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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8)02-0024 10
　　欧洲福利国家是在经济国际化、技术进步和社会人口变化的压力下出现的。产品市场的国际竞争、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技术革新对欧洲市场经济产生了显着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灵活性的挑战”、集体谈判的分散化趋势以及要求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的压力与日俱增，这些现象已经随处可见①。由于国家福利增长存在财政限制、大规模失业、社会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以及社会开支不断增加等问题，从而引发了公众在社会政策领域的讨论，20多年来“福利国家是否还有竞争力？”的问题②一直困扰着欧洲人。在很多观察家看来，在里根任期内的美国和撒切尔治下的英国，保守主义的政策变化既导致了对劳动力市场放松管制，也造成了福利的大幅削减。而许多专家也认为，其他欧洲国家最终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欧洲模式”不同于英美的自由市场理念。欧洲的制度格局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特别的问题，并且为民族国家应对这些共同的挑战提供了一套不同的制度机会和束缚。如果国家间的差异确实不易改变，并且制度变化存在路径依赖的话(就是说要遵从自身的轨迹)，那么向“最佳实践”趋同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欧洲福利国家的未来在哪里？
　　一、欧洲社会模式
　　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以及不断深化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重新引发了关于趋同问题的讨论，虽然同时许多比较制度研究指出了一直存在的国家间的多样性问题。通过选择一些指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某些主要方面进行简要的比较分析(见表1)，可以帮助我们对欧洲社会模式的主要特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欧洲在以下四个方面有别于其在OECD中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和日本，尽管在这些方面欧洲内部也存在差异。
　　
　　(一)欧洲的市场经济：低速增长和高度国际化
　　持续的经济增长是衡量经济表现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它反过来也促进就业和福利。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价格的震荡，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平均经济增长率下滑到战后的新低，经济衰退对整个欧洲都造成了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同以及通货膨胀率差距的缩小能够显示出，随着1991年欧洲单一市场的创立和1999年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得多么相似。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2004年加入欧盟使东欧国家显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在目前的OECD成员中，拥有27个成员国的欧盟是最大的“单一市场”(约4.9亿人口)，美国的国内市场比欧盟小40％(人口不足3亿)，而日本的市场就更小了(约1.3亿人口)。而论及经济实力(无论是以按照美元计算的人均GDP还是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美国和日本的经济表现依然好于欧盟。然而，欧洲的贸易依存度(用进出口的总额占GDP的百分比来衡量)非常显着：与美国和日本相比，规模更“小”的欧盟国家国民经济对跨境贸易的平均依存度接近美日的两倍，虽然绝大部分贸易份额来源于欧盟内部市场。
　　(二)劳资关系：谈判协商与制度化的工会
　　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发展环境。在欧洲，国家层面和工作场所层面的劳资关系均不同于北美和日本，虽然在欧洲国家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差别。拥有社团主义劳资关系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欧洲大陆国家，工会运动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获得了制度化的地位③。在北欧国家，工会拥有在工作场所层面进行谈判的代表权；而在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国家通过立法规定了雇员拥有参与权的工作场所“双重”代表结构(特别是德国的共同决策)。虽然从成员的实力看，欧洲国家工会密度(以参加工会的劳动力的份额来衡量)的平均水平要高于绝大多数OECD国家，而欧洲国家间也表现出不同的参与水平和发展趋势④：北欧国家工会密度极高并且发展趋势十分稳定，而其他绝大多数国家工会密度较低并且成员数量不断减少，尤其是法国和英国。即使是在那些工会密度较低的欧洲大陆国家，由于雇主联盟组织化程度较高，使相当多的工人仍然可以得到集体协议的保护，或由于集体协议延伸为某个部门的法律而受益。由于具有协商谈判的传统，相对于美国灵活的劳动力市场，欧洲国家的薪酬标准更趋于平等。然而，由于国际竞争的存在，使得欧洲的高工资以及工资之外的劳动成本过高对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的经济增长潜力造成伤害，例如私营服务行业；而且有损于就业岗位的创造，特别是那些低技能工人就更难找到工作。
　　(三)就业体系：就业安全但存在就业(失业)问题
　　不仅在欧洲国家和其他OECD国家之间，而且欧洲各个国家的就业领域，均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与美国相比，除了英国、爱尔兰和一些欧盟新成员国外，欧洲劳动力市场的管制性更强，灵活性更差。不同于北欧国家或者是英语国家，欧洲大陆国家的整体就业水平比较低，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由于传统上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的责任，因而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度还很低；第二，失业率相对较高，特别是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的失业率高；第三，退休相对较早，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对就业权利和就业实践的严格规定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僵化，而劳动力市场的僵化阻碍了就业增长，但是，欧洲一些高价值的生产体系却得益于长期工作期限原则(job tenure rules)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与日本企业相仿，这些原则为技术投资(职业培训)、和平的就业关系以及社会对新技术的认可提供了制度上的激励机制。大规模的失业现象在欧洲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虽然在欧洲国家间依旧存在不小的差异：许多欧洲大陆国家的失业率很高，而英语国家、北欧国家以及荷兰在过去的10年里已经有能力减少失业。例如，20世纪90年代荷兰的“就业奇迹”表明了在服务业、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领域创造就业岗位的重要性，同时社会保障改革也是意义重大。
　　(四)社会政策：大型福利国家缓冲贸易依存
　　社会保障在欧洲福利国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需要相当多的经济资源来维持。欧洲福利国家对公民的征税水平要高于其他国家：欧盟15个成员国平均征收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40％的税和社会保险费，而日本和美国只征收约25％。某些欧洲福利国家通过增加公共借款而不是提高税收来扩大公共服务，然而，从1997年起，欧洲货币联盟将公共赤字的上限规定为GDP的60％，且公共债务的年增长率不得超过3％。因此，成员国政府开始缩减公共部门并将公共服务私有化。尽管如此，欧洲仍以其高度发达的社会转移支付而着称：欧盟15个老成员国的公共社会开支(按照占GDP的百分比)相对偏高，虽然在英语国家公共社会开支较低，而北欧国家较高。OECD国家的贸易开放度和社会支出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这是显而易见的：与欧洲以外贸易依存度较低的经济大国相比，欧洲那些具有开放性经济的小国往往通过社会政策方面的更多支出来缓解对世界市场的依存度问题，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在未来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压力下这种社会保护的功能还能维持吗？
　　二、社会模式的多样性
　　对欧洲社会模式的共同点进行一般性描述后可以发现，欧洲国家间在特定的制度安排方面存在着差异。对市场经济、福利国家和劳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后确实能够发现存在社会模式的不同种类，而不同的社会模式反映出不同的国家传统和环境，以及各自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不同的权力关系。在这里要对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公司内部或公司之间市场关系的组织方式；反映在不同福利制度中的社会保护模式；以及体现在集体谈判中的劳资关系。
　　(一)两种“资本主义的类型”
　　最有影响的是米歇尔·阿尔伯特(Michel Albert)，他将欧洲的经济制度分为并列的两种，即“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和“莱茵”资本主义⑤。一些学术研究更加系统地比较了各种工业经济间的不同经济治理模式和生产战略(见表2)，使用的是两种相对立的模式——自由市场经济(LME)和协调的市场经济(CME)⑥。
　　
　　自由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利用的是短期投资资本，因而为股东谋求高利润。这些企业还依靠低工资进行大规模生产提高竞争力，这就需要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工资结构。在自由市场经济中，由于劳资关系的杂乱化和分散化特点，工会和雇主组织更多追求的是排他性的利益，而且，因为缺乏国家的支持并且社团的能力十分软弱，使得诸如非企业特有的职业培训等集体产品的生产便极其少见了。由于自愿主义和多元主义的传统，工会运动既薄弱又分散。此外，工作场所的“非工会化”，或者工会权利的弱化能够带来利益，就像在里根和撒切尔执政时所发生的那样。
　　相比之下，协调的市场经济(CMEs)是从更为耐心的长期投资资本、长期的雇佣关系以及生产者和供应商之间稳定的关系中获利。这些制度不是自发形成的，他们来源于历史遗产和集体行为者过去的决定。非自由资本主义并不是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而是执行由集体施加的“利益约束”，例如高工资，使得雇主不得不寻求节约成本的技术革新。为了不使工资成为公司之间进行相互竞争的目标，并且实现超出市场水平以上的工资水平，需要在雇主和工会之间形成高度的组织和服从。为了使高价值的增长战略获得成功，“共容”利益集团⑦，对提供其他公共产品也很重要，例如对职业培训和技术升级进行长期投资。那些由小规模手工业雇主和工人组成的公司会被其所在的雇主协会和工会说服，以投资生产诸如职业培训等集体产品。所有的制度，包括终生就业、高工资、技术的可转让性以及在技术变革情况下接受再培训等，对于激励技术升级方面的投资都非常重要。
　　(二)三种福利国家制度
　　尽管存在共同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在欧洲福利国家间存在着重要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反映出了不同政治运动和国家传统的重要性。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1990年)对福利制度的三种类型的区分是一种颇有影响的分类方法，这种方法对于社会政策的再分配功能以及对于与市场相关的不平等进行干预尤其具有重要影响。就像福利国家制度的标志所指示的那样，艾斯平·安德森设计了三种作为福利国家发展重要来源的政治传统，而这些不同的政治传统也塑造了社会保护的重要原则(见表3)。
　　
　　自由主义的补缺型福利国家(residual welfare state)观念认为不应当干涉“自由的”市场，而是应当保证工作激励机制和个体的选择，因而福利政策只应当向那些应该得到福利的公民提供相对较低(或者是定额)的给付。福利政策不应当对个体的自助和市场机制(例如私人职业福利给付)形成干扰。
　　保守主义的专制国家传统和基督教社会关于“辅助性”的观念靠的是家庭内部的团结以及职业的和社会团体中的关系链。这种观念一直被欧洲大陆国家的基督教民主政党所倡导。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主要是以社会转移来维持社会地位，特别是通过运用与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险以及与缴费相关的给付。
　　按照普救主义的和再分配型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观念(强大的工人运动和政党联盟使这些理念得到加强)，一个主要依靠税收支持的福利国家应该提供普遍的社会福利，保证充分就业，并将公共服务扩展到所有公民。因而福利国家进行干预的目的是减少不平等：社会政策增强了去商品化，也就说，降低了市场力量的影响。
　　没有哪个“真正的”福利国家与理想的模型相接近。艾斯平·安德森对此表示同意：“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理想模式，那就注定会有模糊的情况⑧。”南欧保守的福利制度不仅是福利的落伍者，而且它们更多地依靠传统的中介机构：教会和家庭；这是由于“辅助性”在这些社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产生的结果。中东欧的新欧盟成员国目前还面临着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问题，它们还不能被明确地划分到这三种福利国家制度中的任何一种类型之中。
　　(三)利益调解的四种类型
　　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将劳资关系体系区分为三种不同的利益调解类型⑨：争论关系、多元谈判和新社团主义(见表4)。克劳奇参照早期关于新社团主义的分析⑩，形成了一种关于有组织的工人和资方(即工人组织和雇主组织)之间的交换关系的正式模式。
　　
　　争论型关系的特点是，双方具有相互对立的利益冲突；由于零和博弈的谈判形势导致不可能进行合作；在自我组织方面存在“赤字”，以及尚未发展完全的相互承认。当在冲突过程中出现社会运动的浪潮时，国家干预往往会试图进行调解并恢复秩序。
　　历史上，当雇主由于政治和法律变革而改变策略，从单纯的敌对矛盾转变为“用一种能够避免相互伤害行为的方式发展处理与工人间冲突的程序”，这个时候多元谈判就出现了(11)。然而，这样的自愿谈判依然要经受短视和排他的利益表达等问题的困扰，而国家仍然不愿意干预实质性的谈判问题。
　　利益调解的第三种模式——社团主义，是建立在所有有组织的行为者之间共同利益的长期“正和”博弈的概念基础之上。这一模式以相对集中的并具包容性的利益组织(12)，以及国家的制度化支持为假设的前提。在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新社团主义的制度危机后，当面对欧洲单一市场和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的挑战时，许多欧洲国家重又出现了三方协商(13)。这种新的“竞争社团主义”(competitive corporatism)(14)不仅覆盖了收入政策——通过谈判实现工资节制，以提高竞争力，而且还包括旨在减少公共赤字和降低劳动成本的福利国家改革(15)。然而，因为这种社团关系需要各方达成共识，因此它们由于制度惯性和适应过程缓慢而受到了批评。
　　在克劳奇的三种利益调解模式的基础上，我对社团主义的种类加以进一步的区分：北欧新社团主义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伙伴关系。当我们把福利国家和劳资关系的相互作用作为考察对象时，这种区分的必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见表5)。当我们考察福利国家和劳资关系之间的联系时，我们会发现，北欧社团主义建立在更加支持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环境中；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伙伴关系依赖于并且复制了保守主义的福利国家。北欧国家的工会权力相对集中，并且拥有众多成员；而欧洲大陆国家的工会会员要少得多，并且至少在历史上存在更大的政治分歧(16)。
　　
　　(四)压力下的制度亲缘关系与互补性
　　在特定的保障制度、生产体系和伙伴关系之间，欧洲的制度类群显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制度亲缘关系(见表5)。比较分析表明，在福利制度、生产体系和劳资关系间只存在一种完全的重叠。非协调的自由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以及自愿主义的劳资关系相匹配，不干预市场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社会政策和劳资关系方面打上了自己的烙印。然而，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却展现出福利制度和劳资关系更多类型的组合。相类似的是，以前，在新社团主义的北欧国家，劳资关系是由中央协调；在德国和荷兰的社会伙伴关系下是由部门进行协调；在法国和意大利，由于劳资关系的争端特性，是由国家协调。因此，在对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分析时，做一个更详尽的分析比只是单纯地应用两极化的分类(协调的/非协调的)更有意义。只有当我们将协调的市场经济国家与讲英语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一并进行分析的时候，这些不同的子系统似乎就属于同一个概念体系了。
　　这些战后制度的亲缘关系按照先后顺序发展演化，它们往往是被战后发展形成的社会妥协促成的，而这一妥协再次肯定了一些历史遗产，但只是将它们加上了现代化的痕迹。劳资关系、福利国家的扩展以及生产体系的主要制度框架都是在战后的发展中建立起来的。那些相对自主但又相互依赖的保护、生产和伙伴关系等领域的“松散的联系”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政治与社会动员所产生的巨大张力之下，并且导致了对工作场所劳资关系与产业参与的某些改革。真正的问题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当时战后形成的妥协与社会制度被视为“社会僵化”以及产生经济问题的原因所在(17)。大规模失业与低水平的经济增长率损害了保护、生产与伙伴关系机制之间所具有的传统联系。对紧缩福利、放松对混合经济的管制、下放集体谈判的权力，并且使雇佣关系具有灵活性的呼声在当时的政治辩论中占据统治位置。
　　然而，当时关于各国经济所面临的全球压力的辩论没有考虑到不同国家间的差异，也忽视了能够提供制度优势的关键的制度互补性(18)。如果我们假定制度之间的亲缘性是固定不变的，那么就会产生三个关于制度适应性的普遍问题。首先，处于全球挑战之下的每种国家结构都会产生一个特殊的问题格局。例如，我们可以预料，面对特殊挑战时会出现不同的福利制度。此外，鉴于截然不同的权力与机会结构，这些国家的政治体系也许或多或少能够迎接全球化和社会变化的挑战。第二，鉴于这些千差万别的制度逻辑，各个国家要对这些挑战做出回应，必须有各自特殊的调整和适应。几乎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最佳解决方案”。即使有这样一个方案，每个民族国家也必须遵循一条特殊的道路，因为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各不相同。第三，尽管这些松散连接的体系允许相当程度的系统适应，但这些体系可能是不协调的和相互矛盾的，从而导致它们之间的不相容性和紧张关系。事实上，变化正在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速度，并且以相对没有关联的方式发生着。例如，一方面发生着集体谈判的分散化，而另一方面则发生着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集中化的干预。因此，在我们能够对当前的问题结构和改革能力进行评估之前，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制度的亲缘性和互补性。
　　三、欧洲社会模式面临的挑战
　　由于拥有完善的社会保护、先进的就业保障以及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模式可以以一种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变化。在那些拥有固定的协调式资本主义实践的欧洲经济体中，长期的高价值战略提供了一种积极的增长前景，而没有像英美那样，由于采用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与大生产战略而产生更为严重的起起伏伏。这种协调式的劳资关系导致了更缓和、更平等的工资制度，它与就业保障共同推动促成了高技术生产战略。正如欧洲社会模式具有优势一样，它们同样会在目前和将来产生严重的问题。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由于经济国际化与欧洲政治一体化带来的外部挑战；以及由于欧洲社会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内部挑战。
　　(一)全球的与国内的挑战
　　经济国际化加剧了产品市场的经济竞争，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导致了资本更大程度的流动，后者寻求最低的劳动成本和有利的税收。因此，经济国际化能够导致生产的非工业化，并且加剧失业(尤其对于不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低技能工人)。资本流动性的加强可能会导致“制度购买”(regime shopping)，从而在集体谈判中产生降低工资的压力，并限制福利国家增加税收以支持社会保护的能力。但是，欧洲一体化同样为欧洲福利国家施加了压力。欧盟单一市场加剧了跨国竞争，欧盟的自由化导致了公共服务的私有化，而欧洲货币联盟则限制了福利国家增加公共债务的可能性。
　　欧洲社会模式面临的很多挑战源于诸如人口、社会和文化变迁等内在问题。全球化的压力往往是通过对社会风险的分配以及在个人从孩童到退休这一生中的经济机会产生的间接影响而发挥作用。此外，社会模式不同种类之间的特定差异也会造成特殊问题。设计欧洲福利国家的目的本来是为了防止在进入劳动市场的不同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社会风险(19)。然而，鉴于不同的福利机制，这些体系同样采取了特殊的解决方案。
　　1.不稳定的退出：由于残疾或年老而丧失工作能力是一种古老的社会风险，并且一直是欧洲福利国家扩展过程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它使在能够获得养老金的年龄退休成为制度并减少老年贫困。然而，由于大规模应用提前退休方式、人口方面的挑战以及向更具私人性的养老金模式转变，导致了新的社会风险，例如更不安全的退休收入、由于压力增大而使人们的工作年限延长，以及更多的老年人失业。
　　2.低水平的就业能力：失业保险有助于在寻找工作的过渡阶段维持收入和技能。但新的问题产生了：长期失业成为低技能工人的陷阱，而低收入的工作增加了工人贫困的风险。
　　3.延迟进入：尤其是在南欧，青年人的总体失业率比其他年龄群的失业率高得多；而在北欧国家，由于学徒制度的存在，没有技能的工人缺乏培训是其获得未来就业机会的主要问题。
　　4.照顾家庭与工作：由于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市场，从而要求改变对兼职工作的管理，尤其是改变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此外，为有工作的母亲扩展儿童护理基础设施以及父母休假规定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因为它们能够促进工作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和谐。
　　(二)改革进程中的路径依赖问题
　　为什么旨在应对此类全球性的和国内的挑战而对福利国家进行的改革是如此艰难、如此缓慢？艾斯平·安德森的重要研究《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20)认为，长期的历史政治因素塑造了福利机制，尤其是再分配原则和社会政策的制度体系。在福利国家形成的关键转折点，新的政治联盟导致了对某些政策的系统改革，而实施这些政策的目的原本是为了解决工业社会出现的新的社会风险。社会力量和政治遗产导致了固定不变的机制或者僵化难改的制度场景，它们几乎很难逃脱这些场景，即使这些会导致负面效果。根据这种观点，欧洲大陆福利国家(21)深深陷入了“没有工作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 without work)这一问题之中。它们陷入了“大陆困境”(22)：采用更消极的劳动市场政策以使工人不再工作，藉此缓解劳动力市场问题；但社会保障成本增加了，又反过来导致更高的劳动成本，因而对就业市场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虽然实行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参数改革，试图在不同的保险体系之间转移社会保障成本，但这些改革并没有能够改变现状。
　　赞同社会政策的路径依赖的观点强调改变现状的难度(23)。就养老金而言，由于双重支付者问题(double-payer problem)的存在，将现收现付制度向基金制转变是非常困难的：那些正在工作的一代人必须支付养老金获得者的既得权利，同时又要为他们自己将来的养老金存款(24)。由于制度改变而产生的利益非常分散，而且只能在将来才能获益，而福利紧缩(削减给付)会导致即刻的和集中的削减——社会政策的这一变化很难获得绝大多数投票人的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很难实现。社会保险中的现收现付原则当然是一项强大的自我强化程序，类似于经济学理论中的路径依赖。它以强大的制度惯性为假定前提(25)。
　　尽管如此，某些曾被说成是僵化场景的福利国家已经有能力进行大幅改革。某些福利国家已经能够弥补错过的机会，并且在特定危机的情况下引入新的安排，然后在此基础上予以扩展。此外，过去的一些细微的渐进变化可能会导致长期的逐渐改变。例如，通过逐步减少来自于现收现付制度的公共体系的给付，来增加私人养老金所占的份额。这样，逐步变化可能会对某一体系形成长期的系统校正。这些在政治方面也可能更容易被接受，这并不仅仅因为这些变化最初不为人所注意，或者太复杂了而无法被人们理解(26)。例如，“祖父原则”(Grandfathering rules)以牺牲未来的受益者为代价将现有的养老金获得者排除于紧缩的范围之外，这就是政府与工会通过谈判进行的福利改革中的一项普遍设计，因为核心工会成员被排除在变革之外，或者受其影响甚微(27)。因此，在政治学家宣称的维持现状与往往由经济学家宣传的激进的制度改革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中间变化(路径分离)。
　　(三)通过改革产生路径分离
　　我们几乎很少看到激进的体制改革，然而目前却进行着很多逐渐改变欧洲社会模式的改革。这些改革一部分是福利紧缩，但也有一部分是针对新环境进行的校正。这些正在进行的福利国家改革将通过以下几项政策改变欧洲社会模式：
　　1.控制社会支出。欧洲福利国家已经达到了其财政限制的极限，然而，由于人口压力与新的社会需求，不断上升的支出压力依然存在。当前与将来的社会政策改革必须考虑到下列因素：依赖社会保险的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的可能性；正在变化的就业与家庭模式；降低社会成本的需要；以及用于社会服务的有限的公共资源。然而，包括欧盟在内的那些支持使“欧洲社会模式”现代化的各方正在寻求维持其优势：抑制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允许长期的技术投资和和平的劳资关系，并且提供针对那些新旧社会风险的社会保护。
　　2.转移公共责任。为了降低劳动成本、增强竞争力，欧洲福利国家面临着削减社会缴费、公司税和所得税的压力。一些已经颁布的和正在提议中的改革导致部分从缴费向由税收支持的体系转移、部分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基金制转移，以及从强制公共保险向自愿的私人储蓄转移。这样一来，参与集体谈判的各方接受了延缓工资上涨的安排，以换取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同时重新考虑薪酬计划，尤其是降低薪酬的方案。
　　3.更灵活的就业。降低劳动成本的战略本身还不足以缓解大规模失业问题，但旨在增强年轻人和无技能的寻找工作者的“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以及使长期失业者重新找到工作的政策却很有必要。这一相当僵化的就业保护也通过提供更具灵活性的兼职工作和临时工作得到了改革。尤其成功的是荷兰与丹麦关于增强“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的改革，即将就业合同的灵活性与充分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
　　4.协调的劳资关系。由于日益减少的成员数量，以及对于更加分散化的谈判的要求与日俱增，工会联盟与雇主同样面临着压力。合作对于社会契约谈判的成功，以便以一种一致同意的方式改革欧洲社会模式而言至关重要。因此，与单边的国家干预或单纯依赖市场机制相反，政府与社会伙伴正在寻求协调福利国家改革、就业活动与工资谈判政策。然而，在社会与就业政策领域一直进行着对自我管理和自我规制的治理结构进行改革的尝试，目的是引入更多的国家干预，并在那些排他性利益占主导的领域重新恢复责任。
　　四、结论：向欧洲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学习
　　所有的欧洲福利国家都面临着使其社会和就业政策实现现代化的压力，而且这些改革进程越来越在欧洲层面得到了促进。作为欧盟“开放式协调法”(OMC)的一部分，确定目标、标准化(benchmarking)和同行评议已经成为形成共同政策方向、测量与评估朝着政策结果方向所取得的进展，以及学习其他国家革新政策的最佳实践的政策工具。由于就业与社会政策事宜仍然属于各个福利国家的特权，欧盟仅能推动一种国际相互交流程序，就共同目标、对优势与劣势的比较分析，以及学习其他国家的最佳实践进行交流。欧洲就业战略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这一进程的一种主要模式。2000年确定的里斯本目标是朝着2010年的共同目标趋同的一个主要例子。这一向他国学习的程序也已被应用于福利机制改革中的其他问题，尤其是社会融入政策的开放式协调法与养老金改革。
　　然而，欧盟成员国是否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仍然是它们各自的责任。标准化这一工具以及将开放式协调法用于政治目标均存在着方法方面的和实际的问题(28)。最近欧盟对开放式协调法的评估表明，到目前为止，学习程序所产生的效果喜忧参半，从而在如何改进将开放式协调法作为政策学习工具的问题上导致了相互矛盾的建议。对开放式协调法的两种不同的用途同时存在：它可以作为从上层指导改革进程的工具，而不考虑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也不考虑当地的环境(放之四海皆准的战略)；或者，它可以推动从下层开始的学习进程，这一进程考虑到了不同的制度背景(背景下的标准化，contextualized benchmarking)。
　　本文的比较分析已经表明，尽管欧洲福利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目标，这一目标正是欧盟社会模式的核心，然而，在生产、保护和伙伴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上，各个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尽管诸如促进增长和就业、增强社会聚合等欧盟共同目标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然而，实现这些目标的特殊政策将非常不同，这是由特殊的国家传统、当前的结构以及国内政治环境造成的。因此，欧洲福利国家的未来仍然是个未知数，尤其是能否在下列两个目标之间保持平衡，即在面临内部和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使社会模式现代化，同时维持对于社会聚合的强调。
　　本文将收入在周弘、贝娅特·科勒科赫主编的《欧盟治理模式》一书中，即将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注释：
　　①Guido Baglioni/Colin Crouch (eds.), European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hallenge of Flexibility, London: Sage, 1990.
　　②Alfred Pfaller/Ian Gough/Goran Therborn(eds.), Can the Welfare State Compet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ive Advanced Capitalist Countries, London.. Macmillan, 1991.
　　③Colin Crouch,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European State Tradi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④Bernhard Ebbinghaus/Jelle Visser, Trade Unions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1945 (Handbook and CD-ROM), London: Palgrave/Macmillan, 2000.
　　⑤Michel Albert, Capitalism against Capitalism, London: Whurr Publishers, 1993.
　　⑥Peter A. Hall / Davi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⑦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New Haven/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⑧Gsta Esping-Andersen, Social Foundations of Postindustrial Econom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6.
　　⑨Colin Crouch, op. cit.
　　⑩Philippe C. Schmitter, "Still the Century of Corporatism?", Revue of Politics, No. 36, 1974, pp. 85-131.
　　(11)Colin Crouch, op. cit, p. 36.
　　(12)Philippe C. Schmitter, op. cit, pp. 85-131.
　　(13)Giuseppe Fajertag/Phillipe Pochet (eds.), Social Pacts in Europe: New Dynamics, Brussels: ETUI, 2000.
　　(14)Martin Rhod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cial Pacts: ‘Competitive Corporatism’ and European Welfare Reform", in P.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5-194.
　　(15)Bernhard Ebbinghaus/Anke Hassel, "Striking Deals: Concertation in the Reform of Continental European Welfare States",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7(1), 2000, pp. 44-62.
　　(16)Bernhard Ebbinghaus/Jelle Visser, op. cit.
　　(17)Mancur Olson, op. cit.
　　(18)Peter A. Hall/David Soskice,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A. Hall/D. Soskice (eds.),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68.
　　(19)Gunther Schmid, "Towards a Theory of Transitional Labour Markets", in G. Schmid/B. Gazier (eds.), The Dynamics of Full Employment: Social Integration through Transitional Labour Markets,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pp. 151-195.
　　(20)Gsta Esping Andersen,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21)Gsta Esping Andersen, "Welfare States without Work: The Impasse of Labour Shedding and Farmilialism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Social Policy", in G. Esping-Andersen (ed.), Welfare States in Transition: National Adaptations in Global Economies, London: Sage, 1996, pp. 66-87.
　　(22)Fritz W. Scharpf, "Employment and the Welfare State: A Continental Dilemma", in B. Ebbinghaus/P. Manow (eds.), Comparing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Europe, Japan and the USA, London: Routledge, 2001, pp. 270-283.
　　(23)Paul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4)John Myles / Paul Pierson, "The 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nsion Reform", in P. Pierson (ed.), 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305-333.
　　(25)Bernhard Ebbinghaus, "Can Path Dependence Explain Institutional Change? Two Approaches Applied to Welfare State Reform", MPIfG Discussion Paper, 05/02, 2005.
　　(26)John Myles/Paul Pierson, op. cit.
　　(27)Bernhard Ebbinghaus/Anke Hassel, op. cit.
　　(28)Jonathan Zeitlin/Philippe Pochet/Lars Magnusson(eds.), The Open Method of Co-ordination in Action: The European Employ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Strategies, Brussels: P. I. E-Peter lang, 2005.
德国研究沪24～33D7国际政治伯恩哈德·埃宾豪斯20082008
福利国家改革/欧洲社会模式/欧洲一体化
欧洲的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劳资关系是在经济国际化、技术进步以及社会人口变化的压力下出现的。由于拥有完善的社会保护、先进的就业保障以及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因此，欧洲社会模式可以以一种更为社会所接受的方式来适应经济变化。尽管存在共同的欧洲社会模式，但在欧洲福利国家间却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然而，由于全球化以及民族国家的内部问题，例如人口和社会变化，这些社会模式都面临着挑战。民族国家层面正在进行的改革以及由欧盟开放式协调法所引发的改革将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模式。改革的趋势包括：通过削减福利控制社会开支；社会责任从主要由公共机构承担更多地向私人自愿保险转变；通过扩大非典型性工作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一些国家的政府与工会进行谈判并着手改革，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改变了社会伙伴在福利管理中的参与方式。欧洲面临的挑战是既要保持其社会模式的比较优势，同时又要使之现代化并适应新的经济和社会挑战。
作者：德国研究沪24～33D7国际政治伯恩哈德·埃宾豪斯20082008
福利国家改革/欧洲社会模式/欧洲一体化

网载 2013-09-10 21: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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