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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言
　　现代科技在创造出更多有效控制环境、经济乃至政治的方法的同时，我们将要走向这样的梦魇吗？我们正迅速地意识到我们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再由政府（无论是不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控制，而是由全球交易的无形力量控制。我们对全世界道德伦理的关心可能恰好与这种控制转移形成共谋。
　　 宽容和多样性的限度
　　学会的第四个目标是“支持自由、公开、理性地对生命伦理学问题进行讨论”，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之一是“对那些讨论生命伦理学问题的自由受到限制和威胁的学者们提供支持”。在某些国家，这些限制和威胁是很明显的，那里的人们对宗教、社会和政治必须绝对顺从。在所谓的自由国家，威胁也依然存在，例如美国仍在上演极端反堕胎游说团的谋杀行为。在此背景下，国际生命伦理学学会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反对所有教条主义，我们欢迎各种伦理学观点和意见。作为一个组织，我们允许生命伦理学领域内所有持之有据的争论。我们只有一个真正符合道德的态度：所有观点的讨论必须是“自由、公开、合理的”。
　　 理性主义的暴政
　　我把这一部分的题目定为“理性主义的暴政”是带有某种倾向性的。我认为，尽管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女性主义生命伦理学和应用于治疗的叙述伦理学(narrative ethics)有不平凡的开端，但是大部分的生命伦理学着作仍然以一直支配英美哲学的理性经验主义者们的方法论假定为基础，这一点应格外引起注意。当然，在一些欧洲国家，也有从后结构主义角度研究健康和保健的优秀作品，但似乎很少发表在“主流”的英文生命伦理学杂志上。更严重的是，在生命伦理学文献中，我们至今找不到或很难找到非西方世界的观点，无论是从完全不同的东方哲学的角度研究真理和逻辑问题所获得的洞见，还是从本土人类文化圈的角度研究自然环境所获得的体会。我承认有一些有趣的反例，如果我们仔细找的话，我是指非常努力地用心地去寻找。我们的“自由、公开、合理”的宗旨是由特别西方化的理性方式塑造的。这种方式在催产无所不能的科技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它决不是建立伦理学路标的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的伦理学把不断的经济进步视为人类的目的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能期待什么？
　　我以前曾指出，国际生命伦理学联合会章程的伟大美德就在于，它强调了宽容除不宽容以外的一切。除此之外，我们需要第二个美德：在我们对理性的主张方面保持谦逊。我特别提醒大家在生命伦理学教学和研究中注意以下几点：
　　1.我们需要继续思考生命伦理学的方法，并鼓励各种各样的理论探讨。生命伦理学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跨学科领域，我们并没有屈服于社会科学、法律和哲学研究生命伦理学问题带来的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挑战来自于使用定性方法进行的研究。这些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病人对医疗的理解和经验。我们如何把这项工作同区分实证伦理研究和规范伦理研究的需要联系起来？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挑战来自于美德伦理学在当代伦理学论辩中的再度兴起。对道德力量特征的探寻真的不如制定行为规则的努力更重要吗？我不这样认为。但是把美德伦理学作为单独的伦理学的方法会使我们陷入复杂的文化比较中，导致伦理学中的相对主义这种激烈形式。这些是全球伦理学面临的重要难题。
　　2.我们需要进一步增强生命伦理学的社会政治意识，特别是加强它同治疗和健康前景这些全球性问题中的正义和非正义的联系。另外，我们需要开展一场对生命伦理学作品的“内部”批评，弄清楚什么是阐明和解决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的社会政治含义（遗传学领域可能会在这场批评中取得丰硕成果）。
　　3.最后，作为一名神学者和哲学家，我期望生命伦理学能广泛地寻找伦理理论的基础。我当然不提倡宗教对这门学科的某种接管，犹太—基督教传统也没有什么优先权。全球生命伦理学必须尊重世界范围内生命伦理学观点的整体多样性，不管是宗教的观点，还是非宗教的观点。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就论辩的“合理性”进行商谈，以便找到我们的共同语言。
世界哲学京55～58C8新思路A.V.开普拜尔20022002单继刚［英］A.V.开普拜尔 作者：世界哲学京55～58C8新思路A.V.开普拜尔20022002

网载 2013-09-10 21: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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