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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亚太的崛起，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变化的最重要的特征。“东亚模式”至今仍是一个可以从多角度来辨识、探讨和认知的概念。笔者认为，“东亚模式”包括下述几个主要构成因素：
　　1.具有现代发展取向与较强的政治权威和公共行政能力的领导集团（政府）；
　　2.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市场规律的诱导与政府较广泛的干预相结合，较和谐的政企关系；
　　3.与世界经济结合为一体的开放经济系统与外向型政治经济体制；
　　4.从属和服务于经济高速增长、赶超美欧的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政策；
　　5.具有本国（地区）特色的制度性调适方式与现代发展机制。
　　对“东亚模式”不可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例如，我国政府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其经济开放与自由化程度之高，超过了亚洲其它各经济体，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台湾省的政府与企业、市场的关系相对地说比较接近于“美国模式”。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东亚模式”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简而言之，它只可能出在“二战”后的亚洲，也只可能出在日本和“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
　　　　　　二
　　“东亚模式”和一切事物一样具有两重性。大致说来，在80年代以前，“东亚模式”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相对地是较大的，其优长之处比较明显。在东亚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中，“东亚模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撇开外部因素不谈，“二战”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四小龙”的原因正在这里。
　　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日、韩等国的政府发挥了启动、领飞、护航的作用，突出的表现是：走“有指导的资本主义”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道路，国家保护、扶持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大力创造一个与国家政权协调合作的资产阶级，政府、企业两个积极性得到有效的结合和发挥。
　　　　　　三
　　“东亚模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把双刃剑，优点、长处与弱点、短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早已萌发，酝酿久矣，只是“东亚奇迹”的巨大成果和声誉暂时掩盖或冲淡了“东亚模式”的缺陷与弊端。
　　与国家主导型资本主义体制配套、联动的一整套制度性调适方式与现代发展机制，从一定的意义上讲，是通过与封建主义和殖民统治时代留下可供现代经济发展“借用”的设施、规则、方法“混装”、“嫁接”的途径而形成的。
　　“有指导的资本主义”、“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在于，控制着稀缺性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制度安排等）的政府必然要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经济发展第一”路线决定了政府不可能放弃或弱化对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急欲获取稀缺性资源的企业必然要竭力争取政府的优惠和扶持。“官民协同”的非经济因素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机器既起了某种“润滑”作用，又起了长久的“锈蚀”作用。以韩国为例，政府控制着贸易、银行、外国贷款、农业补贴与大量的公营企业，国内又没有相互竞争的银行系统，政府官员所作的贷款、特惠、补贴等决定是根据“公”的原则，还是出于私人情缘，经济上的合理性究竟如何，是不易讲清楚的。这就为权钱交易、“黑金政治”准备了土壤和条件。
　　日韩式“政府与民间相互关联体制”对于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经济主体的自我发展起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小关哲成批评这种体制把政治权力变成“最大的经济资源”，“权力所有者恣意支配经济利益”。在“不以市场原理为准则的变相资本主义”之下，市场功能至少是部分地被行政权力所取代，相对价格信号被扭曲，不合理的垄断现象被人为地造成，经济运行的活力和弹性逐渐弱化。被选定优先发展的产业、企业受到过分的保护与爱护。企业主发现直接作用于某项权力是导致利润增长的便捷、高效的方式，莫不热衷于寻租、行贿。就日本的情况而言，自民党—财团—官僚与政府—企业—银行这两个大的“铁三角”给许多财团、企业作了双重保险。财团、企业在几乎没有投资风险和长远顾虑的情况下实行垄断型和扩张型经营，对于质量、效率、效益、竞争力的提高关注不够，措施不力。在被称为“第二个日本”的韩国，政府保护和扶植大企业集团的“刺激体制”、“财阀模式”也与日本的情况近似。
　　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说法，“韩国是东亚政府控制最严，最为扭曲的经济体，为臃肿的韩国式财阀所主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是“韩国模式”的“辉煌期”，韩国官商协力培育出一批规模化的、技术含量高的大型企业集团，开始形成以半导体等为攀头的高科技体系，综合科技能力达到世界第15位。正是韩国朝野为韩国跃升为世界第11大工业国和第12大贸易国而庆幸的时候，大而无当、以“量”胜“质”、效率下滑、应变乏力、创新无术的“韩国病”达到了难以救治的严重地步。由于经济过热、市场超饱和、产品滞销、积压，有政府、银行保驾护航的韩国经济巨轮在国际大市场上遇到了困难和风险，企业转动不灵，亏损惊人，与企业捆在一起的银行也被连累陷入厄运。控制着全国70％的经济活动与几乎全部的外向型经济活动的韩国财团竟如此经不住风雨和挫折！韩国政府想要救助陷于危机中的企业和银行，但除了向国际金融机构求援之外竟别无良策，也许已经忘记了政府对于企业举债经营、银行宽松放贷所应承担的监督和担保的责任。李光耀干脆地认为韩国等国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性的而非经济性的”。金大中就任韩国总统后为“政界和商界的勾结达到如此泛滥的程度”而感到震惊，或许他已快摸到“韩国病”的病根了。
　　“日韩模式”的主张者自认为比较有力的一个论据是：主导经济发展的强势政府既不放弃市场取向和市场判断，又能弥补市场经济的弱点和不足。尤其在经济起飞阶段，政府比一般企业家和财团更能够对市场的有效性作出“鉴别”，它具备了“挑选赢家的能力”。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论点。且不论政府官员自身的品质、素养、他们掌握的知识、信息以及实践经验究竟如何，在一个“公共责任和私人责任之间的分界线常常变得模糊不清”的体制内，政府官员所作出的决定往往有利于同自己有亲密关系或能给自己带来实惠的企业、集团，他们可以容易地为自己工作中的过失与错误辩解或掩饰，也不必为企业的风险、亏损或倒闭承担任何责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东亚经济危机中“市场失败”与“政府失效”同时发生的真正原因了。
　　融入世界经济的开放经济系统与外向型经济给日本和亚洲NIE 带来发展机遇和有利条件的同时，也使它们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困扰。由新的科技革命推动的贸易、金融的一体化、自由化、生产经营跨国化的趋势有增无减，世界经济的功能性一体化与制度性一体化的发展，结果是形成了体现一体化特征的世界经济增长关联、传递结构与依存体系。日本和NIE在“增长命运共同体”、“结构进步共同体”、 “发展命运共同体”中分别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除日本之外，总体上看，都处于比较不利的、某些方面是不平等的地位。日本则是优势中有劣势。
　　从宏观的角度看，在一个美国、西欧、日本三足鼎立、三极相争而美国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领先地位的世界经济权力结构中，在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充当最大的业主、主要管理者和规则制定者的世界经济、贸易、金融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地区）一般地只能在不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优势地位并且双方的机会和利益相对平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争得较好一些的行遇。
　　日本和东南亚国家领导层都不理解“它们的经济已经和世界金融市场紧密相连，并受到市场严格纪律的约束。”它们缺乏认识和对付具有极大活力的“跨国界经济”和“全球性力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能力，对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金融风险的防范未作认真的思考，每天与银行、外资打交道，却不懂得现代金融运行的复杂性、隐蔽性、突发性与国际金融炒作的投机性、危害性。只想从经济国际化中获取好处而不去想可能的不利后果。失去监督和调控的外资、外债的水流变成决堤泛滥的祸水。
　　在日本和亚洲NIE 经济腾飞中颇显“神威”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运行机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三追求”。一是追求经济增长和人均GNP增长的高速度；二是追求生产的低成本、 高效益及由此而来的高积累、高投资；三是追求外贸额、外贸收入与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的高增长。至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和良性循环，国民生活福利的增进等等，则被置于从属的、不重要的位置。
　　“三追求”战略把日本推上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也使它成为“一流经济，三流生活”的国家。在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中，日本工人的工资待遇是最低的，国民消费水平与国家经济实力相比较也是最低的，生活质量比发展中国家高出不了多少，物价、地价之昂贵则超过最发达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自称实现“全部就业”以后仍存在失业、贫困现象。日本政府在扩大内需、贸易投资自由化、扩大从东亚国家的进入和金融改革等方面徒托空言，消极拖延，进展缓慢，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长期坚持高积累、高投资和强化资本积累的政策，这就决定了它要维持包括低工资水平在内的低成本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经济效益，决定了它在国内保持垄断性高物价而同时在对外贸易中搞廉价出口倾销，并在国内维持封闭性的“迷宫式”的商业贸易体系，决定了它的金融系统实行吸收存款的不付息政策（利率低得出奇）与发放贷款的明显倾斜政策，把世界少有的巨额个人金融资产转化为大财团、企业的产业资本。最近日本政府为振兴经济、健全金融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投资较多，声势较大，但真正的利益没有落到广大消费者、储蓄者和希望参与公开平等竞争的外国贸易者和投资者身上。
　　日本的经济结构是一种在经济发达国家少见的“双重结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尤其是受到重点扶持的重化工业、出口商品制造业与中小企业、零散企业、商业流通部门、农渔业之间生产率、收入的差距是颇大的。直至9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仍是“长线”，而农业、非制造业、第三产业仍是“短线”。工业中生产小型化、高级化消费品与信息技术产品的部门的“短线”状态，制约着内需生产和消费水平的提高。1997年下半年的泰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它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对出口贸易的过分依赖有密切的关系，也可说是生搬硬套日、韩的“三追求”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不良后果。
　　日、韩经济高速发展中现代科技的应用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的科技投入超过前苏联，并且自称已进入“技术立国”时代。但是，在“三追求”的目标取向下，日本的技术主要局限于大部分传统技术领域和小部分高新技术领域，基础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相对薄弱，“现场第一主义”影响极深。日本原发的突破性技术所占的比例，与基础科学力量强大、一直占据优势的美国相比较，是相当低的。模仿日本的韩国，在技术发展上也存在着引进、仿制多于自主开发、应用、改进多于创造、突破的倾向。日本一些企业家感叹说，“我们日本人总是在追赶，而从来都不是处在先锋地位。”9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劳动生产率、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进一步落到美国的后边，日本的取代美国充当“牵引世界经济”的“新主角”的企图化为泡影，暴露出日本领导层并不理解高新技术加速度推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与世界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信息产业上升为第一大产业的新趋势，更没有及时而果断地相应地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四
　　越来越不能适应新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变革的潮流，是“东亚模式”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超过正面效应的最重要的原因。
　　目前，遭受“东亚危机”袭击的各个国家正在总结经验教训，在金融、经济方面采取重大的调整和改革措施，克服“东亚模式”的负面效应，实际上已触及对“东亚模式”的认识和评价问题。
　　“东亚模式”今后的命运如何？笔者就此谈几点看法。
　　1.“东亚模式”是历史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地缘战略因素、国际关系因素交互作用和长时期发展、变革、创新的结果。
　　经济起飞阶段的巨大成就，证明“东亚模式”有一定的生命力。“东亚模式”成功所依靠的、也是它所促成的“健全的宏观经济基本因素”，如高储蓄率、努力发展技术先进的工厂，对收入实行相对平均的分配，积极促进出口等等，至今依然存在。这是国际上认为东亚国家发展前景仍然乐观的论点的主要依据。当然，东亚经济重振雄风，再造辉煌，必须在完成“强迫调整”和“消化”了这次危机的后果之后。
　　即使在未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东亚模式”及其积极成果也不可能不继续起作用。“东亚模式”的构成因素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实际需要之间，肯定会有相互适应和契合的地方。
　　2.“东亚模式”经过历次社会经济变迁、政治力量重组、制度安排与政策方针的调整，内容逐步充实、完善，政权支持和社会认同的程度更加提高，实践中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不断增强。
　　以日本经济模式为例，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领导下的民主化改革彻底结束了“明治体制”、“战时体制”，日本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格局被打破，实现了股权分散、相互持股的竞争机制。按照有的人的说法，“家族资本主义”转变为“法人资本主义”。战时“统制经济”转变成“官民分治合作体制”后，促成“官民结合”的组织机构比美国还要集中和严密，自下而上的禀议式的计划制定与自上而下的说服和行政指导相结合。各企业被组织到产业协会和集团协议之中，在内部形成又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政府的中青年经济官员都学习了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观念与科学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较高，使企业家自愿地接受官方的指导和建议。企业管理方式、运营方式与劳资关系中既保留着已经淡化的封建性、家族性、等级性的东西，又溶入了民主化、科学化、西方化的成分。因而，“东亚模式”本身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弹性，不大可能被轻易地“拆卸”抛弃或重新“铸造”。
　　3.由“东亚模式”所产生并且跟它相互依存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刺激机制与对“东亚模式”调整、改革的措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将长时间延续下去。
　　例如，印届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刺激机制是以苏哈托家族的垄断特权地位为中轴而运行的。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与国内外的压力迫使苏哈托不光彩地离开了刚坐上不久的第七届总统的席位。苏哈托下台前夕，美国的政治家断言，“印尼的混乱将带来东南亚局势几十年的不稳定”。苏哈托下台的遗留问题也很难处理。因为，“印尼没有一点民主经验。在30多年的家长制统治下，它的各种机构已经萎缩，经济也一塌糊涂。”
　　韩国金大中总统上任伊始，他的改革措施就遇到了来自多方面的障碍和阻力，其中有：负债超过自有资本数倍的财阀，坚持“国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的官僚政客，获得大财阀支持的国会反对党、宁愿“紧急贷款”而不宣告破产的银行家，还有反对裁减工人的工会组织。
　　4.东亚国家尤其是日本不得不接受由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领导和推动的、按照贷款条件实行的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但它们都缺少思想上、制度上、技术上的准备，缓冲、调和的余地也较小。
　　认为亚洲危机是由西方市场模式强加给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体系之上所引起的，这是东亚国家中颇有代表性的一种看法。带有外国强加色彩的“大刀阔斧式的制度性、结构性改革”已出现了在策略、技巧和具体步骤上偏离当时当地实际情况的问题，某些外国负责人或代理者的过激过头的论调被视为对民族情绪和国家主权的触犯。“韩国被（外国）收购”、“日本被（美国模式）改造”可能不是一种冷静的准确的说法，却值得人们警觉和深思。自称是来“救助”东亚国家的国际债权人要求推行“东亚模式”的国家（地区）尽快“与国际接轨”，却不知道当今的“与国际接轨”还没有全球适用的统一标准，何况，他们向接受贷款的国家提出的某些严厉的要求连西方经济发达国家也难以达到，它们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要求。更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际经济行为规范办事，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越出主权国家的法律规定或取代该国政府部门的职能。
　　总之，不对“东亚模式”作全面的历史的具体的分析，不去有分析有鉴别有选择地吸取东亚以外的经济模式的合理因素与有益成分，不去“以人之长补己之短”，是不明智的，不可取的。同样，以简单化、绝对化观点贬抑和否定“东亚模式”，全盘照搬“美国模式”，甚至“以人之短代己之长”，也是不明智，不可取的。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有害的。也许，一名美国作者的话是有一些道理的：“对一个极想挤进富强的世界、同时也有能力做到的（东亚）地区来说，道路将是非常奇特而漫长的。”
经济体制改革成都84～87F8世界经济沈元加19991999本文认为，“东亚模式”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东亚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东亚模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把双刃剑，优点、长处与弱点、短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和变革的潮流，是“东亚模式”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超过正面效应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指出：（1 ）“东亚模式”及其积极成果将继续发生作用；（2 ）“东亚模式”本身不大可能被轻易地“拆卸”抛弃或重新“铸造”；（3 ）“东亚模式”所产生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刺激机制与“东亚模式”调整、改革的措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将长时间延续下去；（4 ）东亚国家缺乏接受国际社会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想、技术、制度上的准备。沈元加，副教授，1936年生，现在四川省内江师范专科学校工作。 作者：经济体制改革成都84～87F8世界经济沈元加19991999本文认为，“东亚模式”是一种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在东亚发展变化的内部原因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东亚模式”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把双刃剑，优点、长处与弱点、短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越来越不能适应新世纪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和变革的潮流，是“东亚模式”的负面效应越来越超过正面效应的最重要的原因。作者指出：（1 ）“东亚模式”及其积极成果将继续发生作用；（2 ）“东亚模式”本身不大可能被轻易地“拆卸”抛弃或重新“铸造”；（3 ）“东亚模式”所产生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刺激机制与“东亚模式”调整、改革的措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将长时间延续下去；（4 ）东亚国家缺乏接受国际社会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思想、技术、制度上的准备。

网载 2013-09-10 21:3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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