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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3)07-0005-06
　　　　一、全面理解经济全球化中的国家经济利益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经济，表现为各国经济资源受市场机制的调节，在跨国流动时受非经济因素的阻力不断降低，经济资源在全球优化配置成为现实。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和合作，必然产生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一方面，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快速增长，国际分工的量和水平迅速增加或提升；另一方面，国际分工的模式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以往，各国从自己的比较优势出发，用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交换比较劣势商品和服务，分工的形式表现为国家间的分工。随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国际分工进一步表现为产业内的垂直或水平分工，也就是一个产业的上下游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生产，使一种最终产品难以准确认定它就是那一国的产品。随着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跨国公司自身将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分别布局在不同的国家，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一个跨国公司全球生产与服务网络的战略体系之中。这种跨国分工变化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发展。
　　在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较少的情况下，一国经济发展可利用的绝大部分只能是本国的资源，本国企业就是“民族企业”。民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国内市场不受国外企业的侵蚀，民族企业成为国内就业、税收、利润的主要来源，就体现了国家经济利益。当今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证明，本着狭隘的民族利益和民族企业的观念，不利于迅速发展一国的经济，只会越来越落后。因此我们必须抛弃狭隘的国家经济利益观。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当跨国公司把全球经济资源纳入其发展视野和战略经营体系中后，不仅在全球采购、加工与销售，而且进行全球投融资，这时评价国家利益的福利标准就必然要发展变化。由于所有权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国籍特征日益弱化。跨国公司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东道国的整体经济之中，成为东道国的“公民”，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税收而言，和“民族企业”几乎并无两样。这就使国家经济利益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一国的国家经济利益不再仅仅体现为基于本国资本的传统“民族企业”，而是体现为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资和独资企业。
　　全面正确地理解经济全球化中国家经济利益的新含义，对于我国入世后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是指：
　　第一，在关系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领域，保持国家独立性是完全必要的。由于投资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存在着各种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因此站在国家利益的角度制定产业政策也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也是一种国际惯例。
　　第二，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企业不仅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也必然会存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不要再提什么民族企业的概念。这一观点具有相当代表性。实际上，在全球化背景下，国籍特征弱化的跨国企业和本国的民族企业的并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全球化并没有能够消灭民族企业，本国的民族企业不仅要存在，而且可能在竞争中会不断壮大成长。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要重视吸收国外直接投资，而忽视民族企业的发展。虽然在动态的市场竞争中，民族企业可能会转化，产权也会日益社会化和国际化，但是民族企业的存在，往往会遏制住跨国企业在本国的垄断趋势，遏制其把价格提高到边际成本之上的能力，遏制其竭力盘剥本国国民福利的行为。
　　第三，从实现全面小康的战略目标看，外国公司的所有者和职工从我国取得的利润和各种净要素收入，属于外国国民的福利，并不属于我国国民的全面小康收入。只有中国国民的各种要素收入（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才是属于我国的国民收入，才能列入我国全面小康的收入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要与对内开放结合起来，鼓励我国民营企业优先准入各种原有的政府垄断领域。对本国国民政策优先，是发达国家的一种惯例，也应该成为我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
　　第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我国国民的福利，也可以在引进竞争性的外国公司中达到。即通过外国企业之间在我国国内的竞争，打破某一国跨国公司的单一垄断能力，降低其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我国国民受益。对于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先进科技、但又急需要引入的那些产业领域，这一点尤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二、全面建设国际制造基地：必须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目前人们依据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和现实发展势头，断言未来这一地区将成为全球加工制造基地，甚至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我认为这一乐观的判断背后，还需要增加若干重要的前提条件。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我们除了必须发挥这一地区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外，还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千方百计地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
　　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包括物质转换成本（即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由于我国的劳动力不仅优秀而且便宜，土地资源使用费用价格低廉，因此物质转换成本在全世界都具有竞争优势，全球跨国公司纷纷登陆中国，在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我国广阔的市场容量。这些年来，我国的制造业产出的增长一直位居世界前列，按此势头判断，21世纪我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是完全有可能的。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全球化竞争体系中，虽然我们不可能准确地进行计算，但是可以毫不怀疑地说，我国制造业的交易成本并不低，在我国运营的本土企业的总成本总不具有相当明显的优势。如第三方物流不够发达，金融保险业制度创新落后，法律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够高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本土企业效率和跨国公司的投资选择和运作策略。
　　我国交易成本的居高不下，其原因说到底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体系不够发达，二是企业的营运环境不够好。生产性服务业是企业为企业所提供的中间服务，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特别是降低信息成本。一方面，拥有日益增多的专业化厂商和各类专家，是现代生产者服务部门的一个重要特征。生产者服务部门大部分以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作为主要的投入品，其产出中含有大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服务；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服务业厂商是一种主要的媒介物，通过这些媒介物，社会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得以释放出来，并且源源不断地通过价格机制供给于商品生产的实物经济过程。因此，生产者服务部门乃是把日益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引进商品生产部门的飞轮，它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这些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渠道。现代生产性服务部门中的某些行业，特别是会计、管理咨询、律师、金融、工程技术服务等，既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又是促进工业化的最重要的动力。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的分工，降低了生产的成本，但提高了交易成本，需要中介服务来帮助降低交易成本。社会分工越细，交易成本就越高，就越需要中介组织所提供的生产性服务。目前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的增加值总量目前已经占到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二分之一强，就是明证。
　　我国生产性服务发展的基本特征是：总体上不够发达但在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地理集中，这是外商为什么总是喜欢把制造业布置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主要原因。前一选择可以充分利用香港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体系，同时利用珠江三角洲的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后一选择可以在充分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优良劳动力和投资硬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上海相对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体系优势，降低交易成本。上海这些年一直在大力发展以贸易、金融、运输、高科技服务为主导的生产性服务体系，不仅使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和形成了区域竞争优势，也广泛地带动了周边三角洲地区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发展。
　　对于江苏经济发展来说，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今后区域之间发展的竞争重点是强化生产性服务体系的竞争。融入上海经济圈，就是要利用上海生产性服务体系发达的优势，充分吸收到更多的国内外制造业投资者来江苏投资。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年来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一直分布在上海周围地区。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江苏也具有众多的次级中心城市和广阔的经济腹地，强大的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本优势，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也具有十分良好的条件和背景，因此我们在战略上不能仅仅沉醉于利用上海的服务业优势，而必须通过自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和第三产业附加价值的增值，寻求制造中心的更快更强的建设道路。以南京为例，如果南京能够在生产性服务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就有可能形成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集聚和扩散中心，并带动其周边地区国内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和制造业的发展。
　　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的问题是，目前跨国公司正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它们把其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与其全球战略、全球的配套体系及企业组织制度结合起来，即把我国低的制造成本与其低的交易成本这两个优势结合起来。现在各个行业的跨国公司都在进行全球布局。家电业布局可能接近完成，汽车业的布局正在进行。如果我们不能早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当跨国公司全面“进攻”时，我国的本土企业可能会受到严重冲击甚至难以抵挡。届时我国这一全球的制造业基地将可能不是由本土企业起主导作用，而可能是由跨国公司所主导。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出现的局面。
　　　　三、实施沿江开发战略：寻求全球化过程中的新优势
　　进入新世纪，随着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走势的重新把握，长江以它新的魅力，又进一步吸引了寻求新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的眼球。如果我们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江苏经济在国内的相对优势在于抓住了乡镇企业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遇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后，江苏经济的新增优势就取决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中，能否利用发达国家的基础产业如重化工、冶金等开始向外转移的契机，以及我国新工业化道路选择的机遇，依靠长江沿岸的资源优势和江苏制造业的配套能力，逐步形成江苏在全国仍至世界的制造业基地的地位。这是江苏在新经济条件下寻求新优势，实现外向型经济和苏南地区经济对苏中的渗透和扩散，并由此进一步带动广大苏北经济腹地的起飞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思路。
　　我觉得江苏省在做出这一战略构想和战略判断时的主要依据在于：
　　第一，在江苏省改革开放早期，招商引资引进来的大多是服装、鞋帽等轻纺产业，小企业和港台企业居多。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深化和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战略调整步伐的加快，其基础产业如重化工、冶金等开始向外大幅度的转移。这些产业的特点是投资大，用地多，许多是大吞吐量、大用水量，在产业的区位选择上与要求迅速做出市场反应的某些产业有本质的不同，如IT产业需要紧靠国际空港，快进快出，这一点对靠近航空港的某些地区有优势，但对化工、冶金产业而言，需要的是大进大出的大容量物流通道，这方面江苏的沿江地区具有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
　　第二，江苏省沿江地区具有发展重化工、冶金等基础产业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从与安徽交界处到南通入海口，433公里的长江江苏段串起8个城市：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苏南5市和扬州、泰州、南通等苏中3市。岸线总长1110公里，其中主江岸线803公里，洲岛岸线307公里。两岸陆域平坦开阔，被誉为“黄金水道”中的“黄金江岸”。加上江苏省出海近，又处长江三角洲经济最发达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强和消化能力强，沿长江进入中西部，成本也很低。大河流域通常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这在江苏省沿江也得到了验证。从2001年开始，国际资本向长江三角洲转移加快，江苏省利用外资大幅增长，而增长的项目，大部分密集地集中在沿江地区。
　　第三，实现新一轮沿江开发，打响“沿江牌”，构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新平台，提高江苏在长江三角洲的外资吸引力，进而提升整个区域的竞争力，是改变江苏区域经济两极化发展局面、实现全省全面小康目标和率先现代化目标的必然选择。苏中3市总面积占沿江8市的42%，人口占45%，而2001年，苏南地区实现GDP是苏中的3.1倍，财政收入、工业增加值、利用外资分别为苏中的4.6倍、3.5倍和15.7倍。江苏经济严重不平衡的发展局面要尽快改变。加快沿江开发，将使我们找到一条促进苏中快速崛起乃至发挥苏北后发优势的最佳的现实途径。苏中是苏南带动苏北的前沿阵地和传导区域。苏南带动苏北，必须重视首先启动长江北岸的开发，通过苏中沿江地带的快速发展来促进整个苏中的崛起，使苏中经济板块逐步融入苏南经济板块，使江苏经济发达的区域能够突破长江天险进行跨江发展。
　　第四，江苏省苏中沿江地区交通条件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沿江开发基本上还处于“处女地”格局，具有广阔的开发空间和发展潜力。现在江苏已有3座长江大桥，到苏南和上海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随着润扬大桥的建设，苏通大桥、长江三桥的相继开工，苏中交通还将进一步改善，苏中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产业资本在长江三角洲继浦东、苏南以后的又一个投资热点区域。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沿江开发上，苏南“一边倒”的现象还非常严重。如苏南近400公里的长江岸线上共有万吨级泊位超过100个，约占全省的80%，其中南京港辖区100公里，拥有万吨级码头20多个，千吨级泊位50个以上；镇江也有万吨级码头20多个；江阴35公里岸线上，就有45个码头泊位，其中万吨级的19个；张家港岸线66.8公里，有万吨级泊位33个。而长江北岸除南通段码头较为集中外，泰州、扬州200多公里岸线上仅有万吨级码头5个。
　　我认为，“沿江开发”这一支点，能否撬起整个区域共同发展的“地球”，关键取决于开发的规划思路和开发开放的策略选择思路。
　　在开发的规划思路方面，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能否以一种高效率的业绩进行，关键在于全省是否可以统一做出整体性的高起点的开发规划，能否在一种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进行资源整合。近年来，沿江各地在分散发展的体制中，都对沿江开发作了规划。无论是港口码头，还是产业选择和配置，市与市之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企业不愿使用公共码头，自备码头过多，某个外资项目看中一段岸线，所有的规划都可修改，等等。为了避免新一轮沿江开发对资源的浪费和被别人各个击破，加快制定江苏省沿江联动开发的整体性、高起点战略规划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整合沿江岸线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新一轮沿江联动开发的重要原则。要从区域整体发展的需要出发，布局沿江生产力，合理配置资源，形成优势互补、合理分工、重点突出、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
　　在开发开放的策略选择上，新一轮沿江开发应当是两岸的联动开发、苏南的跨江开发。这是一个应该实施的对内开放的重要原则。因为仅仅是苏中封闭的自我开发，必然有一个较长的自我积累过程。实施两岸联动开发和苏南跨江发展的策略，能够集聚苏南的经济能量，起到中间开花、两头发展的效果：苏南得到的腹地，苏北得到辐射和带动。南岸经济发达，开发实力雄厚，但长江岸线已所剩不多；北岸资源丰富，但经济薄弱，开发能力不足。南岸有北扩的愿望；北岸有接受辐射的渴求。从更大范围看，南岸与北岸，南岸与南岸，北岸与北岸，所有沿江区域，都需要联动、整合。
　　开发开放策略选择的第二个原则，是要在特定产业政策指导下发展开放型经济，在沿江地区形成吸引内外资的集聚效应，促进本地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为此要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瞄准国际上和国内的大公司、大企业、大财团，把招商引资重点放在引进关联度大、牵引力强、产业链长的战略性投资项目，在沿江地区形成特色冶金、粮油仓储、修造船业、能源工业、重化工业、旅游业等临江产业群。
　　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可以利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企业潜力，发挥沿江地区密集布置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功能，对沿江开发“挂开发区的牌子，用开发区的政策，实施开发区的服务”。即在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用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优惠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参与沿江开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项目公司来协调开展招商引项的工作。
　　　　四、对内开放：让民营企业并购和重组竞争性国有企业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坚持发展公有经济的基础上，“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长三角地区，除了浙江省之外，江苏和上海拥有大量的国有资产存量，尤其是拥有巨量的竞争性国有资产。在探讨加快对内开放、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具体策略中，是否放手让民营企业并购与重组这些竞争性国有企业，是长三角地区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和长期经济增长潜力能否发挥的重要现实问题。这一热点问题的实质，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过程中，原本竞争性的国有企业资产，是不是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方式向国内优秀的民营企业和企业家集中？为此我们应该首先理解：民营企业进入竞争性国有企业，对其进行并购和重组，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呢？我认为一般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会转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在国企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民营企业的进入，将对引入竞争机制、打破垄断，改变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起重要作用，从而推动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竞争性领域大型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使国家能够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精力从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把一些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处于劣势的行业让给民营企业经营。第二，民营企业的进入将会逐渐改变产业竞争格局。随着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实力的加强，其在投资方面也逐渐从小型化、零散化逐渐转向规模化和整体化趋势，尤其是新一代知识型民营企业家崛起之后，逐步改变了民营企业过去给人们留下的形象，很多新一代的民营企业通过内部化发展和外部并购式成长，在某些传统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又在向某些高技术产业积极扩张。目前，新一代知识型民营企业家投资的重点多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集中于IT、医药、新材料等科技含量和技术附加值较高的行业领域。因此可以预计的是，今后在我国的绝大部分竞争性产业领域中，与国外跨国企业直接面对面较量的是中国民营企业或其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第三，民营企业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并购，将对我国的资本市场体系的完善起到间接推动作用。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A股市场必将成为外资和民营企业并购的重要场所。随着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向民企转让政策的逐渐松动，民营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进入，会使相当一批国内企业以更多元化的股东结构、更清晰的业务、更大的规模、更强的竞争力展现在投资者面前，从而改善上市公司的整体管理运营水平，提高资产竞争力，促进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大量新成长的民营企业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以及高度训练的人力资源，有效的市场评价体系，也由于我国目前有大量的竞争性国有企业正在等待以破产或并购的方式退出市场，因此利用民营企业机制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并购与重组，不仅可以使这些国有企业得到更快地改造，而且可以在WTO的框架下，逐步退出以政府为背景的国有企业运作方式，形成我国以民间经济力量为主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增强其参与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的实力，增进我国国民的福利水平。
　　目前我国的并购市场在呼吁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并未全面实现对内开放。其中最大的直接障碍当数操作的具体政策问题。我国各种政策虽然规定民营企业可以参与购并竞争性国有企业，但在兼并收购的流程方面还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审批程序复杂，标准不明确，实际操作可控性不强，使国有企业的股权向民营企业的转让过程增加了政策障碍和操作难度。其次，竞争性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所有权转让中的决策机制和界限模糊，也是影响民营企业购并成功和实际进展的主要因素。在收购目标公司的资产所有权不清晰的条件下，收购人弄不清楚究竟谁可以对产权转让做出最终决策，因此收购标的本身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蕴含着巨大的成本和风险。第三，在国有产权价格确定、国有资产科学评估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时下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评估，大多采用固有的国有资产评估制度，而民营企业一般会选择按投资风险和收益的方式重新评估。实践证明，此间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一般情况下按投资收益和风险的评估原则的重新评估，会比前者评估价的价格低，因而如果最终按民营企业所做评价或近似价格成交，这肯定又涉及到传统观念中的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放手让民营企业参与竞争性国有企业兼并收购的过程中，目前还存在着若干认识上的问题，这是制约这一过程从而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发挥的根本性障碍所在，因此需要认真分析和对待。
　　第一，政策风险论。主要是认为，国有企业搞好搞坏，不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的事情，但是如果把其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其中的政策风险就要自己完全承担。这一观点的最大错误在于，它不仅对我国坚定不移地发展非公经济和改革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开放道路持消极等待和观望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会耽搁竞争性国有企业的转制和转轨，从而影响所在地区和行业的竞争力，以及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但是这一观点也说明了在改革过程中，各级领导要允许下级大胆的试验，并从制度上给其保障。
　　第二，外资优先论。这种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要优先对外开放，让外资优先收购竞争性国有企业”。我们不否认引进外资兼并竞争性国有企业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应该强调的是，最起码应该对外资和内资平等对待，而且，立足于本国国民福利最大化，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的基本做法。从理论上说，外资投入中国增加的主要是GDP，外资所获得的剩余是外国国民的要素收入，这种剩余增加的是外国的福利（当然也会以中国国民工资、利息、税收等形式增加中国的福利，这是我们通过吸引外资加快发展的依据）；中国民营投入增加的是中国的GNP，所获的剩余是中国国民的要素收入，这种剩余增加的是我国国民的福利。这对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加快中等收入群体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三，资产流失论。资产的价值在于增值，不能增值或者可能产生减值的资产，一定不是优良资产。非优良资产在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卖出好的价钱。只要是按市场导向运作的企业，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购并国有企业的目的都在于使其投资增值并做强企业。因此对竞争性国有企业的出售，要留下给兼并企业的合理的盈利空间，否则国有资产只有在停滞中被不断消耗。另外，同样的资产在不同的机制和不同的企业家手上运作，其效益和企业价值也大相径庭。我们不能因为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经过民营企业家高效率运作后出现增值，就错误地断言发生了资产流失现象。
南京社会科学5～10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刘志彪2003200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经济利益不再仅仅体现为基于本国资本的传统“民族企业”，而是体现为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资和独资企业。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世界制造基地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除了必须发挥这一地区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外，还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千方百计地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长江沿线的开发开放，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实施苏南苏中联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放手让民营企业并购与重组竞争性国有企业，是全球化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对内开放中的一个重大的具体问题。经济全球化/对内对外开放/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刘志彪　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博导　南京　210093 作者：南京社会科学5～10F107城市经济、区域经济刘志彪20032003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经济利益不再仅仅体现为基于本国资本的传统“民族企业”，而是体现为有境外资本参与其中，存在于“本土”的合资和独资企业。长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世界制造基地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除了必须发挥这一地区制造成本低的优势外，还必须通过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千方百计地降低制造业的交易成本。长江沿线的开发开放，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发挥比较优势，实施苏南苏中联动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放手让民营企业并购与重组竞争性国有企业，是全球化条件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对内开放中的一个重大的具体问题。经济全球化/对内对外开放/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

网载 2013-09-10 21: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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