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一、东亚经济合作的困境与现实选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趋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世界贸易的55%～60%是在贸易集团内发生的。“到2002年1月，在世界贸易组织注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共有162个，其中近80%都是在90年代成立的。”（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在30个实力最强的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日本、韩国没有参加任何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组织。
　　从总体趋势来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协议或安排正逐渐、全面展开，但必须看到其整合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困境。
　　在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整体来看合作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2001年，三国间贸易总量仅为它们贸易总额的19.8%。这与它们同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贸易分别达65.5%和46.5%相比，形成巨大的反差。”（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从短期来看，要把中、日、韩合作提升到自由贸易区水平还比较困难，这主要由于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距。与中韩关系相比，中日关系也面临许多不利因素，这也是三国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例如，一些日本保守主义者认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努力是对日本的威胁，并认为这一行动是中国试图同日本争夺东亚经济的主导权。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日本国内改革的迟缓也是中、日、韩经济合作的障碍。到目前为止，日本的经济体制改革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在其汽车工业和家电行业面临激烈竞争的同时，日本的纺织和食品加工业也因效率低下而受政府保护。这些部门的效率低下也影响了日本政府一定时期内的贸易谈判。可以说，日本等国仅关注自身国家利益而忽视地区福利的短视行为已成为三国经济合作的阻遏。谈判过程中，日、韩采取的典型的非和解(non-conciliatory)立场削弱了它们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中韩之间，这主要源于韩国推行阻止中国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策。
　　在东南亚，区域内或区域间的双边贸易协定或谈判也渐入高潮（见下表）。但是这种签订协议的狂热，事实上也标志着对东盟地区贸易一体化热情的减弱。
　　　　东亚地区的重要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安排

缔结方　　　　　　　主要涉及内容　　　　　　　　目前状况日本—新加坡　　　贸易、服务、投资、经济　　2002年10月12日达成　　　　　　　　　合作、技术开发日本—韩国　　　　贸易　　　　　　　　　　　部分达成协定中国—东盟　　　　货物、贸易、投资、经济　　2002年11月4日达成　　　　　　　　　合作中日韩—东盟　　　探讨在中长期内实现该地　　筹备中　　　　　　　　　区的经济合作日本—东盟　　　　十年内实现贸易与投资的　　2002年11月5日达成　　　　　　　　　自由化（不包括农业）新加坡—美国　　　贸易自由协议　　　　　　　2002年底达成东盟—印度　　　　贸易自由化　　　　　　　　筹备中中—日—韩　　　　贸易、投资、技术合作　　　筹备中

　　
　　资料来源：东盟秘书处(www.aeseansec.org)和《The Economist》Nov 2nd.2002。
　　东南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削减关税和推动贸易的协定。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稳定和低成本的制造业基地，东盟过去吸纳较多的外向型投资。但是1997年的东亚危机以及随后的政治动荡，削弱了该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更多的资本外逃。自那时起，东盟各国加速了推动该地区5亿人口的统一市场的努力。“东盟区域内的合作意向为：主要国家计划在2002年底之前将关税降到5%以内。”（注：陈虹：《亚太经济合作：从双边寻求突破》，载《世界知识》，2002年第25期，第30～31页。）然而，尽管在自由贸易的建设上东盟各国已达成共识，但各国既未能免除相互猜疑也未能在面对外来冲击时采取一致行动。以AFTA(ASEAN—Free Trade Area)为例，成员国间的贸易在过去10年中增长了1倍，但这主要缘于关税的削减。关税的削减本应巩固该地区的工业从而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但这一举措却被各国用来保护效率低下的产业部门。如马来西亚拒绝将汽车进口关税降至规定水平（即到2005年降至20%），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地的汽车商；菲律宾也宣布了它不会按期降低石化工业及其他相关产品的关税，印尼纺织行业也要求政府采取类似的保护行为。
　　与此同时，最新的世界银行研究报告表明，东盟在进口的标准和机制方面也落后于关税的减让，非关税壁垒也成了地区贸易的最大障碍。实际上，AFTA没有任何的强制机制。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对此已失去耐心。它正积极寻求多边、双边的贸易协定，其他东盟国家也纷纷效仿。事实上，今年早些时候东盟就含蓄地承认了“它（东盟）不能就更深的贸易自由化达成协议，决定允许个别成员和某些集体成员联合推动贸易自由化”（注："Every man for himself",The Economist,Nov 2nd 2002,P31.）。
　　中国也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但目前取得的进展不大。中日间由于政治、经济等因素，目前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几乎不可能。东北亚各国虽然经济上互补性很强，但同样由于政治冲突、经济主导权等问题致使区域合作裹足不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已开始走上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轨道，“今年继续保持了增长势头，并有望达到120亿美元，但两国在对方外贸额中所占的比例还不高，双边贸易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仍是低附加值产品”（注：《普京亚洲“促销”》，载《亚太经济时报》，2002年12月4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则有较广阔的前景。2001年双边贸易“全年进出口额达416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东盟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注：曹云华、文峰：《构筑中国的地区经济安全——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1期，第3页。）。
　　从总体来看，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东亚地区缺乏有效调节各国或经济体间利害关系的机制，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绝对的发言权（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的美国），又无法在短时间形成欧盟自由贸易区那样良好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贸易区内从立法到行政机构的统一。因此，东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地区国家首脑的意愿，以及调整该地区利害关系措施的完备。
　　综合上述分析，对中国而言，谈判空间相对较大的可能性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目标短期内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探索经济合作的新路子。这既是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范式创新的必然发展。
　　　　二、范式选择：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面对诸多既有的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依循传统的解决方式已经被证明是无法使东亚经济的整体发展取得突破的。因此，现实的途径是先把问题与矛盾搁置一边，从争论的局限中走出来，顺应地区合作及全球化的潮流，探索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新范式。
　　根据托马斯·库恩的经典定义，范式(paradigm)应包括：“一组思想，确定研究的范畴；一种定义或假说，提出合乎逻辑的问题，一种普通接受的惯例或观点，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一套筛选需要解决问题的标准；一套科学实证的规则和标准。包括在范式之内的问题，是某个学科成员认为有意义、有分析价值的课题。”（注：Thmas S.Kw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P37.）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而言，首先需要明确应该解决的问题，找到一个共同的理念。“这样一个共同的合作理念是东亚合作机制的寻路工具和逻辑起点。只要解决或有了这个逻辑起点，通过一系列灵活的方案，东亚合作就会向机制化方面迈进。”（注：梁亚军：《“东亚合作与合作机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第139页。）
　　在传统的研究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较多的是关注久远的、单一的经济合作框架，这不仅使研究的视野过于狭窄，而且分析工具也较陈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则从多方面进行了变革和创新，为推动东亚经济整合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又称相互依存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国家、各国公司和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理论，是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相互联系、相互学习的学问。”（注：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它提出的新范式追求全球的角度、历史的眼光、跨学科的方法。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相互依存理论、贸易和平与民主和平理论、国际机制理论等。
　　理查德·库帕(Richard Cooper)是最早提出依存性或相互依存观点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前所未有的国际依存性需要新的政策，起码，国际政策的协调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上实际上是取得国家经济目标的必由之路。”（注：George T.Crane,Abla M.Amani,"The Theoretic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Economy:A Read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07.）在他看来，“依存性”(interdependence)有如下特征：首先，依存性是有成本的，依存性的背后是成本在起作用；其次，依存性将导致利益冲突。与成本相关的利益冲突构成了依存性的另一大特点；同时，依存性是不平衡的。如果一方要打破现实格局，往往是己方的获得意味着他方的损失，仿佛一种“零和博弈”。这也说明了依存性是一种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库帕是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看问题的。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伊(Josephy S.Nye)则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依存性的。他们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新的力量关系建立起来了，并以相互平衡的依赖性为基础。依存性政治最主要地体现在“敏感性”(Sensitivity)和“脆弱性”(Vulnerabiliy)之中。“国家暴露于依存性的脆弱性在许多事务上可能寻求妥协。”（注：彭澎：《国际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贸易和平论也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较大的学说之一。对于贸易联系会减缓冲突的猜测早已有之。瑞士学者布鲁诺·弗雷对这个猜想进行了量化和实证分析。他指出，“由于两国政治冲突而引起的贸易损失意味着福利上损失”……“国际贸易不但能减少政治冲突，还增加了弱国对强国的政治依赖性”（注：（瑞士）布鲁诺·弗雷：《国际政治经济学》，吴元湛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无疑，国际政治经济学在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分析，以及统一国际和国内视角的努力方面都突破了传统范式的束缚。其创新主要体现在：第一，扩大了研究的范畴；第二，提出了新的核心概念；第三，重新确定了研究的出发点。作为国际关系理论在70年代后的一种新思潮，国际政治经济学更注重经济取向，注重国际政治关系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结合；注重比较研究，尤其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与相互依存论的比较。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的思路研究国际关系的，因而不同于从社会学等路径考察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注：倪世雄等着：《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东亚经济合作的研究长期囿于两种传统思维的来源。一是可称为现实主义的研究范式，强调各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的权力和冲突决定地区国际关系的性质，而对构成其基础的地区经济则缺乏分析；二是结构主义的分析范式，强调经济相互依存是地区权力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两者都割裂了地区经济与地区政治的内在相关性。
　　正是基于探索地区经济合作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考虑，中国正在探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南南合作模式，为艰难跋涉中的东亚经济注入生机和活力。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及收益分析
　　　　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目标得益于东亚地区合作日益加强及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不断拓展的国际背景，同时也是我国为加速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探索经济合作新道路而提出的具有创造性的战略决策。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又称"10+3"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14日～16日，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4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朱ｒóｎｇ＠①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出席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后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协议》是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的里程碑，它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
　　　　2.内容及特点分析
　　以签署《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契机，启动了我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框架协议》的目标是“与东盟结成全面经济合作伙伴，核心内容是确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范围措施和时间，为自由贸易区奠定法律基础”（注：《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向记者发表评论》，载《人民日报》，2002年12月5日。）。此外，规定了长期实现自由贸易的“早期收获”方案，经济技术合作安排，给予越南、老挝、柬埔寨3个非世贸组织成员以多边最惠国待遇的承诺以及在货物、服务和投资等领域的未来谈判安排等内容。
　　根据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除涉及国家安全、人类健康、公共道德、文化艺术保护等世贸组织允许例外及少数敏感产品外，其他全部产品的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都应逐步取消。关于货物贸易的谈判将从2003年初开始，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谈判也将同时进行。在经济合作方面，双方商定将以农业、信念通讯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投资促进和湄公河流域开发为重点，并逐步向其他领域拓展。
　　从合作内容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是在融合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分析及统一国际、国内视角的基础上，对原有合理理念和范式的突破，这突出地体现于以下方面。从方式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采用区别对待的、渐进的方法。对于货物贸易、投资和服务贸易的产品，分为保护、暂时保护和敏感等类，逐期放开；将老成员和新加入的成员区别开来，新成员中有能力的可以先加入自由贸易区，其他成员有过渡期。从合作的范围来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有赖于经济领域的合作，而且也有赖于双边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在启动自由贸易区的同时，也在双边的政治互信及安全合作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以发表中国参与湄公河区域合作的《国家报告》为契机，启动了我国与东盟在湄公河流域开展的全面合作。《国家报告》首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今后参与湄公河合作的计划和重点项目，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东盟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支持；以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为契机，启动了我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联合宣言》确定了双方在这一领域的重要内容和组织机制，表明中国在继续加强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同时，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双方的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合作前景。同时经过三年的谈判，中国与东盟就制定《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最终达成一致并签署，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政治互信发展到了新水平。
　　从理论上讲，寻求共同合作与发展已成为东亚的一个“共同理念”，这是“东亚合作机制的寻路工具和逻辑起点”。从双边“依存”的角度考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考虑到了“依存性”是有成本的这一特点；同时也认识到，与成本相关的利益冲突构成了依存性的另一特点。通过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联合宣言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的互谅、互信构筑了政治信任的平台，有效地削减了可能因利益冲突而付出的成本。从依存性政治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也被赋予新的内涵。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伊认为，在相互依存的形势下，新的力量关系建立起来了，并以相互不平衡的依赖性为基础，这主要体现在“敏感性”和“脆弱性”之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采取逐渐开放，保护敏感产业的方式以及有意首先废除600项农产品关税的“提早收成”(early harvest)计划，则大大加强了双方的互信及依赖，走出了“国家暴露于依存性的脆弱性在许多事务上可能寻求妥协”的困境。目前，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增长很快，均超过了各自整体进出口增长速度，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2002年上半年，中国对东盟5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出口比上年同期增长24.6%，从东盟5国进口增长17.6%；在投资方面，目前东盟5国对中国投资大大超过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据统计，截止2001年，东盟5国对中国直接投资累计合同金额达528亿美元，实际金额达261亿美元，在中国接受外资总额中各占7.1%和6.6%（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载《亚太经济时报》，2002年11月6日。）。
　　可以相信，双边贸易依存度的增加将使双边出现“决策国际化”，即“将政府功能引向更一体化的领域与国际机制协调”，进而推动东亚经济合作向机制化迈进。
　　　　3.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的收益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将对双边、区域及东亚整体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就双边而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预示着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合作贸易往来将进入一个突破性的新阶段，预示着区域内贸易额将大大提高，从而减少将鸡蛋放在美国、日本等少数几个篮子里的风险，预示着相互间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及贸易结构的调整将在更广阔的领域展开。可以说，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在战略上达成构建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将是双边地区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据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运用GTAP模型的计算，如果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双边出口将增加50%以上，东盟经济增长率可提高1%，中国可提高0.3%”（注：曹云华、文峰：《构筑中国的地区经济安全——从地缘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载《东南亚纵横》2002年第11期，第3页。）。对东盟来说，双边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将使其多方获益。“在过去10年中同中国贸易额已增长三倍，而且东盟有较多的贸易盈余。”（注："Every man for himself",The Economist,Nov 2nd,2002,PP31.）这种繁荣有助于减弱东南亚对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的依赖——而这些国家目前的经济进展迟缓。
　　站在更高的区域平台上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将催化东亚的经济合作。“期盼已久的中、日、韩经济合作应推动东亚的自由贸易区建立”，“在中国与东盟11月4日决定于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日韩这三个重要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备受世人关注”（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作为邻国，中日韩共同关注环境保护，并需要为保证进口资源而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这就要求三国深化合作并将其扩展到东北亚地区。日本、韩国在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后，纷纷加快与东盟合作的进程。中国和东盟抢先一步，走在日本、韩国的前面，在双边合作上建立合作的信念，这甚至为整个东亚合作创造了一种范式。
　　东亚整体经济将快速发展。长期以来东亚都是以欧美市场为导向，是欧美跨国公司生产出口产品的加工贸易基地，它们之间缺乏横向的贸易联系。这也是东亚地区和国家经济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现在这个特征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对中国投资和贸易的增加，东亚地区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区域经济体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推动东亚经济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正在向东盟大量进口原料、资源产品和中间产品，向东盟国家出口生活日用品，这就形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特征。同时日韩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这样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由水平的分工转向上下游的垂直分工，形成一个生产链条，这个产业链在不久的将来将催生东亚地区的经济圈。
　　更重要的是，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也得以推动。2002年11月，中国、东盟建立10+1的自由贸易框架协议，使东亚经济迈出了一大步。中日韩在酝酿成立东北亚三国的自由贸易区。这说明中国已把东亚各国经济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推动了东亚的一体化进程，使各国共享区域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长也将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必须未雨绸缪地加以协调，才能推动预期目标的实现。
　　其中最主要的是东盟因素。根据协议，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建立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基础。东盟实现贸易自由化期限的提前，有着重要的战略考虑，其中之一就是与中国竞争直接投资。据统计，“2000年，在亚洲吸引的直接投资中，中国占43%，东南亚仅占16%”（注：东盟秘书处网站http://www.aseansec.org.）。“中国加入WTO，对东盟直接投资的10%将流向中国”的猜测虽有失偏颇，但东盟想凭借整体的力量与中国竞争的想法却是一贯的。同时，东盟各国对于自由贸易区的立场均有较大差异。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东盟成员融入自由贸易区将分步进行。东盟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尚且如此，在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就会有更多不确定因素。另外，东盟少数国家与区域外的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也可能造成一些预期后果，即“这些协定将加深东盟内部的分裂，削弱其作为整体同域外经济体讨价还价的能力”（注：Feng Zhaokui,"East Asian free trade key to future",China Daily,Now 25,2002.）。
　　从长远观察，东盟是否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保持一贯热情尚不得而知。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世界经济及亚太形势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中国对东盟国家“区别对待”的优惠政策也会影响东盟的态度。但随着东亚各国经济的缓慢复苏及美、日、欧盟经济的增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平稳运行也蕴含着挑战。
　　　　结束语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过程。尤其是接触到实质性的自由贸易区的机制问题、贸易自由化以及经济合作发展等问题，矛盾就会比较集中。这些问题的解决尚需中国和东盟各国共同的、真诚的推动。这一贸易区的建立将成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入口，会对韩国、日本产生积极示范作用。对中国而言，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同时，构建多元化的贸易合作网络，也是一项事关我国与东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
东南亚纵横南宁51～55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赵银亮/毕洪业20032003赵银亮　华东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博士；　　毕洪业　青岛建工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 作者：东南亚纵横南宁51～55F52外贸经济、国际贸易赵银亮/毕洪业20032003

网载 2013-09-10 21:29:49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