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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数学的形式主义与经济学的方法论源泉
　　正如任何一门学科都需要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论一样，经济学的发展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研究方法的嬗变而特立独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深受其他学科的影响，并呈现出独特的演变轨迹及特征。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革命导致了以瓦尔拉斯和杰文斯为代表的所谓数理经济学派的问世，这是经济学中数学形式主义理性最早的重要尝试，① 也是经济学进入牛顿革命的前夜。然而，随着形式主义数学的兴起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在社会科学中逐渐获得霸主地位，反对数学形式主义的观点落伍了、衰落了，而如何装填数据使经济学成为“硬科学”似乎成为了经济学家的头等大事。从经济学说史来看，经济学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或革命，无论是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的转变，还是从边际革命到凯恩斯革命，都得益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和变革。用托马斯·库恩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学理论的每次重大变革同时也就是范式的转换”，例如，亚当·斯密是从对重商主义的科学革命中实现了财富由对外贸易决定到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范式转换，而凯恩斯革命则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背景下，在批判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市场万能到市场局限、从自由放任到政府干预的范式转换。主流经济学发展到今天，其方法论基础虽然日益受到批判和挑战，而正是在这些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现代经济学才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呈现出勃勃生机。②
　　我们知道，在自然科学那里，科学标准是按照实证主义哲学和经验主义传统发展而来的，也就是把通过可重复的实验而获得的数据和观察结果作为标准，并把这种标准几乎视为一种信仰。这样的后果必然是使得经济学边界的变化和拓展完全由数学的推进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具体运用领域来确定，不过，这同时也为一些经济学家在关乎那些需要做出价值判断的领域提供了推卸责任的方便的借口。在经济学的数学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数学模型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以将假定前提表述得简洁明了和清楚无误；第二，逻辑推理严密精确，以防止漏洞和谬误减少无用的争论，有利于后续研究的开拓；第三，利用数学可以超越现实的特点，通过数学推理的方式推导出新结果，发现那些表面无关但在深层次上有关的潜在的相关性，得到直觉无法获得的关联；第四，证据的数量化可以使得实证研究具有一般性和系统性；第五，可以从数据中最大程度地吸取有用信息，减少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③ 从1969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有半数以上的获奖者都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密切关系，由于给予经济理论以数学的严密性，并且用一种允许经济定量和假设的统计检验的形式来表示它，瑞典皇家科学院1969年第一次把经济学奖授予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两位先驱者——挪威的弗里希和荷兰的丁伯根。正如爱立克·伦德伯教授在颁奖词中所说：“过去40年中，经济科学日益朝用数学表达经济内容和统计定量的方向发展。沿着这些路线，科学分析被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周期波动和经济资源重新分配于各个目的之类的复杂经济过程。……正是这条经济研究路线——数理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表明了最近几十年这个学科的发展。”由此可见，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就是数学工具的合理应用，数学背景如何也决定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社会认知度。当然，在这里滥用数学的情形例外。自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以来，利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获奖。例如，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库普曼斯、德布鲁、阿莱斯等人的获奖，还有金融经济学方面的获奖者马克威茨、米勒、夏普、默顿和斯科尔斯，以及博弈论研究方面的获奖者哈萨尼、纳什、泽尔滕等等。我们仅以1969年到1990年为例，颁发了30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中有25个是或曾是美国经济计量学会的成员，都有较深厚的数学背景。自从约翰·贝茨·克拉克奖在1947年首次授给保罗·萨缪尔森以来，美国经济学会的这项奖已授给了21位经济学家，其中有20位是经济计量学会的成员。可见，借助数学的研究成果会格外引人注目。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在不具有多少数学知识的情况下，也能读懂经济类杂志（《计量经济学》和《经济研究评论》除外）。然而今天，不懂数学知识，特别是不懂数学语言的人，在学术界会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在当今“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一门学科要能被承认就得按照“科学主义”标准来进行所谓的“科学化”，而“科学化”说到底就是数学化与模型化，数学化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着标志。应该承认，由于经济学要处理大量的函数关系和动态过程，从对弹性概念的正确理解到对反馈作用的领会，很多情况下，懂得一些数学无疑是有用的，并且，从推理和实证研究得出的推断和结论，用数学形式来表达通常也很方便。不过，正确的过程应该是从经济现实推理到数学，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主流经济学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便构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其中，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个体主义和均衡分析等范式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挑战。④ 在经济学说史上，德国历史学派、旧制度学派都对个体主义分析方法进行过有力的批判，他们认为以孤立的个人经济动机作为分析基础，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历史；制度经济学认为，个人首先是社会人和组织人，而不是经济人。因此，人的行为是直接依赖于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的，要从每个人的现实存在和他与环境的关系、制度结构、组织模式、文化和社会规范去理解。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也是建立在一系列严格假定的条件之上的，它只强调竞争过程趋同性和系统的稳定性，却忽视了结构的多样性。市场结构的不稳定性和演化的多样性，面对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和充满不确定性因素的经济社会，以均衡理论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已越来越无力解释一系列经济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如经济波动的原因、社会多样性的起因、现实经济系统非均衡和非线性的特征等，因此，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从非均衡和复杂性中寻求答案。作为新古典范式的基石之一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一直贯穿于现代经济分析的始终，从新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在经济人假设前提下，经济主体的意识形态不再进入经济分析的视野，以至于产生市场制度总是有效率的错觉。其实，这个假定正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近几十年来，新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正在逐渐改变人们对市场制度的看法。新制度经济学就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市场除了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外，还需要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在经济人假设下，自私的经济人将丰富的人性概括为自立的精明计算，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感、信仰都被排除在外。这样的假定虽然在特定意义上有利于经济学家进行逻辑分析，但同时也使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⑤ 其实，人类的本性、意识在解释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方面，特别是在解释除自利动机之外的其他行为动机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在完善组织理论、制度和契约理论方面也将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重新认识作为经济活动主体同时也是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人格特征。⑥
　　不可否认，数学在促进现代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已经起到并将在未来继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学向经济学的渗透也是不可避免和无法挽回的事实。但正如像以往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程中所争论过的那样，数学化迄今依然没能成功地回答和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疑问和难题，数学的优势以及数学大规模运用依然不足以消解经济学学科属性上的困惑。因为，严格来说，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导向的学科，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其中借助数学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处理是一种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但毕竟是手段，不是经济理论本身。⑦ 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但二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证，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系统。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实验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成为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不可逾越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学研究不可能寻觅到像自然科学那样容易受控制的实验对象，如果按照自然科学的要求强行所谓实验的话，那么往往某些实验由于过于昂贵或在道德、伦理上不可接受而受到限制。事实上，经济学既没有物理学或天文学的认识论结构，又没有硬科学的实验检验标准，经济研究往往依靠复杂的统计技术替代实验室来获取数据，由实验测定转为现象统计。因此，经济学研究中数学方法的使用往往是现象后，而不可能像自然科学实验中可以实现控制的现象前，不可能在满足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实验上的证实，经济学在科学性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因此，满足科学性要求的可重复性标准对于自然科学来说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而对于经济学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强加。⑧
　　二、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与影响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以研究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及社会经济关系为宗旨，像其他科学思想一样，经济学也存在一个正确性的问题，即理论与真理的相似程度。为什么经济学研究的手段能够从单纯的自然语言的理论描述过渡到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结构的理论描述？这是因为经济学与数学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和逻辑关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物的交换”而形成的关系，“物的交换”是有量化规则的，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需求、供给、价格等是量化的概念，着名的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也指出，经济学家已经把经济学变为一门使用“价格”、“市场”、“商品”之类名词的社会数学。“现代经济理论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地应用了符号、公式、方程和其他数学概念。”⑨ 经济学所揭示的规律性往往需要数量的说明，所以，经济学运用数学有客观的基础。“数学化”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一种趋势，也是经济学方法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经济学的原理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欧吉里得几何学的某些逻辑之美。”⑩ 事实上，充分运用数学模型不仅可以使复杂的经济分析过程变得十分简单，而且使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得到了充分的保证，这一点已经为现代经济学家所共识。
　　关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具体应用与影响问题，在学术界历来存有歧义，从“反对数学的蒙昧主义”，到断言没有数学就没有任何科学，可谓莫衷一是。我们知道，作为实际经济活动的理论概括和抽象的经济学，从其萌发到形成确实始终没有离开过数学。一方面，数的概念是在漫长的生产活动过程中产生的，另一方面生产活动也总是需要经济类的不同学科，诸如人口学、市场学、劳动工资学、价格学、财政学、金融学、会计学等等，它们无一不与计数、计量、计算有关，离开数的概念，离开算的方法，可以说就不会有这些学科。“对政治经济学在解决自身任务时所使用的方法，我们已经看见过许多。这些方法是数学的方法否则就不可能解决，因为科学的对象是需要计算和计量的数量，这种数量只有通过计算和计量才能被人们所了解。”(11) 当然，数学本身也要求遵循简单性规则，它不懈地寻找简洁明了的论证和包括这些论证的理论框架，数学提供给人一种语言、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允许他仿效研究复杂得令人生畏的经济体系，正如卢卡斯强调的那样，理论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提供经过充分策划的经济系统，让这些系统成为那些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实验的成本非常巨大的政策能够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得以试用的实验室”。考虑到经济学家们不能在实际的经济中实验设计的政策，卢卡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进展有多大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处理问题技术的发展，这些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它们应该是使人们更好地建造模拟系统，让政策的实验运行得以实现。当然，数学也有很多要求，它不停地要求弱化假设，强化结论，增强一般性，经济理论在采取数学形式时就必须服从这些要求。一般地说，如果其他条件相同，一个人不会喜欢不太严密胜过较严密，喜欢较弱的一般性胜过较强的一般性，或者喜欢复杂胜过简洁。但是如果其他条件不同时，对于那些长于数学分析的经济学家而言，那种数学化的代价有时就会超过了其得益。例如，瓦西里·列昂惕夫1970年进行的观察在当时是真实的，罗伯特·A.戈登1975年作出的评估在当时也是中肯的。但尽管他们有权威，尽管他们对经济学数学化倾向的批评在广为传播，但列昂惕夫与戈登还是无法、也没有改变他们所评价着的经济理论的数学化发展进程。过去的五十多年里，经济理论已被一种显然难以抗拒的思潮带走很远，特别是数学的“工具理性”作为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已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从某种实用的意义上看，它还把那些长于数学分析、有深厚数学修养的经济学家带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领奖台上。
　　现代经济学非常强调数学在分析经济问题中的作用和地位，今天数理方法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用数学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7世纪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但最早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学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的古诺，他在1838年发表的《财富原理的数学研究》是最早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名着，但是古诺的数理经济学思想直到边际革命才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应有重视。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有两个特别突出的例证：一个是线性规划，另一个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线性规划最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开发运送战争物资的最短航线而发展起来的，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它依赖于线性投入、产出关系，它在战后经过农场管理应用并很快被综合进了经济应用，今天已经广泛应用于研究工作和管理中；计量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初，但只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才获得合法性，并借助计算机的发展而变得更加有效。(11) 从1969年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金以来，有半数以上的得奖都与数学成果相关，由此可见数学在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重要地位。归纳起来，数学对经济学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使经济学从定性走向定量，从规范分析走向实证分析；二是经济学的逻辑体系更加严密；三是经济学分析的结论更加客观。(13) 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研究中，数理逻辑带给人们的便捷随处可见。例如，微分学的引入，使得边际分析定量化，并通过导数的形式就可以得到最直观的体现。积分原理对确定投资和收益的均匀流提供了一个简捷的工具，微分方程对于我们寻求有关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可以提供有效的帮助。(14) 概率理论则在经济预测和经济统计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矩阵方法使我们对多因素模型的分析大大简化，函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等方法的应用，很方便地解决了经济学和管理学原理中最优化问题。(15) 尤其在最新的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中，博弈理论得到广泛应用，这些都表明经济科学的数学化不仅是一种学科发展趋势，而且是学科深化的重要标志。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已成为一门由数学形式主义支配的“数学科学”，成为了一门无视现实的社会科学，经济学以牺牲对现实经济运行的理解为代价追求数学意义上的严格和精确，数学意义上的严格成为最重要的，而现实相关性（即使是物理意义上的）被视为无足轻重。数学不再只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了经济学的本质或目的。(16)
　　在经济学的数学化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或许是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及其他论文。他把经济学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语言和图式的分析改写成为定性的数学模型和推理方法，以有约束的最大化作为一般原则，对生产者行为、消费者行为、国际贸易、公共财政、收入分配等各个经济理论的领域，用数学上求极大、极小值的方式加以推导，并认定极大、极小值的实现就是均衡状态的确立。可以说，萨缪尔森是系统地赋予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以数学形式的第一个经济学家，并为以后西方经济学奠定了分析风格。从此之后，为了无情地追求严谨性、普遍性和简洁性，经济学走向了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不归之路，数学化几乎深入经济学的所有领域。在这一过程中，甚至于出现了数学与经济学相互促进的螺旋式发展。经济理论问题的数学性质逐渐地吸引着数学家，他们反过来使经济学更具有数学性质。这种滥用数学的倾向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不得不对经济学家严重地滥用数学提出警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锡夫也对西方经济学滥用数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专业经济学杂志上就连篇累牍地充满了数学公式。这将读者从一套似乎有理而完全是任意的假说引到精确的但却是无关的理论结论。”(17) 西方学者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结果导致数学形式主义，它所追求的只是数学形式。可是，在经济学中，数学形式的正确，决不能证明经济理论的正确，给错误的经济理论装配一套数学公式，其作用是给错误的内容以貌似科学的包装。很多经济学家坚定地相信只要用了数学工具，经济学说明显地具备了客观科学的条件，任何对使用数学分析工具的经济学进行批评的人，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置于科学的对立面。尽管经济学家们坚信经济学已经是一门科学，因为它有效地用到了数学，但是布拉特发现，经济学家们实际上是在滥用数学。他在检验了近年来经济学家所热衷的最佳控制理论后发现，经济学家使用的含有数学的大部分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技巧，使用这种技巧的应该是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这种方法对于其他领域，例如开发外层空间，是适用的，但当用于经济和其他社会问题时，则是危险的。因为，结果的“正确”并不足以防止基本模型的错误。
　　三、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迷失
　　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的国度，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济学。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经济学的调整期，不仅使原来的经济学家成为经济学改革的主流，而且非经济学家对此也抱有极大的兴趣，使得经济学成为人人关注的话题。这样的结果是，不仅经济学家们通过对经济学的精细化以及反思获得未来发展的路径，而且使得更多的人士关注经济学的发展，增强了经济学的影响力与感染力。(18) 长期以来，经济学对于我们中国而言都是一种外来的科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经济学。过去，我们在创建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上似乎注入了太多的热情，事实上，有没有“中国经济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了应当结合中国的国情，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完成经济学在中国如何应用、应用什么、怎样应用的历史重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关注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前途和命运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我们研究的是经济生活而不是无生气的事物。从形式上看，数学本身是由一些无意义的公式组成，只有把实体的东西加进去，数学才有意义。数理经济学重视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忽略了其因果关系。新古典理论通过构建高度简化的数理模型来研究复杂的现实世界，这犯了黑格尔式的错误。实际上，数理分析在自然科学中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的，但在社会科学中必须加以限制，因为其前提假设如最大化、理性人及效率标准都是错误的。”(19)
　　从很大程度上来看，经济学是艺术品，也是致用之学。在20世纪，经济学更多地介入了政策，更多地深入到经济运行的实践之中，而不是再重复从理论到理论、从假设到结论的论证，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给予政策行为更多的理论支持。这并不是说，经济学用一些并不存在的假设得出并不存在的结论这样的现象不存在，而只是研究手段的限制使得不可能把假设建立在完全的实践的基础上，同时作为理论分析，重要的是抓住经济问题的根本，所以假设的不完备并不应该成为经济学受到诘难的理由，而只有“捏造”假设的才是批判的对象。“在社会生活的世界，特别是经济学的世界，与天文学或其他物理学科的世界之间有另一个更加基本的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只要我们不想变得太哲学化。……好的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不能用任何数学技巧来解决。”(20) 经济学虽然是艺术品，但也不能拘泥于形式，不能过分追求外在的包装，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中绝大多数都与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相关，即使是从事抽象理论研究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成就对解决现实问题也不无意义。经济学本来就是一门活生生的实际的社会科学，如果脱离了实际，是注定要失去生命力的。在新的世纪里，经济学研究有着繁重的历史新使命，这就是：揭示现存经济制度和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判别哪些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哪些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来指导社会生产和社会变革，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只有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才会单单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21)
　　经济研究中应用数学方法的迷失在于：一是运用范围过泛过滥。经济学是一门问题动向的学科，问题的唯一来源只能是现实的经济运行，新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往往是由一场经济危机催生的，而不是一场数学革命催生的。经济学家对大量经济现象进行总结并形成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这其中借助数学方法进行推演和对数据进行挖掘、整理，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手段，不是经济理论本身。(22) 数学运用的界域是可以量化的事物，经济研究的视野是人类一切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并非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都是可以量化的，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它受到制度的、道德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几乎大部分是无法量化的。尽管数学也是反映人的思维的一种语言，但并非所有的科学都能转化为数学的语言。像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这些与数学紧密关联的学科也是如此，有些问题即使将其转化为数学关系式，也不一定具有可解性。“数学在经济学当中只是一个辅助工具，这在经济学的明白人当中都是有共识的。”(23) 二是对数学模型约束条件的取舍过于随意。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在设定若干前提和假设条件的基础上确立的，如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及“完全市场化”的假定等。数学方法逻辑严密性和计算准确性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个数学模型都要受到若干条件的约束，只有假定这些条件满足，该数学模型才能成立，方程越复杂所受的约束条件越多，仅从模型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不考虑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要求，如此建立起来的数学模型起不到对经济现象量化模拟和对经济理论抽象概括的作用。不可否认，经济学中的数学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必要工具。“工具”本身是中性的，使用工具是可能出错的，不能把使用工具的错误归结为工具本身的错误。“工具”是需要人根据一定的任务去选择的。在经济理论研究中，“工具”具有可选择性，关键在于人怎样结合实际情况去利用“工具”，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值得注意的是，把数学方法作为最受推崇的分析过程加以接受，会使经济计量研究（包括那些建立在严重虚假数据上的研究）得以不适当的发展。相反，那些建立在直接观察或对历史片断详细考察之上的研究，即使这些研究含有丰富的信息，却容易被当作轶闻趣事，当作不具学术性或非科学的东西而拒之门外。而数量经济和经济计量的应用则导致了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忽视，使得我们不负责任地专心于经济学中易于进行规范分析的变量上面。其结果必然是，这种处理方法即使有时很中肯，但却常常忽略一些非量化的影响因素。此外，它也导致了内涵和可量化（通常是不合逻辑的量化）之间的混乱，忽视了与问题理解有关的背景条件和历史过程。例如，如果不注意前提条件和背景，就不能正确理解国内和国际的收入和财富的差异问题。(24) 事实上，传统的直接观察、思考、追踪联系、达成暂时结论以及由这些方法推出的观察结论、建立的学科命题或是发现的同类学科，这些推理过程提供的信息量绝不比数量分析方法提供的少。例如，利用传统方法，经济学家可能会更清楚地理解概念和可获信息之间的差距。三是为刻意建立模型，对来自实际的数据采取唯我所取的实用主义态度。尽管从表面上看，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求助于数学模型，但两者在理论形成的途径上存在重大差别。经济学往往是先形成对某类经济现象的较全面的认识并有着初步结论后才进行模型化，其目的在于使理论更加符合精致化的要求，计量分析则是对这种精致化的进一步确认，这同时意味着在模型化之前，一个可用语言表述的理论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以及理论物理学）则完全可以抛开经验世界，仅从数理模型的推演中去揣测尚未触及的未知，也就是完全可以从模型中推演出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25) 本来构建数学模型要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细微周密的调查，尽可能获取详尽的数字资料，并应做一番去伪存真的深入分析，以期找出主要因素及各因素的数量关系，从而建立起数学表达式。但受数学“工具理性”的影响，一些经济学家却把构建数学模型的顺序颠倒了过来，采取先确定数学表达式，然后再找能够支持数学关系式成立的数据，从而验证自己所做出的理论概括的正确性。这就像是一个金属实验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等于否认了实证证据，严格地说就是将经济学变成了数学模型和不同数学模型之间的比较。这种以主观意识为导向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难免会使研究者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模型本身的形式特征上，步入不问民众疾苦、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实际的歧途。(26) 由于过度追求数学的表达方式，使本来可以用文字或简单数学方法说明清楚的理论变得十分复杂，从而增加了他人学习和研究的成本。“利用甚至是最巧妙的数学形式，永远不能被认为是质量的保证。数学是也只能是表达和推理的一种手段。经济学家对之工作的素材仍然是经济的和社会的。确实，人们必须避免发展一种复杂的数学工具，只要它不是严格地不可缺少的，真正的进展永远不在于纯粹形式的表达，而总是在于支持任何证明的指导思想。”(27) 四是经济学的数学主义形式可以为经济理论的逻辑一致性提供可靠的保证，但经济学自身无法做到价值判断上的超越。数学进入经济学的程度再深，都不可能因此而消解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标界性特征，除非经济学不是社会科学。尽管从最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歇尔经济学对政治两字的剥离、再到当代计量经济学的最新发展，许多经济学家似乎都在不遗余力地企图建立一种超越价值观的理论体系，但事实证明这些既是徒劳的，更是虚伪的。经济学不可能完全拥有“科学化”的特征，确切地说，经济学方法论特征兼具科学化和非科学化，而非科学化并非反科学化，它不是不合理的组成部分。(28)“经济学的教育既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以，经济学教育不能回避意识形态，经济学也不能‘去政治化’，‘去政治化’的实质是去马克思主义化。”(29)
　　总之，经济学研究还不能以依附式和标榜式的形式化来为科学而科学，忠实反映和客观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经济理论的根本原则，不可轻易地将科学主义的思想照搬到经济学的研究中来，不能将数学的模型演绎等同于客观事实及其演变本身，不能神化实证主义方法的有限功能，更不可贬低规范主义方法的实用性和适用性。的确，数理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已找到了它的位置，这归功于其观点的创造性。但是，它可能不具有独占的地位。因为，作为经济学者解决经济问题，通常应该回到具体的经济生活中，既不能简化，又不能概而论之，既不能公式化，也不能孤立化。(30) 应该知道，研究人的现象但却没有人本主义灵魂的实证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正在显示出巨大的局限，这种局限性是科学主义的必然后果，提示着实证经济学的这种明显而自负的不足。我们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规范经济学方法论地位的经济学注定不是完整的经济学，工具发展水平的高低只是推动理论研究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构成其充分条件，经济理论发展的建构基础从本质上说仍然源于人的主观需要和价值标准与客观事实的结合，问题驱动而不是工具驱动才是经济学发展的最根本动力。实证经济学对于规范经济学再也不可能抱有以前那样的敌视态度了，由休谟开创的、凯恩斯进一步发展的实证与规范之间的严格二分法，正在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渐趋消弭之势。(31) 如果我们赞同“经济理论的创造（特别是那些别人不认为是经济学的理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甚至可以看成某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只要是这样，理论就可以用艺术的标准衡量：优雅和一致。只有当我们开始用现实世界来检验经济学理论时，它才成为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艺术，而经济学分析方法也会变得有用，不再只是好玩。”(32) 虽然，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超越研究者的个人局限，也能够包容个人的性格偏好，但经济学在过去没有，在未来也不可能发展出完全按照科学主义标准要求的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模式。应该说，实证经济学不是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唯一选项。……那些来自人类社会长期积累并被积淀下来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制度的、价值的、心理的因素在逐渐被认识过程中显示出了巨大的不可替代性，它们在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正越来越代表一种不可抗拒的方法论趋势。(33)
　　注释：
　　①(16) 贾根良、徐尚：《经济学怎样成了一门“数学科学”——经济思想史的一种简要考察》，载《南开学报》，2005(5)。
　　② 文建东：《论主流经济学中的新古典传统》，载《江汉论坛》，2006(4)。
　　③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载《经济研究》，2005(2)。
　　④ 李树：《经济学意识形态的扩张》，载《江汉论坛》，2004(5)。
　　⑤ 陈美衍：《经济人与经济资源稀缺性》，载《江汉论坛》，2006(9)。
　　⑥ 东辉：《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变革与现代经济学发展》，载《东岳论丛》，2004(1)。
　　⑦ 许旭红：《经济学演绎主义方法论述评》，载《江汉论坛》，2005(2)。
　　⑧(22)(31) 杜金沛、李林：《经济学建构思想的纷争与科学主义的渊源》，载《当代经济科学》，2006(4)。
　　⑨ 莫尼、通斯塔编：《哈维尔莫选集》，中文版，15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⑩ 保罗·A.萨缪尔森、戚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中文版，125页，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11) 《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册，84页，莫斯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48。
　　(12) 埃思里奇：《应用经济学方法论》，中文版，200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13) 周文：《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嬗变与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5(4)。
　　(14) 郭立焕等：《高等数学》，中文版，30页，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
　　(15) 蒋中一：《数理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中文版，30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7) 约翰·布拉持：《经济学家是怎样滥用数学的》，见A.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中文版，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8) 石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经济学》，载《江汉论坛》，2006(1)。
　　(19) 蒙莱汉姆·罗森：《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载《学术月刊》，2006(5)。
　　(20)(27) 王宏昌编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文版，68～69、5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21)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1卷，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3)(29) 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载《高校理论战线》，2005(9)。
　　(24) 胡进：《论经济学范式运动的三种方式》，载《江汉论坛》，2004(10)。
　　(25)(28)(33) 杜金沛、邢祖礼：《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载《财经研究》，2005(12)。
　　(26) 李宪徐：《作为异质性的经济学》，载《江汉论坛》，2006(7)。
　　(30) 蒙莱汉姆·罗森：《数学方法足以研究经济生活吗？》，载《学术月刊》，2006(5)。
　　(32) 戴维·弗里德曼：《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中文版，31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经济评论武汉21～26，52F11理论经济学陈孝兵20082008
经济学/数学化/工具理性/方法论
在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长河里，有一种趋势值得我们关注，这就是不断强化的数学化倾向在拓宽经济学发展边疆的同时，也引致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之间的现实鸿沟，动摇着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数学的形式主义只是数学的“工具理性”，只是经济学方法论中一个细小的“节点”。但就是这个“节点”，使20世纪末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改造成为一门无视经济现实的“数学科学”。实际上，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传统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退却与势微并不是因为它被证明比其替代方法提供较少的信息量，而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时尚性与严密性，无法跨越它自身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等学科之间的鸿沟。在这一方法论的转换过程中，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不能漠视，但决不能走向极端。
作者：经济评论武汉21～26，52F11理论经济学陈孝兵20082008
经济学/数学化/工具理性/方法论

网载 2013-09-10 21:3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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