洲联合中具体政策的不同思考，而这则涉及到英国目前的种种利益。如何在目前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英国国家利益，则成为工党内部不同意见的焦点。工党内部关于欧洲问题的争论仍将随着欧盟具体政策的出台继续下去，在此过程中，欧盟的发展将会影响英国欧洲政策的制定，而工党作为欧洲一个大国的执政党，其对欧政策主张也会不可避免地使欧洲联合打上某些英国的印记。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12～17D1社会主义论丛王燕20022002英国工党的欧洲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种调整变化与工党内部争论有关。在欧洲问题上，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疑欧派和亲欧派之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工党在不同时期对欧政策的制定。疑欧主义和欧洲主义的争论使工党在顺应历史潮流融入欧洲之时又对其深怀戒心，从而形成工党具有英国特色的欧洲政策。英国工党/欧洲政策/争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1　　王燕，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0级博士生。 作者：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济南12～17D1社会主义论丛王燕20022002英国工党的欧洲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种调整变化与工党内部争论有关。在欧洲问题上，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疑欧派和亲欧派之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工党在不同时期对欧政策的制定。疑欧主义和欧洲主义的争论使工党在顺应历史潮流融入欧洲之时又对其深怀戒心，从而形成工党具有英国特色的欧洲政策。英国工党/欧洲政策/争论

网载 2013-09-10 21: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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